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退山）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268页讲到的宋代政制：

“总政策由五至九名成员组成的国务会议制订，皇帝亲自主持国务会议，国务会议附设一个负责起草公文的干事机构。这便是学士院，其中若干成员间或充当谋士。但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能听到多种意见，各种决定只有经过讨论才作出，而在讨论中不同意见得到表达。皇帝只是认可已采纳的建议或是作最后裁决。有三个机构负责收集官员与平民的意见、建议或申诉。三个机构彼此独立，其成员均享有绝对的豁免权，连皇帝本人也不能加以否定。由此，一定程度的客观性便得到保证。事实上，宋朝时代（尤其在11世纪）由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士所起草的各式各样的方案、建议大量涌进行政办事机构，乃至政府。中央行政机构比唐代的臃肿组织较为简化，看来也更有效能……宋朝存在彼此独立的情报、监督机构，各种权力与职能严格独立。......科举制度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是在宋代，后来明清专制皇朝时期逐渐变质，变成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沉重极其。……11——13世纪文官阶层的发展使之在政治体制以及在当时社会中占有重要分量。历史上任何时期，官吏都不曾对国家领导机构起过如此有效的监督作用。……皇帝本人也只起次要作用，而让其大臣活动于前台。……当时的政治风尚也表明官吏阶层的势力和主导作用。11世纪第一次出现并发展起政治倾向相反的大党派……”

从谢和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代政制已经十分注意对皇权的监督和制约，在政策的制定上，十分谨慎，新政策往往在具有极高哲学和社会学素养的学士们的讨论中制定出来，这保证了政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传统中国三省制衡的政治体制在宋代更加成熟，宋代彼此独立的情报、监督机构，各种权力与职能严格独立。而唐宋时代的科举制保证了具有极高学问素养的士庶子弟进入国家决策和领导层。当时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现今西方的党派政治。一心想缓解下层矛盾、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改革派领袖王安石和主张维持现状的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治国主张，两派相互斗争。有些人称之为党争，喜欢强调其副作用，实际上，两派的政治监督作用十分明显，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仲裁机构，中央政府没有像明末宦官政治那样被削弱，党派之争将使国家决策更加代表更广泛的国民（不分贵族和庶民）利益和国家利益。

宋代政治的开放性和监督性使人惊讶。下面我们看看蒙元政制。

《中国社会史》322页至323页——蒙古开发制确立：

“成吉思汗时代，1210——1227年间，确切地说，蒙古人还没有任何行政组织。屠杀后幸存的居民（工匠与宗教人士通常得以幸免）作为奴隶分配予蒙古贵族成员，大量土地则改为牧场。领土划分为独立区域，成为私人庄园，由封建领主管理，领主对居民拥有全权。部族兼军事组织代替政府机构，后来作为东亚蒙古帝国的总体框架。……蒙古征服者不甚善于和平时期的活动，对定居居民毫无信任感。为了剥削中国百姓，开发中国财富，他们一方面仿效中国制度，另一方面特别喜爱任用金国、契丹与女真旧臣以及求助于来自中中东、欧洲的异邦人。……在征服居民的影响下，蒙古人的政策有所转变，逐渐采用源于中国的典章制度。……虽然慢慢接纳中国的典章制度，但蒙古人依然保留对中国旧臣的疑忌：统领职位由蒙古人担当，财政与行政机构委任来自于中亚与中东伊斯兰地区的人士。伊斯兰商人，组成成为‘斡脱’的会社，实际上垄断征税，收益可观，由蒙古军队协助其征税。”

《中国社会史》323页至324页——种族歧视：

“……上述分类（指的是四等人分类）作为行、法律、财政区别的基础，领导职务只能由蒙古人担任，而且职务是世袭的。行政区域的文官或有蒙古人担任，或由色目人担任，后一种情况不多，副官通常由穆斯林担当。在刑法方面，加诸汉人的惩罚最为严厉。如偷盗案的黥首仅施于汉人。凡汉人谋害蒙古人必受死刑，而且必须偿付丧葬费（‘烧埋银’），而蒙古人杀害汉人只处以罚款。蒙古人可携带武器，汉人则遭禁止，如此等等。蒙古人按其统治需要及按其帝国的独裁性要求大大更改中国法律，将‘凌迟’的缓慢死刑引进其中，施予重罪犯人。……蒙古人在中国设立严格的社会樊篱，禁止其所定的种族类别之间任何通婚。不过这种限制不偏于一面：既实施于统领职位世袭的蒙古贵族，也实施于其地位受压制的下等阶层。在蒙古人占领期间被俘的国家工匠，不能从事他种职业，连其子女辈也这样。蒙古当局向工匠供应一切生活与工作的必需品，但将其置于特设的建筑物中，看管起来。盐场的工人情况也一样，其生活条件苦不堪言，引起大批人逃亡与暴动。……”

