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40-80年代，雅克萨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俄罗斯人称之为“阿尔巴津”。雅克萨在通古斯语中的意思是河流冲刷形成的河湾。那里本是索伦部达斡尔人的领地。1640年，阿巴海汗征索伦部，烧毁了原有的雅克萨木城（《清太宗实录》五十一卷，8页下）。其后，索伦部达斡尔人首领阿尔巴西在旧址兴建新城。顺治八年，俄罗斯人攻占该城，遂以阿尔巴西之名，命之为“阿尔巴津”。康熙22年、24年、25年，满清曾多次派兵进剿，最终占领该城。期间，多有俄罗斯俘虏和哥萨克叛变降清，遂被遣至清国京师。

2004年8月30日，中国社科院与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一起考察了俄罗斯旗人在北京的历史遗迹。考察对象，包括了俄罗斯大使馆、南馆公园、青年湖公园等处。于是乎，便有了“俄罗斯佐领”的研究命题。

实际上，早在满据时代便有专门研究俄罗斯旗人之文章。据信者，可查阅上海上午印书馆于1957年翻印的清•俞正夔之《俄罗斯佐领考》一文。

据《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三》载：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系康熙二十三年将尼布绰地方取来鄂罗斯三十一人及顺治五年来归之鄂罗斯伍朗格里、康熙七年来归之鄂罗斯伊番等编为半个佐领，即以伍朗格里管理。后二次又取来鄂罗斯七十人，遂编为正佐领。

俄罗斯人也承认被俘的阿尔巴津人的存在。详细的可以参阅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的《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1978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只不过俄罗斯人说阿尔巴津人，最早是在顺治年间被俘的。

话说，想把阿尔巴津人编制成佐领，人数实在是少了些，对于那些被俘者－这样一群试图在远东淘金的落魄者，佐领的官职刺激也似乎小了些。不过，相比他们的落魄姿态，满清的佐领、北京城豪华的生活，其刺激对于那些散落在俄罗斯广袤草原上的哥萨克们而言，实在是充满了新鲜的刺激。因此，一个小小的佐领及其特权，暂时还是满足了这些淘金者的欲望的。因此，在后期的归附过程中，充满了诱惑性的俄罗斯佐领，对于那些落魄的俄罗斯淘金者，仍旧是充满了诱惑的。当然，这里说的淘金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淘金工，而是对那些来自顿涅茨、伏尔加、乌拉尔的落魄者们的暗喻。

上说三十一人，乃是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梅勒尼克所率六十七人之一部，为精奇里江口被俘者。其后，其人被送至北京。初，康熙以罗刹人归附较多，遂以1648年归附的伍朗格里为首，将俄罗斯人编入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部。可惜，人数实在是少了些，康熙也只好编之为半个佐领，然后不断地吸纳归附者。康熙二十三年，上面说到的伊番，受命奔赴雅克萨，于俄罗斯据点，收纳米海罗等二十一人，将之送至北京（《清太祖实录》卷114，18页）。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清军三千攻占雅克萨，遣返者6－7百人，余下以巴什里为首，降者四十人，遂进入北京。另有若干散兵纳降。其中数约有百人，不含妇女和儿童。观之人数，其章京所领之佐领人数实在是少的可怜，说到旗人，乃为战斗组织，于俄罗斯旗人，更多具备的则是一种对于淘金者的诱惑力。

因此，康熙慷慨的与之房屋、土地、奴隶；甚或于以骁骑校、七品为授；其佐领则为四品，较之其他旗人，甚至于满蒙旗人，所得官衔都不算低。如是，俄罗斯旗人，在整个北京旗人社会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虽然人数无法与其他佐领相比，但是俄罗斯旗人自入籍开始，便出现在了黑龙江前线。（《清太宗实录》卷113，9－10页）作为俄罗斯人，且不论其是何人中，至少他们在对俄罗斯的战争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却侦查外，多以招降或者可以说是招安为主业，阵前总是要想同胞们号召，归降博格达汗。康熙25年，固守雅克萨的俄罗斯人，便是在此种劝降下，最终放弃了抵抗。上面引述的《传导团史料》第一册21页载：阿尔巴津人看到敌营中已有自己的同伴，又看到对方兵力雄厚，所以非常害怕此时如不自动投降，就必然会遭到覆灭的下场；而且他们还设想，如不抵抗就投降，也许会得到满清大汗的赦免。于是他们便听从了叛变投敌者的话。就这样，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武器集中起来，运至指定的地点。约•弗•巴特莱在《俄国、蒙古、中国》中提到：俄罗斯旗人不仅参加了雅克萨之战，且在关键时刻立有殊功。（下卷第二册，1526－1527页）

