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实行的是“旗民分治”政策。郭靖上文所言“正式的国家政权机构只建立到州县一级”,则旗制或不在他的探讨范围之内(姑且不论这样处理是否得当)。而张建的论文则明确指出,清初满洲贵族通过圈地、设立驻防等手段在直隶省形成了一个旗人社会[33]。同样是运用方志材料,后者解读出了“族群差异”因素,讨论了国家对这一社会的控制以及该地域社会中的满汉互动和历史演进。
另外,我还想指出,任玉雪关于清代东北“旗、民管理体制”的研究成果[34],尽管侧重于“民人”,但仍应成为研究直隶地方基层社会变迁的借鉴。清朝两百多年来,管理体制并非一成不变。任玉雪充分挖掘史料,较为仔细地描述了东北三将军辖区管理体制的不同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对于京畿的同类情况(即,旗民分治、双轨管理体制的相互作用以及最终的并轨归一,在特定时空中的历史面相),似乎还少有全面系统的“历史场景重现”和过程分析。目前能见到的探讨,偏重在清前期(如前引赵令志的研究)或清末民初(如前引戴迎华的研究),对于有清一代直隶旗地的变化导致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仍然不见大作面世。笔者不谙河北地方史料,未能举出有力的书证或物证,上述批评不知可否勉强称为“理证”[35],还望士林贤哲指教。
总的说来,我们得承认,“区域”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而不同的“区域”研究往往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华南研究要走出华南不容易。回顾本文引子,让“区域”研究者回答“区域”以外的问题,之所以被科大卫觉得“可怕”,或许是因为思维方式的“多元观”与“一元观”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纷纷借机登场较量。比如日本的中国学家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1989年初版)中疾呼注意中国文化自身的规律,切莫以欧洲为衡量标尺,希冀在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中重新认识中国。这种颇似人类学家强调“地方知识”的论述,很容易成为“脱(离地)域”的拦路虎。如此看来,倒不如称“‘走出华南’永远在路上”,更能反映科学探索恒久的魅力。
附记:本文写作中得到定宜庄教授和邱源媛博士的指教,谨致谢忱。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