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对人性的考察是谋略的战略，那么对人性的把握就是谋略的战术。它的道理与军事科学的道理是是一致的。在军事科学中，战略就是对战场形象的综合性考察，而战术则是对战斗的运用。甚至，两者的目的也是一致的：战争的目的是用暴力消灭敌人的军队，从而使敌人屈服于我方的意志；而谋略是用智力驾驭对方的灵魂，使对方顺从我方的意志。所不同之处在于战争的手段只有暴力，而谋略的手段则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在这些多种多样的方式中——对于谋略而言，有一种方式是管理，这种方式贯穿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普遍之手段。管理，它由制度与艺术两部分组成：制度属于科学范畴，而艺术则属于谋略范畴。这种对管理艺术的研究与把握，我们称呼它为统御术。

统御术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是符言术，二是忤合术，三是内楗术。

让我们抛开那些讨厌的形式，来看看管理的本原是什么，看看它是否真由人欲纠缠的状态下那般复杂。为什么会出现管理，是因为人需要完成一件事情，并且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必须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参与才能完成。如果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工作，管理也就不存在了。所以，管理它的第一个特性就是众人共同参与去完成一件事情。这个特性决定了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才能真正地走向成功。成功的前提在于符合事理，而并不在于人力的多寡。人力的多寡只决定了事情成功的速度，而并不决定成功的本身。一座城市，用一个人的力量其实也能完成，只是所花费的时间需要数万年时间而已；但数万年时间，大大超过了生命的极限，所以对于人而言，同样意味着失败。因此，要完成一件大的工程就需要众人之力。

凡是众人参与之事，管理也就应运而生了。人们在管理当中发现了二个真理：第一个真理是对于事情本身而言，要取得成功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否则人再多也是失败。第二个真理是，顺应了自然规律并不意味着就能走向成功，它还必须通过集体力量的才能走向成功。

前一条真理使得众人从自然法则出发，制定出了管理的制度。正是因为自然法则是不变的，管理制度才有存在的基础。但管理制度是建立在自然法则之基础上，并不是建立在人欲之基础上，那些建立在人欲基础上的所谓的管理制度，并不是真正的管理制度。后一条真理决定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力量，才能使事业走向成功。然而，人们在实践后一条真理时，发现因其利益，人性的一面往往会趋向分裂，而不 是趋向统一。为了把分裂状态扭转为统一状态，光凭制度并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有一种现实的艺术手法，才能把分裂状态扭回到统一状态。而这种把分裂状态扭回为统一状态的手法，就是谋略中的统御术。所以，那些认为只需制定合理制度就能达到目的的书呆子们，他们的智商是多么令人堪忧啊！

在传统的中国，统御术一般是针对君臣关系而论：这种君臣关系延伸到现代，就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一个社会，它始终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统御术也就很自然成为谋略中的一个普遍权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的本质就是名实关系：名的概念是名称概念，后来引伸为事理；实的概念是实际的行动，后来引申为行政的执行。对于谋略而言，名，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命令，统帅的命令要符合事理；实，我们则可以理解为执行命令，统帅之下的人要忠实执行统帅的命令。

符言术，就是由名的范畴所生发出的一种权术：符，是符合的意思，君主的言论要符合实际。君主的言论，往往就是命令，所以它的言论要符合实际，而并不能任意妄说；忤合术与内楗术，就是命令的执行。在命令执行的过中程，它存在二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君主如何把自我意志统一为集体意志，集众人之力去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事，这就出现了忤合术，是为君主驾驭之术。另一种情况是臣子如何更加明白君主心中的意志，更好地执行君主的命令，是为臣子制君之术。在现实的管理中，两种情况都不会片面存在，真实的情况，是君主驾驭之术与臣子制君之术的交织与博弈。此节所论，就是对符言术的专论。

一位合格的统帅，他的命令必须符合实际的情况，那么他首先所要遵循的就是事理，而不是人欲。人欲不是用来遵循，是用来驾驭。许多失败的统帅，他们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认为人欲是用来遵循的，而天道却是用来驾驭的。中国近百年，为什么始终处于一种失败的状态？是因为中国的统治者认为事理是用来驾驭的，而不是用来遵循的。他们反倒会去迁就权贵的人欲。

