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东南地区出海赴日的文人与僧侣，是东渡明遗民群体中的主要构成，均属具有较高文化水品的知识阶层。

明遗民中的文人，主要是南明派往日本的使臣、官商或忠于明朝的士人。而东渡明遗民中多僧侣，也是有别于前代的一个特征。

此外，尽管南明在清国的军事压力下形势危急，但这一地区每年前往日本的船只仍有数十艘之多。

除民间商船外，还包括南明的官船与官商船，在向日本贩运中国江南货物时，也经常搭载明遗民出海东渡。

尽管当时中国的航船技术成熟、航海交通发达，但东渡仍存在危险，隐元弟子也嬾就在首次东渡时不幸遭遇海难身故。

此外，因当时德川幕府己经锁国甚严，一般不允许外国人留居日本。长崎作为日本与中国贸易的唯一港口，有早先（明朝灭亡之前）赴日并留居此地的明侨民及其后裔。

他们在长崎建起唐三寺向幕府证明自己的佛教信仰（当时日本严禁基督教），不断邀请明朝高僧赴日驻锡讲法。

同时，他们还与明亡后留此不归的遗民感情相通，为他们留居日本提供诸多帮助。可见，明遗民东渡史，是基于时代、传统与社会等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出现的。

明、满据之际是中国古代遗民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遗民发展的高峰期。据卓尔勘《遗民诗》中的统计，中国满据初期遗民诗人有四百多人，作品达三千余首。

邓之诚在著作中对此称誉道：“所录皆置身枯槁，寂莫自甘之士，其驰鹜声华，出处可议者，概从摈弃，取舍可谓谨严。搜罗不遗，一代遗民之作，大约具备。”

另在《清诗纪事明遗民卷》中收录四百四十余人，孙静庵在其《明遗民录》中收入八百人。

但就明代遗民整体状况而言，同宋、蒙据之际的遗民一样，他们不仅坚守夷夏观念，而且是在亡国与亡天下的论争中从事着多方面的活动。

明遗民具有较强政治性特征，表现出复国意识、武装斗争、强烈抗拒等具体行为。这一类型遗民具体如：黄淳耀、候峒曾、陈子龙、夏完淳、王翊、张梦锡、郑成功等为其典型代表。

而东渡明遗民则具有较强的文化性特征，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尽管也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多因走避战乱或复国无望后选择东渡。相比于文化实绩，其政治目的与期望已基本处于隐而不彰的状态；

二、更大的贡献在于从事学术研究、赓续学术思想、强调经世致用实学主张与实践；

三、群体构成多为中国明朝的士人、遗臣以及怀有故国之思的僧侣，其情感倾向、道德规范与传统、文化价值存在吻合成分，在一定时期具有超越俗世、保持士人遗世独立情操的时代特征。

四、出现于特定历史时期，涉及民族观念、学术、主张、文化价值等内在的哲学思想方面。具体包括有：以朱舜水等人为代表的儒士、史家，以张斐等人为代表的文人、以戴笠等人为代表的医学家，以心越等人为代表的遗民画家等。

广义上的明遗民，也应包括南明使者、官商、民间商人。

但由于这些人只能停留于长崎，一般不准定居，即使定居也多是从事通译之类的职业，其本人或后代又通过改为日本姓氏以归化日籍，由此出任唐通事（幕府专设对中国贸易、翻译的职业，可以世袭）而逐渐演变成为明侨民。

鉴于明遗民与明侨民在概念上及影响力上存在的不同，本文重点聚焦于那些东渡后仍怀故国之思以及对日本贡献较大的知识分子。

这一类明遗民基本由学者与僧侣构成，学者主要有朱舜水、陈元赞、戴曼公、俞立德等人；僧侣则以隐元、心越最具代表性。

最终选择东渡日本的明遗民，多是在清国侵略军南下进入浙江、福建以后，或痛感复国无望、或不甘剃发易服、或不忍禅门厄运而相继东渡的。

此外，明遗民东渡与明末局势变换息息相关，从明末至满据初期东渡的整个历史来看，大体可分三个时期。

前期主要以僧侣为主，同时包括商人与南明使节；中期东渡者众多，涉及各方面的文化人士；后期东渡者稀少。

明遗民东渡日本后，依然眷念故土，满怀爱国深情。因其中许多人士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幕府与各级官吏出于获取信息、学习中国先进文化的目的，遂对遗民中学术、技艺造诣高者则态度宽容、允其留居。

根据日本《长崎志》、《长崎纪事》、《华夷变态》以及朝鲜《李朝实录》等史籍记载，在日本元禄元年（之前东渡日本的僧侣与明遗民就有六十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