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似乎已是盖棺论定的人物。一个世纪以来，史学界众口一词，对他均持否定的评价，“窃国大盗，一世奸雄”即足以涵盖袁世凯的一生。然而，人性是复杂的，一百年前的社会环境也是复杂的，北洋集团影响和左右了满据末期至民国初期三十多年的政局，对其核心人物袁世凯的评价并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便能概括的。

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亲满维新派所谓的“戊戌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袁世凯的顶戴；小站练兵使他获得慈禧和荣禄的青睐；山东巡抚任上剿杀义和团更使他飞黄腾达。然而，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的锋芒早在二十三岁时便已锐不可当，他发迹的地点不在清国，而在朝鲜。

世界近代史上的朝鲜长期是清国的属国，自给自足，风平浪静。到了19世纪末，危机开始出现。同当时的清国一样，朝鲜面临着列强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日本和俄国，对朝鲜的觊觎已非一日。在外部压力的催化下，朝鲜内部宫廷的倾轧和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在1882年爆发了“壬午兵变”。

当时统治朝鲜的是建立于中国明朝洪武年间，持续了近六百年的李朝，李朝与中国（明朝）及清国（满据时期）相始终。李朝前期一直同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宗藩关系；中国进入满据时期以后，尽管朝鲜对清国入主中国、以夷变夏极为反感，视清国为蛮夷之邦，私下称清国皇帝为胡皇，并坚持使用中国崇祯年号以示对清国年号的抵制，但表面上还是不得不臣服于清国。

1864年，朝鲜国王李昇去世，由于没有子嗣，便以他弟弟之子李熙入承大统。李熙年方十二，不谙世事，由他的父亲以大院君（相当于摄政王）的身份摄政。大院君思想极端守旧，他屡次杀害传教士，坚决不与外人通商。

十年后，李熙长大亲政，权力逐渐转移到其妻闵妃（明成皇后）手中。闵妃较为开明，主张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大院君贪恋权位、刚愎自用，反对削弱他权力的政治改革，于是，大院君集团和闵妃集团之间的矛盾逐渐深化，兵变一触即发。

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懦弱无能，姑息绥靖，完全没有尽到宗主国的保护责任。而日本国势蒸蒸日上，朝鲜王室和大臣中一些人在失望之余，开始把目光从大清转向日本。

清政府的矛盾心态是：既不愿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得罪日俄，又怕日俄并吞朝鲜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构成威胁。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重施“以夷制夷”的故伎，致函朝鲜国王李熙，传授机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欧洲）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

固步自封的大院君起初不愿，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李鸿章的“劝导”，在1880年10月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开化自强”的方针，并在清政府的帮助下，相继同美、英、德、法等西方列强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的大门从此洞开，成为列强角逐的舞台。

1880年，闵妃集团开始借军制改革之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裁汰由大院君亲手创办的“亲军营”，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高于旧军，激起了旧军极大的不满。1882年，为防止旧军哗变，当局向欠饷已达13个月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由于饷米中掺了砂石和糠皮，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殴打了管理粮库的官员。闵妃的心腹、兵曹判书（相当于兵部尚书）闵谦镐下令逮捕带头闹事的士兵，成为激起汉城驻军兵变的导火索。激愤的士兵冲进军械库，夺取武器，释放被捕士兵，并跑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

大院君趁机煽风点火，暗示此事是闵妃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头脑发热，不辨真假，立即去攻打日本使馆。他们杀死了日本教官，处决了闵谦镐等后党高官，并打进宫里搜捕闵妃。闵妃装扮成宫女，逃出王宫，一时间，政局陷入瘫痪，汉城大乱。

壬午兵变爆发后，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国报告了事变经过。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大举入侵朝鲜，胁迫其割地赔款，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得知后，急电直隶总督署，建议“清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与此同时，还在逃亡途中的闵妃惊魂甫定，指示后党成员、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向清廷求救，一场“抗日援朝”的大戏正式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