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历史的时候听说雕版印刷术出现于唐代前期，而活字印刷术产生于宋初。当时就想，一个是整块木板上刻满字印刷，另一个是单字反复重组印刷，就这么个小小的变动，竟然陈陈相因，用了数百年之久！那时候我就感叹：人脑，你说它聪明吧，的确聪明；你说他笨吧，有时候也挺笨。人的脑袋，有时一念之隔，但就是转不过弯来；而更多的时候，大脑中先入为主的观念会让人彻底关闭心门，成为可被役使的奴隶。政治人物和阴谋家们早就发现了这个现象，因而发明出各种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学说和形形色色的主义来控制人的大脑，从而开辟出一个思想的战场。

战争，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战争自不待言，就是动用各自物理性器械（也有化学手段和生物科技手段）在现实时空中展开的赤裸裸的暴力战争；而看不见的战争呢？就是这思想领域的战争。

物理性战争因其骇人听闻的视听体验，往往令人印象深刻。相比较而言，思想战则是在人们头脑中展开的“战争”，没有刀光剑影，更没有血流成河，因此不容易被人察觉。从表现形式来看，思想战是思想领域的论战，似乎是些磨嘴皮子的事情，因此，其危害性往往被民众所忽视；更何况民众的大脑一旦被负面思想（即有害思想）所控制，就会对正面思想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强大“免疫力”，负面思想的危害性就更难于在短时间内被正确认知。

近现代以来，汉人饱受思想战的摧残，蒙受了巨大的牺牲，但广大民众却至今浑然不觉。可见，就战略效果和影响而言，思想战的危害性比物理性战争更大，不得不防。鉴于此，本文就将历来对汉民族危害最为严重的几大思想战简要剖析、总结如下，以期同胞们引以为戒！

在物理性战争中，刀剑弓弩、飞机大炮是其武器，财富、人口、土地是其疆域；而思想战中，政治学说和宗教思想是其武器，权力和知识阶层及广大民众的大脑是其疆域。可见，思想战的本质是宏观谋略战。而谋略的本质是什么呢？谋略的本质就是在己方力量不足以碾压敌方的情况下，采用计谋的手段不断瓦解敌方的力量，当双方的力量彼消我张，由量变而质变，达到己方力量足以碾压敌方的绝对优势之时，谋略战的目标就已达成，接下来的一切就是物理性战争的事了。而物理性战争的目标则是要在己方强势力量的碾压下彻底消灭敌方的有生力量，使其死不复生。

由于谋略战（也就是思想战）是以大脑和意识为主战场的战争，因而它必须要经历一个战争转化的过程，把无形的意识力量转化为有形的现实力量——通过有害思想挟持敌方权力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大脑，使其动用自己的力量自残和自阉，从而达到“借刀杀人”（即用敌方的力量消减敌方的力量）的目的，而这个目的是为下一步通过物理性战争彻底消灭敌方有生力量做准备的。可见，思想战也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终极目标的，唯一不同的是，思想战是在己方力量弱于敌方的情况下，以计谋麻痹、分化、策反敌方力量，保存并壮大己方力量，一旦力量的天平彻底倒向己方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地施用计谋了，直接用强力碾压敌人就是了。

因此，就性质而言，思想战和物理性战争一样，都属战争的范畴，其区别仅仅在于形式；就成本而言，思想战是以敌制敌为基本手段的，成本低廉而收效甚巨；就过程而言，思想战和物理性战争是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思想战是战争的第一阶段，物理性战争是战争升级后的第二阶段。

思想战是以削弱敌方的力量为根本目的的。那思想战的战术又是怎样的呢？

思想战战术以危害程度可划分为三个段位：一是利用消极避世的宗教思想和政治奴化学说对敌方民众进行思想麻痹，使其现实力量归零，这是最初级的思想战；让敌方的力量归零还不保险，最好能把敌方的胜出力量彻底消灭掉，那就是思想战的第二种方式——消灭敌方的后继力量、策反敌方胜出己方的现实力量；与第二种方式危害性相当的是第三种方式，即通过鼓吹阶级理论撕裂敌方社会，使其现实力量在自我内斗的泥沼中相互牵制并大量消减。

下面分而述之。

初级思想战的主要目标是利用消极避世的宗教思想和政治奴化学说对敌方进行思想麻痹，使其现实力量归零，从而使相对力量强大的敌方不能对相对力量弱小的己方构成威胁。这种战术以历史上的佛教泛滥和满清对儒家学说的奴化改造最为典型；在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这一战术又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以消遣娱乐为主要特征，对民众进行麻醉和半满足的“奶头乐”战术。

从政治角度看，佛教是以宣扬“万事皆空”的消极避世思想和“以身饲虎”的圣母牺牲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宗教，正是因为佛教的这个特点，在铁血伊斯兰面前，印度、中亚等传统的佛教世界现在已经很难，或者干脆再也见不到哪怕一丝一毫的佛教踪迹了。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就特意来讲讲佛教“以身饲虎”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印度佛教经典《大正藏》之《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舍身品》、《布施无极章第一》、《乾陀尸利国王太子投身饿虎遗骨起塔缘》、《萨埵王子舍身饲虎》及《大唐西域记》卷三之《僧诃补罗国》的诸多记载中，且是敦煌壁画中的常见题材。

