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并不起源中国，而是起源于古印度。印度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众所周知，印度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他们研究历史都是从外国的文献中去查找记录，本国缺少史籍，许多事情都没有文字记录。1978年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Ali)教授曾坦言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于缺乏历史记载，这也导致了印度人很多事情都凭着想象随口说，没有根据的乱说，这一点从佛教典籍中就可以论证。《起世因本经》讲“须弥山半，四万二千由旬中，有四大天王宫殿……须弥山上，有三十三天诸宫殿，帝释所住……须弥山北为北俱芦洲、东为东胜神洲、西为西牛贺洲、南为南赡部洲。”

佛经记载，须弥山周围有咸海环绕，入水八万由旬，出于水上高八万由旬（1由旬=11.2公里），海上有四大部洲。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作为小千世界中心的须弥山，高度出水面84000由旬，大约94万公里。现代科学已经推算出月亮到地球的距离约为38万公里，太阳到地球的距离约为15000万公里。

日月围绕的这座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却只有94万多公里，现在天文望远镜这么发达了，也没在太阳系里面看到须弥山；而且释迦牟尼还明确说明在这座山的半山腰，也就是大约47万公里高的位置，有四大天王的宫殿……由于缺乏真实的时空概念，印度人有这种荒谬的思想也就不奇怪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记载就非常丰富，中国古代设有史官，每个朝代发生的事情都有历史记录。中国人善于思考又勤于思考，他们探讨理论，往往从实际需要出发，不像西方人那样从抽象的理论出发。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的，有别于西方人的分析。在四五千年的文化史上，中国人民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极大的创造能力。

而印度人释迦牟尼喜欢把东西都往大里说，往多里说，这样才好推销他的理论，显示他自己有无量的智慧。比如:《金刚经》里讲，读一句偈语，就可以得到无数无量的福德。这种没有根据的胡言乱语，在佛教典籍中非常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释迦牟尼当年传播教义的主要区域是在印度东边的摩揭陀国，那时印度还没有文字的佛典，他给信徒们讲法时所用的语言是古代半摩揭陀语。据说，释迦牟尼死后，信徒们曾在一起结集佛经，不管这事情是真是假，可佛教典籍主要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不但第一次结集是这个样子，佛灭度后约100年的第二次结集仍然是这个样子。

大家知道，口头传播这种方式非常不靠谱，由于各地区的方言差异，佛典中以讹传讹的现象时有发生，后来翻译成巴利文和混合梵文等语言时，又出现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语法错误。

研究佛教五十多年的历史学家季羡林，他通晓英文、梵文、巴利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对佛教的评价是“佛教教义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

佛教在印度消亡的时间大约在中国宋朝时期，印度人他们自己都不相信释迦牟尼，可是某些所谓的专家动不动就说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人应重新回到初中，好好学一下中国历史。

把印度宗教文化捆绑在华夏文明上，不是肤浅无知就是用心险恶。如果有人把这种宗教文化说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简直就是玷污华夏祖先，恶心华夏文明。

从文化起源上看：佛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佛教是由释迦牟尼创立的，僧众这一群体并不从事体力劳动，主要靠乞讨为生。无论信徒们给释迦牟尼贴上多么高大上的标签：世尊、佛祖、佛陀、觉者……其实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讲，释迦牟尼就是一个要饭大王，带着一帮乞丐，四处乞讨要饭。

乞讨，在印度也是一个技术活，不是说你给我一点吃的吧，别人就愿意给你的。这个要饭集团为了生存，首先要包装要饭大王，信徒们逢人便说，我们大王可厉害了，他母亲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一个白象，结果就怀孕了。我们大王是从他母亲的肋下生出来的，一生下来就会走路。每一步都踩出一朵莲花，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能吹牛的人，可是要饭大王在印度吹破了天，就有人会相信，这与印度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大有关系。要知道，在史官文化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创立宗教的。

佛教信徒们厚颜无耻的包装释迦牟尼，把要饭大王吹成了法力无边、无所不能的妖怪，可见，吹牛诈骗是要饭集团（佛教）生存的手段之一，不这么干，他们就无法在等级森严的印度生活下去。

中国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论语·为政》中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所以，在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妖言惑众的情况，要是有人这么说，大家一定会认为他是精神病，多多，你是不是发烧了。