若干年后，当俄罗斯使节来到了北京之时，那些试图回归俄罗斯的旗人，曾要求俄罗斯使节带领他们回归俄罗斯。使节毫不犹豫地拒绝说：把你们带回俄国，除非要把你们当作叛国者压赴边界绞死，才能摆你们带回俄国去。（《传道团史料》第一册，30页）所以，阿尔巴津人，也被俄罗斯人称为“逃人”、“叛徒”、“俄奸”。熟悉俄罗斯政治制度史的人应该知道，上述的三个专指名次，制成着不同的民族成分。康熙28年的《尼布楚条约》，倒也是对于这些俄罗斯旗人有了宽待；康熙帝本不想遣返，俄罗斯人不想收纳，很自然的这些俄罗斯旗人，便继续生活在了北京，其中的一部分迁到了盛京。在北京者为镶黄旗属下，自然随着镶黄旗，驻扎在了北京的东直门内胡家圈胡同，也就是老北京城的东北部。（《钦定八旗通志》卷30，《八旗方位图》）

满清八旗大分为三，细分二十又四。大分为满洲、蒙古、汉军者，细分又有上三下五。其中满蒙八旗是精锐部队，满洲旗人和蒙古旗人地位与待遇一致。而汉八旗则被称为“绿营兵”，属于伪军，相当于现在的武警。俄罗斯旗人在旗人社会中之地位何等之高。他们获得的地位已经与满蒙旗人相差无几，高于汉军旗人，甚高于无旗籍的民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31页）

作为旗人，他们当然是要当兵吃饷的。当然，很多人都是以翻译为工作的。此点，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中多有提及。例如：康熙28年，清庭侍卫、原俄罗斯佐领章京（额真）伍朗格里子罗多浑，即为中方译员，而非俄方译员。（俞正夔，《俄罗斯佐领考》）

作为编入满洲旗属的俄罗斯人，很自然的受到了满蒙文化的影响，在辫式、衣着、饮食、语言、姓氏等方面受到了满洲的巨大影响。

作为旗人，理应履行旗人之义务，自然也就少不得与满洲人的接触，自然也就习得了满语和满文。为了在日常生活中的方便，很多人自然也就取了满名，而对于母语则不甚了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则全译》载：雍正十三年，多尔济奏陈派遣学童学习俄罗斯语文，所见为：俄罗斯馆中两名俄罗斯文教习“虽系俄罗斯血统，但生于京师，原对俄罗斯语文不甚精通”。（杜立福、罗荣禄，《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兴衰》）道光25年，当俄罗斯使臣叶•彼•科瓦列夫斯基访问北京时，惊诧的发现，阿尔巴津人无论在服饰、语言、容貌等方面，均与俄罗斯人大不同，更加趋近于清人。（科瓦列夫斯基，《窥视紫禁城》116页）

但是，俄罗斯人逐渐的满化，却没有真正的成为满洲人，人数也没有大的增长。繁华的都市和优越的物质生活，使得这些淘金者多以游手好闲为业。

建国后，上述几大俄罗斯佐领的后裔，散居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海拉尔等地，人数据原佐领后裔传，约有百人上下。循其迹，乃为原俄罗斯使馆址，为原镶黄旗属俄罗斯佐领原驻地，内有康熙鼎一，满清建筑一（意思佐领衙门附属建筑物，无法考证，于俄罗斯使馆内）。

至于族属的问题：

1951年的民族识别，将俄罗斯佐领后裔，划归满族，其家谱均保留在旗衙门，而非个人所有。

1955年以后，虽然东正教教廷，隔绝了与中国东正教的关系，但是阿尔巴津人，尤其是老人，仍旧信封东正教，活动地点便在前苏联大使馆内的教堂，主持人为杜立福。

1956年，苏联大使馆出钱，为迁出北馆（即苏联大使馆）的阿尔巴津人后裔，在北京真武庙一代，兴建了集体住宅。老楼，前几年去得时候还在，可惜里面的人，已经不是阿尔巴津人的后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