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满清统治者自己又是怎样认为呢？

顺治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写道：“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盖我朝龙兴，不由中土而起于满洲，由满洲而至中国，地之相去数千余里”“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

乾隆更直白：“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

慈禧说：“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保大清不保中华”“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中国人)”“量中华物之力，结与国之欢心。”

曾担任慈禧的御前女官的清朝宫女作家德龄在其《清宫两年记》一书中提到，她的父亲告诉她，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子。

（详情参见附录1《说“明清战争”是“兄弟阋墙”就是宣传汉奸意识，就是否定“抗战”》）

二、朝鲜、日本等东方人的看法

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朝鲜人仍然对明帝国很依恋，在清国巨大压力的无奈之下，他们对朝觐胡人皇帝充满了怨气。私下里，他们把清帝国叫做“夷虏”，把清朝皇帝叫做“胡皇”。就在乾隆年间，一个叫做金钟厚的朝鲜人，就给曾经出使清帝国的朋友洪大容写信，说明朝以后已经没有“中华”了。在他们心目中，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而不愿为彼之贵也”。

朝鲜人从心底里觉得，他们到清帝国来，不是来朝觐天子，而只是到燕都来出差罢了。所以，清代使者们的旅行记，名称大多由“朝天”改成了“燕行”，一直到满清乾隆、嘉庆年间，虽然距离大明的覆亡已经一百几十年，但朝鲜关于“大明”的历史记忆却依然如此清晰，而对“大清”，确始终没有一点好感。朝鲜人已经发现了中华帝国的干疮百孔，“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一个曾经到过北京、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现在已经变成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朝鲜人再也不承认文化中华在清帝国了。

日本：满清入侵中国，日本人的第一反应是“华变于夷之态也”。日本文人说，感谢大风，让元朝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日本从此干脆称中国为支那。日本、朝鲜都不愿意再称中国为中国。

三、当时的西方人、马克思等名人的看法

对于民族国家概念最有发言权的当属当时首先提出这种概念的西方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西方学者和西方社会普遍都认为明和清（鞑靼）是不同的两个民族国家。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可汗八十大寿为名出使大清国。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他的出访清国的日记中写到：“（中国）自从被北方满洲或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

在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回程路上所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帝国的皇帝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可汗变成一个中国人”。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鞑靼人（满洲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

英国使者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英国使者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鞑靼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

“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写到：“在热河，鞑靼皇帝（乾隆）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马戛尔尼称清朝乾隆皇帝是鞑靼皇帝。

英国副使乔治?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清帝国）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衣衫褴褛甚至裸体，一路上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认为清朝是“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清帝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我真的没办法了解这个国家（清朝），老百姓面露菜色，他们捡起我们喝过的茶叶渣滓洗干净继续使用，这里的民众一脸的苦悲，到处充满了悲观与痛苦，欺骗时有发生。没有我们英国农民脸上的满足之情。”

马克思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人推翻满洲政府的革命（太平天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这里，马克思说的是中国人要推翻满洲政府，而不是要推翻中国政府或者清政府。

马克思说：“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洲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这里，马克思把满洲鞑靼人和中国人并列，当然是指两个国家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