可见，游牧蒙古占领中国之后，对原来宋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秦汉一直到宋朝，在政府职能的划分及监督制衡上本已十分成熟，但这时却大大倒退到了极端独裁和种族隔离的境地中去了！

明朝终于赶走了蒙古人，但历史的发展总有一定的惯性作用，太祖皇帝在光复之初虽曾致力于政治和文化习俗的拨乱反正，但蒙古政制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遗留下一部分。我们知道，蒙古时期曾实行严格的职业隔离制度，也就是说职业世袭制度。由于蒙元长达80多年的强权统治，这种制度已经适应了蒙元政治强权和经济隔离的需要。可是后来，明朝建立后，特权经济，即经济的族群隔离、类型隔离被渐渐打破，经过蒙元破坏的宋朝商品经济经过明朝初期和中期长期的恢复，终于重新蓬勃起来，在这个商品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职业隔离这种落后的蒙元奴隶制残余才逐渐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明初在政体上受到了蒙古集权政治的严重影响，明初的秘密警察制度，后来严重腐蚀社会的宦官危害都与此有关。《中国社会史》357页说：“明帝国的特点之一是宦官影响巨大，有些时期乃至拥有无限权力。这种状况是专制、过度集中与不公开政制的自然产物。”但随着明代社会经济商品化和商业市民阶层的崛起，到了明朝末期，政治开明虽然没有恢复到宋朝的水平，但政党政治（东林党和复社）所显示的开放性和民主化也与明朝初年的政治景象形成鲜明对比。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宋朝和明朝的政党政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政党政治绝对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冷战时期那样的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宋朝和明朝的不同政党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在理念上并无区别，只是在治国方略上有分歧而已。）有些人称之为党争，喜欢强调其副作用，实际上，不同派别的政治监督作用十分明显，假如有一个强有力的仲裁机构，中央政府没有像明末宦官政治那样被削弱，党派之争将使国家决策更加代表更广泛的国民（不分贵族和庶民）利益和国家利益。

明朝中国在科技和思想领域的水平和西方难分轩轾，用谢和耐的话说，当时的中国在科技和思想领域的种种迹象“就像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回应”（《中国社会史》393页——结束语）。但是“最后，由于清朝（清国）入侵，领土被占而致演变受阻。明末的社会、政治、思想史，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段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因异族入侵而致中断，其后便转向新方向。”（《中国社会史》377页——都市化和商业性的新社会）

我们再看看满清政制。

清国政治和华夏传统政治面貌是截然不同的，有些无良学者说清国的政治体制承自于中国明朝，这纯属无稽之谈！从表面上看，清国初期沿袭了中国明制的内阁制和华夏传统的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但六部仅是执行部门而已，并无决策权。）但同时将清国原来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带了进来。清国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相当于我华夏上古部落时代的各部落首领会议制度。上古时期，各部落首领在部落联盟的决策上往往是联盟首领协商决策，但这和后世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两回事，只是几个部落首领之间的民主而已，广大的老百姓是无权决策的，他们只是部落首领的牲畜而已。这种制度对百姓来说完全是一种军国专制制度。数千年后，华夏的先人逐渐由野蛮走向文明，这种压抑人性的、原始的政治制度早已被废弃，历经汉、唐、宋、明，逐渐发展出一整套“民贵君轻的政治伦理、相权、文官集团和在野文人社团”三者对皇权有所制约的君主政治。

清国初年虽说继承了中国明朝的内阁制，但内阁受制于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只是转达表章的机构，大学士并不入阁办事。到了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时，连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这种王公民主制度也被大部废除，决策多由“南书房”作出。到爱新觉罗•胤禛（雍正）时干脆改成“军机处”，成为清国绝对的决策机构。至此，清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极端专制体制，皇帝的旨意至此成为“金口玉言”，皇帝的话就是法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华夏大地上“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军——机——处！那是个极为机密的地方，里面几个奴才跪在主子面前笔录军机事宜，然后转身将清国皇帝的旨意颁行于全国。《官场现形记》华中堂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真实反映出清国政治的专制和奴才本色！

这种严密的集权统治必然会催生出极端的思想专制，自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到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再到爱新觉罗•弘历（乾隆），文字狱对独立文人的清洗一浪高过一浪。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持续不断、无时不在的“文字狱恐怖”就像时刻悬在汉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汉民族的心理长期处于极度恐慌和无望之中，逐渐扭曲……

