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据煮酒君）1900年，殖民中国的满清帝国被八国联军攻陷，清国西太后慈禧携光绪仓皇西逃。那一刻清国亡国之声喧嚣尘上，这是满洲殖民者最屈辱的历史时刻。作为被满洲人殖民寄生的中国，汉人可说既置身事外，又置身事内。置身事外，是因为，当时的国并不是汉人的国，而是满洲人的国；置身事内，是因为，八国联军横行之处是汉人的土地，汉人百姓惨遭屠戮！当我们在铭记八国联军横行汉土的悲惨历史后，以诚实的态度去探究那段史料，你会逐渐发现，这场清国政府自导自演的‘庚子国难’背后是由很多深层次的事件组成的，本身夹杂着汉满、中西各种矛盾，唯有兼顾这些史料，我们才能真正地以史为鉴。

八国联军1900年入侵的直接原因是“庚子教难”。

1895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各国保护主张革新满洲弊政的汉族亲满维新人士的做法令冥顽不化的慈禧非常不满。戊戌变法表明了光绪希望摆脱满清集权走向‘宪政’的策略，招致慈禧等既得利益的抵制。更关键的是光绪甚至主张君主立宪、虚君共和以及剪辫自新的策略严重影响了满清殖民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同时汉族亲满维新派魁首康有为思想中的‘尊皇废后’思想对于慈禧而言绝对不能容忍，因此戊戌政变后光绪被软禁瀛台，而维新派人士却力主对抗慈禧，营救光绪。康有为甚至矫诏在日本建立保皇会准备在长江以南建立军队，组党勤王。但列强大多对于慈禧的做法非常不满，加之保护维新派人士与慈禧之间的对立，致使慈禧密谋废除光绪皇帝。1900年1月24日慈禧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决定立溥儁为“大阿哥（皇储）”，预定庚子年元旦光绪帝举行禅礼，改元“保庆”。此举遭到国内外各派势力的强烈反对，慈禧被迫停止废立计划。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顺利登基，溥儁的父亲爱新觉罗•载漪与庄亲王载勋等利用汉族义和团排外，力主慈禧对外宣战。载漪频频入奏慈禧，极力称赞义和团能御枪炮之“刀枪不入”神术甚灵，慈禧“因召入面试,于是太后亦信矣。载漪乃在其所统率的虎神营练习义和拳术，成为北京军民学习此术的最早者。随后，载漪又在其王邸设立神坛，朝夕必拜。

1900年，载漪及其党羽彼此配合，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具体行动，以期达到他们的目的。4月10日，调董福祥甘军从南苑进驻北京城，作为抚拳灭洋、助长声威的依靠。同日，载漪取得了管理总理衙门大权,其党羽启秀、溥兴等也一齐进入总理衙门行走。慈禧又以“载漪、奕劻、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一时间，载漪几乎集军权、政务和外交权于一身，权势赫赫，恣意行事。于是，在载漪、刚毅的主持下，汉人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城。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洋侵略势力的日益进逼，底层民众的排满情绪逐渐为排洋情绪所替代，义和团进京后烧杀劫掠，尤其是破坏铁路以及攻打教堂，屠杀传教士，在北京制造了极大地混乱。

6月16日，义和团于前门放火烧毁西药点，火势迅速蔓延到前门大街和正阳门上，正阳门城楼着火，同时烧毁店铺住宅四千多家，因为当夜大风，火势蔓延，大栅栏以及前门大街火势如天，这场大火过后，昔日繁华的前门大街变为一片废墟。一夜之间繁华之地成为焦土。

由于义和团有满洲保守势力的支持，北方各地掀起了攻打教堂，屠杀传教士的宣传，酿造了庚子教难。其中尤其以山西最为惨烈。

义和团所入之地，屠杀几近疯狂，除了外国传教士外，留洋学者，教会学院、教会医院、信教者或家中有洋货者一概杀之，抢劫成性。山西巡抚毓贤（旗人，内务府汉军正黄旗）为叶赫那拉氏心腹，有晚清“第一酷吏”的称号，为了迎奉慈禧，大肆在山西屠杀传教士。

7月9日，巡抚毓贤紧闭太原城门，斩首2位天主教的意大利籍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随后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就都在衙门大堂前的院子里，在官员们的注视下，被残忍地斩首。当天被杀者包括33名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12名天主教传教士和10多名中国信徒。尸体被扔到城外喂狗，以示侮辱，同时200名中国基督徒被杀。

随后屠杀在山西全省展开，到8月底总计有159名新教传教士（包括46名儿童）和12名天主教传教士在山西省遭到屠杀。清国内地会的刊物记载说，在山西省北部共有15,000到20,000名本地信徒被屠杀。当时在山西省的91名内地会传教士中，有36人逃到了沿海，38人被屠杀，17人失踪。美国公理会、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在山西的传教士几乎全军覆没。

