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退山）大家好，我是李退山，承蒙群主抬爱，今天由我来做一个与汉本位有关的讲座。班门弄斧，未免诚惶诚恐，就简单聊一聊我在满洲族源探究学习中的一些所思所想吧！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胡适曾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大家都已见怪不怪了，但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何尝不是如此呢？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两者都在歪曲历史，但唯一不同的是：日本作为一个奉行主体民族本位的思维正常国家，对历史的解读是以日本的主体民族——和族的立场和视角展开的，其历史叙述是最大限度地为和族人的利益着想的。

而中国呢？当代中国在所谓“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五十六个民族均分中国、弱化汉族的“政治正确”大前提下，在历史研究领域，各种史料均被选择性地引用，成为“政治正确”的佐证材料，用的着的就重点突出一下，用不着的就刻意隐晦。甚至对史料也并不做严格甄别，所以往往得出与事实截然相悖的结论，起着打击汉民族自信，瓦解汉民族凝聚力，长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作用。

目前，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长期在错误史观的误导下，变得敌友不分，毫无民族意识，根本看不清当前国内、国际虎狼环伺的险恶形势。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如果被一种脑残思想和错误思维长期支配，就算人再多、智商再高也是白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阶级理论，还有当前流行于西方，并不断向中国扩散的白左思潮、女权主义等垃圾病毒思想都是如此。作为中国的原住民和缔造者，汉民族一直、并将永远是中国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捍卫者！可以说，在当前险恶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唯有汉民族意识彻底觉醒，中国才有希望！汉民族的觉醒将极大地增强中国的抗风险能力，并将保证华夏血脉和文明嗣胤永继，保证世俗中国永不变色！

不幸的是，在“政治正确”的长期作用下，汉民族的民族意识极其淡漠，而局势的发展又亟待汉民族的觉醒和振作。岁不我与，时不我待！窃以为，要快速唤醒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在当前“满清即中国”的社会大环境下，扯下“满清=中国”这个画皮就是一个最便捷的突破口。那么如何扯下这张画皮呢？如何揭穿“满清=中国”这个谎言呢？打破满洲长白山起源说，揭穿满洲是内东北土著民族这个无耻的谎言，就显得最为必要！

我最早开始接触满洲真实身份问题是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汉圈同袍闻达出了一本《闻达省思录》电子书，这本书毫不客气地揭露了满洲人的通古斯真实身份。可以说，今天我们对满洲人的通古斯身份这个共识，与汉圈这些最早的探索者和启蒙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而我呢，也是被启蒙的一员，获得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认识，非常震惊！也促使我更多地关注这方面的史料。

在后来的学习和探究中，我逐渐感到闻达这本书仍然有一些史料不充分的地方，而且还有一些比较主观的地方。闻达在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一个论断就是：满洲的通古斯祖先到了外东北之后，就顶包女真人；当他们进入内东北以后，他们又顶包满洲；进入中原之后，他们又顶包中华，以至于现在弄得中国人连中华和满清都分不清了。中清不分！

关于满洲顶包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事实上满洲在历史上的确有大量自称女真的记载，比如努尔哈赤之前的历代酋长均自称女真，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裂地称汗之际更是把所建之国命名为“金”，史称“后金”，成为通古斯满洲顶包女真名号的确凿证据。不过，满洲在历史上也有说自己不是女真的记载。比如1635年11月22日（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之子——后金汗皇太极敕令就说：“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另外据说皇太极写给崇祯帝的信中更直接说：“我非金之后，尔非宋之后” 。清廷后来的“保中国不保大清”等言论将中国和清国明确区别开来，也能说明：尽管满洲曾对其祖源闪烁其词，有身份顶包的嫌疑，但某些记载也似乎提供了一些反证。其实，满洲之前的这个“女真”的称谓还是中国（明朝）的一些史官送给人家的。这些史官为了叙述方便，把奴儿干都司辖区那些看起来区别不大的众多部族笼统称为“女真”。

也难怪，先来的女真人与后来的满洲先祖同属西伯利亚通古斯系部族，只不过他们是前后抵达大东北地区（奴儿干都司辖区）的两个不同批次而已。这两批次人群虽然在大范围上同属于通古斯系，大致上具有文化共性，但由于是一前一后来到大东北的，早来的开化程度高，迟来的开化程度低，区别还是很大的。尽管如此，因游牧部族的流动性，先来的和后到的众多部族杂沓交错久了，在风俗特征上就彼此沾染，分又分不清，也难怪史官们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女真”了。而明朝史官对通古斯人的这一笼统叫法，后来被满洲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灵活运用了，也就是说：当顶包女真等异族名号有利于局势发展的时候，他们就自称女真；当顶包女真等异族名号对局势的发展没有太大作用时，他们就说自己不是女真。

以上说的是第一个机缘，下面说说我与满洲祖源探究的第二个机缘。

有一次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从一个网站上看到一些俄罗斯人拍摄的布里亚特人老照片。这些照片是俄罗斯一个博物馆馆藏的19世纪帝俄叶尼塞省通古斯河流域及贝加尔湖地区土著老照片，此外还有一些俄罗斯出版物上的照片。看到这些照片我非常惊讶！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老照片。我惊奇地发现照片中那些通古斯人的发式、服装等，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满族人简直一模一样！尤其是那个发式，也就是“剃发垂辫”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前额剃个大光头，后面留个长辫子。还有一张正在剃发的土著，看得清清楚楚。我非常震惊！这完全刷新了我对西伯利亚的认识。

除了发式，他们的帽子也是满洲人的那种红缨帽。有一张骑马拉弓的照片，如果你不特别标注这是贝加尔湖附近的布里亚特人，你绝对会以为那就是清国人（满洲人）。

贝加尔湖一带，也就是汉朝苏武牧羊的那个地方，是匈奴人的起源地。那些老照片里还有一些扔在荒野上的唐代石雕——带着幞头帽子，手上拿着笏板的朝廷官员雕像，在荒野上孤零零矗立着。可见，中国势力曾经达到过这里，但那是在中国最鼎盛的时候。自从唐朝以后，中国的势力范围就根本没有到过这里。满清也是一样。

