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的风格就好像是他们身上的缺陷那样，是要保存最基本客观公正的精神的。如果我愤怒的情绪爆发，那么这篇文章就毫无价值了。我想表达的一个主题是，中国士人的精神到底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精神的问题，因为这问题，已经延续近千年的历史了。

古语有云：“士大夫无耻，谓之国耻！”

现代人认为，耻一定是要与道德观念挂钩的，从而使他们分出了君子与小人。但是我要让他们失望了，因为他们对耻的理解太过狭隘，因为对士大夫来说，第一耻是思维之耻。他们是要用自己的思想为民族服务的，如果他们没有最基本的智慧，那么他们就失去的士的意义。那么简单的问题，现代人都不能理解，从而可见他们的思维不是一般的差。

他们会去崇拜宋明文人们的风流，他们写的诗多少优美，他们的人生多少风流，他们的气节多少高尚。但是崇拜者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崇拜。因为，诗写的优美会被人景仰，人生风流意味着下半身幸福，气节高尚意味着青史留名，他们的崇拜，没有一样是脱离名利两字的。他们崇拜名利的同时，也剥离了士人真正的内涵。那么宋明的那些文人，有没有集体无意识的剥离这一内涵，就是十分存疑的事情了。因为，人控诉野蛮容易，发现文明病是很难的。一个人认知都难，更何况是认知民族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呢。

如果说知识是汽油的话，那么人的思维能力就是发动机。常人都知道的问题，换个形式，放到士人身上，饱读诗书的士人就不知道了。他们不知道最重要的一点，知识一旦失去分析能力，那就跟一堆废料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说复杂的问题不能化为简单，那么知识本身是毫无力量的。

人思维能力的强与弱，最大的分界点，就表现在逆向思维上。你是否能看到一个问题的反面，你看到了反面，放到实际当中，是否能生发出新的智慧。中国哲学早就告诉你，事物的组成是一阴一阳，饱读诗书的士子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放到现实当中，他们就不会运用了，永远只拿一个因素思考问题。

就好比先秦时期的法家，他们攻击儒家只知古礼；儒家攻击法家，说他们不知道古礼，就知道乱变。现在这个问题，也被今人所继承。

但是他们是否思考过一个问题，儒家说的古礼是什么，是人类社会万世不变的法则。就好比仁，仁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人的自然感情，那么，是古人没有自然感情，还是今人没有自然感情。法家只看见人类社会一直在变的事实，却没有看见人类社会有一些东西是万世不变的东西。这万世不变的东西，是传统的根源性力量。

而儒家呢，他们说万世遵循古礼就可以了，因为人类社会是万世不变的。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人类社会万世不变的只是最基本的规律，但是不代表其它的表现形式。表现形式变了，那么治理方式自然是要变的。

就那么一点一个事物的阴阳两面，他们都要争论不休。可见，这就是思维能力造成的。

宋代的时候，欧阳修对皇帝上了一份《朋党论》。这篇千古文章今人都说好，是千古佳作。今人也只看它是佳作，更深层面就不去思考了。那么，假设一个问题，你是皇帝，你会怎么想，谁是真正的君子，谁又是真正的君子？这个问题，今人没有思考过，欧阳修本人也没有思考过。它只是简单的认为，君子结党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可是他自己，就是大宋第一吵架王，一生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打倒在地。他甚至不知道，就是因为他的这篇文章，庆历新政就此完蛋。文章写的再好，对于国事有何裨益？这个就是拿一个因素思考问题的典型，那就是：把小人全部打倒，国家一定就好！

由此可见，士大夫无耻，第一耻不应该是道德之耻，而应该是思维之耻。想当年汉相陈平顺从吕后意志，如果他是宋代人，会不会被宋代那些士大夫拖出来打死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西夏问题，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他们是什么人，相信普通的宋朝百姓都心知肚明。可是记住孔夫子“远人不服，故修文德以来之的”的宋朝文人们，他们始终相信以仁德能感化李元昊。他们就是不能记住孔夫子还说过一句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现代的中国文人们也是如此，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民族平等的国家。我们用我们的仁爱可以感化穆斯林。我只能说，看一下《古兰经》是不会死人的，正如宋朝那些文人稍微了解李元昊是什么人是不会死人的。这个世界，不代表你是这样的人，人家就一定要是你这样的人。你有你的仁，人家有人家的义，不信真主，你在人家眼里就是不仁不义之徒，就是应该去死的恶贼，就那么简单的事实。