国家的管理，从管理的本原来论，它的职责无非就是四点：第一，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时代自然力的政治制度。制度的目的是形成良好的风俗，而并不是为了制度而制度。高明的统帅都必须知道一个法则——管理的最终目的就是形成良好的风俗，而不是为了制度而制度；第二，实现均衡社会：王朝为什么会覆灭？国家为什么会衰弱？是因为社会绝大部分财富都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少数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并且不断剥夺他人的自然权利；而绝大部分人则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甚至是为人的权利也被无道的权贵给野蛮剥夺。如此不均衡的社会最终只能导致整个社会内斗不已，一个内斗不已的民族，注定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民族；第三，实现流通社会：物质上的流通在于商业与交通的发达，人的流通在于上升渠道的打开与思想自由的实现，这两者是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物质的流通实现了富裕，而人的流通则实现了稳定；第四，因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依然处于自然状态的末期，因此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武装力量，并扩张本民族的生存空间。此四点，是一位统帅必须明确的四点管理法则，也是他自身管理的精髓所在。管理，它就是那么简单，它的复杂永远不是原理的复杂，而是人欲的复杂。权贵们总会暗示人民那么一句话：“管理是很复杂的，你们不懂！”如此，我则用符言术来告诉人民以真理：“不要去相信，那是骗局！”他们丧失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不敢告诉你们管理的真经。你们不会管理，不是因为管理原理是上帝之事，而是因为你们缺乏与人欲斗争的经验，如果你们有这样的经验，你们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统帅。

管理的原理是不是就简单到那么四点？我们不妨来看看经书当中所论的内容：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辐辏并进，则明不可塞（《鬼谷子·符言术》）。”

“德之术曰勿坚而拒之，许之则防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可极，深渊度之可测，神明之德术正静，其莫之极（《鬼谷子·符言术》）。”

什么是天下之目，那不就是百姓之目吗？什么是天下之耳，那不就是百姓之耳吗？什么是天下之思虑，那不就是百姓之思虑吗？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纯粹的理想，而是被历史反复实践过与证明过的真理。为什么在我们民族传统的政治中，政府有采集民歌的习惯？并不是为了听音乐，而是在听音乐时能听到百姓的呼声。可见，我们祖先是那么的敬业，即使在娱乐中也不忘记去听百姓的呼声。这些呼声，代表了一种愿望，改变不均衡社会与固化的社会的愿望。听百姓的呼声，其实就是为了了解社会的状况：到底均衡还是不均衡，是流通还是固化。

但是，这些愿望，就好比是金矿，里面含有许多的杂质。这些杂质，还必须通过贤才的手加以锤炼，才能变为真金白银。百姓只能看见事物的表面，却看不见事物的本质，看见事物本质的是君主身边的贤才。要改变不公的社会，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人欲的特点又是什么？力量对比的状况如何？国际环境是否有利于这样的改变等等……这些无形之处，百姓都看不见，只能贤才才能看见。因此，无论考虑的因素有多少，最后归结为的一个总的手段就是用强制力制约新出现的不合理的人欲，还原管理的初始状态。越是接近管理的初始状态，那么管理就越成功，就越能缔造一个伟大辉煌的时代。这些无形的智慧，君主把它集中到自己手中，形成一套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那他就是伟大的君主。他必须通过两只手，一只手拿过百姓的金矿，一只手拿过贤才的锻炉，才能打造出时代的真金。

