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蒙据时期郭居敬辑撰的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二十四孝》中，有一孝是写的郭巨埋儿奉母。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的母亲非常疼爱孙子，自己总舍不得吃饭，却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吃。郭巨因此深感不安，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从此，郭巨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而且“孝顺”的美名传遍天下，后成为二十四孝故事之一。（注：蒙元《二十四孝》里的故事源头都是汉晋南朝之交、五胡乱华时期被佛教阉割篡改的一些传说和神话。这些故事往往将宗教、神话故事和史实杂糅在一起。详见李退山的考证文章 《论蒙元《二十四孝》的伪善和变态》）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是汉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汉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但是，如果蒙元御用文人辑撰的这个小故事是真实的，郭巨未免过于残忍；如果这个故事是虚构的，是对于人性善良的一个误导！

故事中郭巨儿子的存在并非影响和威胁其母亲的生命，为什么要残忍地活埋他呢？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力。人人都是父母的血肉儿女，即使儿女明白父母的艰辛处境，又有谁人愿意接受郭巨这样的父亲呢？我们并不怀疑孝敬的道德理念的崇高。恐怕谁也不怀疑“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天性的崇高。爱戴是一种崇高的道德，亲情同样也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我们编写故事干吗非要一种道德去打败另一种道德呢？如果两者都是真理，就应该共同生存，而不应该你死我活。

现在看来编撰《二十四孝》这本小册子的人，其心术颇值得怀疑，其深层目的恐怕不仅仅是单纯宣扬孝道那么简单！他并不希望故事中的事件都相安无事，而非要这种道德与那种道德、亲情与善良争斗一番，把其中一种善良逼成罪恶，从而把绝对顺从的奴才精神推于至高无上的道德境地。

就拿“郭巨埋儿”来说，老人的生命是可贵的，孩子的生命就不可贵了吗？生命无贵贱与轻重之分，但蒙元（后来还有满清）的文化就硬是把珍贵的生命阴险地分为了三六九等，并且，以“孝顺”的名义，把他们认为的“等级较低”的生命硬生生扼杀（亲生的！）。这种灭绝人性的事，竟然被编入二十四史，广为流传，大加褒扬，令人对中国文化汗毛凛凛，悚然暗惊。“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刺激你更去行忠孝节义，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干什么都搞不清。……我们讲究孝道，人人都说孝子好。 孝子一吃香，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从而走火入魔：什么郭巨埋儿啦，卧冰求鱼啦，谁能说这不是自激现象？你有个爸爸，你很爱他，要对他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个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 ……社会对个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干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彩声，正是这件事在导致自激。 ” （王小波语）

“（郭巨）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这种分家产与侍母的行为是否合理？为什么不把家产分为三份，为什么不让三兄弟一起画供养母亲？难道，自己取一份合理的家产、让兄弟尽孝，会比活埋亲生儿子更不人道？可见，郭巨并不是一个对事态有预见性的人（甚至缺乏常识），也不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人，更不是一个有真正爱心的人。宣传这样的“孝道”行为真是太可怕了 ！这种表演给人看的抽疯式自激，通过种种途径流传，仍然深深烙在汉人的灵魂里，半强迫地让人在潜意识里做出不自然、不合理的事。

孝当然是必须的，但蒙元《二十四孝》之“郭巨埋儿”确实是太过分了！推理一下：如果郭巨埋了儿子，如果是一个有正常良心的人，郭母岂不是非常内疚？为了自己不至于吃不饱，而要杀死孙子！

这件事，如果确实发生了，郭母恐怕良心上很难过得去！

反观正统的中国文化传统，《论语》上也有类似的事：曾参父亲打曾参，几乎要打死，而曾参竟然任由父亲打，以为这是孝顺。结果呢？孔子却怒骂曾参，认为他混蛋。！为什么呢？因为曾父打死曾参，就犯了大罪，大不仁也。曾参自以为孝顺，却引得父亲犯罪，这乃是以己之“孝”，引父之“不仁”，自己虽然孝了，父亲却不仁了。

与此类似的，当时鲁国政府鼓励拯救黑砖窑奴工，明码悬赏的，孔门弟子响应号召，子路不要赏钱，子贡则要了。 要是按照现在“新闻联播”的口吻，那子路就是一个要树立的典型了。多么大公无私啊，我们长年累月所听到的，不都是这种正确无比的形象宣传吗？ 可是孔子却训斥子路，认为他做的很糟糕，很不对，也就是说要赏钱才是正确的做法。 为什么呢？因为有赏钱激励，很多人都会去拯救奴工的，如果子路的榜样被宣传出来的话，相形之下，会让人觉得拿赏钱不合适，大家去拯救奴工的热情也就没那么高了，这样很多奴工就失去了获救的机会。

在这里，孔子的着眼点是更多人的自由和生命；子路的着眼点是个人的德行；宣传机构的着眼点，表面标榜是促进社会道德进步，而实质上却首先是怎么方便政府统治，同时扼杀了社会道德。

在这里，子路以己之“小义”坏天下之“大仁”，从个人私德来看，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德行从来不光是个人的事，从对社会的综合影响来说，子路之德是大大的“缺德”了。

上面曾参和子路的行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全是个人私德，就是说从“我”出发，要成全“我”之德行，而没有考虑到对方和第三方，也应该成全他们的“美德”。 德行虽好，但如果为了成全自己，却让他人失德，那实际上自己非但没有成全，反而大大的缺德了。 我想，这是孔子之所以指斥曾参子路的原因所在，也正是老子《道德经》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那好，以此观点来看看“郭巨埋儿”之事，如果此事成立的话，如曾参之父那样，郭巨首先犯了杀人之罪，郭母呢，则平白要背负自私恶毒之名了，而郭母本来是有布施弱小之德的。 问题的关键是，郭母只是“减食”而已，并没有说会因此饿死，郭巨犯此大罪，是为了让母亲吃好，但代价却是杀人！

现在，自一百年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辛亥革命，到如今“始于衣冠，达于博远”的汉服复兴运动，伴随着汉民族精神的独立，和对蒙元、满清扭曲篡改、奴化中华文化精神的不断自省，我们某些故事的编写也理应以时俱进，这种单一的选项，非此及彼的思维方式应当给于铲除。社会需要既存善良的亲情又共同和谐和睦相处的亲情的榜样；需要可敬可泣有血有肉的孝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