满州帝国从来没有涉足过这里，但这些人的发式，这些人的服装，这里的文化有为什么与满族人如此一致？高度一致，这是为什么呢？这引发了我的强烈兴趣。

经前人考证，满洲源自西伯利亚通古斯系民族这点已经明确了，但西伯利亚那么广大，他到底源自于通古斯的哪一支呢？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我以为，只有彻底查清满洲人的底细，才能使这个历史事实更具说服力，才能把满洲西伯利亚起源说坐实。怀着这个想法，我查阅、甄别了大量资料，最终发现了一些关于满洲族源的有力证据，并一步步推论出满洲源自今贝加尔湖流域布里亚特人这个结论。去年底我用一个多月时间整理成文，并配了图，今天如果全文念一遍也没多大意义，所以接下来仅谈一谈我在满洲祖源探究方面发现的一些重要证据，及我对这个问题的考证及推论的内在逻辑，还有官方正史中关于满洲祖源问题的一些逻辑性错误。

说到满洲的祖源，自清国以来的官方结论一直是长白山起源说。其实这一主流结论本身就是“政治正确”的产物，根本不足为信。

正史中断言满洲起源于吉林长白山所依据的著作就是《满洲实录》，这是一本成书于成于后金国天聪九年（1635年），后于清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重新校订的书，是满洲人对其祖先事迹的一个追溯，在其祖源叙述上充斥着大量神话传说。

作为“上古史料”，神话传说可以给历史研究提供一些线索，但它的真实性还有赖于考古印证。在缺乏连续考古印证的情况下，当代历史学家就把这本严重参杂水货的东西作为正史史料来对待，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它的可靠性。

插一句，我说的“连续考古印证”是什么意思？比如说，1950年在满洲祖先斡朵里部曾寄居过的黑龙江依兰县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古人类遗址，于是就有人据此断言说，这就是满洲人的祖先。但我觉得，仅凭这个孤立的遗迹根本不能和满洲先祖扯上关系。就比如说现代的埃及人，他们主要是在一千三百多年前迁入尼罗河流域的阿拉伯居民，故现代埃及人又称“埃及阿拉伯人”。如果现代在尼罗河流域发现了一些五六千年前的古人遗迹，你能说这就是现代埃及人的老祖先留下的吗？这仅仅是一个孤证，中间缺乏一连串具有逻辑证明关系的考古印证，因此不是连续的考古印证。所以，在缺乏连续考古印证的情况下，一些人就把依兰古人类遗址武断为满洲先祖的遗迹，是根本说服不了人的。

满族现在被定义为国内民族，即中国境内的原住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嘛！但我小的时候在地理课本上就发现，五十六个民族合影照中竟然还有白种的俄罗斯人，当时我就很疑惑“五十六个民族=中华民族”这个说法，对“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合理性产生疑问。因为连人种都不一样的两个民族，他们能是一个娘生的吗？不是一个娘生的，能是一家人吗？其实产生这种疑问是非常正常的，这是一个没有被“政治正确”玷污的原始真心的最本能反应。而最本能的思想没有沾染“白左”、“女权”、“阶级斗争理论”、“主体民族原罪论”等等这些思想病毒，往往是最正确的。我想，在听的各位只要是在当前政治文化环境下蜕变为汉民族主义者的，很多人恐怕都有过类似的本能疑惑吧？可以说汉民族主义思想在一个人心里的萌生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其最本能的思想参与的结果。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满洲发祥地——长白山的问题。

关于满族的源流，《满洲实录》就直接说满洲的祖先是建州女真，并有族谱为证。从皇太极往上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老爹是塔克世，再往上是觉昌安、福满、妥罗、充善，最后是猛哥帖木儿。自清肇祖猛哥帖木儿之后的满洲各代首领都是有稽可查的，但是从猛哥帖木儿之前仅有她的父亲挥厚的事迹在朝鲜《李朝实录》中有一些零散记载。挥厚是位于今天外东北，即1860年被俄国割占的黑龙江以北地区的、蒙古帝国时代的斡朵里万户，而斡朵里万户又源自黑龙江中下游两岸至鞑靼海峡一带，这一带在12世纪前后为金国胡里改路辖区。

尽管猛哥帖木儿后来被满洲人奉为肇祖，但是，在1372年，即洪武五年中国复国不久的时候，正是挥厚，是猛哥帖木儿的父亲带领斡朵里部南逃到朝鲜半岛的。因为他们遭到了更北的通古斯兀狄哈部的袭击。1374年挥厚率领斡朵里部来到朝鲜东北部的阿木河，就是今朝鲜会宁镇北一带暂居。1384年挥厚死了，他的儿子猛哥帖木儿才世袭为斡朵里部酋长。当时的满洲说白了就是一个难民的身份，但做为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在东北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他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和朝鲜的拉拢和利用。当时东北亚的环境是非常复杂的：蒙古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消失，而且这里是北方流民不断南下的地方，朝鲜人的势力也在这里。

1406年猛哥帖木儿被中国授于建州卫都指挥使这个职务，朝鲜就非常不满。迫于朝鲜的压力，斡朵里部不得不再次向西流浪，最后落脚在中国境内的开元路凤州，就是今天吉林梅河口山城镇北山城。第二年明朝在凤州增设建州左卫，任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满洲人这才结束了狼狈落魄的生活，逐渐安稳下来。

满洲定居到中国凤州有重大意义：它使满洲人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接触，不断引进先进技术，生产不断发展，社会逐渐稳定。所以猛哥帖木儿在满洲的谱系中被称为肇祖，主要就是因为他率领斡朵里部迁往中国而为后来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这些人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政治舞台。但同时也可看出，作为努尔哈赤的六世祖，一个“肇”字也反映出满洲的源流之浅！按照满清的谱系，从努尔哈赤往上追溯到猛哥帖木儿一共才六代，之后顶多再加上一个挥厚，再往后就语焉不详了，干脆一头扎进长白山神话传说中去了。