范雍老先生他自己能感化李元昊，结果他自己在宋史里留下那么一段可耻的记录：

“既而元昊反，拜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最当贼冲，地阔而砦栅疏，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里，土兵寡弱，又无宿将为用，而贼出入于此，请益师。’不报。元昊先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设备。一日，引兵数万破金明砦，乘胜至城下。会大将石元孙领兵出境，守城者才数百人。雍召刘平于庆州，平帅师来援，合元孙兵与贼夜战三川口，大败，平、元孙皆为贼所执。雍闭门坚守，会夜大雪，贼解去，城得不陷。左迁户部侍郎、知安州。居一岁，复吏部侍郎、知河中府。”

士人的职责是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就是管理好国家，在今天就是有益于社会。

可是中国的文人不是如此，宋仁宗的时候，黄河决口，生灵涂炭。各种方案层出拿了出来，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但是这些意见根本不能协商通过，因为党争大于修河本身，一吵就是六年。大水冲过来不要紧，只要自己面子胜利就可以了。这期间，包拯还找宋仁宗吵架，原因是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不能升迁。对于一个士人来说，是黄河决口事大，还是皇帝的家事大？明代的时候大礼仪事件，国事是不重要的，党争是重要的。身为一个士人，连最基本的大局观也没有，士人的精神在哪里？这还是后世留名的士人，那些更等而下之人的，还需要我继续浪费笔墨？

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个大才子叫袁宏道，他打出了极为响亮的口号，就是人要适世。什么是适世，就是对什么事情不要认真了，别人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自己快乐就可以了，管那么多干什么呢。也就是说，原则是不重要的，个人快乐是重要的！可不可以说他的精神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从事情本身为中心呢？

现代的中国人一看到这些东西，都会说，这多美啊，我很向往。美其名曰这叫自由！现代的明粉都说晚明是那么自由，所以他们也必须要有个性，个性就是酷的表现。但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所谓的自由观念，是以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存在主义的精髓就是自由是绝对的。它本身就反映了西方文人两次世界大战后堕落腐朽的精神状态，反映他们对西方社会普通失望的情绪，那个时候他们的文学流派还出现了荒诞派，认为人类世界一切都是荒谬的。然后这样的精神传入了中国，就是现代中国人向往的所谓的自由！可是呢，晚明的文人们很自由，我们这些后人实际上呢，很不自由！这样的自由本质上就是一种极端的自私！

屠隆他也很自由，他自由的死在梅毒上！现代人也完全可以向往自由，照样可以自由的死在精神的梅毒上！

可是他们想过没有，他们所谓的自由是出自他们自己的泛滥的欲望上，还是出自自然法则上？他们只是把自己的泛滥的私欲当成了自由。这样的自由，就是一个人的自由，而人人都不得其自由的自由！这种荒谬的精神到处充斥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向往，可是论其真正的深度，那是没有的。这个就是当代中国文人给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世界做出的最伟大最杰出的贡献！

民国的诗人徐志摩难道不向往自由？那“自由”之诗写的多美，但是他搞起好友的老婆——那上前线抗日的好友的老婆，也是非常自由的。我只能说这样的爱情自由是无耻之极的。

如果一个人，是从事情本身的性质出发的话，他必然会有客观公正的精神。因为事物的性质，它内在的规律运动，对每个人都是公正的。唯其这样的理性精神，才能做到客观；唯其客观，才能做到公正；客观与公正，才能产生真正的智慧。可是中国的文人们，他们有最基本的客观公正的精神吗。

现代的中国人一谈起李贽来，都赞不绝口，说它是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士。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位大师是如何批判封建礼教的吧。

李贽反对“执一”，认为“执一便是害道”，仍然是在反对以孔夫子的“刊定死本，印行以通天下后世”，这里的“一”，即“定于一尊”之一。他说：

“夫曰善人，则不践迹矣，……夫人之所以终不成者，谓其效颦学步，徒慕前人之迹为也。不思前人往矣，所过之迹，亦与其人俱往矣，尚如何而践之？……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子何迹也？今之所谓师弟子，皆相循而欲践彼迹者也，可不大哀乎？”（藏书卷三二孟轲传附乐克论）

在这里，李大师他对一的理解是什么，似乎这个一就是孔子的儒学之道。那么我可不可以说李大师这是用人的思维去看人，而并不是用自然的思维去看人。先秦各派，他们的思想都是一的思想，为什么，因为人的统一性是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上的，自然法则是统一人类社会的唯一根源。这点，李卓吾看不见，而只是认为一就是孔子的道。就算是孔子的道，难道说孔子道中没有些许的自然规律存在？就好比古人有自然感情，明代人是不是没有自然感情？如果前人真没有一点后人继承的智慧存在，那么传统对于我们亦有何用？所以反传统的人，自古到今，都是反对一元化思维的，他们永远不懂，一元恰恰是多元的基础，多元的根本。