所以，君主是一个沉默的动物——大海的表面是那么的平静，而大海的深处却是波涛汹涌。他要动用的是他的接受器官，接受器官与外界没有丝毫的隔阂，哪怕是自己内心无法接受的信息，都必须没有丝毫的隔阂。他的眼睛、鼻子与耳朵，都必须时刻处于一种灵敏的状态，把对管理有用的信息都储存在自己的内心。当时机成熟以后，他才发动他的表达器官——嘴巴，把最正确的命令传递给手下的大臣。这些命令，都犹如一把把利剑，死死刺在问题的根源；这些命令，一旦执行起来，就变为现实的力量，就能很快解决问题。没有人能知道问题解决的原理，就已经看到问题解决了，从而把他奉为神明。似乎他不是属于人间的，而是上天派来拯救世人的。人民对于伟大的统帅最高的评价就是：“天啊，他不是人，他是神。来到人间就是完成他的使命。”这种高深莫测的假象，不要以为它在管理中没有作用。你能说一个被众人视为神的统治者，他的威望不比被众人视为人的统治者更高吗？肯定是更高的，而且是高出了许多！难道吕库古的一句话，不比其他的斯巴达国王管用的多吗？难道摩西的一句话，对于希伯来人来说，不比以色列的其他士师管用的多吗？但是，他们是人，而不是神。这样的假象不是他们刻意制造的，而是由常人的懒惰与怯懦制造的，因而是一种自然状态。但这种自然状态是术，而不是道。从道的角度而言，他们是人，而不是神，有着人类的痛苦与迷茫。

伟大的君主明了事理，既自然法则与时代的自然力，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这是不够的。因为制度，人可以遵守它，也可以反对它。改革，就是制度的再一次创设，少数既得利者必不会遵守它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统一起众人的意志，从而形成良好的风俗，也不能形成统一力量去共御外侮。人的私心总是会把自然法则的统一变为私欲的分裂。这个时候，君主为了维护自然法则的统一，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强大，他就必须动用君主对人民的制裁力：君主的仁爱只体现在自然法则上，而不体现在人的私欲上，所以君主是没有私爱的。在私欲方面，君主表现出的不是什么仁爱，而是近似残忍的制裁力。这种残忍，君主通过法律表现出他雄主的气质，使小人不得不匍匐在他脚下，接受一种并不情愿的命运审判。

在战略的各系列章节中，我曾经说过那么一种人心规律，当人面对利益时，都会形成渴望心与恐惧心：渴望得到利益，而害怕失去利益。君主手中掌握了巨大的资源与最高的权力，也就有制约人心的现实力量。根据人性的弱点，他可以用奖励与惩罚的手段，使众人以他的意志行事。正如鬼谷子所说的那样：

“用赏贵信，用刑贵正。赏赐贵信，必验而目之所闻见，其所不闻见者，莫不暗化矣。诚畅于天下神明，而况奸者干君（《鬼谷子·符言术》）。”

这句话，必须注意两点：第一点是信正，第二点是暗化。什么是信正？信用与公正就是信正。信正在人欲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人欲有两个特点——变化极快与爱有偏颇：变化极快决定了人是不能信守诺言的，爱有偏颇决定了人欲中并没有公正。既然人欲中没有信正，那么什么地方才有信正？在自然法则与人的自然权利才有信正，所以君主应该根据这两条自然规律制定统一的社会评价机制；什么是暗化，所谓暗化就是暗自更化。这种暗自更化，是一种长期的态势，不是一时强权强制的结果。君主的制裁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恰恰是柔弱的，其目的就是让人民改掉不良的习气，从而使得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俗。他传之后世的现实的遗产，不是他的王座，而是他留下的良好风俗，这良好的风俗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为一种传统，变为一个民族的灵魂。那么，做到这些，他也就虽死尤生了。

对于人类的历史而言，在社会评价机制中，存在这三大类型：一是西方的财富原则，二是中东的神权原则，三是中国的能力原则：以财富为原则的社会，那是贵族与富人的天堂，却是平民百姓的地狱；以神权为原则的社会，我们只看到一个永远看不见的神，他的忠仆们为了他的意志把一个无辜的人用石头砸死，到底是为了神的意志犯下恶行？还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私欲而去犯罪？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在以能力为原则的社会中，有能力的人都能实现自我价值，幸福并有尊严地活着，那么它是不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呢？不是！因为真正有能力的人都知道人类社会是联系的社会，而不是分裂的社会，他自己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智慧也是有限的。因此，他必须通过众人之力才能体现出他自身的价值。中国未来伟大的统帅，应该实现的是一个以能力为原则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以财富为原则的社会，更不是一个以神权为原则的社会。这既是中国的赏罚机制，又是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一种不能违背的精神与现实。