满洲长白山祖源神话由两节组成。第一节大意是：在长白山东北的布库里山下有一个布勒和里湖，一日，三个天鹅仙女下界到此湖嬉戏，后与三个猎人成婚，并分别生了一个儿子，之后重返仙界，三个儿子后来发展成为满洲三姓部落；第二节大意是：三仙子因思念人间的丈夫和儿子，故而再次下界，最小的一个仙女吃了神鹊衔来的红果，生下了勇士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沿东南方向来到满洲三姓居住的斡朵里城，成功化解了三姓纠纷，遂被奉为首领，成为大一统满洲族的真正始祖。[1]

一提到长白山，大家的反应肯定是吉林长白山，但据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考证，彼长白山非此长白山。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比如说《山海经》里面记载有一个昆仑山，这昆仑山是一个神山，山上有西王母和九天玄女等。现在的中国地形图上也有昆仑山，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你能说新疆的昆仑山就是《山海经》里的昆仑山吗？当然不能！因为一个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山，一个是据传说而现实化的地名。究竟昆仑山在哪里？谁也说不清。

爱新觉罗•玄烨（所谓的康熙）就说过：“长白山系本朝祖宗发祥之地，今乃无确知之人。”[2]。戴逸指出：“清代史籍中所说的长白山大概是想象中的神山，并非后来的长白山。”他并断言：“长白山附近的布库里山和布勒和里湖都在黑龙江的北岸。”即外东北！[3]

关于这点也可从布库里雍顺神话中得到逻辑佐证。

库里雍顺神话最早出现在《满洲老档》中。《满洲老档》明确记载：“布勒和里湖周围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三十里。”那么，如果满洲祖源神话中的长白神山是吉林长白山的话，那距黑龙江何止百二十里！这是一个说不通的地方！这座神秘的神山只有位于外兴安岭才会与《满洲老档》的记载相符，才能是一百二三十里。

且据满洲祖源神话记载：斡朵里城位于长白神山的东南方向。关于斡朵里城南迁朝鲜阿木河之前的最早位置，按某些人的确切说法是位于内东北的黑龙江省依兰县马大屯[4]。这样以来，假如长白神山是吉林长白山的话，那依兰县就根本不在长白山的东南方向，而是东北方向！这又是一个说不通的地方。

综合以上两点可知，长白神山若是某些人一口咬定的吉林长白山的话，一是其距黑龙江的距离说不通，二是其与斡朵里城的方位说不通。因此，此山只有位于外东北某地才符合以上逻辑。

以上是对长白山位置的一些质疑。长白山，它不是一座现实中的山，而是一座想象中的神山，具体位置在外东北。

下面我说一下满洲文化与贝加尔湖文化的相关性。

满洲这个词乍一看是个地名，其实不然。别的就不多说了，我仅从字面上分析一下这个词。大家看，满洲的“洲”有一个三点水旁，它并不是广州的“州”，不是一个政区单位。所以，“满洲”这个词是一个部族名，不是地名。如果是地名的话，比如说“亚洲”、“非洲”、“欧洲”，他的范围就非常广，它是一大片水域中的一大片陆地。尽管“州”的象形字也是水中间的一块小沙洲的图形，但是后来假借成了一个政区单位。所以某些人玩障眼法，把“满洲”这个部族称谓偷偷冠于中国东北这片固有领土上，容易给人造成“东北是满洲固有领土”这么一个假象。实际上，历史上大东北地区（内东北和外东北）的游牧部族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满族只是较迟一支抵达这里的西伯利亚渔猎民族而已。

从地图上可知，外东北北部矗立着外兴安岭，而其西部则多为东西走向的河谷。外兴安岭这个屏障虽然不是特别高峻，但它还是有一定阻挡作用的。而从黑龙江流域往西基本都是河谷地带，中西伯利亚的游牧部族可以向东从一个河谷轻松进入另一个河谷，一直到达黑龙江流域的平原。

当然，从贝加尔湖流域可以轻松抵达黑龙江，反之亦然。然而，按照人类行为趋利避害的本能，一般而言，已经迁入黑龙江流域的渔猎部族基本上没有重新返回西伯利亚的可能。因为，虽然黑龙江两岸相对于中原来说也是苦寒之地，但相比西伯利亚来说，黑龙江两岸绝对是一块好地方。所以，渔猎部族一旦迁入黑龙江两岸，只会继续向自然条件更好的内东北南部、乃至中原南迁，绝对不会又大规模折回西伯利亚的。当然个别人群的例外情况或许也是有的，但大规模重返西伯利亚的可能几乎没有。

为了做这个探究，我专门在地图上比对过：从贝加尔湖东岸到黑龙江流域西缘的石勒喀河下游之间的直线距离，仅仅相当于上海到武汉的直线距离。大家可以想一下，这是多么的近。沿着自西向东的山间河谷，贝加尔湖流域的游猎部族可以轻松地抵达自然环境更为优越的黑龙江流域。事实也是如此，较早的契丹和女真是么来的，最近的满洲照样是这么来的。

1881年在贝加尔湖岸的悬崖峭壁上发现了一些刻着海东青、天鹅、鹿、狩猎台，还有跳舞的萨满巫师等图案的原始图画，这些图案具有明显的通古斯文化特征，且与满族文化信仰和习俗密切相关——海东青是满洲最高图腾；天鹅仙子是满洲神话人物；鹿是满洲崇拜对象，且是其普遍驯养的一种家畜；狩猎是满洲生产方式；萨满是满族精神信仰……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最近的一些考古成果也证明：贝加尔湖和黑龙江地区的互动古已有之。