在庚子拳乱中，华北一带被杀害的教民无以计数。当代历史书中，充溢着对于义和团“反帝爱国”壮举的赞誉，却绝口不提那些惨无人道的反人类暴行。在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到底有多少中外教民被杀？据统计，天主教与基督教教士及家属遇难者232人，中国教民遇难者达两万三千人！义和团杀屠杀教民往往是一锅端，但凡教民家庭，男女老幼一律砍头，这是导致西方各国出兵的关键。清国对中外教民的血腥杀戮遭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庚子教难发生之时，各国声讨、报复清国的呼声巨大！

6月21日，满清殖民政府以光绪帝的名义写了十二道绝交书，正式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多余的一份送给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

在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满清朝廷军队遂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与此同时，慈禧拿出私房钱数十万两，犒赏三军和义和团，敦促他们在天津攻打租界，在北京围攻使馆，务必把在清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恨！日本、美国、德国公使都被甘军无故杀死，刚毅为此洋洋得意。

就在义和团大肆屠杀教民和公使的同时，八国联军随即迎战，远征清国。年6月10日，大沽口外各国军舰的指挥官们便派出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率领的2053名联军，从塘沽登陆赶往天津租界，并于当天乘火车向北京进发。西摩尔率领大队联军向北京开进的消息传到北京城后引起恐慌，京城内中西矛盾开始升级。在得知大部队即将赶到后，西洋使馆的卫队与汉族义和团和部分清国军发生冲突。

面对日益混乱的局面和可能爆发的战争，清国的实际操纵者慈禧不但不肯做出决断，反而先后斩首户部尚书立山（蒙古人，字豫甫，土默特氏，内务府蒙古正黄旗人）、内阁学士联元（满人，满洲镶红旗人）、军机大臣徐用仪（汉人，字吉甫，号筱云，浙江海盐人），吏部左侍郎许景澄（汉人，原名癸身，字竹筠，浙江嘉兴人）、太常寺卿袁昶（汉人，原名振蟾，字爽秋，一字重黎，号浙西村人，浙江桐庐人）五位反战大臣，史称庚子被祸五大臣。

其中汉臣许景澄名气最大，在之前的御前会议上，曾经出使国外的内阁大学士许景澄挺身直言，他尤其反对围攻外国使馆，杀外国公使，认为解救危局的唯一办法是“似宜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还。”在6月16日慈禧主持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端王载漪正式提出“请攻使馆”的动议。许景澄即独自一人站出来反对，他认为“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他以后在与袁昶联名上《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护大局疏》，明确无误地表明进攻使馆的严重性，认为春秋大义，不斩来使，围攻使馆，杀害公使，不合国际公法，绝不可采用激怒各国的做法，结果以一国而敌各国，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事！

6月17日慈禧太后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强行决定对外宣战。这时光绪皇帝心急如焚，走下御座，上前拉着许景澄的手嚎啕大哭，光绪帝知道此战必败，以清朝一国之力莫说对抗外国一国，何况八国联军。许含泪陈奏：“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过去办过，至于杀使臣，烧使馆，即使国际上亦罕见此种成案！”但这些都成为以后他被杀罪名的根据：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对身边的人留言道：“各国联军行将入都，事不堪问矣，日后和约之苛不待言，君等当预筹之。”他深深为满清殖民政府的前途担忧，“数日之内，鬓发尽白”。7月28日，被以“勾结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等罪名，与袁昶同时被清国殖民政府杀于北京菜市口。

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统率的2000余名侵略军进犯北京遇阻后，很快又组织起近2万人的侵略军，于8月4日沿运河由天津向北京进发。8月6日进攻杨村，受到当地义和团奋勇反击，虽然给敌人以重创，终因装备落后而失败。

杨村等几个京津重镇的先后沦陷，使得联军更加有恃无恐地暴露其豺狼本性，他们见东西就抢，见女人就追，稍遇有反抗便大开杀戒，残酷之极。安标垡村窜进一群洋兵，如同一群饿狗，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抢东西，能够抢走的全部掠夺而去。惨遭联军洗劫的村庄，多为贫苦汉民，面对一群豺狼野兽，汉人以菜刀、棍棒为武器守护家园、保卫亲人，但却招来更为残忍的屠戮。运河岸边的下朱庄村，是个仅有50几户人家的小村，当联军得知小村里有义和团，一把火将小村点燃，幸存仅有两三户人家。一群洋兵涌入杨村抢掠，洋兵们竟将反抗的村民拿住活埋。更令人发指的是联军的杀人取乐——凡被他们抓走的民众，当牛做马役使之后往往推进深井；或几个人跪成一排打“穿心弹”。河西务镇码头村北一口水井里一次就被推进去40多人，并往井里扔瓦石取乐。