无论乞丐这么包装，如何的口吐莲花，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职业就是乞讨要饭。由于乞丐不从事体力劳动，靠别人施舍生存，好吃懒做，也就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些乞丐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相比，素质差太远了。所以，要饭集团（佛教）是社会的蛀虫，这一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当时印度的种姓制度很严格，民族压迫非常普遍，印度人对生活充满悲观失望，心想这苦难的日子啥时是个头啊。当要饭大王释迦牟尼的学说一出来，立刻就得到了许多信徒的拥护，从几个人到几百人。

佛教认为生老病死，一切皆苦，存在本身就是痛苦，所以信徒们希望跳出轮回，下辈子不再受苦了，希望达到涅槃，以后就不用生出来。这一些想法都涂着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有的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悲观主义的；但是，像佛教这样彻底的悲观，还是绝无仅有的。

释迦牟尼活动的区域是在印度东边的摩揭陀国，那里比较贫穷，以低种姓的印度土著居为主；而印度的西边相对富裕一些，那里高种姓的雅利安人居多。所以，中下种性的民众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成为西方高种姓的人，衣食无忧，乞丐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就是到西边过上富裕的“极乐生活”。

相比之下，中国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不仅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由于生产资料有限，获得财富主要靠辛苦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华夏民族观察日月的变化现象，适应天地运行的规律，自强不息，用辛勤的劳动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一个民族要繁衍与壮大，就必须要保证一定的生育率。可是佛教信徒们对人生持悲观失望的态度，他们出家为僧，不留子嗣，这是违背社会人伦的。中国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佛教信徒们剃光头发，远离父母，不留子嗣，实为不孝。

中国人认为生命是美好的，希望子孙以祭祀不辍，他会充满激情和快乐的组织家庭，创造生命，繁衍生命。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而佛教信徒们却视之为“邪淫”。这些宗教思想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换句话说，佛教乃是断子绝孙的宗教。

人的命，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父母给的；继承了父母的种子，不继续传承下去，就是不道。中国人希望子孙兴旺、万世传承；他们尊道贵德，热爱生命；他们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他们以道为身，可齐天地。中国人感受着一切生机盎然的自然之美，为了美好的生活去勤劳奋斗，从而创造出生机勃勃的灿烂文化。

而原始佛教宣称生命本身就是痛苦的，信徒们憎恶生命，希望死后不生，认为繁衍后代就是罪恶，这些失道败德的人，他们都会绝种，即便现在还没有绝种，将来肯定也会断子绝孙。

从文化内涵上看：佛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在汉朝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佛教。要饭大王带着乞丐四处要饭，胡言乱语的吹牛诈骗，这种人怎么能够和华夏祖先相提并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道、儒、法三家。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是黄帝、老子、庄子；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是管仲、商鞅、韩非子。中华民族这些身怀绝学的圣人们所创造出来的经文典籍，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华夏民族有着一整套的儒家思想伦理道德，这套体系与佛教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时，要饭大王那一套理论根本没有市场。为了立定脚跟，佛教便伪装成一种道术，称之为佛道或释道，它自附于鬼神方术，以求得蒙混过关。为了求得生存，初期的译经僧人，设法通过咒法神通之类的骗术，来吸引民众的视听，晋代的佛图澄还借此做为弘教手段。

从三国开始一直到晋代，佛教骗子们发现利用玄学和老庄牵强附会来宣传佛教，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于是他们便读起了儒书或老庄之书，逐步改造原来佛教的理论，也讲什么“以无为本”，与玄学相杂糅起来。《慧远传》说：“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不过佛教当时在中国仍然不流行，在思想界里也不占什么地位。

过了150多年，直至南北朝时期，佛教才开始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那时社会动荡，生活艰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统治阶级发现利用佛教可以麻痹民众思想，消磨斗争反抗的意志，于是便开始大肆宣扬佛教起来。

这时候，由张道陵创建的道教也已发展壮大，由于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排他性，道教和佛教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信仰和学说的不同，以及经济利益的冲突，道教与佛教相互攻击，以争取信徒和布施。

南北朝时，北方元魏道教天师寇谦之(公元365～448年)通过崔浩怂恿元魏太武帝摧毁佛教，教帝立崇虚寺，供养道士。后来北周武帝尊崇儒术，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唐代会昌年间，唐武宗也推行灭佛政策，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强迫26万余人僧尼还俗，没收寺院田地数千万顷。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历史上这三次灭佛事件被称为“三武灭佛”。

