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时代学人中，章太炎（1869—1936）是最难定位的一个。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在时务报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每次与梁启超等人论学时，都水火不相容。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后竟发生了一场群殴事件。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

“《苏报》案”案发前，蔡元培等人闻风相继逃往外地。只有章太炎照常去报社上班，邹容劝他暂避风头，他只是笑笑说：“小事扰扰。”“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查拿，今为第七次矣。”当几个凶狠的巡捕叫嚣着冲进来，一个小头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拘票，高声念着章太炎等人的名字时，章太炎忽地起身，进前一步，指着自己的鼻子高声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拿章太炎，就是我！”其风范直追“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从此历经3年牢狱之灾。

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后，章太炎异常兴奋，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提议由黎元洪和黄兴分别担任元帅和副元帅。当时孙中山不在国内，归国后立即对章太炎进行了批判，双方成见日益加深。

1922年，53岁的章太炎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梦想破灭之后，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热情，讲学成为了他晚年抚慰心灵的主要方式。

章太炎的诸子学则主要反映在《国故论衡》下卷，该书集中了章太炎在东京讲学期间对诸子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章太炎认为，诸子学说最具独立精神。他对于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尤为不满，直斥为矫言伪行的“国愿”。这一观点，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批判儒家最为犀利的文字，直接开启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闸门。

章太炎讲学时每到兴奋处，常常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一次他给学生上课，转身写黑板时，拿手中的纸烟在黑板上猛划，写完也不看是否写上了，转过身仍旧滔滔不绝地讲。另一只手中的粉笔也就被误认为是香烟，猛吸了几口。学员们忍俊不禁，都笑了起来，而他却全然不知，依旧神情自若地讲课。

章太炎到北大讲学，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北大风雨操场座无虚席。章太炎在北京任教的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吴检斋等五六人围绕着老师登上讲台，然后一字排开，毕恭毕敬地侍立在老师旁边。满头白发的章太炎穿着绸子长衫，个子不高而双目炯炯有神。他向台下望了望，就开始用他的浙江余杭话演讲。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于是由刘半农翻译。又因演讲中常常引经据典，钱玄同便不时在黑板上用板书写出。涉及到的人名、地名、书名，有拿不准的，担任翻译的刘半农会和写板书的钱玄同当场商量，或者向侍立在老师旁边的其他人询问，就是不去烦扰老师。商量定当之后，再翻译和写板书。

在赵家铭的《章太炎与胡适之的一些是与非》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了。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之一，担心国人不理解，胡适还专门在此书的《凡例》中对新式标点的具体使用办法做了详细说明。书刚一出版，胡适便特地送了章太炎一本，还恭恭敬敬地写上“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在“太炎”和“胡适”4个字的右边，各加了一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符号。

不料，章太炎接到书，翻开一看，见自己的名字旁多了一条黑线，竟生起气来，开口骂道：“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再往下一看，又见“胡适”两个字的旁边，也有同样一条黑杠，气才稍微消了一点，自言自语道：“他的名字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语言文字学家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一晚，黄内急，忙不迭地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但不认错，也报之以骂。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一场好骂。“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二人的话锋转到学问上面，一谈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对联无意中藏了“绝命书”三字，黄侃愕然。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文章来源：《国学大师之死》，文/同道，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附录：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族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