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419页至120页——“儒家”帝国中指出：

“但是倘若只限于指出18世纪三位伟大君主（作者指的是满酋玄烨，胤征，和弘历）怀柔政策（指的是满酋笼络汉族精英的种种策略）的表现，则对于中国精英状况的了解便欠缺准确也不全面。事实上，这种怀柔措施无非是帝国极权观念的另一面。清朝（清国）之所以没有反对派，并非由于中国社会对政府及生活条件总体而言普遍满意，而是因为反对派受到无情追捕。清代皇帝要求每个臣民对其权力恭顺服从，对其个人忠贞不渝。诸帝将伦理纲常的建立视为其基本职责之一。伦常之治通过向社会各阶层传播‘新儒学’正统而实现，学校数量大增乃至建至农村，因而大大方便上述教化工作。清代皇帝视这种教化为必不可缺之事，尤其是皇朝的异族本源可能令人否认其合法性，因而在官方道德准则方面，便强调权威原则与驯服品格，正统观念转向顺从品德。……18世纪时的三朝君主显然意欲强制推行纲常之治，同时为自己的权力提供依据。雍正修订充实其前任于1681年公布的《圣谕》，强令民众诵读。他要求全体应试生员阅读其本人为清朝（清国）统治寻找根据的著作——《大义觉迷录》（1730年）……在乾隆治下，凡是指责‘蛮夷’的文字（包括影射的），所有悖于正统精神的著作都予以系统的查禁销毁。1774——1789年间的著名的‘书籍大检查’便于巨型丛书的编撰结合进行，这项工作是乾隆之治的光辉业绩之一，后来在其竣稿之后仍然继续修编下去。政府不限于查禁、销毁有可能危害伦理纲常的书籍，而且迫害作者及其亲友。这些丑恶的暴虐行为（乾隆年代，皈依基督教的满族王公贵族也遭受类似的迫害）正反映政治制度的真面目。清政府之所以往往显得非常仁慈，是因为它大力推广恭顺服从意识之故。清政府将伦理纲常视为力量与稳定的基础。”

434页至535页——政治制度的弊端：

“北京硬想解决这庞大帝国各个地方连细枝末节在内的全部问题……规例繁多，法制暴虐，紧紧束缚皇帝在各省代理人的活动。极端主义形式的文书起太大作用，都察院督察巡视的威胁随时突然而来，面对无数陷阱，地方官吏极可能掉进其中，唯有异常熟悉规例的刀笔吏方能令其免于此祸；地方官员职责繁多，他对所管辖的地区一无所知（于是使他不得不依赖从当地招募来的小吏，而且要仰仗士绅的斡旋与忠告），上述种种情况足以说明为什么在任官员表现出小心翼翼的态度……18世纪开端，不良征兆已呈现出来：公共财政危贪污腐化发展、农民骚动，凡此种种都是令人忧虑的预兆，而执政阶层的政治意识却因受纲常之治与欢乐日子的蒙蔽而毫无警觉。皇权孤处于将其包围的敬仰膜拜之中，而它还要将这崇拜观念灌输给每一臣民。”

444页——开明君主治下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生活：

“由于满洲皇朝政权巩固，整个精神环境随之而改变。怀念旧皇朝、表现汉民族爱国热情、仇视入侵者、猛烈抨击政治制度等等，总之，所有这些清军入关以来持续多年的动荡逐渐缓和下来。精英之士归附新政权，与此同时，开明君主似乎以出色的手段显示了君主专制制度与社会传统的效能，而这二者曾成为17世纪哲学家（指明末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批判对象。在清朝（清国）君主治下，专制皇朝与正统道德观念（需要指出的是，谢氏处处提到的所谓‘正统道德观念’仅仅是满清正统而非汉族正统或华夏正统。这个所谓‘正统’是维护满清的‘正统’。在此书中，也许谢氏基于研究的缺失，没有意识到华夏正统文明已经被满清通过种种手段而篡改。）出现最后的辉煌发展，后来这点表明给华夏世界带来严重祸害，而当时却是历史条件使然。在文化思想领域，国家干预同时表现书有害与有利两个方面。一方面，对所有形式的反对派开展无情斗争以至建立纲常秩序，其结果是压制了17世纪社会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巨大潮流并加速城市‘市民’文学消亡（市民文学曾成为明末的特色）……”

