从此，爱新觉罗·熙洽念念不忘“恢复大清祖业”，对新生的民国政府，则从未心甘情愿为之效命，反而充满了刻骨仇恨。熙洽曾公开对同宗的吉林汪清县长金名世说：“（中国）这是什么国家，我的国家是清王朝，早亡了。”他发誓说：“为恢复清朝的统治，我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所以，面对日军的进犯，肩负吉林省守土一方责任的爱新觉罗·熙洽，才会“宁与友邦，不予家奴”！

也因为这样，九一八之后不久，熙洽就给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写了《劝进表》，并派专使到天津向流亡在当地的溥仪游说，力劝溥仪潜回东北，建立“满洲国”，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恢复清皇朝的统治，他在给溥仪的《劝进表》中这样说：“皇上圣鉴：敬陈者，臣熙洽跪。日本素知皇上德高恩重，久望皇上返吾祖发祥地满洲复位，以救苍生。为彼，臣树帜独立，将倾全力操练军队，扩充武器，在日本帝国信义资助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此谓复兴之计，在此一举，亦是为臣期待二十年之时机，今日终将到来。”此外，熙洽还送10万大洋给溥仪以表忠心。熙洽的所作所为不仅迎合了溥仪及其身边一些亲日派、复辟派的心理，也给了他们以极大的鼓舞。爱新觉罗·熙洽遂成为伪满洲国“建国”的一大功臣。

还有一事也许尚值一提。熙洽派去天津游说溥仪的特使叫张燕卿，时任吉林熙洽伪政权的“实业厅长”，乃清末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第十子，毕业于日本学院，是当时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相貌出众，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伪满成立后特任为“实业部总长”，后又升为“大臣”，也是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分子汉奸。

1934年，爱新觉罗·熙洽作为伪满特使到日本，向日本军政两界要人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庞大的建军计划，他请求日本协助组织训练一支30万人的“满洲国军”。编成后，先攻占北京作为首都，占领黄河以北几省作根据地，再训练50万军队，伺机打倒蒋介石政权，夺取南京，跨过长江，进而占领全中国，建立一个“大满洲国”，恢复大清王朝的版图。这个未来的“大满洲国”与日本的关系则“名为两国，实为一体”。日本可以在“大满洲国”全境发展经济，开发矿业，建设工厂、企业，全面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熙洽预计用20年的时间，“日满两国”均能富强起来，成为“亚洲之盟主”，进而“称霸世界”。与虎谋皮，焉有成者！爱新觉罗·熙洽的“理想”不可谓不宏大矣，他把日本帝国主义当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是清王朝的救世主。岂不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是要吞并中国，独霸亚洲。扶植伪满洲国，不过是想肢解中国，好一口一口吞掉。在日本人的眼中，“满洲帝国”不过是个等而下之的小小傀儡，怎么能允许你熙洽来封日本作“大满洲国”的“一字并肩王”呢？熙洽的“理想”正好触犯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禁忌，但对日本人来说，“满洲国”还是有利用价值的，所以日方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理由，婉转地否定了熙洽的建议。熙洽因此大为恼火，对日本十分不满。

1932年3月1日，伪满政权建立后，爱新觉罗·熙洽出任伪满“财政总长”兼“吉林省长”。1934年专任“财政部大臣”，1936年溥仪称帝后，熙洽转任“宫内府大臣”，对“大清社稷”忠心耿耿的熙洽成为了溥仪身边可以依靠的重臣。

熙洽自以为出身天潢贵胄，高人一等，为人刚愎自用、桀獒不驯，待部下甚为严厉，在吉林独揽大权，说一不二，稍有违背，便暴跳如雷，大发脾气。他对中国人如此，即便对日本人也常常颐指气使，一般日本人也惧他三分。只不过熙洽在“满洲帝国”虽身居高官，但伪满大政皆出于日本，连“康德皇帝”溥仪也无可奈何，何况熙洽？熙洽虽任职高位，但根本不掌握实权，没有实事可做，熙洽这才深切体会到了做傀儡满奸的难受滋味，所以除了醇酒妇人而外，他只好自己在家以赌博消遣时光。

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长琦投放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溥仪在日本的安排下逃到吉林通化大栗子沟。不久日本天皇颁布了投降诏书。与此同时，伪满洲国最后一任总务长官(伪满政权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日本政府的全权大使)武部六藏由长春乘专机到大栗子沟向溥仪通报情况，让溥仪也发布了所谓的退位诏书。在溥仪宣读了“退位诏书”之后，一个个与会的伪满大臣都垂头丧气，不置一词，惟有爱新觉罗·熙洽突然放声狂笑，直至最后一任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臧式毅用胳臂触他时，才戛然止住。这难道不是这个神奸巨恶一种万般无奈之后，精神彻底崩溃时复杂的心态大发泄吗？

最终，熙洽的命运当然与溥仪一样，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被押往伯力战俘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批战俘被引渡回中国。1952年(壬辰年)10月29日，爱新觉罗·熙洽，这个伪满洲国的重要缔造者终于病死于哈尔滨狱中，被时代的洪流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