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天道？中华之道，天道，地道，人道，时道！

按许多神秘论者的观点，天道似乎是不可解释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把四道完全割裂起来看问题。但是中华的传统思维，是双向性的，双向性里有一个重点性。所以双性性与重点性的结合，才是中华的正确的传统思维。现在许多人把这个思维去掉，全部拿西方单向直线思维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往往歪曲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根源所在。比如《中庸》里说的“从容中道”，双性在哪里？做人既不能过火，也不太软。但是重点性在哪里？什么情况用什么样的态度，重点就是道。为人之道就是为人之原则，而这个原则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就根源于仁义两字。那么这四道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人道。不存人道，天对于人有何意义？不存人道，地对于人有何意义？不存人道，时间对于人有何意义？正是因为人道为上，其道总起天道、地道、时道，所以说中国古典的政治传统才是民本思想，其神权观念是神为人服务。其普世价值就是从人道出发，也就是从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个根本出发，推论出了儒教的民本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法家的大仁不仁，法治思想；而道家的哲学，是解决人思考问题的学说，本质还是为了人。其实这些思想的一个根本点，就是人道为上，只是他们所重点面对的问题不同，才会看上去表面对立而已，但其本质是统一的。所以天道为何，天道既是人道，即人的生存与发展。生存强调的是力量，发展强调的是仁义，有力量的仁义。权力为了权利生存，才是中华传统中的政治之道。

如前所述，天道既为人道，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生存强调的是力量，发展强调的是仁义。那么真正的中华普世价值就是为了人的生存而确保强大的公权力，公权力的基础是权利。其发展过程中，必须是民本思想，仁义思想。在中国新石器早期的时候，其原始艺术的特征是和谐美好，但是到了新石器中晚期的时候，其原始艺术却表现出强调力量为主的艺术特点，其墓葬大量发现用于作战的石器与铜器，这说明人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仰韶文化转变为大汶口文化，这也说明这个时期生存已经成为人的第一要务。仰韶文化的具体时间是公元前5000至7000年，而大汶口文化与之后的龙山文化，大致是在公元前前4040至前2240年，可以说黄帝正好是大汶口与龙山文化这一历史时期。黄帝部落从甘陕高原东迁，可很能跟当地资源不足有关系，在迁徙过程中，与其他部落大打出手。可以说黄帝的迁徙就是华夏民族的第一次大征服期；也可以说，黄帝创立军队，所发动的战争，就是为了华夏民族的生存而战。所以黄帝本身就形成了强大的公权力与象征力，否则难以解释华夏后裔公认黄帝为老祖先的原因。

而华夏国家的出现，不同于西方的财富分化而出现阶级斗争，所以华夏国家的产生，是在第一次大征服时期逐渐形成以黄帝家族为主的中央政治势力与各方国的政治势力。这些势力之间都有亲缘关系，有亲缘关系又意见不统一，就需要出现强大王权来调节这些利益纠纷，同时继续征服其他地方的蛮族部落。国家的出现往往是以公权力的出现为标志，而华夏公权力的出现，是在血缘基础上调结血缘关系而出现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重视法祖的历史根源所在，也是中华社会民主历史根源所在，同时也是夷狄之君不足以成为中华之君的历史传统所在。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为什么益不能继承大禹之位？他虽然是大禹直接任命的继承者。益是东夷部落的首领，而启却是名正言顺的黄帝后裔，所以当时的诸侯都说启是大禹的儿子啊，实际上就是认为启的体内流淌着黄帝的血，他才有真正的资格继承君位。这就是法祖的真相。

现在许多的理论家单纯强调权利，说什么五帝时代走向家天下的局面，是历史的倒退，不是本原。他们所不知道的有两点，第一，公权力在黄帝时代就形成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古典民主占据了上风；第二，专制力量的增强，往往是伴随着的大危机的出现而出现的。罗马共和国走向罗马帝国是因为坎尼会战；中华第一共和国走向中华第一帝国，是因为大洪水的出现。而中国专制为什么保持的时间那么长，是因为中国北方存在着世界上最牛逼的游民部落群。所以中国古典帝国时期的开明专制是因为大危机的出现和危机的持续延续，因此开明专制才长期成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常态。但不能说，这个专制里没有民主之因素。民本思想本身就是民主的因素。中国统治时间长且辉煌之大王朝汉、唐、明，都必须真诚地面对民意与民权，所以外儒内法本身就是浅薄的言论。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各方面自愿交出一些权利，形成了家天下的局面，这个就是敬天的根源。天，代表了力量，代表了公权。家天下其实是专制力量占据绝对力量时期，但是这并不代表民主因素就此消亡。