因为僧人们不从事生产，并且编造了一套比要饭大王还精致的谎言和套路，骗取别人的施舍，给生活本来就贫困的民众又增加了一份沉重的负担。当时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韩愈是唐朝最著名的辟佛者，他坚持儒家的学术传统，著书批判佛教，反对迎佛骨，对僧人们不从事生产的做法非常不满。

佛教思想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多游手好闲的人坐等吃穿，没事就研究怎么让更多的人信佛教，怎么让更多的人来供养他们。社会财物被僧人们不劳而获的瓜分，这些必然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税收，引起统治阶级的不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灭佛活动，都与这个因素有关。 佛教经过几次打击后，僧人们也开始变得圆滑乖巧起来，于是开始新一轮的佛教理论改造。以前的佛教集团，天国的入门券价格太高，卖得太贵，人要成佛需要一世甚至几世的积累才可以。为了适应市场新形势，佛教集团先后成立了天台、华严、法相和禅宗等公司。各公司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开始降价处理天国入场卷，谁卖得便宜谁就能赢得群众。

法相公司的老板是玄奘经理，他的公司由于有政治后台撑腰，价格定的比较高，还是有一定的销路，可是一旦玄奘经理去世后，法相公司便被市场无情的淘汰了。而禅宗公司的发展就比较好，特别是它推出一款“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产品，深得某些民众的喜欢，所以在中国流传的时间也最长。

在佛教的最初发展阶段上，要成“佛”需要费很大的力量，付出很大的劳动，这样不可避免就同社会发展产生矛盾。此时，佛教骗子们就施展出自己固有的本能适应性，重新编了一套骗术，试图让信众们用越来越少的付出就可以满足天国梦的痴心妄想。佛教由小乘向大乘的过渡就是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

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顿悟学说的兴起，其背后也是这个规律。小乘佛教讲渐悟，讲个人努力，并不许诺每个人都能成佛；后来大乘佛教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信徒只需虔心供养，口宣佛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何等轻松惬意！这样既能满足信徒们的痴心妄想，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就是凭借了这种适应性，终于得到了发展。

佛教在中国产生了许多宗派，有的流布时间长，有的短，而禅宗最终发展到呵佛骂祖的程度，成为佛教的对立面，它流传的时间反而最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慧能六世法孙宣鉴对门徒说：“达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盘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

总之，佛教创始在一个最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影响范围最小，而且教义极其消极而有悖常理，整个设计就是一个大骗术。在印度，佛教早已消亡了；在中国，禅宗呵佛骂祖，也早已看穿了要饭大王骗人的把戏。

从文化发展上看：佛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佛教很早就传到中国，乃是中国的最大不幸。佛教好比一个病毒，侵入了健康人的机体，它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衍生成穿着中国传统文化外衣的诈骗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把儒释道三家混为一谈，是从梁武帝那时开始流行的。南北朝以来，儒释道笼统言之，称之曰三家或者三教。陶弘景说：“百法纷陵，无越三教之境。”

东晋南北朝阶段，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社会动荡，那时候的人经历着忽兴忽败、忽生忽死、十分无常恶梦般的境地，佛教就趁乱在中原地区流行起来。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豪酋据中原称帝王，精神上是怯弱的，他们希望获得一种依据来壮自己做中原帝王的胆，但是，在汉族史官文化里是找不到这种依据的，于是，他们便推行佛教来掩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发现佛教具有精神麻痹与瓦解斗志的功效，可以让苦难中的民众接受欺骗，放弃斗争，忍现世一切苦，因此，也开始大力推行佛教。这些统治阶级开始吹捧这种教义的发明者，救苦救难，至高至大，信徒们也写出各种恶心肉麻的话来歌颂佛教如此不可思议的法力和功德。

佛教趁五胡乱华之际在中国流行起来，那些和尚将佛教乔装打扮成中国传统文化，释放各种混淆视听的文化污染。现在有的和尚造谣说，黄海的渔民捕杀了很多鱼，后来渔民投胎做了南京人，那些被杀的鱼便投胎做了日本人，才有抗日战争的南京大屠杀！还有的和尚造谣说，汶川地震中有些人因造业太多而导致死亡，他们是去还债的......把侵略战争和地质灾难说成前世造业，各种谣言甚嚣尘上。

当我们的民族被这种佛教病毒逐渐侵袭时，原本健康的国家精神机体便渐渐走向虚弱。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强调君子善养浩然正气，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汉朝，中华民族有着“犯我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心壮志，痛击匈奴，谁敢犯边。