“以身饲虎”故事大意是说：很久以前，在印度南赡部洲有一个大国，叫摩诃罗檀囊，此国的小王子摩诃萨青有一副慈悲心肠。一天，小王子随同父王、母妃、诸臣及两位王兄郊游期间，发现了一窝老虎。小王子见雌虎正给小虎喂奶，但雌虎面黄肌瘦，为了充饥，似乎正要吞食小虎。见此情景，小王子就问两位哥哥：“哥哥！你们看那只雌虎瘦地皮包骨头，但他仍然给爱子喂奶。依我看，雌虎在饥饿的逼迫下，一定会把虎仔吃掉的。”两个哥哥也同意弟弟的看法，说：“如果雌虎饿死了，小虎没有奶吃也会饿死的。”小王子慈悲地说：“那么，怎样才能让雌虎不吃掉虎仔呢？“两位哥哥说：“依我看，除非有新鲜的肉和温热的血，否则它一定会吃掉虎仔的。”小王子进一步追问哥哥：“那你们说，如果有人把自己的血和肉施给那只饿虎，这只饿虎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吗？”哥哥肯定地说：“当然能够活下去。但如果谁把身体施给了饿虎，这个人却是不能活下去的！”兄弟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而小王子的内心却有一番考虑，他打算牺牲自己，救活母虎与虎仔。小王子决心已定，便用谎言支走两位哥哥，独自走到饿虎面前，毫不犹豫地将身体投向虎口。不料，被饥饿折磨地无精打采地雌虎只翻了翻眼皮，望了他一眼。小王子无奈，干脆找来一截尖锐的木棍往自己身上猛戳，使鲜血汩汩流淌出来。饿虎嗅到血腥立刻恢复了精神，吐出鲜红的舌头开始舔食王子的血液。饿虎喝足了血，又吃了王子的肉。先行几步的哥哥迟迟不见弟弟跟来，十分担心，忍不住回来搜寻。他们边找边喊“摩诃萨青！弟弟！”但四周除了风声，没有一丝回音！两位王子忽然想起刚才弟弟提出的问题，不寒而栗。他们急忙跑回虎窝一看，天哪！可怜的弟弟已经被饿虎吃地精光，只剩下一副带血的骨架散落在一旁……

相信大家读完这个故事之后，会多少明白为何佛教在当今印度基本销声匿迹，让位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原因了！也多少能明白为何曾是一片佛国的唐宋西域，骤然成为当今的伊斯兰新疆了！

佛教自东汉末年东来至今，极大地摧残了汉人的尚武精神，消弭了汉人对内抗争和对外抵御的力量，因此，当代很多有识之士强烈主张在汉地全面禁除佛教。在当前虎狼环伺的内外形势下，这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不过，政治性特征并不能囊括所有宗教现象，如今佛教的发源地早已衰落，不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那样还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布教中枢（伊斯兰教中东和基督教罗马），佛教的策源中枢已经消失，使其犹如一个游荡在东亚的孤魂野鹤。而禅宗在中国的出现，实际表明佛教已经在东亚最终演变成为一种糅合了老庄之道的哲学的东西，成为一种个人修行方式。如果从个人心灵救赎方面看，一方面，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已深深地嵌入中华文化传统之中了。隋唐宋明以降，一些文人或本身就是禅林中人，或与寺僧过从甚密，禅宗思想丝丝缕缕浸润在其书画诗赋之中，一并剔除并非易事，更无必要；另一方面，如果禅宗倘能作为一种专注于个人心灵救赎的修行方式，也似乎并无绝对禁除的必要。窃以为，应该清理的是那些原始佛教中的圣母思想，而不是禅宗的玄学内核。

除了佛教，经过满清殖民帝国奴化阉割过的，以淡化“华夷之辨”为主要特征的伪儒学说也是毒性很强的思想麻痹剂。

满清以异方之人入主中国，其政权合法性很值得怀疑，为了炮制统治中国的合法舆论，故而竭力淡化植根于《春秋》以及《仪礼》、《周礼》、《礼记》、《尚书》等传统儒家经典中的“华夷之防”思想，编造出汉族杂种论。清国魁首爱新觉罗•胤禛（雍正）之前并没有人怀疑汉族血统的纯正性，但从爱新觉罗•胤禛开始，汉族杂种论的烟幕便逐渐散布。爱新觉罗•胤禛在其著作《大义觉迷录》中利用文化的概念偷换了民族的概念，他说无论什么民族，只要学习了汉族文化就算是中华，他为此还声称舜是东夷，周文王是西夷。爱新觉罗•胤禛的观点对后来的中华民族论和汉族混血论起到了启发作用，而实际上，作为一位讲求实用主义的政治人物，他的观点十分荒谬：首先，“舜是东夷，周文王是西夷”完全是信口开河！舜和周文王都是黄帝的直系子孙，只因他们崛兴的地域不同，就成“东夷”和“西夷”了？其次，“无论什么民族，只要学习了汉族文化就算是中华”，那么日本系统学习了汉族文化，但日本人是中华之人吗？实际上爱新觉罗•胤禛的真正意图有两个：一是用偷梁换柱之计将血统意义上的汉族说成是文化意义上的汉族，从而炮制汉族杂种论，使汉民族散沙化，以分化汉族凝聚力，便于统治；二是通过对中华道统（文教统纪）的抢夺进而争抢中国的治统（政治统纪），从而为清国殖民中国正名。

清国的思想战从其对《弟子规》的编撰，和对《二十四孝》的极度褒奖及推广中即可窥见一斑。清国是对汉人奴化最为严重的一个殖民征服帝国，汉人自从被迫接受了剃发令开始，中华文化就开始被系统阉割篡改了。这期间，清国殖民者为了维护其野蛮落后的部族奴隶制统治，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毫无顾忌地肆意焚烧中国历代著作、篡改中国经典，歪曲并重新演绎中华思想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儒家思想的真精神也逐渐消亡殆尽。《弟子规》表面上摘自《论语》，实质上却处处歪曲阉割《论语》，打着孔子的旗号反孔子，是彻彻底底的奴才之学！满清殖民征服帝国以少量的满人统治众多的汉人，非常害怕汉人反抗，因此比任何时期都强调贞洁和忠孝，这才是清国大力提倡《弟子规》和《二十四孝》的真正原因。