我们再看以后的历史，以后的中国政治发展史，其实就是在商政与周政下根据时代不断选择创新的结果。商文化的特点就是敬天，强调君权神授，并且大搞神秘主义，强调中央集权。这一个证据就是甲骨文基本集中在殷墟地区，还有就是国王的称呼从原先的“后”变为“王”，后期直接变为“帝”（商王对方国首领可随意处置）。而周文化的特点是法祖，建立了宗法制度。正是因为法祖，父亲与儿子的血缘往往是分他们一份产业的依据，这个是分封制形成的根源。各诸侯国都有亲缘关系，但是他们却有充分的地方自治权。所以说商文化是合的文化，周文化是分的文化。中国全国各地能挖掘出周代的青铜铭器，就是这一文化表现的证据。而商王朝为什么要敬天，就是看到了夏王朝对地方方国控制力薄弱而导致灭亡，吸引这个教训在政治上实行敬天主义。夏朝前期的历史，就发生了太康失国事件，夏几乎亡国，可见其控制力是多少薄弱。

秦的政治特点，其实是敬天的政治特点，秦部族与商王朝有很密切的联系。但是能不能说秦、隋的短命是敬天所导致的呢？不是，他们的短命而王是因为单纯的强调敬天，单纯的强调力量，而忽略了法祖的政治传统，忽略了民本思想，忽略了血缘关系下的调节功能，因此短暂而亡。而汉、唐、明能成为辉煌之大王朝，恰恰就是把敬天与法祖时代性地结合了起来。

而我们中国现在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就如孙总理所说：“中国的社会问题，是由民族问题导致，而不是由民权问题所导致。”中国自从明王朝灭亡，一直到抗战，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其实诱发机制一直是民族问题。而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运动，其诱发机制是民权问题。中国近代革命的错误就是拿民权问题去解决民族问题，妄想以西方的民权思想，经济思想来强国，结果失败了，造就了新的怪胎与新的周期律——党国体制与这个体制下反复革命的周期律，国家依然是信仰不统一，力量不统一。可以说，中国民主最大的错误不是民主本身，而是民主失去了强大的公权力和强大的象征力。只知法祖，不知敬天，从秦帝国的极端走向另外的极端。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要强国，要实现真正之社会民主，必须有一断时期实行开明专制，保护民主的因素，保护中国的民族资本。

所以综上所论，我们可以从中华之传统政治里总结出四大精髓。

第一、人的生存与发展是汉民族的“普世价值”，生存强调的是力量，发展强调的是仁义，那么结合起来就是有力量的仁义。这个就是中华传统的普世价值。因为天道既为人道。

第二、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敬天与法祖。敬天，敬的是民意基础上的公权力，敬的是民权基础上的象征力；法祖，是效法处理亲缘关系上的民本思想，建立社会之民主。

第三，天道与人道的方法论，就是时道。要根据时道的特点来具体地认识问题，认清哪个是重点之问题。只有双性思维与重点思维，结合时道，思想与知识才能在现实中发挥巨大未来。否则，只能流于空谈。

第四、专制与民主的时代性最佳结合。以前人所争论的，是实行专制，还是实行民主。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专制与民主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本身是中性词。他们错误的把极权政治与专制政治划了等号。极权政治是行政权利唯一化，而专制政治是行政权力在监督机制下的扩大化而已。极权政治之权力是为了权力，而专制政治的权力是为了人的权利。极权政治的公权本质是私权力，而专制政治的公权力依然是公权力。极权政治统治思想是道治结合，而专制政治的统治思想是道治分离。

那么我们对未来政治制度的设计，就可以明确知道两个原则：时代性基础上找到专制与民主很佳的平衡点，并且各自处理属于自己特点的事物；这个制度能根据时代的变化灵活调节专制为主还是民主为主，并且有法律依据。如果能完成这两大任务，西方那种政权民主，将被历史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