吉林大学冯恩学教授在2002年第一期《北方文物》之《贝加尔湖岩画与辽代羽厥里部》这篇论文里对比了贝加尔湖岩画与辽代墓葬壁画后发现，两者在马鬃的装饰手法以及游牧出行的场面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他断言，贝加尔湖岩画可能受到契丹壁画的影响。但是，我从绘画技法方面对这两地的绘画进行了一番比对后发现：贝加尔湖岩画的技法明显停留在原始阶段，是原始绘画。它和非洲发现的那些原始岩画是一模一样的，是平涂的，而且造型很稚拙，就像小孩儿画的那样。但是契丹壁画却不是这样的，它明显受到汉族绘画的影响，观察方法和绘画技法都高度成熟。因此，我认为，这肯定不是贝加尔湖岩画受到契丹壁画的影响，而相反，是贝加尔湖一带的文化和风俗影响了契丹绘画！

因为，假如贝加尔湖岩画受到契丹壁画影响的话，肯定不会只在马鬃的装饰手法、游牧出行等这些社会风俗上受到影响，在绘画技法和观察方法上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但为什么贝加尔湖岩画在绘画技法和观察方法上没有受到契丹壁画哪怕一丝一毫的影响呢？它像小孩儿画的一样，是原始绘画，它为什么没有进步呢？所以，贝加尔文化和契丹文化的关联方式，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不可能是契丹壁画影响了贝加尔湖的岩画，而是契丹壁画中的马鬃装饰方法等风俗源自于贝加尔湖地区。由此及彼，联系1881年在贝加尔湖崖壁上发现的具有明显满族文化印记的遗迹可同样断定：中国东北继契丹、女真之后的满族文化和贝加尔湖文化之间也一定具有这样的相关性[5]。

贝加尔湖文化对契丹文化的影响肯定是人过去影响的，对吧？是贝加尔游牧民迁徙到契丹（辽国），然后施加影响的，对吧？既然这个能说得过去，那么1881年贝加尔湖发现的海东青、天鹅、萨满教之类的图画与满洲也必然有这样的相关性，当代满洲的通古斯文化和种族血缘也肯定源自贝加尔湖一带！

下面我特别谈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些俄国西伯利亚老照片，并以此来说明满洲文化和贝加尔湖文化的相关性。

这组照片来自俄罗斯出版物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博物馆档案。照片拍摄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帝俄末期和苏俄初期），拍摄地点位于帝俄西伯利亚叶尼塞省通古斯和贝加尔湖地区。照片显示，当地的通古斯—蒙古系布里亚特部落男子的发式与满洲人的发式简直一模一样！

讲到这里我要插一句，为什么我要说布里亚特人是通古斯—蒙古系民族呢？关于布里亚特，一般都说它是蒙古部落，但据分析布里亚特不是蒙古部落。关于这点我在《正本清源——满洲血缘及文化源流考·第二章 满蒙血缘及文化共生与差异》这篇论文中有详细分析。

通古斯系部族和蒙古系部族的血缘和文化在较早的年代也许比较单一，但越往后相互影响越大，血缘和文化的共生性越强，因此很难区分出谁是单纯的通古斯部族，谁是单纯的蒙古部族了。满洲人和蒙古人在血缘和文化上的共生和差异不是今天讲的主题，我仅我举个例子简单说明一下：比如明末外东北索伦地区生活着三个民族，一个是鄂温克，一个是鄂伦春，还有一个是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都是通古斯人，而达斡尔则是蒙古人。因活动区域的重叠，通古斯人和蒙古人彼此共生在一起，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他们的血缘和文化越到后来就越不分彼此了。布里亚特人其实也是这种情况，你说他是蒙古人，不对！你纯粹说他是通古斯人，也不对。它就是通古斯和蒙古混合的这么一个部族，当然通古斯成分是占多数的。

回到刚才说的贝加尔湖地区的布里亚特人。

据布里亚特文化与满洲文化的这种高度相似性，我推测这两个民族肯定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当然，一旦这样说的话，肯定会有人反驳说：“贝加尔湖以东的土地当年是清国的，是被俄国人通过《尼布楚条约》霸占去的。既然是清国的地盘，由于人口的流动，贝加尔湖东岸、西岸肯定会受影响，这里人的打扮和清国人很像也不奇怪。”

对吧？一定会有人说布里亚特人是受到清国的统治，发生了类似“剃发易服”这样强制的或潜移默化的政策诱导，导致这布里亚特人的打扮最后变成这样的。肯定会有人出来这样反驳！那么，这就非常有必要探讨一下贝加尔湖以东，就是所谓的被清国人“割让”给俄罗斯的那片土地的归属问题。

贝加尔湖以东，蒙古高原以北这片土地原来属于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截至1889年《尼布楚条约》鉴定的时候，地处漠北的喀尔喀蒙古还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虽然它比较松散，但它当时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喀尔喀蒙古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导致其不断遭到从遥远的东欧翻越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的蚕食。早在1631年俄罗斯人就已经到达叶尼塞河支流通古斯卡河的上游；1656年后彻底征服了布里亚特人；1657年俄罗斯正式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了尼布楚据点。截止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为止，沙俄对贝加尔湖西岸布里亚特人的直接统治，和对贝加尔湖东部土地的实际控制已有三十二年之久了，蒙古根本没有能力去干涉这个事情。

1691年蒙古多伦会盟标志着满洲保护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的开始，而《尼布楚条约》在此前两年（1889年）就已经签订了。这些确凿的事实充分说明，当时贝加尔湖以东的土地实际上既不是蒙古人的，也不是满洲人的。这里早就是罗斯人的了。

其实，满洲人与俄罗斯人签订《尼布楚条约》也是被逼无奈。

早在满洲人扩张到喀尔喀蒙古东缘之前，俄罗斯人已不断插手喀尔喀蒙古事务，当时满洲尚在千里之外，没它什么事，但到《尼布楚条约》签订这会儿情况就不一样了。1662年中国永历帝蒙尘而崩，1683年中国台湾明郑政权投降，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满洲人已经成功解决了中国问题，有精力实现其进一步并吞喀尔喀蒙古的扩张野心。