《二十四孝》是蒙元统治时期，犬儒郭居敬的“杰作”。郭居敬将志怪小说《孝子传》中宣扬极端愚孝的“郭巨埋儿得金”等神怪故事编入《二十四孝》，此书被蒙元帝国和后来的满清殖民帝国政府利用，大肆宣扬。元国和清国殖民中国期间都把愚孝精神发挥地淋漓尽致，他们表面上大力宣扬孝道，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并不是出于对天下汉人父母的切身考虑，其真实目的是要天下汉人由“愚孝”进而为“愚忠”，以利于其伤天背理的殖民统治！

我曾在《论清国曲解儒家经典的深意》一文中对此做过如下浅述：清国入关后，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在肉体上对汉人残酷推行“剃发易服”暴政，在精神上则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一手就是大兴“文字狱”，制造恐怖气氛，使汉人不敢再提华夷之辨；软的一手就是大兴“八股取士”制度，利用中国文人“学而优则仕”的抱负为诱饵，用被阉割篡改了的所谓“儒家伦理”来奴化汉族文人的思想，使他们心甘情愿做清国奴，并“教育”自己的同胞一起来做清国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苍蝇总喜欢叮臭肉！如果你细细品味蒙元《孝子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至少从蒙古殖民中国开始，伪儒和佛教流毒就已经好像苍蝇爱臭肉般媾合到一起去了。《孝子传》由大量宣扬极端愚孝思想的小故事组成，这些小故事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大力鼓吹“以身饲虎”的所谓“慈悲”精神，与华夏儒家仁爱观有本质区别。被蒙元犬儒郭居敬辑入《二十四孝》的“郭巨埋儿奉母”等故事所体现的“慈悲”精神和“愚孝”思想，本质上是佛教与伪儒合流的结果。

“埋儿奉母”不过是一个山寨版的“舍身饲虎”罢了！这是一个打着“孝”字旗的可怕故事，鲁迅当年听了，就非常害怕他奶奶。故事大意是这样的：晋朝人郭巨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后来，在家境日益贫困之际，妻子生一男孩，郭巨的母亲非常疼爱孙子，总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吃。郭巨因此深感不安，认为抚养这个孩子会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地下忽现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

鲁迅提到当年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时的心情道：“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神州陆沉，道德沦丧至此！

当今的中国科技日新月异，经济飞速发展，但表面的繁荣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如今，你不必留意就能发现，不知从何时开始，大大小小的媒体已经被鸡毛蒜皮的明星日常所占领。如今，明星谈个恋爱，在机场拍个照，今天穿个这、明天换个那都能上头条，而那些为全社会谋福祉的科学家、军人和医生等倒显得黯然失色了。

将军坟前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如果我们能稍微停下忙碌的脚步，稍加思索就不难明白，这实际正是一种新的思想战战术——奶头乐。

“奶头乐”由美国人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一套思想战战术，其战法是采取麻醉、低成本、半满足的手段卸除大众的不满情绪，像安抚婴儿一般，给他们嘴里塞一个“奶头”。这种思想战是通过发泄性娱乐（鼓励网络游戏、鼓动口水战等）和满足性游戏（拍摄肥皂剧和偶像剧，大量报道明星丑闻、娱乐八卦，播放真人秀和综艺节目等）来填充民众的大脑，让这些消遣娱乐及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堆满人们的生活，最终使大众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中，不知不觉丧失思考和分辨好恶的能力。

让敌方的力量归零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最保险和一劳永逸的做法是把敌方胜出于己方的力量彻底消灭掉，那就是思想战的第二种方式——消减他们的胜出力量（胜出力量即指相对力量强大的一方比相对力量弱小的一方多出的那部分力量）。消减的方式分为对敌方后继力量（即敌方待产儿和婴幼儿）的消减，和对敌方胜出于己方的现实力量的策反两种方式。

消减敌方后继力量的典型例子就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鼓励婚而不育的“丁克族”，同性恋合法化及西方女权理论。这些歪理邪说从本质上否定了自然及人性定律，是以直接消灭敌方人口为目的而设计的。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英国人马尔萨斯于1789起不断鼓吹的一种人口理论，他为人类描绘了一幅阴郁的未来图景：人口增长会达到食物供应的极限，这将引起贫穷和饥荒，由此也会带来无穷的灾难。因此，马尔萨斯提出人类应以晚婚晚育、婚前非孕和限制同房的频率等方法来控制人口数量。我们且不说马尔萨斯人口论科学与否，但就其理论来看，其理论施行的前提是“人类”。全人类！大家要注意这一点。但是，在各民族、各文明体林立的，盛行弱肉强食和丛林竞争法则的当代世界，你一个民族施行了计划生育就能避免全人类的人口爆炸？某些人也未免太高看自己了吧！人口增长了，为什么不考虑通过移民的方式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中国还有辽阔的大东北、大西北、内蒙古和大西藏，那里人烟稀少，为什么不去移民？广袤的西伯利亚和北美大陆、富庶的非洲大陆、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和亚洲腹地、还有那向全世界人民敞开胸怀的欧洲大陆，为什么不去移民？而现在却挥刀自宫！罢了罢了！我只能说某些人，你们真的是一群毫无雄心的废物！更何况，人口是承载经济总量的最基本要素，而自改开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一系列经济成就，恐怕并非根源于某些人的“英明”决策吧！如果没有巨量人口的驱动，再英明的决策恐怕也驱动不了中国经济腾飞这条大船。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对汉族执行严格的一胎化，而对少数民族在执行上则宽松得多，甚至允许少数民族地区生育两三胎以上，主客观都达到了削减汉族人口，增加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人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核心，人没了，一切都完了！人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更是社会发展的目的，没有了人，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目前，由于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施行，中国少子化、老龄化严重，男女比例失调，劳动力短缺，因此而出现的引入黑人、穆斯林，及黑非洲和东南亚马来新娘等现象使中国的种族逆向淘汰和混血化危机日益突出。人口危机下的饮鸩止渴正在一步步葬送汉族这个世界上硕果仅存的远古文明和民族！好在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有保留地放开了一点点计生限制（放开二胎），但某些势力仍然敢于顶风，以不可告人的目的继续以各种理由鼓吹对汉人实行一胎化。但不管这些人如何阻挠，事实已经严肃地宣告：在中国实行了40年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是彻底失败的！是祸国殃民的！