我可以说，李卓吾根本不是拿客观公正的精神来看待问题，而是拿他个人的情绪来看待问题。因为他反感封建礼教，所以就反感孔子，又因为孔子的思想定于一尊，他连带反感起一元主义思想。他强调的自由主义，恰恰就是那种只有多元而再无一元的多元主义。

他在批孔子的时候，曾经嘲笑过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

他居然说，这是孔子一辈子没有当官，所以感觉到自己的一生很悲哀。这根本就不是任何学术研究的，这是赤裸裸的污蔑了。因为从事实上来说，孔子当过鲁国的大司寇，而且他只要愿意，完全可以在各国当官。正如墨子那样，越国让他去当越国宰相，他不去当是因为越国有违他兼爱非攻之道。孔子也是如此，他当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心中的政治理想，而不是如后人那样，为了当官泯灭自己的心中的政治理想。孔子哀叹的是什么，是一种文明也许要到自己手中断绝了，他哀叹的是自己的理想的破灭，更是哀叹文明的衰亡。

一个伟人，一生坚持自己的理想，因此舍弃自己的一切。无论他的思想如何，这本身就是值得人尊敬的地方。一个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最值得人尊敬的地方。对于一个老人来说，不是哀叹晚年丧子，不是哀叹连丧两位爱徒的精神打击，而是哀叹一种文明的衰亡，这就更是尊重中的感动了。

李卓吾既不知一元思想的真正内涵，又不能客观公正的评价孔子，请问他身为士人的最基本的为学精神在哪里？难道在他满腔的怒火里？那么他留给后人的是怎样的精神呢？

学术是如此，处理具体事情也是如此，中国的文人有真正客观公正的精神吗。

我们去看看宋仁宗朝的名相文彦博，好好看看这位名相的另外一面。

对于宋代来说，武官是不能官拜枢密使的，可是鬼面将军狄青就当上了。这让整个宋朝的文官系统都容忍不了。结果文彦博出来说话了。

“陛下，狄青的屋子昨天着火了，着火的地点离五代魔王朱温住的房子很近。人家当年屋子也着火了。你看这两个人是不是很像呢，是不是天意在警示着陛下什么呢？”

“可是人家狄青是个忠臣啊！”

“难道说当年的太祖皇帝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

仁宗沉默了，这个沉默的结果就是狄青出判陈州。狄青不服气，跑去与文彦博论理，可是人家名相说出那么一句话：”我们就是怀疑你，你又能如何呢？“

看到没有，这句话跟以后那更有名的”莫须有“，这样的千古名言，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文彦博可以不按客观事实出发，反正怀疑一个人就可以迫害一个人，这真是深得中国文人整人的精髓。他们饱读圣人之言，应该记得什么叫”文武之道，一张一驰“。可是真到运用的时候，他们就不那么做了。知识读了不做，知识拿来干什么？知识读了用到歪门邪道上去，更是一个文化流氓。而这样的文化流氓，先秦时期出现的很少，宋明却大量出现，然后去怪先人的理论不行？先人能做到客观公正，这些文化流氓是否能做到客观公正呢？

也许文彦博认为自己非常客观公正，我为的是防止五代残唐的局面出现！人往往认为自己是客观公正，而其实已经是无耻下流的时候，人已经变为禽兽了。他的客观公正只不过是从人的角度出发，而再不是从自然本身出发。维护的不再是公理正义，而是赵宋王朝，甚至正是他文彦博自己，一家一人之利而已。

我们再来看看自民国以后近现代中国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他们的客观公正的精神在哪里。要么就是复古主义，古代什么都是好的，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满清不能变的祖宗之法到底是中华正统文明，还是满清的八旗统治？要么就是西方什么都是好的，中国的希望就是全盘西化？你的意思西方文明就是无限的，永远强大，没有衰弱？西方文明光明一片，没有黑暗？用这样的精神去研究中国与西方，请问他们能得到什么真正的智慧？他们是用自己的情绪去研究学术，还是用客观公正的精神去研究学术？他们留给中国人民的又是怎样的精神财富呢？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中国近代没有真正的思想大师，绝不是一句气话。因为一个民族连最基本的正常思维也没有，怎么可能诞生思想大师？