为实现人的自然权利而去奖赏，为禁绝人的贪欲而去惩罚——符言术说到最后，它的精华就浓缩为如此简单的一句话。

相传查理曼老年时，迷恋上了一位日耳曼少女，没日没夜地和她待在一起。可惜红颜薄名，美少女不久就弃他而去。查理曼意志消沉，命人对少女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自己每天守在玻璃棺材旁边。这种和尸体相伴的行为令皇帝身边的人倍感诧异，于是，一位主教鼓气勇气去检查那个美少女的尸体，结果发现她舌头下藏着一枚戒指。主教觉的这戒指很可疑，于是私下里藏了起来。想不到从此之后，查理曼对这个主教似乎情有独钟，时不时就会召见这名主教。这名主教并不喜欢男性，也承受不起皇帝这么深沉的爱，就急急忙忙地就把戒指扔进了康斯坦茨湖。查理曼从此以后又变得醉心于游湖。

这是一个极为优美的故事，到处散发着浪漫的气息，也许法国人的浪漫，就从这个故事开始。但我的论述，不是为这故事增添浪漫，而是走出来大煞风景。那枚戒指，似乎是一根魔杖，谁是它的主人，查理大帝就钟情谁。世人只看到查理曼那奇怪的表现，就认为他移情别恋了，或是认为那枚戒指包藏了魔法。但是，真正的原因只不过是查理大帝把执念从美少女身上转移到了那枚戒指上。他并不爱主教，也不爱康斯坦茨湖——只不过那里寄存着他的执念。这就是查理的真实情感，查理的臣子，应该看到的是这种情感，而并不是如世人那般只看到他外在的表现，虽然，这外在的表现是那么的真实。真实有的时候也会欺骗人的眼睛，要不被君主的外表所欺骗，臣子就必须掌握内楗之术。

何谓内楗之术，所谓内楗之术简单来说就是臣子进献的策略与君主的心意相符合。正如鬼谷子所云：“内者，进说辞也。楗者，楗所谋也。欲说者务隐度，计事者务循顺（《鬼谷子·内楗术》）。”“内”指的是计策被君主所接纳；“楗”，指的是向君主进献计策。进献的计策被君主所接纳，就是内楗术的目的。所以，在进献计策之前，首先要观察与猜测君主的心意：他的志向是什么，他的好恶又是什么？而不是如许多忠诚义士那般直接强辩，为了道义而心甘情愿地送命。

君主的心意，就是君主的欲望。虽对于君主本人而言，他内心的理想状态是少私寡欲，但君主他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欲望。并且不是任何君主都知道君主的智慧，所以，在巨大权力支持下往往会表现出无节制的欲望。那种少私寡欲的心境，只是君主的理想状态，但是现实不是理想——它会趋向于理想，也会反向于理想，在利观念为主导的社会评价机制下，它一定是反向于理想。所以，臣子揣摩君主的心意，重点在于观察君主的欲望。正如鬼谷子所说的那样：“君臣上下之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事皆有内楗，素结本始。或结以道德，或结以党友，或结以财货，或结以采色（《鬼谷子·内楗术》）。”道德，是志向；党友、财货与采色，是欲望。欲望的表现就是好恶，好恶就是内心感情的反映，所以君主的心意归纳起来也只不过是志向与感情而已。

许多人都说圣意难测，是因为他们在用揣测普通人的心理去揣测君主的心理。他们并不知道，君主的心理与普通人比较起来，它有二个特殊之处：第一个特殊之处，他的外表与他的内在是相分离的；第二个特殊之处，他的志向与他的感情是相分离的。君主是利益的集中点与分配点，任何人都想从他那里捞取好处，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会使外表与内在相分离，如一个防御者那般抵御臣子的进攻；君主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代表了国家与民族，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因其私情而任意行事，也就决定了他的志向与感情的相分离。如果臣子不懂得君主这二点特殊的心理，那么“伴君如伴虎”的传说就将变为一种现实。