同性恋合法化是最近几十年以来在全球甚嚣尘上的呼声。同性恋们身披西方人权和自由的外衣，大力鼓吹同性婚姻，起到瓦解传统家庭伦理，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女权理论则为女权主义的泛滥提供理论支持，女权主义主张不婚不育，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敌方人口；同时，如果一定要婚育的话，女性多半会选择嫁给白人，其后代也全部都是“白人”。虽然这些女人有一张黄种人的脸，但是她们的心里早就是“白人”了。她们心向着白人，实际上成为西方世界安插在中国的“第五纵队”，本质上是汉族的负效人口。可见，女权主义兼有消灭和策反的双重功效。下面我们就着重说说关于策反的话题。

对敌方胜出于己方的现实力量的策反，不是以消灭敌方力量为主要特征的，而是以利用计谋把敌方力量转化成为己方力量为主要特征的。这种战术实际上就是把敌方的这部分被策反的人口变成敌方的负效人口，而成为己方的正效人口。

什么是正效人口？什么是负效人口？众所周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竞争中，人口是一切力量的根源。“人，不仅有一张口，更有两只手；口是消费器官，而手则是生产器官。”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禁哑然失笑！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极简单、极幼稚的道理。既然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我还要枉费口舌？因为当代汉人经历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洗脑，已经连这点最基本的事理分辨能力都没有了！既然他们连最基本的事理分辨能力都丧失了，那就更别指望他们能理解正效人口和负效人口的区别了！

顾名思义，正效人口就是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实力量起支撑作用的人口，而负效人口就是对现实力量起反作用的人口。以色列这个国家有犹太人，也有巴勒斯坦人，但对于以色列来说，只有犹太人是从内心里向着以色列国家的，因为以色列是犹太人的祖国。相反，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以色列则是他们的敌国，他们的祖国是阿拉伯世界。那么对于同时拥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国家来说，犹太人就是它的正效人口，而巴勒斯坦人则是负效人口。犹太人的数量越多，以色列国家就越团结，它的力量就越强；反之，巴勒斯坦人越多，以色列国家就越混乱，它的力量就越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增加它的正效人口才是人民之福，才是天之正道！

类比于拥有曾经占比98%，现在占比89％的汉族人口的中国，只有扎扎实实地增强汉民族的人口数量才是人民幸福安康，国家长治久安的天之正道！而以计生手段降低中国的汉族人口比例，不仅会将国家和人民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且会给世界留下一个长期动荡的东亚！

当前，策反汉民族现实力量的最主要战术就是汹涌泛滥于神州大地的“民族大团结”政治正确的说教。

民族大团结的陈词滥调表面上是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友爱，实际政策却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优惠、政策倾斜和法律保护，对汉族人民则没有特别照顾。趋利避害是自然人的基本人性，长此以往必然会诱使越来越多的汉族人口以各种渠道将其民族属性改为少数民族。此类事件已集中体现在遍布四川、贵州和云南等西南诸省的“铁改余”事件上。

余姓在四川、贵州和云南等西南诸省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姓氏，西南余姓中的一些余姓人士据说有些带有蒙古族的血统，因一段口口相传的传奇故事而成为四川余姓大家族的一员。这些余姓人认为，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为了避祸，由铁姓改成余姓，隐藏着祖传的身份，靠着一首暗藏家族秘史的“分手诗”来明辨血统。但在学术界，这段传奇故事一直存有争论。

“铁改余”最先从四川发起。重庆地区极少一部分人的家谱可能记载其祖先似乎是蒙元国宰相钦察人燕铁木儿，并传说他的后人因为宫廷政变，遭到蒙元国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和太师伯颜的迫害，遂改姓俞，并投奔红巾军，他就是中国明朝的开国大将俞廷玉。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对俞氏有大恩，所以俞氏自认为是汉族。凭着这些没有历史依据的口头传说，自1981年以后，一些祖上有关系的俞、余、张、谭等姓的西南地区汉族人为了得到一些政策好处，纷纷改为蒙古族，截止2006年已经有三、四万人改成了蒙古族。剩下的一些人经过十多年的大串联以后，又组织了西南地区四省市几乎全部的余姓人士要求改成蒙古族。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编造了伪家谱，自称是铁木真的后裔，穿蒙古服，学蒙古语，要在四川泸州建铁木真纪念祠。由于一些“铁改余”的余姓的引导，他们都自称是蒙古人，是奇渥温氏。风俗、文化和汉族渐行渐远，莫名其妙地和周边的汉族发生一些冲突。内蒙古的一些“专家”和“学者”见状，急忙和这些西南“蒙古族”拉近乎，年年都要来和他们会晤。全国政协常委、成吉思汗第三十四代孙、末代王爷奇忠义（奇渥温·孛儿只斤·伊尔德尼博录特）也说要来西南认亲。他们被统称为“铁改余”。

