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科大卫（DavidFaure）给历时二十年写成的力作《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设了一章“尾声”，题目叫做“珠江三角洲以外”，表达华南研究走出华南的雄心。科大卫借人之口为自己提出一个可怕的问题：“中国其他地方又如何？你能谈一谈吗？”同时他又充满信心地接受挑战称：“区域历史的研究，如果不能产生出宏观分析，就会变成狭隘的地方掌故。……对于一个区域的优秀研究，会迫使我们对中国其他区域提出新问题……”[1]

谈到华北，科大卫颇为谨慎地说：“有一种看法认为，作为社会组织的宗族，在华北并不如在华南普遍。我们如今可以相当坚定地指出，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但是，由于我们对于华北的史料研究甚少，究竟华北地方社会如何演变，对此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自己近乎一无所知。”[2]不过，科大卫还是提供了一些史料。其中一条引起我的注意。这是清朝官员张渠撰写的《粤东闻见录》里的一段：“吾乡乃邦畿之地，以卿大夫而有宗祠者尚寥寥无几，其尊祖睦族之道反不如瘴海蛮乡，是可慨也。”[3]

张渠是直隶武强县人士，这位“北人”，雍正十年至十三年间曾在广州任广东按察使。闻见录写的固然是蛮乡之事，却是有着“跨文化比较”的眼光，间接发出了对当时直隶一带少见宗祠的感慨。

科大卫讨论华南的宗族和国家，其时间断限大致是明和清，书中提及华北的例子不多，且主要还是明代的。然而他的一番总结对于我们研究华北却不无启发：

我们亟须做大量的开拓研究，研究人类的活动如何影响区域社会的形成。这些区域社会，正是国家政权扩张到原有的地方社会时，由国家政权划分形成的。地方社会原有的障碍，大部分都因此被国家政权摧毁，荡然无存。这新近加建的政治结构，也披上了一层文化脉络，权力，就是通过这文化脉络而体现出来的。研究珠江三角洲也好，研究中国其他地区也好，并不是要证明全国各地的历史进程都必然相似……[4]

笔者以为，清初京畿出现圈地高潮，正可以看作原有地方社会被新的国家政权扩张而遭摧毁的生动写照，宗族在近畿的历史发展进程自有其异于珠三角的特殊性。

一、旗地制与华北宗族的变化：历史背景

清朝的顺治初年和康熙初年，京畿曾经发生过两次圈地高潮，一些州县（如良乡、通州、顺义、大兴、乐亭）的耕地几被圈占无遗。大批人员随清军由关外进入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大量当地原住百姓或远逃他乡或被纳入旗制之内[5]，致使地方基层社会运作方式和传统的家族形态彻底发生改变。

当代的田野调查遇到了一个将私家族谱与官方户口册比对的机会，学者们（主要是史学家）借此对庄头家族族谱及家族的发展做了带有“纵横观”的交叉学科研究。对于八旗制度下的“族”，定宜庄和郭松义等先生曾明确告诉我们，这个“族”有别于汉族宗法制度里的“宗族”：汉族的“宗族”是民间组织，而八旗的“族”则是官方制定的一层准行政组织，族长一概由该族中职位最高的成员担任。八旗制度与宗族没有在旗人社会里并存过。清朝统治强盛时期，辽东旗人中并没有出现宗族组织，直到八旗制度开始衰落、八旗组织失去了庇护的力量之后，宗族才代之而起。宗族的真正发展是在清朝灭亡、八旗制度彻底崩溃之后。由此推断，旗人社会中的宗族形成于近代[6]。而张建对清初直隶旗人的研究则告诉我们，纵然随着投充或圈占而由民入旗，变更了族裔身份，但直隶地方社会的旗民心理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这或许正是辛亥革命后当地旗人群体迅速消失的原因之一。[7]

八旗制度作为清朝的一项重要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而旗地乃是八旗制度的一大支柱。几百年来旗地性质不断发生变化[8]。所有权属于八旗的旗地具有“国有”的特性。清初，旗民严禁交产。乾隆年间，清廷多次清查申禁，不许民人典买，并接连四次大规模动帑回赎旗地[9]。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颁布《旗民交产章程》，尔后又几经反复，旗民不准交产的限制才彻底消除[10]。旗地流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逐渐私有化，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庄头对旗地利益的攫取。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南北和谈、《清室优待条件》等因素，各地旗营消亡的时间不一，其中畿辅和京师地区残留至北洋政府统治的结束。八旗组织作为旗民社会群体的行政组织还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八旗官佐照旧序补，俸饷照旧支放[11]。

旗地和庄园制一度成为京畿五百里的主要土地形态，并长期延续，当地农村社会生活随之产生深刻变化。旗地制度的破坏、旗地典卖和私有化经历了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京畿绝大部分土地有清一代经过了一番特殊的回归“私有化”。旗人庄头虽不乏富甲一方、横行乡里者，但仍为皇家奴仆。庄园地产的所有权不在庄头。庄头名号的转换（叫“顶补”而不是“继承”）必须经官方认定，且家产（土地）只为承替庄头者一人所袭，而不实行“诸子均分”，即“分家而不析产”[12]。京畿不见华南农村拥有宗祠和族产的典型宗族（共财集团）形态，当与这一（旗地）圈占和带地投充行动的历史密切关联。

旗地在京畿占据的比重大，旗地存在的地方不可能存在类似华南的“族产”、宗族社区。清政府的户口册用途在征税，庄头家族纵有厘定世系的家谱却无族产和宗祠，其实难以形成地方“宗族”势力。毕竟旗人庄头与“汉族地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群[13]。若要深入思考华北农村基层的宗族问题，对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需要特别加以留意。

二、从两则实地调查案例看族群记忆和族谱

陈垣先生曾说“凡姓氏书溯姓氏之所自出，多不可信……”[14]。《皇帝和祖宗》书中描写了代表散居于珠三角30多处麦氏支派的广州麦氏高层级（high-order）宗族祠堂及其供奉的祖宗麦铁杖——一位隋朝的武将，科大卫有评论道，“越到后来，麦铁杖的故事就生出越新的情节”[15]。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在族谱编纂中也同样适用。

关于族谱的生产、消费以及真实性问题，钱杭曾有简洁明了的解说。撮要有如下几点：族谱是站在本族立场上对该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的一种反映；族谱的“生产者”，以各类读书人、地主、官僚、富商等所谓缙绅阶层为主，族谱也正是由他们来“消费”的；族谱并非普及读物，普通族人对之甚为陌生，他们了解本族历史主要基于口头传承；族谱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功能相当有限，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教化、惩戒功能，大部分是族谱研究者后来赋予的；研究者不应一味纠缠于族谱记载内容的真实与虚构，而是应该从中发现族人的历史归属感和历史再生产意识。[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