外表与内在相分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楚庄王的“一鸣惊人”，这个例子本身就说明了君主用的是阳谋而不是阴谋。什么是阳谋，持续而又长久的固定表现就是阳谋，让你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而放松你自己的警惕，然后君主用这惯常的表现去观察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会用他的表面对你说：“我就是这样的人。”但他的内心却对他自己说：“我用我惯常的表现诱使你表现出自己内心的主要欲望，我内心很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但内心很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同时也知如何驾驭你。”许多臣子看到这惯常的表现，自认为自己很了解君主，很能掌握他的心理，就用错误的方法去取巧君主，却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早就被君主所掌握。君主玩阳谋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那么一条定理：他是很不喜欢被臣子所揣摩的。

所以，臣子要掌握君主真实的内心，他也必须用阳谋而不是阴谋：首先，他也要有一个惯常的表现，让君主认为这位臣子没有心术，是一个作风正派的好大臣；其次，他观察君主的着眼点不应该是他的惯常表现，而是他的细微之处——那种不由智慧指导却由天性指导的行为动作。看看这些细微之处是否与他的惯常表现是一致的，如果一致，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有心机的皇帝。如果不一致，君主表现得越昏庸，就越说明君主心机深沉，且别有所图。对于后者，你必须特别小心，弄不好他就是楚庄王第二；再次，看他在重大事件上的态度与处理事件的手段，态度代表了感情倾向，手段代表了能力水平，君主的心理再特殊，在重大利益面前，他内心的真实表露与普通人是一样的。通过他在重大事件上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得到他内心之中大量的真实信息。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是不应该错过的；最后，当臣子掌握了君主内心的主要欲望时，他进献计谋要显的真实自然，从而把自己内心的欲望化于无形，就能表现出一副真切为君主利益考虑的态势。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掌握君主内心信息的方法，必须是观察的方法，而不是求问的方法。也就是说，最好不要通过第三方去了解君主的特点，更不要派出手下去监视君主的行动。必须是通过你自己的眼睛去揣摩君主的心理，而不是通过第三方的渠道去得知君主的信息。

君主不能左右自己的感情，因为他是众人的代表，也是众人的制裁者。这就决定了他的志向与感情是一种分裂状态：一方面，他若想实现自己的志向，他就必须有处理事务的大臣；另一方面，他因不能随意左右自己的感情，必然导致长期压抑自己的感情，这就决定了他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感情的寄托：这感情的寄托可以是一种欣赏，也可以是一种发泄，亦可以是一种单纯的爱好。所以君主身边也必然不会缺少嬖幸之辈。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英明君主身边也会有嬖幸之辈，是因为君主比任何人都需要一个感情宣泄的渠道。为什么宋明时期的大臣远逊于秦汉时期的大臣，就在于他们不懂后者的道理，妄图切断君主宣泄感情的渠道。

君主这两种内心需求就产生了二类人物：办事大臣与嬖幸之辈。你想当办事大臣还是嬖幸之辈，完全可以按你自己内心的主欲加以选择。我不准备对任何人进行道德说教，我想说的是无论你当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都必须有当这类人的基本技巧：如果你想当为天下开太平的人物，其重点就是去看君主的志向，掌握他的志向以后，勤恳做事而不强辩。在人性之中，人都喜欢默默做事而不喜欢成天与自己吵架的人，只是默默做事的人，也有技巧，其技巧在于做那些与君主切身利益相关的事而不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琐事上。但要注意一点，不强辩并不代表不进谏，只是进谏的时机应放在君主困惑时，而不是应放在君主志得意满时。君主在志气得意满时，他是极度自恋的，这个时候进谏，他会非常地恼怒；只有在他遇到重大挫折并且内心需要有人帮助时，这个时候站出来进谏，他才会耐心倾听。在这里我要扭转一个大家思维中的误区：宋明时期的强谏不一定就是好事，因为它里面已经没有了艺术的细胞。进谏是一门学问，不是每位君主都是李世民，也不是每位君主都是商纣王，绝大部分的君主都处于他们之间的中间状态。所以进谏是否具备艺术性，在那短暂时刻，是会决定君主选择当李世民还是选择当商纣王。臣子进谏君主，都希望君主采纳自己的意见从而把国家治理好，难道真会希望被君主砍掉脑袋，只成就自己耿直的忠名吗？但是，宋明以后的中国读书人却不那么想，他们认为臣子越耿直就越是忠贞，这就走进了一个思维的误区。从他们把精力放在断绝君主感情宣泄的渠道上，而不是放在国家大事上，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思维走进了一个误区，而且这个误区还深深地印刻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作者本人，也曾深受这误区的牵累，自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说出真话就是好的，是真君子的风范。其实呢，就应该看着别人摔地头破血流找你解除他内心困惑时，才能把内心的真话和盘拖出。在他尚未见血时，说出违拗他意志的话，你得到的是厌恶；在他头破血流时说出解除他困惑的真话，你得到的却是感激。人性当中，都喜欢得到感激，而不喜欢得到厌恶。这一经验教训我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本身就说明进谏时机起到的是一个关键性作用。