除了以上几种策反汉族人口的战术之外，还有一种策反方式也不得不提，那就是宗教策反。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自改开以来其势力蓬勃扩张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我曾在《汉民族皈依基督教永远只能是个跑龙套的角色》一文中有如下论述：经过长期渗透，中国有大量人口皈依了天主教，成为罗马教廷在中国的“第五纵队”。这些“第五纵队”们身上流的是中国血，但心已是西方心！他们背叛了华夏信仰、华夏传统、和华夏文明，转而信奉西方价值和西方本位，实际上成为罗马教廷在中国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为了在中国进行传布，最终达到反客为主的目的，虽然从教义上进行某些妥协，部分中国化，但不要忘记，它们始终是非汉本位的东西，其本质和汉人信了伊斯兰就是回回一个道理。比如基督教在中西礼仪之争中对皈依的中国士民在祖先崇拜问题上的退让，实际上仅仅保留了中国基督徒对华夏的血脉认同，而文化传统已经统统替换成欧洲传统了。就算中国化的基督教采用了某些汉文化元素，比如教堂的汉式建筑风格等，其本质还是欧洲本位，以中济西而已。其结果是对本民族文化信仰的背叛，从心理层面造成对本民族的自轻自贱，这当然包括对本民族血统的自卑心理。

如果要问近现代以来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思想病毒是什么？除了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之外，恐怕就数阶级理论了。阶级理论是以撕裂敌方社会，制造阶级对立和内讧，进而自相残杀为主要目标和特征的。

我曾在《近代以来瓦解中国主体民族的三大阴招》一文中作过如下论述：一个民族的强大是社会各个阶层合力的结果。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社会精英与作为劳动阶层的人民大众，在残酷的国际和族际角逐中是休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在正常运转的社会中，精英阶层和劳动阶层是互为依靠的，精英阶层是社会的大脑，民众阶层是社会的肠胃和身体，只有肠胃和身体为大脑提供赖于生存的营养，大脑才能不为生存所累，专心思考，让一个人更加聪慧健康。同样，没有大脑的思索和领导，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消化食物的机器！一个正常的民族是精英与大众和谐共处的整体，这两个阶层也并非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这个社会必定有一种机制，能将腐朽的没落精英淘汰为普通民众，也能将民众中的智者提升为精英，永葆社会的蓬勃活力！精英和民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历史一再证实，当一个民族遭遇外族入侵之时，兵锋所至，玉石俱焚！被屠杀和奴役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或社会精英！

阶级论导致体力劳动阶层和脑力劳动阶层的绝对对立，正是近代以来汉人及其国家分裂内斗的祸根！而在已经改开四十余年之后的今天，阶级理论更成为暗藏在民众内心深处的仇富心态的“天之公理”，成为危害当前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

实际上，阶级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阶级矛盾自古就存在。正是因为阶级及其矛盾是一个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才给了阶级对立理论以可乘之隙。尽管当代汉人在经历了近现代阶级斗争的巨大洗礼和无谓牺牲后的今天，许多人在思想上仍然没有彻底认清阶级斗争理论的巨大危害性，足见阶级斗争思想的顽强生命力和剔除其思想毒害的艰巨性。一些人错误的认为：“阶级明明是以谁掌握生产资料为标准来划分的，所以，脑力劳动者和有产阶级之间，及体力劳动者和无产阶级之间并不必然挂钩。”这些人强调阶级是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标准来划分的，认为我把阶级说成是脑力精英与体力民众二者的区别是错误的，但从社会总体而言，难道占有生产资料的有产阶级不基本是脑力阶层吗？而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不基本是体力阶层吗？之所以会如此，这个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只有摆脱了体力劳动的束缚，你才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脑力劳动。这也是古代科举士子主要出自于殷实之家的原因。试想，如果一个人整天要干活挣钱养家糊口，时间和大脑都已经被钱、钱、钱占光了，还有时间和精力思考更高层次的问题吗？

这些人还强词夺理地说什么“阶级理论并不是当代社会仇富心理的根本原因”，他们举例说“工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一样会仇视富二代的炫富行为”。他们这么说的逻辑无非就是：工农出身的大学生属于精英阶层，富二代也属于精英阶层；进而由“工农大学生仇视富二代的炫富行为”推导出“精英阶层也仇视精英阶层”这个结论。因为这个逻辑太牵强，因此我也只能大概判断出，这些人真正想要表达的大约是“精英阶层内部也互相仇视”这个意思吧！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这些人就可以振振有词地说：“你看！脑力劳动者之间也是互相仇恨的，他们总是一个阶层的吧？这种仇恨总不是被阶级论挑起来的吧？”从而否定“阶级理论是当代社会仇富心理的根本原因”这个事实。

