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字甲骨开始在学界引起注意，有三位学者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王懿荣、刘铁云和孙诒让。但中国金石学的一些学派，直到科学发掘已经开始支持仍然顽固坚持认为甲骨文为玄奥之说，不甚可信，终会销声匿迹。

章太炎作为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和革命家，便是那些不相信甲骨文并抨击对其进行任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甲骨刻文不见于经史”，而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焉能埋在地下三千多年不腐；且“龟甲文易作伪”，是最不可信的。不仅如此，他还表示罗振玉“非贞信之人”，那么他所流传的甲骨文也是不可信的。据说章太炎的看法在安阳科学发掘证明甲骨卜辞存在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尽管他晚年也曾偶然接触并细读了罗振玉的著作《殷墟书契前编》，但是其所代表的旧派态度仍然顽固。

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本人作为清末民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具有浓厚的反清意识，可以说在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其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中是一名思想先进的民族主义革命者。其思想和态度可谓代表了相当数量学者对甲骨文的质疑，且极具社会影响力，对甲骨学的研究造成过不小的阻力。章太炎虽然具有先进的革命意识，但本质上无法摆脱传统学术思维的束缚，缺乏学术进取精神，与之相似的旧派学者不在少数，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和智力变革的渐进性和不彻底性。

但是根据李济先生后来的记录，即使在安阳科学发掘开始之后，仍然遇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从中作梗。一种是地方保守势力，他们打着维护地方利益的旗号与考古队唱对台戏，进而力求将考古队排挤出去；一种是以戴季陶为首的地方乡愿势力，这些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伪君子，假借保护古迹、反对考古之名，行古物盗窃、私有之实，然这都是后话了。

叙述这段时间里的发掘活动，依据的原始资料都是由董作宾提供的。在安阳收集的资料是董作宾相信，小屯及其附近村庄的人至少有九次挖掘甲骨文的活动，这些活动均与当时社会上及学界一些重要的事件相关，而出土的甲骨文出部分卖给当时的一些研究学者，如罗振玉、王懿荣等，大部分都流入了藏家（如端方）、古董商人（如范维卿）及外国传教士（明义士等）手中。

在这些重要事件中，有学术界的王懿荣发现甲骨文、《铁云藏龟》出版等，也有社会动荡造成的地方管理混乱、因工程发现的刻字甲骨被外国传教士大量收购引发挖掘热潮、还有因为军阀混战造成村民挖掘求财自保的。数次以往，形成产业，甚至有村民如张学献等由此发家致富，引起乡邻眼红之事。由此可见，在社会经济不发达、百姓综合素质不高、文保意识不强的情况下，文物保护状况极其脆弱，社会事件对此影响极大。反观当今，加强文物保护宣传教育和政策措施、提高综合素质、树立全民文保意识迫在眉睫。

1928年以前的甲骨文收集活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的收集者主要有：刘铁云，他接收了王懿荣搜集的大部分甲骨；著名的青铜收藏家端方，但是集收藏活动无论是从来源还是范围来看都没有产生真正的学术影响；罗振玉，他发现了这些古文字真正的出土地在彰德府（即今河南安阳）。

在《铁云藏龟》出版的以后几年，有中外搜集者约几十人竞相参与搜集有字甲骨活动，据明义士讲，在1904年，外国学者已经开始搜集甲骨文，而后他们将购买的甲骨卖给了欧美几个主要的博物馆。同时，在日本甚至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收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热潮。

当然，在历次采购收集的热潮之中，也有部分收藏家如王懿荣后代及北京达古斋古玩店等将所藏甲骨捐赠给学校做教学研究之用。

这些收集活动使北京、上海、山东潍县、河南彰德府等地的古玩市场上出现了疯狂的抢购。但是，因为大部分交易具有秘而不宣的性质，且又都是在贪婪的商人和无知的富人之中进行的，结果使大量的赝品流入市场甚至进入许多欧美的大博物馆之中。大量赝品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古玩市场，且造成了两个主要后果：

一方面，由于保守派学者虔诚地尊崇许慎《说文》的一千多年的权威，于是以这些伪造品为确凿的证据，说明所有甲骨文都是伪造的古文字，是一批冒牌学者为欺骗大众而造出的；另一方面，几个有远见卓识并且研究过真的而非伪造的甲骨文的学者，为了探索区别甲骨真假标准而更加发奋工作。同时，中国的搜集者也增长了判断和辨别真假甲骨文的能力。

总结以上，关于甲骨文收集活动的论述，可以说，从商业观点来讲，欧洲和美洲的搜集者有更多的考古意识，所以愿意付出较高的价钱来购买这些新的珍品；但中国学者最先知道这些甲骨文的学术价值。