8月7日杨村北部的南蔡村失守，8月8日津门首驿河西务沦陷，北京门户洞开，危在旦夕!8月12日，慈禧开始频繁地召见大臣，她一面下令大臣们迅速商定防御作战的计划，一面让攻打东交民巷的清国军队开始猛攻使馆。13日，她再次给南方各省发出急电，要求他们火速北上勤王救驾。此时的北京城也仿佛成了一个大军营，经过一昼夜的军事调动，清国政府各种军队约7、8万人被仓促地部署在了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八国联军进攻塘沽之时，直隶总督故意搁置天津守备聂士成的求援电报，导致天津陷落时北京尚不知情,主战派呼声还是甚嚣尘上。

1900年7月14日北京陷落；15日晨，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16日，清军在京城各处与联军展开巷战，清军死伤惨重。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联军渐渐地将剩余的清军驱逐到了西北两方，战至晚间，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当天，各国军队指挥官下令“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北京城陷入了空前的痛苦之中。（有记载八国联军攻击北京时使用了最新式毒气弹）

作为汉族贫苦百姓的自发武装，义和团与满清殖民政府夙有旧怨，当八国联军在塘沽与聂士成激战之时，义和团趁火打劫，杀聂士成全家老小，并在背后偷袭聂士成，聂士成冲锋而死，死时背后弹创密布，皆为义和团所为。而在北京风雨飘摇之际，清国殖民政府和汉族义和团短暂的蜜月期已将结束，对义和团的态度由之前的剿杀、到1900年6月16日至9月7日的短暂蜜月、将再次回到剿杀的时期。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列强不断发出武装干涉的呼声：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两个月以内将义和团“一律剿除”，否则直接出兵“代为剿平”；5月25日，驻京各国公使联合发出照会，胁迫清政府惩办镇压义和团不力的官员；5月29日，各国舰队从大沽口派出陆战队闯入天津；5月31日至6月2日，英、美、俄、日、法、德、意、奥等八国侵略军450多人先后开进北京；6月10日，英、美、俄、日、法、德、意、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共两千一百多人，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向北京进犯。6月17日，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八国联军政清战争正式爆发；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这时由于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义和团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已不再构成对清政府的威胁，而八国联军的强大侵略势力直接危及清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为了坐稳中国江山，取得侵略者的“宽容”和“谅解”。 西逃前夕，即9月7日，慈禧太后下令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尽根诛”！

清国北方乱作一团，但此时的东南却极为平静，这是为什么呢？这归功于“东南互保”。

这一件事要从曾国藩说起。满清作为一个部落政权殖民入主中国，防汉如同防贼，在清国前期、中期，占据权力中枢的多是满人（旗人），而非汉人。这一局面在太平天国时期得以改善，曾国藩崛起后，汉族士大夫逐步入主清国权力中枢。在东南随着湘军乡勇军阀的建立，东南半壁江山此时皆汉族大臣，因此满族势力被排挤出长江一线，宗法乡约得以恢复，这使得东南天下实际已不受清廷统辖了。

1900年6月，英、美与清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深恐波及属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便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经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清国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与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对外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清国的中央权威大为下降。

此举鼓励了东南各省督抚，清国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东南各派大臣已经做好准备，一旦清国北京不保，两宫倾覆，则成立中华共和国，并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并去信孙中山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当时山东、甘肃总督大员亦同意此作法，可以说清廷当时管辖之地域仅仅是京津直隶与陕晋二省份了。清国命令在东南被置若罔闻！东南互保，是满据末期各地官方实力派汉族人物首次公然聚众反抗满人朝廷，此事件虽使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得以免于义和团之乱及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但同时也使得清国朝廷威信扫地，其虚弱表露无遗。可以说东南互保是辛亥革命的总预演！

随着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和李鸿章的死亡，使得这场义和团引发的闹剧终于停歇了。曾经疯狂诛杀外国公使与亲满汉族维新派的慈禧太后，回京旋即下诏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同时提出‘预备立宪’新政意向，一再准备建立内阁，开宪政会议，拉拢立宪派。

从多个角度看待这段史料，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是清国殖民政府自导自演的一场自杀式运动。此后清国殖民政府的威信不出京师，汉族地方大员拥兵自重，更重要的是山东总督袁世凯所主导的武卫右军巧妙地躲过了八国联军的进攻，在各地驻军崩溃的情况下，袁世凯小站练兵异军突起，为后来北洋军阀做了准备。这场灾祸虽殃及北方广大汉族百姓，但汉族地方大员的崛起对于汉民族的独立影响深远，对于中国摆脱近300年的满洲殖民并最终光复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