我懒得点明这个逻辑的憋足之处，我只请大家暂时跳出本文所论述的问题本身，想一想我辛辛苦苦撰写本文的目的是什么？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要揭示一些现实的问题，是要对近现代以来祸害汉民族的思想战进行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将这些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摊在汉人的眼皮底下，唤醒他们，让他们快快从这些阴谋中摆脱出来。也就是因术而近道。而这些人却在一些次要问题上用一些逻辑不通的话来纠缠，在阶级理论的本质探究这个议题上虚晃一枪，把所要阐述的最根本问题一笔荡开，把议题引诱到那些细枝末节的无意义的争辩上去了。让术偏离了追求道的目的，这是很不明智的。实际上，这也是一些阴谋家和被洗脑过的、对真理抱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免疫力的无脑人士惯用的胡搅蛮缠之术。

我说过，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必有一套机制，它能把腐朽没落的精英淘汰为普通民众，能将民众中的智者提升为社会精英。那么，我来问问，精英的标准是什么？难道是那些整天只知道炫富的富二代吗？所谓精英，他们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和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追求的人。他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勿以位卑不忧国，勿以言轻不呐喊”！这样的人，他们就算身着短褐，足登草履，居于岩穴，行于草莽，其本质也是精英。而那些僭位九重，锦衣玉食的人，本质上是精英吗？他们只是应被正常社会淘汰的对象而已。

当然，一味反对阶级区分，无原则地调和阶级矛盾也是有问题的。就历史教训来看，明朝末年中国被清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满清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强于中国，而是因为明朝政府偏离了为政之道，是官僚的腐败、士大夫的内斗，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所造成的。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如果没有因阶级矛盾激化所导致的分裂内斗，凭历史上北方蛮族的实力，根本不可能撼动中国，更别说征服中国了。因此，抓住阶级矛盾这个关键就抓住了中国历史兴衰的根本。因此我说，对于腐朽没落的阶级，一定要有一套机制把他们淘汰下去。不过，即便我反对一味抹杀阶级区分，反对无原则地调和阶级矛盾，但我还是要再次苦口婆心地重复一下这个道理，那就是：脑力阶层和体力阶层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国际和族际角逐中，从根本上说是生死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这个道理很好理解，阶级之于社会好比性别之于人类：一方面、阶级差别和性别差异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像我们没有必要视男女之别为洪水猛兽一样，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脑力劳动阶层和体力劳动阶层之间是有区别的这个朴素而自然的事实；另一方面、阶级之于社会的意义与性别之于人类的意义是相同的。对于阶级而言，精英和民众之间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完整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于性别而言，男女之间无论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完整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把阶级绝对对立起来违背的是社会定律，而把性别绝对对立起来则挑战的是人性定律，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斗争理论和当代女权理论的思想战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女权主义的荒谬可征阶级斗争思想的荒谬，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否则就会被人施以阶级内讧的离间之计。

思想战的关键受众是谁？也许人们会以为是普罗大众，其实这只是思想战的次要受众，是一块次要疆域。思想战最主要的疆域还在于统治阶层（统治阶层又称领导阶层或权贵阶层），因为统治阶层掌握着国家机器，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四十年前计划生育的推行，当时大众的脑袋没有沾染有害的计生思想，思维是正常的，大众普遍知道这么干是不对的，所以一致反对，但是反对又有什么用呢？执行者手中有枪，事实也证明，他们用强力推行了这一政策。关于统治阶层和普罗大众各自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个问题，我曾在《社会发展道路是领袖的抉择，而非人民！》一文中论述过：

当代史观主张普罗大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永远是人民创造的，社会道路也永远是人民选择的结果。说的有模有样，给人的感觉好像大众真的是历史的主角一样！其实历史是统治阶层和领袖人物与人民共同创造的，而领袖人物往往是新时代的开创者，是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者，是历史的主角！人民只是新时代的履行者。

历史的发展，更准确地说，一个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必然唯一的，而是有多条路，至于要走那一条，那是领袖人物的选择。一旦领袖人物做出了选择，那么，人民只是沿着这条道路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用官话表述就是“建设新社会”。

有一个显著的例子足以证明，那就是南北韩政治。朝鲜半岛在二战之前，曾长期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单元，作为一块弹丸之地，其南北社会矛盾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要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话，肯定、且必将不会出现南北分道扬镳的局面。但是，二战之后，南北韩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很显然，南北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是南北韩人民选择的结果，而是投靠了西方阵营的李承晚及其一班人马，与投靠了共产阵营的金正日及其一班人马选择的结果。可见，一切地与人的矛盾，资本与人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无产者与有产者的矛盾，民族、宗教的矛盾，人民与官僚的矛盾，等等一切的矛盾，尽管都是客观存在，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你不解决这些矛盾，势必危及统治。但是，至于解决的过程和结果，并不是各大矛盾集团独立的博弈，而是有那么一个人，他如同交响乐团前面那个手持小木棒的人一样，是他在纵横捭阖，而他底下的一干人马通通被他玩转，从而奏成他想要的曲子。如若他愿意，他手中的木棒将节奏、徐疾和强弱，做了一番新的处理，那么奏出的曲子也必不相同。

当代史观关于领袖和人民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错误之处就在于，它否定了那个灵魂人物——那个手持木棒的人的作用，而把社会革命说成是一种充满了必然性的东西，即客观的社会矛盾的必然发展结果。既然革命是必然的，那么这就是谁也无力阻挡的（其实这种表述类似于“天的意志”，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否则就与无神论发生了龃龉），它就充满了正义性。这个正义性的来源，就是客观社会矛盾所决定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是无需任何人去进行任何干预的，它自然而然会演变到那一步。这就是当代史观关于人民和领袖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精髓所在。这个精髓完全否定了手持木棒的那个人，也即社会革命运动中的政治强人的决定性作用，而把社会革命的决定权完全推给了人民！那么，当代历史家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他们不清楚，其实政治领袖和他们的同志们一直在卖力地发动群众吗？如果你说不是，那毛主席去安源做什么去了呢？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又是做什么的呢？毫无疑问，乐曲之所以会是《南泥湾》，而不是《夜上海》，那与乐队前面那个手持木棒的人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