而此时蒙古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统一历程。1688年（清国康熙二十七年）漠西蒙古准格尔汗噶尔丹亲率骑兵三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占领了整个喀尔喀蒙古地区，并有进一步南下漠南蒙古的野心。如果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格尔丹很快将重新统一蒙古地区，一个能够与满清帝国相抗衡的大一统蒙古帝国将出现在清国北方。喀尔喀告急，对于清国来说，只有赶紧与俄罗斯人在贝加尔湖东岸达成和解才能阻止蒙古的统一，将这一现实的威胁化解于无形。

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满洲其实非常非常狡猾。贝加尔湖以东的这片土地虽然实际上早已落入俄国人手中，但俄国人对这片土地却无名无份，这里原来是蒙古茂明安等部的游牧之地。随着形势的发展，喀尔喀蒙古自身难保，终于投奔了满洲，满洲遂以此为据，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视为己物。1688年漠西准格尔蒙古大军压境，喀尔喀三部首领仓皇逃往漠南蒙古乌珠穆沁（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一带，请求清廷保护。时局如此，也难怪满洲人视喀尔喀蒙古为囊中之物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在次年（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清国就赫然以喀尔喀蒙古宗主国的姿态在条约中写明：把这块土地（贝加尔湖以东原属蒙古的土地）“割让”给俄国。

条约上写的是“割让”，其实也无所谓割让，它是清国在无奈的情况下正视了沙俄在这一地区捷足先登的现实。当时的国际外交可不讲什么“政治正确”，那都是丛林法则，不存在谁让谁的问题。

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归属说清楚之后，就有力反驳了“布里亚特人因满洲统治而使其发式服装满洲化”这种说法。下面我就说一下满洲与贝加尔湖流域布里亚特人的渊源。

从以上论述可知，贝加尔湖地区从来就没有纳入到满州帝国的版图，不仅如此，这一地区距满清统治中心也非常遥远。满洲原来的统治中心在现在中国辽宁、吉林与朝鲜三方交界的中国一侧；后来它的统治中心移到中国北京。从地图上看，从吉林到贝加尔湖非常遥远，从北京也一样——非常遥远，满清的文化霸权是绝对不会施加到贝加尔湖地区的。但为什么这里的布里亚特人发式服装会和满洲人高度一致呢？这里会不会就是满洲先人的出走之地呢？

前面说过挥厚（清肇祖猛哥帖木儿之父）南迁是在1372年，即洪武五年。而挥厚所统辖的斡朵里部本源自1312年蒙元所设的水达达路。水达达路辖图们江到外兴安岭至库页岛一带。而此地原属金国统治区，所属居民源自辽国时期的生女真。所谓生、熟女真，其实是契丹人把南方沾染汉文明程度较高，与其统治中心较近的一部分女真编入户籍，称熟女真；而北方比较偏远的、更为落后的女真就是生女真。相比中国，契丹和熟女真已经够落后的了，而生女真更与中国没有交往，根本不知中国为何物。

下面我借用契丹人和与其共生的女真人的一些图片来说明一下生女真和熟女真的区别。孰谓生、熟女真？大家读图体会。

说到女真及其“生”、“熟”的定义，我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点：一、女真只是对众多通古斯系游牧部族的泛称，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统一民族；二：就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来看，一个地区在地理空间上来说是静止不动的，而活跃在其上的游牧部族则是变动不居的，这些部族有新来的，有后到的。大东北地区（外东北和内东北）的通古斯系游牧部族均是一拨一拨从西伯利亚南迁而来的，这些部族的迁徙方向是不断向南的。游牧、游猎部族越往南方迁徙就离中国越近，其接触文明的机会就越多，文明程度相对于滞留在北方或后来的通古斯部族就越高，故称南方通古斯女真为熟女真，北方为生女真。可见，女真的生或熟更多是一种依据文明程度的划分，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并非特指，其中的部族也并不固定，它们处于不断的更替之中。

下面我分析一下以女真为代表的西伯利亚游牧、游猎部族的社会组织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血统特征。同时兼论游牧和定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对胡、汉血统的影响。

如果大家翻翻全球史便可知道，人类近代以前的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方式主要是定居和游牧两种。与这两种不同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相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行政单元划分方式。比如定居的行政单元划分方式有郡、县、府、道、州、省等；而游牧民族的行政单元就是部落。定居的行政单元划分方式是以相对固定的土地和人口为显著特征的；而游牧的行政单元往往逐草而徙，土地变动不居。游牧领地的变动，人口的流动必然导致经常性的部落冲突，冲突中必然有大量俘虏和奴隶加入部落，导致血统的杂乱。

杂胡杂胡嘛！游牧的社会组织方式必然导致血统的紊乱，这点根本不需要多么高深的人种学理论来论证，仅从亚欧大陆游牧民族自西向东的种族性状上就一目了然了。以俄罗斯少数民族涅涅茨人为例，涅涅茨人是分布于北冰洋沿岸的通古斯系民族，自东向西可分为居住在泰梅尔自治区（多尔干—涅涅茨自治区）的东部涅涅茨人，居住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中部涅涅茨人，和居住在涅涅茨自治区的西部涅涅茨人。从相貌上看，这三支涅涅茨明显不同：东部涅涅茨人是黄种人，而中、西部涅涅茨人带有高比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再比如蒙古人，蒙古从亚欧大陆龟缩到蒙古高原之后，留在各客居地的蒙古人在体貌特征上已经变得千差万别：蒙古本部（中央蒙古）的蒙古人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蒙古类型；蒙古本部以西至乌拉尔山之间的一部分人融入到当地民族中，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成为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的过渡类型；而位于高加索地区和乌拉尔山以西地区的一些蒙古人就完全被稀释到当地民族中，成为典型的高加索人种了。