庄子曾经在《庄子。外物篇》那么写道：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⑴，五十犗以为饵⑵，蹲乎会嵇⑶，投竿东海，旦旦而钓⑷，期年不得鱼⑸。已而大鱼食之⑹，牵巨钩，錎没而下⑺，骛扬而奋鬐⑻，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⑼，惮赫千里⑽。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⑾，自制河以东⑿，苍梧以北⒀，莫不厌若鱼者⒁。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⒂，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⒃，趣灌渎⒄，守鲵鲋⒅，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⒆，其于大达亦远矣⒇。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21），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22）。“

这从道家心法来说，就是一志的精神。要为天下做大事，哪里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哪里是不被嘲笑的，不经历失败的。这是自然规律。一个真正做大事的人，必须有一颗非常强悍的心，笑傲世间的攻击与无数的失败。哪怕是一生的失败，他才能有完整意义的成功。用五十头牛的成本，用日日风吹日晒的牺牲，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才能获取完整意义的成功。因为收益越大，代价就越大，这就是天道的公平。

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都很有一志的精神。儒家的孔子，周游列国，传播周公的文教，坚持一生；墨家的墨子，语复重语，虽上下见厌而不休；法家的商殃，为了变法而舍得一身剐；就是出世的道家，要隐就隐，绝不亦官亦隐。庄子就是那么做到，一生不改其道。他们的道是对是错暂且不论，但至少他们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后人缺乏的也正是这样的精神。

所以后人只能去钓一些小鱼小虾，甚至连小鱼小虾都钓不起来。

如唐伯虎，自徐经案的牵累后，一蹶不振，半生潦倒。从此画花画鸟，伤春悲秋，再无经世致民之心。

“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

他这女儿态我不知道比跟明知死还进入卫都的子路比起来如何。

”君子死，冠不免！“

好一个铁骨铮铮好男儿！

再如徐文长，自胡宗宪之事受牵连后，就开始精神失常。拿斧子砍自己的脑门，拿自己耳钉打穿自己的耳膜，最后发展到杀妻。齐白石老先生说自己甘愿青藤之下乏走狗，貌似他就是豪杰了吗？那李后主为什么就不能是豪杰呢。他死的时候还那么风流——”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对，小周后被强奸也真是天上人间。徐文长是豪杰，李后主为什么不是豪杰？

可见文人对文人的评价是多么的偏颇，他们不知道的是，是一个人才重要，还是一个人的精神重要！一个人才是为谁服务的，是为了自己的骄傲服务的，还是为社会服务的。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思路问题。

就徐文长这点心性，哪个人会用他？他又可能与谁处得好关系？书上那华丽的人物，真站在你面前，你的崇拜立刻变为厌恶。因为这等人是有重大人格缺陷的。这也反映出中国人思维的短板，书上说什么，就是什么，一点不联系一下自身的生活，更没联想能力，哪里会有什么逆向的思维？才的根本就是志，无志之人才有何用呢？

有的读者又会说，西方的梵高不是也是这样吗。我请这些读者好好读读《梵高传》，人家的理想本来就是当个画家，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坚持自己的理想。而且梵高是一生都没有人爱的人，女人一看见他就无理由的厌恶。他永远生活在想被人爱又无人爱的世界里。他坚持自己的理想，但是失败了。虽然开枪自杀也是软弱的表现，但是比起徐文长，是情有可原的。徐文长的理想是画画吗？他一生的女人还少吗？他沦到那个地步，他自己一点过错没有吗？

更可笑的另外一种人，本来就是花天酒地，游戏人间的人。就好比明末大才子张岱，年轻的时候只知享乐，把享乐当人生，到老来，家贫无一物。原先年轻漂亮的小妾，这个时候变成年老丑陋的太婆，天天向他要米要粮，他也只能闲下洒一点故国之思的酸泪。故国需要你思吗？你前半生又为故国做了什么？如果一个张岱读者说我苛评的话，那么明末那些千万个张岱，他们不应该为明亡负责吗？这个千万个张岱，就是明末集体的士子总的精神世界的反映，这就是国之巨耻！

现代的中国文人也是如此，那些无耻的文人根本不必来说，就是君子们，他们跟唐寅，徐渭，张岱的精神世界又有什么区别？开头雄心满腹，遇到一点困难就伤春悲秋，怨天尤人。说不如归去，归去复隐吧。可是问问自己那颗欲望满满的心，谁是真心想隐的？真做的到陶渊明那样，我真心就是想隐了。人家可是出生士族，曾祖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晋名臣陶侃。而你们呢？只不过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恐惧找一个华丽的借口！我为什么最看不起这种人，就是他们很喜欢把虚伪与无耻搞的那么华丽！