董作宾的编年史列举了1928年9月以前用汉文、日文和西文写的关于甲骨文的书籍论文和研究著作等110多种，这些研究成果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学者，日本学者次之，而用英文写的其余文章大部分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发表，均为金璋所写。

需要注意的是，在日本，论文虽然不多，但是研究热潮迅速向纵深发展。日本学者的著作，特别是林泰辅和内藤虎次郎，对中国铭文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罗振玉与王国维这两个在这期间对中国学术界做出许多贡献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杰出中国学者，都曾在日本桥车过一段时间。而根据李济的观点，同日本人的接触对他两人都有极大的促进，使他们探讨新观点，并唤醒了一直深埋着的意识中的对历史和考古的热忱。

而在此之前需要了解的，是孙怡让对甲骨文的贡献。

孙诒让是通过读《铁云藏龟》后首次知晓甲骨文的。在1904年，也就是刘铁云的著作出版一年之后，孙便在他渊博的金文知识的基础上对个别甲骨文字开始了研究，并著成《契文举例》一书。这部书是学者们了解甲骨文文字结构和内容的最早著作，是根据单个文字的功能和内容进行分类的，分为历法、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国和文字等部分。一年后他又出版了另一部著作，即《名原》，在这部著作中，孙以金文、甲骨文、石鼓文等和在许慎时仍流行的古籀文相比较，并且试图通过这样的比较去发现《说文》9000余字中重要字的起源及演变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详述了数字的起源，并且极其精确地追溯了在中国语言里出现过而仍在使用的各类数字。他继而论证象形字的本意，把一些表示动植物的名词用图示归入象形一类。在对每个字进行考释时，他常引证经文和其他先秦古文字及在甲骨文中能找到的字，最后注出这些与《说文》的解释相同与否。

刘铁云同样对罗振玉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2至1903年间，罗在刘铁云家中首次看到了有字甲骨的墨拓，这给他以深刻印象，他认为自己负有传播和宣传它的义务，并使之成为中国古文字永久性的补充。他认识到，中国文字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历经了许多变化、更换和错误的解释，实际上随着语言的变化，很难辨认出这些流传悠久的文字的原型和特征。众所周知，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复兴古代文化、经文和古文之争等种种变迁，中国文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所流行的文字与先秦时期已经完全不同。而罗振玉则在先辈流传下来的材料以及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孜孜不倦地进行考察和研究，并取得了两项重要成果：

第一，他指出了甲骨确切的出土地，即安阳市郊小屯村。而在此之前古董商一直把甲骨真正的出土地当做商业机密诓骗隐瞒；

第二，通过研究真正的甲骨文，罗振玉“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这些新观点的得出不仅直接促成了他的《殷商贞卜文字考》面世，也对后来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助力影响。

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次年，他出版了不朽的名作《殷墟书契前编》，两年后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一卷，将《前编》中复制的甲骨文厘定后加以考释和注解，1915年又在日本出版了《殷墟书契后编》两卷。书中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新见解。十二年后，该书修订本出版。

罗振玉本人对精选后材料的研究和高明的考释，得到学者们的广为研讨，当然在中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经适学者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罗考释的文字大部分为数字、天干地支、方位、动植物、地名、用具和关于日常生活的一般字，这些甲骨文字内容的考释暂时满足了读书人的基本需要。而在该说的最后一部分，罗振玉以完整清晰为标准刊印了707条卜辞，并根据占卜询问内容对其进行了分类和组合。这些卜辞是按可判读文字所记录的事件和仪式归类的，显然其中大部分仪式与祭享、王的旅行、渔猎、天气、收获及战争有关。根据这些卜辞，祭祀祖先和神灵的活动无疑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其他事件如王的旅行、打猎和捕鱼、天气和收获的预测也十分重要，战争无疑是和祭祀活动同等重要的国家大事，但战争事件显然要少一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罗振玉在王国维的协助下出版的这些著作，为中国金石学的研究更新奠定了基础，说明了从殷商直到后汉许慎《说文》面世前这个时期中国文字的发展变化。同时，他们在占卜方法、商朝都城地点的确定，尤其是在王室世系直至商的远祖的重建研究中也取得了重大的考古成就，王国维研究有关全部记载及可判读的卜辞重建了商朝先公先王的继位顺序，直到现在，这一卓越贡献基本上都没有任何改变。

除此之外，在同一时代，至少有五六个对此研究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中国金石学家。他们的著作达到了既把初学者引入甲骨学之门，又使这些新的文字知识传播、扩大于中国的知识界的重要目的。

2017年2月5日 夜于铜陵家中，读李济《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