同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比比皆是。宋代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在社会各个方面均出现近代化的萌芽，本来可以直接过渡到近代工商业社会，但很不幸，蒙古人来了，占领了中国，蒙古领袖选择了另外的道路，中国历史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明朝末年的发展趋势也是一样，可是满洲人却把部族政治强加于中国，历史因此发生逆转；满清末年，辛亥革命者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欲走英美模式，但五四之后，另一派革命者却选择了苏俄模式！

以上事实反复证明：能够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并非是普罗大众，而是统治阶层。统治阶层掌握着强制力，他们可以用这种强制力将其意志贯彻下去，而民众只有服从的份，因此，统治阶层和能够对其意识形态产生一定影响的知识阶层就成为思想战的关键人群。

计生政策用汉人统治阶层手中的武器来自我消灭其后继力量，那么这种原本属于汉人的强制力实际上就成为敌对势力的现实力量了。我们不要想当然地以为统治阶层的智商有多高，普罗大众经常有这样一种想当然的想法，认为领导人既然能够登上权力高峰，肯定有人家的高明之处，从而安心地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于他们。其实这纯粹是一己偏见，其后果是拱手交出自己的思考能力！

实际上，领导人之所以能处于那样的高位，究其原因，并不一定都是由其智力决定的。我们知道，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一个阶层其实就是个相对封闭的圈子。教育圈子不了解医疗圈子的事，商人圈子很难理解文艺圈子的思想，普通民众也根本不了解权贵们的生活。时下流行一条新俚语——“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这是很有道理的。因此，当一个人没有踏入权贵圈子的时候，你再怎么奋斗，也攀不到权力高峰上去。这就是所谓的阶级固化。所以，能登上高位的人，不一定他的智力水平就真的很高，他们很可能借的是一种“势”，更何况，“势”本来就掌握在权贵们的手中；而那些在野的人士，不一定其智力就真的不如朝堂上的那些人，他们之所以竭尽一生也只能对九重宫阙昂首长叹，是因为他们无“势”可借。

自西周以来，嫡长子继承制将继承大统的“势”给固定下来，乘着这种“势”，连具有智力缺陷的晋惠帝都能顺理成章地登上帝位。在当代政体下，问鼎权力高峰的那套游戏规则虽然改变了，固定的“势”变成了有变数的“势”，但“势”依然是步入权力部门的唯一途径。请问圈外的人能获得“势”吗？他们连“势”都无法获得，还谈什么“借势”！

一般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往往是肤浅的，普通百姓以智力为标准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说“张三愚笨，李四聪明”，那么，大家是否想过这个问题：张三是个打铁的，李四是个捕鱼的，让李四去打铁，他是否也能比张三高明呢？同理，置身于权贵圈子之内的宦海中人在如何“造势”、“借势”方面、在权力博弈方面的智谋的确是一般人无法齐及的，他们精通那一套游戏规则，但不一定他们在其他领域也有同样的智力。如果你有机会与这些人物交流，你会发现，在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思想战的洗脑下，体制内公务员和大小领导干部们对本文所论述的十一种最基本思想战法——佛教、伪儒、奶头乐、计生、丁克族、同性恋、女权、伊斯兰、基督教、阶级斗争、民族大团结等，在了解和理解上的外行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本身已经中了思想战的毒，对思想战及其危害几乎没有什么认识，因此不仅不可能以领导岗位的“势能”来消除这些危害，反而会扩大这种危害；另一方面，即使某些权贵人物部分认识到某种有毒思想的危害，但在权力的博弈中，你能确定局中的权贵们必然会以大众和民族利益大局为出发点吗？就一般性而言，如果个人仕途利益与大众或民族利益发生冲突，多数人的选择会是什么呢？

一个自然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如果他处于一定的组织中，他的个人力量就可以无限扩大。这个组织其实就是“势”。一个人如果处于一定的“势”中，原本一倍的力量就可以扩展为百倍、千倍。相反，一个失“势”的人，因其失去了放大其力量的环境，个人力量也会成倍成倍地衰减，正所谓虎落平川不如狗。

所以，一个普通的人，当他没有在那个平台上，没有进入统治阶层，没有进入权力部门，没有进入到国家机器的组织里面，就是没有“势”的时候，这个人就无法发挥他的某种智能。当大家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大家就要明白：权力人物之所以拥有如此大的能量，是因为他们借“势”把个人有限的能量无限放大的结果。如果他们的思想没有沾染病毒，那么他们就可以借“势”无限放大正面的力量，从而对己方力量起到壮大的作用；但如果他们的思想沾染了病毒，那么他们也可以借“势”将负面力量无限放大，对人民的伤害也成千万倍地扩大，对己方力量起到减损的作用。由此，我们便可知道思想战的厉害之处：它可以通过对统治阶层的洗脑，让敌方领导阶层的思想中毒，进而利用敌人手中的强制力来推行自残和自阉的政策，从而达到让敌方自我消灭的目的。而对于在野人士来说，因为他们处于统治阶层的圈子之外，绝少有机会进入权力中枢，因而他们没有办法以组织的力量将个人力量扩大。

