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时于右任、高仲渔、赵作栋在台北国民代表大会合影。】
于右任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报人、政论家、诗人,当代标准草书的一代宗师。作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于右任青年时期便追随孙中山,先后创办多份报纸,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腐朽统治,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为此,孙中山亲题“戮力同心”4字,嘉勉于右任及其所办《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于右任还参与创办复旦公学、上海大学等,在其努力下,学校规模和声誉日盛,为国家培育了众多卓越人才。
在护法战争期间,于右任奉孙中山之命,以一介文人统领陕西靖国军,把这支松散的队伍整顿得井井有条,使得久历戎行的名将都对其唯命是从,以一隅之地,抗北洋军阀8省之众。苦战经年,独撑危局,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作为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军事组织,于右任功不可没。
于右任在大陆期间担任监察院院长18年,曾力行整顿,颇得政绩。然而弹劾贪污腐败官员每每碰壁,只能拍苍蝇而不能打老虎,使他耿耿于怀。国民党败逃台湾前,于右任一度想留在大陆,无奈身不由己。到台湾后,于右任又当了15年的“监察院院长”。而此时作为国民党政权点缀品的“监察院”,虽说是“中央”一级的机关,实际还不如台湾省的下属办事机构,连个办公的固定地址都没有。刚开始,“监察院”借台北车站前的七洋大楼几间屋子办公,开会时要另借济南路的小礼堂。而“院长”办公室则在中山北路一楼的斗室内,有时还要借台湾省议会余屋一用,“监察院”七零八落,让于右任触景生悲。
1951年2月,于右任患脑部微血管阻塞,有中风状,卧床40天后,行动甚感吃力,加上年事已高,身体大不如前。于右任曾提出辞职,但未被批准。所以,于右任在1953年“监察院”年度总检讨会上说过这样几句话:“年来我也多病,大声讲话头部便会作痛,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从于右任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做“监察院院长”的心绪。
于右任在台湾15年的“监察院院长”职位上,只有1957年弹劾俞鸿钧一事值得一提。
1954年6月,俞鸿钧继陈诚之后担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之所以让俞鸿钧担任此职,是因为他曾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到台湾,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俞鸿钧上台后,蓄意为少数上层牟利,提出所谓“杜绝浪费,调整待遇”的提案,为少数上层大幅度提薪,而置广大公教人员的生活于不顾。1957年台湾当局公布了公教人员与少数上层的薪水,其中公教人员每月人均收入616元,公营事业机关人员每月人均收入1174元,经安会职员每月人均收入3333元,美援会职员每月人均收入3547元,至于高级官吏,更是穷奢极侈。以俞鸿钧为例,他当了“行政院院长”,还占着“中央银行”总裁公馆,公馆里的一应开支均由“中央银行”支付。当时“中央银行”已经没有什么业务,而俞鸿钧还雇用着司机、工友多至120人,仅房屋的租赁费每年就要至少花费36万元。不仅如此,俞鸿钧还喜欢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他派其弟俞鸿润为“中央印刷厂”协理,委派其婿缪启威、李福泰担任“中央银行”要职及派往台外等。
“监察委员”了解这些事实的真相后,向俞鸿钧提出了质问,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院”回答质询,俞鸿钧置之不理。于是,“监察院”改期又约俞鸿钧,仍被拒绝。接着“监察院”再次推迟限期约俞鸿钧,俞鸿钧仍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监察院”只好派人到“中央银行”和“行政院”查账,结果被拒之门外。
【1959年春,台北张大千国画展。前排左起为张维翰、于右任、张大千、张群,台北松山机场合影。】
对此,于右任相当恼火,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到“监察院”主持关于对俞鸿钧的“弹劾会议”,会上群情激愤,“监察委员”们认为俞鸿钧欺人太甚,一致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会后随即将弹劾内容向新闻界公布。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对俞鸿钧的指责此起彼伏,俞鸿钧狼狈不堪。
接着,蒋介石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于1958年1月16日在台北中山堂召集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党籍的“监察委员”近200人开会。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当众痛斥于右任和“监察委员”,他说:“俞院长是卓有功绩的,当年若非他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运来台湾,使我们可以养兵整训,又何来今日基础?”蒋介石还指责于右任制造弹劾案,声称“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而于右任此种做法“使得中外舆论大哗,处理上实在不对。至于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至于列席备询的问题,‘监察委员’执行调查询问职权,对于被调查的人,往往视同罪犯,俞院长是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
蒋介石如此维护俞鸿钧,使坐在旁边的俞鸿钧喜形于色,蒋介石说一句,他点一下头,而坐在主席台上的于右任,眼睛只看着台下的“监察委员”们。大家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原来赋予“监察院”的7权:同意、纠举、弹劾、审计、调查、纠正、质询等,其中审计、调查、质询3权已被“行政院”所阻,弹劾权也被《中央日报》所扼,其余3权,又被“总统”的讲话所否决,“监察院”完全无事可做了。
这次事件对于右任打击非常大,之后他心灰意冷,再也不问政事,每天去“监察院”只是例行公事地批阅文件,所有文件到他手里,都只用一个字的批示,如“是”“行”“商”“阅”“可”“缓”“酌”“准”“存”“发”,极少用两个字以上的批文,签名用“右任”2字,加起来共3字。于右任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字,是在“荣民总医院”的病榻上写的。当时“监察院”要对黄亮、王昌华两位法官的任命表示“同意”,于右任颤颤巍巍地在公文上批了一个“行”字。
蒋介石想要的“监察院”,既要为自己打击异己,又不能冲撞自己的亲信,任谁敢越雷池—步,都被其视为大逆不道。因此,于右任在“监察院院长”一职上坐了30多年,虽然他颇具才德,却对于整顿吏治之事无能为力,还被逼得说了许多违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