倒是大宋三百年第一人范仲淹，他在晚年登湖南岳阳楼的时候，说出那么一句有先秦遗风的话：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所以他成为了大宋三百年来第一人，是完全有这个资格的，因为他身体内流着是先秦时代的血液。他的悲剧只不过是跟一群宋代怪物混在一起的悲剧而已。这些怪物的灵魂，其骨子里，永远透露了苍凉，软弱，与恐惧！

赵宋庆历变法，很短时间失败；赵宋王安石变法，很短时间失败；朱明张居正变法，很短时间失败。可是人家秦国的变法，五世坚持而不弃。这能不能说我们民族的精神出了重大问题？社会评价机制出了重大问题？然后从个人联系到整个社会，都是这种风气，说明了什么问题？其结果呢，历史说明了，现代每个人的生活也说明了？那么，这都是自然规律，我还能说什么呢。规律永远都是醒的，只有人才是睡的，我还能够说什么呢？

文明病的根源是什么？其根源就是因个人的私欲把文明的内容变为文明的形式。

礼由义出，义由仁出，仁由德出，德由道出。可是如果礼就意味着德本身，那么就是把文明的内容变为了文明的形式。比如说，一个禽兽能说他是人吗？禽兽就是禽兽，什么时候能成其为一个人。但是呢，我们要文明礼貌，所以不能说禽兽是禽兽，不但不能说，你说禽兽是禽兽你自己就是个禽兽。所以，只要是批上文明外衣的禽兽，他都是个人，甚至是一个“完美”的人！这就是文明病泛滥的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其余的例子不用举，就举书画界人人知晓的那么一位大师，董其昌大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明史·文苑传》载：“名闻国外，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同、顺天米万锺、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然三人者不逮其昌甚远。”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与乾隆皇帝都对其书画艺术大加赞赏。

康熙皇帝把董其昌的书法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赞曰：“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高秀圆润之致。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能得其运腕之法，转运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雄奇峭拔，草书纵横排宕有致。”这使董书风靡一时，满朝皆学董书，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以董书为求仕的捷径。

可就是那么一位所谓的大师，在其家乡松江府却是横行乡里的主。六十岁的老头子了，却要强索他人之妾，结果被一位不平的书生范旭贴了大字报。董家抓住范旭将其打死，范母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结果这个老畜生把范家女人抓起来，关在一个屋子里，剥光他们的衣服，用木棍捅这些无辜女性的阴户。此事被曝光，在松江府地区引发了一次民变。

时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春天，愤怒的市民把董府围住，两方大打出手，场面混乱。最后将董府付之一炬，就是后来所谓的“民抄董宦”。并张贴榜文道：“……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期于十日之中，定举董家主凶归乡。谨檄。”

从初十、十一到十二日，这些人飞章投揭布满街衢。董家一时“四宅焚如，家资若扫”（《民抄董宦事实》），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尽被付之一焰，大火彻夜不止。

十九日，乡民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

艺术本来是用来净化人的灵魂的，而董大师虽然能画出不凡的画，可是他的灵魂，貌似是十分肮脏的。康熙，乾隆喜欢他的画，可见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可是同样是在清代，就有一位大文人很不喜欢董大师的字，他说董字无骨，这位大文人就是龚自珍。是啊，柔媚软体的灵魂，怎么会写的出有骨的字呢？柔媚软体的文人，因为没有力量恰恰对弱者来说，就是最凶残的人。康熙帝与乾隆帝也是如此，他们喜欢董其昌，他们的灵魂有想通之处，所以满清帝国造样是柔媚无骨的。他们这两位伟大的帝王，终于来了一个历史的创造，把野蛮与文明病完美结合起来了。他们留给中国的精神财富，也就是那么两个东西。然后后世的文人自然对他们顶礼膜拜。不相信你们可以去看，高叫他们万岁的文人，这些文人无论是清代，还是现代，他们身上存在着一根骨头吗？

以上五点，就是中国文人们的完美人格。他们已经不能叫士人了，他们只能叫文人，因为他们早就失去了士人的伟大精神与高贵人格。

要扭转这一切，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扭转社会评价机制，只有做事才能有前途，而不是如过去那样是通过人际关系。文人要转变为士人，就必须有真正正确的思维，以自然性认知驾驭社会性认知，培养客观，公正，务实的精神，培养灵魂深处强悍勇敢的精神，才能把文明病重新还原为文明！

复秦汉丈夫之气，去宋明小儿之气，我们的民族才能恢复出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