对于流浪在西伯利亚苦寒之地的游牧、游猎部族来说，最稀缺的资源就是人口。大家看后来满洲人在内东北的所作所为，他们是烧杀掳掠啊！人口是很重要的战利品。他们把沿途很多民族，汉人啦、朝鲜人啦、蒙古人啦，最早期肯定还有鞑靼海峡地区的阿伊努人等都掳掠进去，目的就是壮大他们的队伍。当然，这些被掳掠的人都是经过了奴化教育的，他们也不认原来的祖宗了，也就是数典忘祖了，就成了满洲人。但问题是，这些被掳掠者在文化上虽然已经完全融入到满洲文化体系之中了，但从生物学角度而言，这些乱七八糟的被掳掠民族的种族基因却被传承了下来，从而使现代满洲人与其滞留在西伯利亚祖源地的北亚同胞（北亚人种）之间的种族特征差异越来越大，而与东亚人种越来越接近。

可见，在游牧、游猎民族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决定下，他们的血统非常杂乱；同理，也是在社会组织方式的决定下，定居民族的血统是非常纯的。因为定居的社会组织方式导致定居人群与外界的流动性不强，特别是中国古代，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弱。在定居世界中，土地是固定的，物资是固定的，这决定人口必是固定的，而人口的固定必然导致血统的纯粹。而从汉族“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记载中也可看出，自古以来，汉族的血统观念是非常强的。事实也是如此，从保存完好的秦代兵马俑可看出，汉人的体貌特征历经数千年没有改变。而近些年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论也显示：汉族是全球百万以上人口的民族中血统最为纯粹的民族之一。

上面说过，斡朵里部源自水达达的生女真，而生女真其实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他们中间有通古斯人，也有很多蒙古人，甚至有更少量的阿伊努人。

阿伊努人现在也是一个人种之谜。他们原来曾广泛分布于鞑靼海峡两岸，后来逐渐被通古斯人和蒙古人驱赶、杀戮，女人被掳掠强奸，也就是某些人整天挂在嘴上、津津乐道的所谓“民族融合”作用下，他们的分布范围越来越窄。现在仅仅局限于日本北海道，而且在北海道也越来越没多少人了。阿伊努人的长相跟白种人差不多，很可能是一个新的人种，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但从我搜集的资料推测，这一人种很可能曾广泛分布于亚洲大陆东部岛链的两岸上。仅从体貌特征上观察，从日本北海道阿伊努人往南，在台湾有很多土著，比如泰雅人，他们的长相也是鼻根部很高，眼窝很深；再往南，比如海南的黎族也是这样的；然后再看南太平洋中的波西米亚人基本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很可能是东亚最早的一支人种，后来逐渐在种族竞争中被淘汰掉了，因此，现在我们只能从残存在东亚岛链上，和流落到南太平洋岛屿上的这些活的“人种化石”身上去寻找这一种族曾经存在过的蛛丝马迹了。（注：纵观生物界，同种动物往往分成很多亚种，作为高等生物的人肯定也不例外，照样分为很多亚种，而且亚种还非常多。人类并不仅仅有黄、白、黑三个种族。目前，汉人被定义为黄种人，其实汉人也不是黄的，汉人的皮肤总体也是白的，只不过他们要这样说而已。）

这是个题外话啊！从阿伊努种族的经历可看出，世界的本质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种族间的竞争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绝对不是现今“政治正确”忽悠的那一套东西。“政治正确”的口号只不过是被居心叵测者用过即扔的挡箭牌而已！因为天道有常，不因尧存，不以桀亡！

回到水达达。水达达是个地名，其居民均是从西伯利亚迁徙而来的通古斯人和少量蒙古人、和阿伊努原住民。通古斯人的种族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就算同属通古斯系的民族也往往是由若干杂沓的部族所组成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同族的各部落也是流动的，他们有新来的，也有后到的，并且不断地在北方部落的追杀下一拨一拨南迁，有点儿“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意思。因此，现在有一种说法一口咬定满洲是起源于吉林长白山的原住民。在这个前提下，这帮人把满洲从明代建州女真身上一直上溯到宋代女真那里，再从宋代女真扯到唐代靺鞨那里，最后一直攀到北魏的勿吉、汉晋的挹娄、先秦的肃慎那里。这是非常荒谬的！这帮人把这几个分别出现在史籍中的，前后跨度达数千年的民族串成一条串。以此来证明满族就是发源于商周时期的肃慎，是中国东北的原住民，这是非常不靠谱的！非常荒谬！它根本就没有给人们揭示出满族“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南迁模式。不止满洲，这是所有北方游牧民的迁徙模式。这帮人根本就不给人们道明这一点，完全是一种居心叵测的愚民宣传。我对此深恶痛绝！就拿满族来说，他们中间融入了某些女真的血缘，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的祖先南下之前，女真早已先期抵达大东北了，他们南下的途中必然要掳掠一些女真人做奴隶，并且不断汇入沿途的各色民族，如阿伊努人、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甚至后来与俄罗斯交战的时候也有一些俄国俘虏被吸纳进来。

我们再回溯到1372年，即挥厚南迁的那一年。那年距蒙元灭亡仅仅只有五年。而作为蒙元册封的斡朵里部万户，挥厚上一任斡朵里万户的名字已经不可考，仅剩下长白神山东北那个布库里雍顺的传说。我们来算个账：满清的历史，从努尔哈赤死的那年开始，即1626年往上追溯到挥厚南迁这个时间点上，即1372年。1626到1372，前后仅仅只有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就已经不可考了。大家看，满洲的源流有多浅！

仅仅二百五十四年以前的历史就不知道了！不可考。一个原因是外东北通古斯人的文明程度实在是太低了。从名字上你就能感觉到，明代女真三大部里有一个野人女真，是位于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极东”、“远甚”地方的女真人。这名字大家听一下：野人女真！野人！他们没有文字自然就没法记载其历史；另一个原因恐怕就是诸部纷扰，难以理清其先祖的来龙去脉了！这也是客观事实，根本理不清！