可是，到了近代史，被佛教精神鸦片毒害一千多年的中国人，思想变得麻木不仁，面对外族欺凌而顺来逆受。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民众只是麻木的看着侵略者进城；当日寇屠杀同胞时，体格健全的中国人，却只能做毫无意义示众的看客。

在历史上，释迦牟尼自己的国家因信佛而亡，那些所谓神佛保佑的民众，天天烧香拜佛，最终换来的只是任人欺凌的屈辱。所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变得强大与健康，就必须彻底铲除佛教这一精神鸦片，回归到华夏民族天地为依的文化中。

凡是佛教大行的结果，一定贪风大盛，政治极坏，民众极苦。统治阶级做尽坏事，只要向佛忏悔布施，都可以得到佛的保佑，精神上觉得有恃无恐，做坏事更加肆无忌惮。

佛教中的大批僧众没有为社会创造任何价值，他们不去承担应有的家庭责任，却整天痴心妄想着所谓天国白日梦。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营造而居大寺庙，实在是一群蠹国病民的寄生动物。无怪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这样评价僧尼“国家懒民，民间蛀虫，色中饿鬼，财上罗刹。”

有些头脑“精明”的和尚，从中找到了一条发财致富的门路，他们发现信佛教的人还真傻，空头许诺一张天国门票，就可以换来大把的钞票，于是更加卖命的散布各种佛教理论：人要供养佛法僧三宝，死后可以得到无数的福德，可以去天国世界......

他们绞尽脑汁编造了一套迎合统治阶级的懒惰、贪欲、自私等卑劣心理的佛教理论。富贵人在家纵情享受，只要分出一部分财物给佛寺，就可以得到极大的福报，僧人们才不会管这些财物其实是从穷苦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们给富贵人们发放空头支票，许诺的功德越来越多，牛皮吹的越来越大，可谓是贪贪相骗。“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钱以上，皆二万四千倍报。功多报多，世世贤明，玩好不绝，七祖皆得入无量佛国。——《智慧本愿本戒上品经》”

想当初，要饭大王带着乞丐四处要饭行骗，无非就是想混口饭吃，过一种不劳而获的生活。可是现在的和尚们肆无忌惮的散布谎言，麻痹思想，骗钱敛财。只要你捐钱给寺院，就可以得到百千万倍的福报，而那些所谓的福报全是空谈，全无事实根据。“《上品大戒经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

佛教中还有一种很可笑的理论，僧侣吃肉，罪孽不在食者，而在杀者。这些人只吃不杀，享受了美味，又没有宗教上或者道义上的责任。要饭宝典讲，杀生的人会造大业，死后要下地狱的。那些农民在地里耕种、保护庄稼必然会杀死虫蚁，这就犯了杀生之罪，死后会入地狱受恶报。而富贵人即使杀死了人，只要拿出钱来做功德，来世便可受福报，当然也就不会入地狱。

可见，地狱就是他们家要饭大王专门给穷人开设的。僧人们编造出这种拙劣的骗术，无非就是想让富贵人多布施，多供养他们，不劳而获而已。

有了这一套诈骗的理论后，僧人们便在寺院中坐享其成，并且还不用交税。历史上，国政愈苛暴，佛寺随之愈发达；越是民不聊生，佛寺越有充足的劳动力。寺院表面上对外宣称出世离俗，实际上骗钱敛财，后来，寺院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这也导致了历史上的几次灭佛运动。

人之所以是人，不是寄生虫，是因为人可以进行生产活动，用自己的劳动创造财富，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中国人勤劳善良，诚信劳动，如果自己骗了别人，便会觉得心里不安，而这些和尚们不是这样，他们就靠诈骗生活。现在的佛教更是乱象丛生，商人们请几个和尚在庙里念念经，背地却是蝇营狗苟，唯利是图，败坏了整个社会风气，一柱成本只有几十元的高香卖到几百元几千元，各种诈骗术铺天盖地，已经成为社会的严重危害。

中国古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儒家经典《大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从自身做起，以天地作为行为判准，提高自己的修养，进而做到家庭和睦，国泰民安。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生命总会衰亡，每个人都好比一滴水，只有将个人荣辱融入到国家命运中，人的生命才会永垂不朽。中国古人认为只要子孙祭祀不辍，民族绵延永续，家国富强永昌，生命的种子便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流传下去。中国古人向来都有一种家国同构的整体思维方式，有着天下己任的历史责任担当，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