所以，统治阶层以及可能对统治阶层施加影响力的文人阶层是展开思想战的最主要领域。西方传教士就深谙此道。明代以来的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就非常注重于在宫廷中寻找靠山。他们在宫廷中千方百计结交权贵，他们或伪装成宫廷画师以便于接近帝王，或把西方技术贩卖到宫廷以结交士大夫。他们为什么那么希望得到皇帝的垂青呢？他们就是想借助皇帝和政府的“势”来推进基督教的在华传播。

可见，思想战有两个受众：一个是普通民众，一个是统治阶层，而统治阶层是最关键的受众。一旦思想病毒感染了统治阶层，那么它就可以通过组织性力量，也就是“势能”成几何倍扩散出去，从而达到瓦解并消灭敌方力量的战略目的。

我们知道，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是一个国家的大脑和心脏，文人士子一般都是博闻强识的人物，怎么可能轻易被敌方的思想病毒感染呢？下面我就来谈谈这个问题，说说思想战是怎么为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以及普通民众植入思想病毒的？

把简单的道理用复杂的理论形式表现出来是思想战惯用的唬人手法，这种手法主要愚化的是敌方的知识阶层。而铺天盖地的媒体广告和标语宣传所产生的心理暗示效应也是其惯用手法，这种手法主要愚化的是敌方的普通民众。

理论的目的是将头绪繁多，难于理清的现象条分缕析出来，把原本复杂的事情用有条理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叙述出来，从而使人们能够轻松把握那些事情。但作为思想战，其目的是包藏祸心的，其心理是阴暗的，其思想是有毒的。他们要把鹿说成是马，把白的说成是黑的，把对的说成是错的。但敌方的知识阶层再怎么无脑，也具备一些最基本的分辨能力。那还怎么给他们洗脑呢？有办法！那就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

思想战中，他们会把一个原本明明白白，根本不用多费口舌的原理用长篇累牍的著述过滤地面目全非。他们充分利用大部分人迷信权威的心理，赋予其著作以各种噱头，借以狐假虎威；他们还喜欢给作者冠以各种头衔，并在文中大量引用看起来高深莫测的表述语，并煞有介事地在文末缀上连篇累牍的注释。

思想战并不是一个新名词，纵观人类历史，思想战贯穿于它的始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麻痹汉人的斗志，统治者大力宣传佛教，这就是思想战；满清入关以后对汉人学说的奴化改造，把一些思想病毒植入儒学之中，把华夷之辨全部去除，从而达到淡化汉民族意识的作用，这也是思想战；满清帝国在蒙古地区和藏区大力扶持喇嘛教，弄得携带武器都是对佛的不敬，这还是思想战。

当代中国表面看起来风景这边独好，一切都风平浪静。在各种无脑媒体的吹捧下，人们不禁有一种“暖风熏得游人醉”的错觉，更有一种“歌舞承平”的幻象。果真如此吗？

实际上，在纸质媒体上、影视作品中、书籍中、网络上，各种有毒思想早已经无孔不入，思想战早已如火如荼！前阵子我儿子所在的班级流行一本少儿读物——《淘气包马小跳》，里面就设计了一个名为“丁克舅舅”的人物，借以将虽婚不育的思想病毒悄悄秘密植入其中。从这件事可见，就受众而言，相较于成人来说，少年儿童的大脑好像一张白纸，正待绘上优美的画卷；而且，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正处在受教育的阶段，阴谋家们正是看中了这点，因此竞相向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领域积极渗透。目前，中国教育界已经成为各路阴谋家争相逐鹿的重灾区，有毒思想早已经系统渗透到小、中、大学生们的教科书中了，其现状令人触目惊心。

有迹象表明，已经有阴谋家将有关于同性恋的内容和伊斯兰、基督教等宗教内容的东西植入到幼儿教材之中了；更有有心人发现，最新版的小学语文教科书竟被人系统植入了崇洋内容。这些消息足以使人震惊，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孩子们的教科书中公然出现了以科学造假方式传播有毒思想的篇章！比如初中语文教科书就收录了一篇鼓吹计生的课文，这篇课文名叫《旅鼠之谜》，大意是：在北极有一种老鼠（旅鼠），繁殖能力极强，当数量剧增之时，它们有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集体跳海自杀！言下之意便是——与其生、生、生，还不如通过计生自己解决掉。而事实上，生物专家们认为：旅鼠不会集体自杀。在旅鼠数量剧增，当地食物变得稀少的情况下，旅鼠和其他动物一样会向其他地方扩散。可见，这显然不是一篇严谨的科普文章，而是一剂以科学造假为手段对汉人鼓吹计生的思想病毒。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是，在思想战的长期麻痹下，长期以来，广大的汉族教育工作者们对这篇寄寓计生病毒思想的反动文章竟然熟视无睹，并堂而皇之地在三尺讲台上毒害了一届又一届天真无邪的学子，而这些学子们将来进入社会后，必然会长期携带这些思想病毒，且会将这些病毒以几何倍的规模传布给周围的人和下一代！如此周而复始的扩散，挥刀自宫，自我消灭！

这就是思想战的恐怖之处！

教育领域思想战的另一例就是思想政治课中大讲特讲的56民族大团结的洗脑灌输。在积极并发扬少数民族传统，鼓励其民族觉醒意识，而淡化汉民族意识的大背景下，这种灌输的结果只会起到麻痹汉民族的作用，使汉民族对卧榻之侧的豺狼毫无警觉。

俗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研究思想战不是要对别人动用思想战，而是要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同胞们！请允许我以一颗深爱你们的心，把思想战的阴谋展现在你们的面前！同胞们！汉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我们不能一次次任由我们麻木的灵魂把那些苦难的记忆清零，每次都跌倒在上一次跌倒的地方！（李退山于2019年2月23日凌晨3时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