尽管如此，在满洲祖先到底出自何方这个问题上，我还是不畏其难地做了一些探索，最后将其锁定在贝加尔湖西岸的布里亚特人身上。

首先，从帝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博物馆中的布里亚特人影像中，我们已经知道满洲和他们是有相关性的。这些照片前面已经反复提了多次，这里就不多说了。

其次，通过在对布里亚特祖源神话和满洲祖源神话的对比分析，我发现这两个族群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对于上古历史研究来说，在传说中寻找历史线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刚才就说了，布库里雍顺神话从努尔哈赤往前算起顶多二百五十年，对吧！就算从我们现在算起，也顶多五六百年。如此以来，也许就会有人站在拥有数千年深厚积淀的汉民族历史的高度上认为，把仅有区区数百年历史的满族祖源历史称为“上古历史”，把其神话称为“上古神话”也太不恰当了吧！但是请不要忘记，一个民族的某段历史是否称得上是上古历史，其神话是否属于上古神话，并不是以另一参照民族的历史标尺硬性界定的，而是根据这一民族历史的实际发展程度而定的。就时间而言，满洲祖源历史距今天固然很近，但就清肇祖猛哥帖木儿之前，即满洲在黑龙江两岸肇始之初的发展状况而言，其与五千年前的华夏炎黄时代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其实，拿他们跟炎黄时代相比还高抬他们了，实际上他还不如炎黄时代。炎黄时代最起码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了，对吧？他们有没有呀？没有！他们主要的生产活动是狩猎和捕鱼，此外有一些围绕狩猎和捕鱼而出现的零星手工活计，当时还可能有一些家畜蓄养活动，至于种庄稼，16世纪的时候他们想都别想！一句话，他们还不如炎黄时代。因此，满洲祖源神话本质上属于上古神话。

下面我就把满洲祖源神话和布里亚特祖源神话给大家简单讲一遍，并进行一番对比分析。讲之前我先申明一点：我们今天探讨的是历史，不是文学。探讨历史的目的是要在纷乱的历史现象中理出历史演变的规律，找到历史前后相承的逻辑关系，从而达到以古鉴今的目的。因此，我在讲述布里亚特和满洲祖源神话的时候略去了一些诸如神话人名等细枝末节的东西，仅仅将其中与本次探讨相关的一些逻辑关系讲出来。

我先讲一下布里亚特祖源神话：

古时候有三兄弟因战乱迁徙到贝加尔湖定居，后因兄弟不和而各奔东西，最小的兄弟迁往贝加尔湖南面居住。一天，这个小兄弟正在贝加尔湖岸打猎，忽然从东北方向飞来七只天鹅仙女，她们蜕去羽衣入湖嬉戏起来。此情此景，猎人顿生异念，便把最右边的一身羽衣藏了起来，使得这只天鹅不能和其它六只天鹅一起返回天界，只能与其成亲。

这只天鹅仙子为猎人生育了十一个儿子，后施展手段讨回羽衣，化作天鹅返回天界去了。天鹅仙女留在人间的十一个儿子（同胞兄弟关系）后来分别发展成为布里亚特的十一个氏族。

这则布里亚特神话来自《内蒙古日报社数字报刊》2013年6月17日星期一第十二版《天鹅仙女的传说——布里亚特部名称来源》，包红梅译。

下面我简要讲一下满洲祖源神话[6]：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位天鹅仙女下界到长白山天池嬉戏，正巧被三个同胞猎人看见。此情此景，三位猎人顿生异念，悄悄将三位仙女的衣服藏了起来，使其不能返回天界，只能与三兄弟成亲。

之后，三位仙女在人间每人生了一个儿子。一晃三年过去了，一天，大姐对两个妹妹说：“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咱们已经出来三天了，哪天给玉帝知道了，就要受到天规处罚。趁时间不算长，快回去吧！”于是，三仙女找到被老公藏起来的衣服，化作天鹅返回天界去了。仙女留在人间的三个孩子（堂兄弟关系）长大后顺松花江走到与牡丹江会合的地方（黑龙江依兰县）定居下来，繁衍成三姓部落。

三个仙女回到天界后日夜想念丈夫和孩子。九百九十九天后，仙女乘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机会重返长白山。但天上九百九十九天，地上九百九十九年，人间早已物是人非，三姓人家也不知传了多少代了，而且彼此争斗的你死我活。怎么能让他们不打仗呢？三姐妹心事重重，不久，最小的仙女因吞下神鹊所衔的红果而受孕，怀胎十二个月后生下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很快就长大了，他沿着三仙女所指的方向来到三姓部落，成功化解了三姓纠纷。于是，布库里雍顺就被三姓尊奉为部落长，率领三姓地方的人们，创立了斡朵里城。

这则神话是流传在东北民间的版本，出自《中国民间故事集（辽宁卷）》之《008.布库里雍顺》。讲述者：李成明，女，满族，63岁，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农妇，不识字。采录者：张其卓，女，44岁，岫岩县文化局干部，大学；董明，男，满族，32岁，岫岩县岫岩镇文化站干部。采录时间：1983年。采录地点：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

我们把布里亚特祖源神话和满洲祖源神话进行一番对比后发现：布里亚特和满洲祖源神话都源于天鹅仙子，但满洲祖源神话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延伸。两族祖源神话的开头都是一群天鹅仙女下界到湖中嬉戏，正巧被其先祖窥见，先祖顿生异念，便悄悄抱走仙女蜕在湖岸的羽衣，使天鹅仙女无法回到仙界，只得与其成婚，并生育子嗣。后来仙子都设法弄回被丈夫偷去的羽衣返回仙界，而仙子留在人间的子嗣就是组成布里亚特或满洲各主干部落的的祖先。所不同的是，布里亚特人的罗曼蒂克神话是以一个男性先祖和七仙女中的一个仙女共同展开的，而满洲神话是三兄弟和三个仙子一对一展开的；布里亚特神话中的天鹅仙子下界嬉戏之处是贝加尔湖畔，而满洲神话中的仙子下界之处是长白山天池（此长白山并非特指，据考证为外东北某地。）；布里亚特神话是七个仙女中的一个和男主人公的罗曼蒂克，而满洲神话是三个仙女和三兄弟的罗曼史；布里亚特神话中的天鹅仙子为男主人公生下了十一个儿子，十一个儿子是同胞兄弟关系，分别是布里亚特十一个氏族的先祖，而满洲神话中的仙子三姐妹则每人各为其夫生下一个儿子，三个儿子是堂兄弟关系，分别是满族三姓始祖。