君主除了要成就自己的志向外，他还有感情宣泄的欲望，并且这个欲望比任何人都要来的强烈。这就为嬖幸之辈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但若要当嬖幸之辈，也是需要相当能力的。这一能力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内心清楚只能满足君主的欲望，而不能钳制君主的恐惧。办事大臣钳制君主的恐惧是因为他接触的都是有关君主重大利益的事，嬖幸之辈却单纯因君主感情宣泄的需要而存在。弥子瑕敢送卫灵公自己吃剩一半的桃子，是自信卫灵公害怕失去自己。但是，情欲在的时候，也许灵公害怕失去弥子瑕；情欲不在的时候，卫灵公还会害怕失去弥子瑕吗？更何况，君主宣泄感情的需要能大的过实现自身志向的愿望吗？杨贵妃敢于与唐明皇吵架，甚至敢于自回娘家，她能阻挡的住马嵬驿那三尺白绫的命运吗？所以，当嬖幸之辈，就不要恃宠而骄。第二个方面是不要妄想以感情为资本去渗透君主的志向，也就是说，嬖幸之辈最好不要卷进国家政事，因为武则天只有一个。君主——哪怕只是一个平庸的君主，他的内心都是把感情与政事截然分开，他这种区分度比普通人都要来的大。地位越高，这种区分度就越大；君主越是英明，这种区分度就越大。为什么武则天在唐太宗面前毫无立足之地，是因为她错误地把感情资本渗入到君主志向中——驯服马是男人的志向，哪里需要你一个小丫头来教朕？！武则天后来成功的把感情资本渗入到高宗皇帝的志向中，难道高宗皇帝内心很愉快？内心很愉快为什么差点废掉武后？所以，历史的特殊性并不代表历史的普遍性，若是选择的人生道路就是充当一个嬖幸之辈，那就请你老老实实在君主的感情方面施展自己的本领，而不要把自己的脚踏进君主志向中。

绝大部分人都会接近君主，但并不排除有的人想远离君主，对于这些想远离君主的人，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最小成本地远离君主呢？君主是头老虎，如果远离的方法不对，他可是要吃人的。许多名士不应君主征召而被杀害，这种事在历史上可谓比比皆是。那么，最好的远离方法就是反楗之术： “欲合者，用内，欲去者，用外。外内者，必明道数（《鬼谷子·内楗术》）。”

前面说过，“内”是符合君主心意；那么“外”与之相对，很明显就是不符合君主心意。进献策略不合君主心意，感情上不满足君主需求，这就是反楗之术。对于办事大臣说而言，无需说出令君主讨厌的话，只需做事不合君主心意，就可以安全地全身而退。对于嬖幸之徒，也无需故意让君主厌恶，只需不再满足君主的感情需要，也可以得到君主的疏远。年老色衰，君主就会自然远离；技艺衰退，君主同样也会自然远离。你只需让他感觉你不再符合他内心的需要，而不必让他厌恶你，你就可以让他疏远你。感到不满意，却不厌恶你，就是最好的身退之道。这种身退之道甚至会让君主时时想念你，回忆起你与他之间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