445页——伦理纲常：

“科举是取得高官显爵、担负政治职务的唯一途径，被借以向前朝人士灌输符合专制皇朝需要的忠顺品德。耗尽几代文人的精力。自设立八股文以来，考试的虚假造作性便日益明显……自16世纪中叶起在明朝治下设立的许多书院均拥有丰富的藏书，不久即成为自由论辩与反现政权的中心。1625年——1627年间东林党失败后，大部分书院均已关闭。清政府应付各式各样的批评更有经验而且也更为强硬，并竭力对教育与书院实行严密控制。1657年，由清政府创办的书院受国家保护，只在其中研习八股文。新政权竭力发展官方教育，大量兴办学校，与此同时还审查书籍，迫害作者，包括查实敌视外族政权的人或仅仅被怀疑有敌对情绪或有不良意图的人。雍正年年（1722——1735年）这种强迫政策变本加厉，终于导致乾隆年代1774——1789年间的文字大检查。10231部著作共171000卷被宣布为违禁品，其中2320余部全部销毁。同时对作者及亲属横加迫害，处以极刑、流放、苦役、没收财产等。20余年间，整个帝国无处不查抄禁书，只要书中对清政权表示些许不敬，出现禁忌字眼，批评古代蛮夷，似乎表现异端情绪或含有战略意义的材料均在此列。举报者受重赏，收藏坏书、知情不报则处以重罚。其结果是使卑劣、愚蠢之人竞相为朝廷效力。”

454页——历史哲学：

“虽然考据运动代表了一种建康的反应，针对的是朱熹理学与王阳明直觉哲学的弊端，但此运动亦有其消极面。趋奉博学往往与放弃思考、放弃综合精神并行，琐细研究成为目的，细枝末节发现竟令学者的虚荣心获得满足……”

纵观以上所述可知，满清政府除了赤裸裸的政治压迫以外，十分重视对汉民族民族精神和思想方式的改造。具体的措施为：组织文人重新解释中国经典，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删改，焚毁与异族政权统治不利的典籍。这是满清改造汉民族精神的基础之基础。有了思想教育的第一首教材之后，满清同时大兴科举并发展官方教育，大量兴办学校，控制书院。这样就从基础教育上对汉人进行洗脑。我们知道，一个人纵使有再大的体力也要受大脑的支配，一个民族纵使有再多的人力和能量也要受社会思潮的左右。在无孔不入的基层教育中，汉人普通民众的思想慢慢地被禁锢，奴化，丧失了一个正常民族的理性和自我意识！至于那些十年寒窗如一日，饱读“圣贤书”的汉民族“精英份子”和科举及第者们，则中毒更深！

满清科举和唐宋科举截然不同，两者的区别单从考试科目上就可见一般了。唐宋科举的科目有明经科，进士科，俊士科，明法科（国家选取司法人才），明字科（文字理论及书法），明算科（考数学，范围很广，选数学人才）。考试的方式有：口试，贴经（填空），墨义（相当于口试的笔试化），策问（时政论文），杂文（诗赋）。考试的范围很大，从经文到时事政治、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地理、数学、文字学，而且，不仅考儒家的东西，还考道家的东西。但是满清八股取士仅仅允许从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代圣人立说”，文章死板地分成八个部分，作者观点要严格依从《四书集注》等书，不得有不同见解，思想必须整齐划一。读书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仅不能错地不一样，甚至连对地不一样都不行！目的是选拔愚忠（忠实于满清，不能有是非曲直的个人见解）的奴才供满清殖民专制政府驭使。满清政府的确很成功，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些汉人“精英”们正是极力维护满清殖民统治的中流砥柱！

我们知道，科举历来是取得高官显爵的唯一途径，而中国的士子都深受“学而优则仕”的教诲，或怀着经世济民的抱负、或怀着光宗耀祖的理想纷纷挤上这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的独木桥，很多人耗尽毕生精力纵如飞蛾扑火也不回头！满清独裁政府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把科举制变成了一个选拔奴才的终极考试，通过科举考试引导着士子的学习方向，从根源上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用谢和耐的话说就是“被借以向前朝（明朝）人士灌输符合专制皇朝需要的忠顺品德。”

由此可见，满清以来的种种政治和思想钳制手段，可以明显看出满清政体的本质是游牧集权家长制，是和华夏传统政制截然不同的。这种集权家长制对每一个臣民的影响是由内而外的，也就是说，不仅肉体遭到迫害，而且每个臣民的思想也完全被满清集权政府绑架了。这种思想绑架是全面的，普通百姓如此，就连学者也迫于形势，一头扎进考据的故纸堆中，在古文献细枝末节的发现中醉生梦死！

综上所述，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秦汉一直到宋朝，在政府职能的划分及监督制衡上本已十分成熟，但在经历了两次游牧部族的统治之后却大大倒退到了极端独裁和种族隔离的境地中去了！（2012年李退山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