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积极乐观的生活，这绝对与世界最落后的古印度又着天壤之差别。前面说过，印度人对待生活态度是悲观的，而佛教正是符合这些人心理而创造出来的。悲观的人与悲观的理论碰撞在一起，便衍生出肮脏的鬼文化。

佛教认为人生就是苦的，信徒们所寻求的涅槃，就是希望下一辈子不要再受苦了，追求死后的安逸享乐，后来又认识到这种安逸也是不长久的，所以期望下辈子最好不要生出来，永远解脱了。所谓的佛教理论不过就是自欺欺人的车轱辘话。

这些佛教信徒们虽然活着，但是他们并不关注现实的生活，而是幻想积累福报、寄托于来世，向往死后的世界，这种文化即鬼文化。长期浸淫并迷信佛教理论的人，不过是拖着身体的僵尸而已，他的思想其实已经死了。

当初，那些心理阴暗的乞丐们，听着要饭大王的日复一日的说教，很容易进入了催眠状态。之后，信徒们开始他们的造神运动，并把要饭大王吹棒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上。在没有史官文化的印度，谎言重复一千遍也就变成真理，信徒们渐渐崇拜要饭大王起来，将他奉为神明。

这种以人言代替天道的价值观不断的扩散，传到中国后，被某些统治阶级加以利用，如病毒般附着在中国文化上。病毒不断的复制传播，将中华文化中的许多词汇占为己有，改变中国文字背后的内涵，不断污染华夏文明。

其实，原始佛教的教义很简单，无非就是轮回、苦集灭道、十二因缘等等说法，在那个没有历史记载的落后地区是不可能产生出先进的文化。后来的佛教典籍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添枝接叶，不是要饭大王说的东西也加了进来，最后形成了纷繁复杂而大藏经，这种情况也与要饭大王当时采取了放任的语言政策有关。（季羡林《佛教十五题》）

这些枯燥啰嗦的佛教典籍，正好适合催眠信徒。于是，在一遍遍的诵读和洗脑中，人是非判断的准则不再是客观事实，而是要饭大王说的话。我们大王说了谤佛是重罪，死后下地狱，那些信徒怕得要死，完全忘记了华夏民族敬鬼神而远之的文化传统，把一个最落后地区的乞丐文化奉为经典，实在是可悲！

更有甚者，有的人忘记了华夏祖先的告诫，认贼作父，将释迦牟尼作为祖宗。有的僧人一出家，便放弃本姓，自以为姓释，是释迦的儿子，并以此为荣。在寺庙中，他们总要奉天竺佛寺为模楷，即使大小二便，也必须模仿天竺佛寺的烦琐仪式，依式才能“奉律福生”，否则“违教招罪”。（见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

僧人们迷信要饭大王，对历史史实视而不见；迷信要饭典籍，并将之看成超越一切宇宙的真理，并为佛教典籍中的各种矛盾寻求冠冕堂皇的理由，借此证明自己信仰的正确性。他们不看历史书，对佛教典籍不敢怀疑，不敢越雷池一步，完全丧失了自己理性的判断，遇到解释不了的矛盾就去找上师，以缓解自己内心的那份焦虑感。

有的要饭宝典中说，燃指燃身供养佛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他们也不怀疑，有的人居然信以为真，真的做出自焚自残的事情来。可见，要饭理论对思想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毁坏了一个人正常判断是非的能力，如毒品般，将健康乐观的人变成了贪婪固执的鬼。

中国古人对佛教曾有这样精辟的评论：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佛教三破，贻害非常，家以佛破，国以佛亡，财以佛散，利以佛殇。如果现在仍然有“专家”大言不惭的说，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人一定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

社会上大致有四类人会迷信佛教：智商低下的傻子，心理阴暗的弱者，虚伪敛财的骗子，分裂民族的败类。傻子不明是非、人云亦云而容易迷信佛教；弱者悲观失望、忧虑恐惧而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骗子欺骗敛财、虚伪狡诈而借佛教发财致富；败类仇视国家、崇洋媚外而利用佛教达到分裂民族的企图。这四类人都因正气不足而被外邪所侵，堕落成社会垃圾。

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要以信佛教为耻，要远离这四类人，远离信佛教的人。

参考文献：

1.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

2.范文澜《中国通史》；

3.季羡林《佛教十五题》；

4.白云先生《至道学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