通过对比发现，满洲祖源神话的上半部分有明显的布里亚特痕迹，是直接从布里亚特神话转移过来的。布里亚特祖源神话到此就结束了，但满族祖源神话在此基础上又延伸出下半部分——统一三姓部落的英雄人物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的传说。而布库里雍顺才是大一统满洲族的真正始祖！

满族祖源神话的下半部分出现的王母娘娘，蟠桃会，天地时间换算法等有明显的汉族文化痕迹，证明此满洲祖源神话肯定定稿于满洲主体斡朵里部从外东北迁往内东北建州之后。因为从建州女真时代起，满洲才更直接地接受到中国文化的系统影响，并将中国文化元素吸纳进满洲文化之中。同时，从满族神话以爱新觉罗家族始祖为满洲大一统精神领袖这点可看出，此神话很可能并非流传于满族人中间的最早、最原始的版本，且可知其润色年代并不久远。

综上所述，满洲祖源神话的上半部分与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祖源神话之间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暴露了其祖先的真实身份；其下半部分融入了很多汉族文化元素，体现了其祖先从西伯利亚南迁中国内东北的历史印记。这一切有力驳斥了满清及其亡魂走狗一手炮制的东北祖源说！彻底推翻了满清统治中国的法理基础和道统依据！

到此为止，今天的话题基本也就结束了。今天仅就满洲祖源问题简略谈了谈我在探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蛛丝马迹，其中必然有逻辑不清或疏漏的地方，欢迎各位斧正。

今天的叙述仅就满洲祖源，也即种族血缘方面谈了我的一些看法，其中没有涉及我对满蒙血缘和文化方面的共生和差异；明代满洲与宋代女真，唐代靺鞨之间关系的剖析；以及通古斯民族南迁中国的发展及对中国的灾难性影响；还有游牧游猎民文明与定居文明冲突的终结与展望等方面的分析。这些方面的分析都没有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我热切期盼各位阅读《李退山：正本清源——满洲血缘及文化源流考》和《李退山：千年忧患——死缠中国的通古斯-蒙古系渔猎、游牧民族》这两篇论文，并希望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李退山于2017年9月18日。）

[1]此版本为流传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城南蓝旗堡子的民间版本，1983年被采集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辽宁卷）》中。而《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老档》中仅记载了本故事的第二节。

[2]这段话引自《满洲源流考》第十四卷。

[3]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其珍藏的《旧满洲档》满文原档影印公布于世。这部档案的公布，解决了清史研究中长期不得解决的许多问题。《旧满洲档》第九册（天崇九年），记述了清始祖传说——三仙女沐浴布儿湖里泊的神话故事，引起了清史学者极大的兴趣。日本学者松村润在《满洲始祖传说研究》一文里，提出布儿湖里泊为今黑龙江中游北岸江东六十四屯的小池子。在中国出版的清史著作中，如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本章系李鸿彬执笔），孙文良、李治亭著述的《清太宗全传》和辽宁大学李林翻译的《汉译满文旧档》，也都持此说。此外李鸿彬的《满族祖籍小考》、李治亭的《关于三仙女传说的历史考察》等文，也都进一步阐明了这个论点。哲学学者在论述中旁征博引，引征的古籍有：《盛京通志》，上记：黑龙江城（旧瑷珲城）南七十五里处有簿科里山，东南六十里处有簿和里池。引征的地舆图有：《皇舆全览图》、《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黑龙江舆图》、《布特哈衙门管辖图》等等，这些地舆图都标注布库里山、布库里湖于江东六十四屯处。

[4]史料载清太祖努尔哈赤七世祖挥厚，世居斡朵里城，挥厚约生于元至正年（1345年）间，元末继住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挥厚死后，其长子猛哥铁木耳于明永乐十年（1412年），于明所设建州州左卫，被任命为指挥史。民国年间依兰曾出土“囊哈尔卫指挥使司印”，这是明朝于（1412年）先设在库页岛、后迁至斡朵里城——依兰马大村的军政机关大印。黑龙江省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论证，在1999年得出结论，马大村确是斡朵里城，现仍然存有周长500米呈正方形的城墙、城西百年古榆树根等遗物。

[5]满洲在内外东北的活动范围和辽国的活动范围基本一致。

[6]满洲祖源神话最早，最完整的正式记录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此书是顺治八年爱新觉罗•福临亲政后据《满洲老档》所修。《满洲老档》中并无仙女生布库里雍顺为清室始祖的正式记载，只在天聪九年一则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天聪八年太宗皇帝命大臣霸奇兰、萨穆什喀率邑出征黑龙江虎尔哈部，次年，即天聪九年（1635年）三月霸奇兰率军并俘人胜利返回盛京，太宗接见霸奇兰等众大臣及降将时，有个叫穆克希克的人报告说：我父祖世居布库里山麓布勒和里湖，我处无书籍档册，有关古昔情况，悉依世代相传。昔于布勒和里湖有三天女，俄古伦、京古伦、佛古伦来浴，最末一天女将一白神鹊衔来的红色果实含于口中，落如喉内，于是身重，遂生布库里雍顺，此族即满洲国。布勒和里湖周围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三十里，生儿子后，遂离布勒和里湖，迁至萨哈连乌喇之纳尔浑地方居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洲老档[M]》.北京：中华书局，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