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是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大同思想，也就是中国的乌托邦思想。这种思想源远流长。

康有为等维新派主张变法要“变本”、边“本”，要仿效西方，实行君主立宪，使中国免遭瓜分之灾而日臻富强。他们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托古改制”，借用孔子的旗号老演出维新变法的新场面。在这个思想深处还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境界，即《大同书》所描绘的大同社会理想。

康有为认为“托古改制”，推行维新变法，目标是从“据乱世”达到“升平世”，但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最终必然要达到“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大同”二字，源出于《礼记》中的“理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这是儒家学说中，假托孔子之口，对远古时代的历史加以美化形成的理想境界。康有为以“大同”作为他的最高理想，表达了他对“天下为公”理想社会的向往。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任何痛苦的理想社会。

康有为虽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自幼生长在乡里，了解民间疾苦。他曾对友人说：

“仆生于穷乡，坐睹族人，乡人困苦，年丰而无米麦，暖岁而无襦绔，心焉哀之。”因此，他在《大同书》中，把现实社会看成是一个无处不苦、无人不苦的大苦海，如投胎之苦、夭折之苦、废疾之苦、贫穷之苦、刑狱之苦、苛税之苦、压制之苦等等。“盖全世界皆忧患之世而已，普天下人皆忧患之人而已……”为拯世救民，脱大众出苦海，他主张破除“诸古之根源”的“九界”，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苦界”。“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他认为，只有实行大同之道，才可以拯救世人的苦难；只有大同社会才是一个没有任何痛苦的“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理想社会。

第二，大同社会在政治上实行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民主制度。

康有为认为，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世间苦难的重要原因。他说：“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杀，恣其残暴。”“大抵压制之国，政权不许参预，赋税日益繁苛，摧抑民生，凌锄士气。”违背了天下国家为天下人公有的平等之理。在他所描述的大同社会里，去除了“国界”、“级界”，也废除了一切作为强制压迫工具的国家机器，如法庭、监狱和军队。设立的公政府只是管理社会经济、文化和各种福利事业的机关，只有议员，没有议长。议员由人们公举，大事由人们讨论决定。大同社会的人都是世界公民，无等级之分，无种族之别，无贵无贱，无主无奴，更无帝王君长。“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为大同。”

第三，大同社会在经济上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公有制社会。

数十年前，太平天国曾以“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公有”制形式，去追求“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生活。数十年后，康有为也把一切财产都归公有，作为能否实现大同理想社会的基本前提。他说：“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具体而言，即是农业上“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卖之”；工业上“使天下之公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商业上“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公政府商部统之。”在康有为看来，一切财产都归公有，就能够实现“人人皆公，人人皆平”的大同理想了。

第四，大同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及其丰富。

既然大同社会是一个没有任何痛苦的“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理想社会，那么就得有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水平作保障。在这一点上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比太平天国“五母鸡两母猪”的“天国”理想要大大前进了一步。康有为认为，由于在大同社会里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农工商业都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因此，在大同世界里社会财富及其丰富，人们的衣食住行和精神生活都尽善尽美。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玉肴琼浆，住的是玉楼瑶殿，行则“水有自行之舟，陆有自行之车，空有飞屋之船”；人们一天只要工作三两个小时。因此精神生活也非常充实，“太平之世，人皆乐游，无有忧虑”。总之，在康有为的生花妙笔下，大同社会是一个美妙极乐的理想世界。

康有为的想象力相当丰富，但也反应出清国哀鸿遍野的社会现实。一般来说，一种政治理想的产生，实际上都可以在当时的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从反面找到他们的影子。例如，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所反应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天国理想，就是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贫富悬殊，有的人饱食终日，有的人饥寒交迫的现实而提出来的。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也一样，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满洲专制统治越发腐朽，人民备受痛苦和煎熬。因此，康有为向往一个没有痛苦，没有人压迫人，没有贫穷，也没有战争的理想社会。他在《大同书》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也常常是以对现实社会抨击来立论的。例如，他在谈论人世之苦时，对专制压迫下的劳动群众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把造成世间诸多苦难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归咎于清国专制制度的腐朽。他以为欧美国家制度较开明，相对来说，苦难或痛苦的程度就有所减轻和避免。此外，从天赋人权论出发，康有为明确指出：“人皆天所生，同为天之子，同此圆首方足之行，同在一种族中，至平等也。”并且力主男女平等，强调“全世界人欲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这些都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不合理状况的痛恨，以及对民主、平等、自由理想的追求。当然，如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洪秀全等农民英雄提出的近代第一个乌托邦救国方案——《天朝田亩制度》，只是小农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一样，康有为精心设计的近代第二个乌托邦方案——大同理想，也是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空想。这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人类社会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进化发展，只能通过维新改良的道路，用和平的方法进行政治改良，才能达到大同。而当维新改良的道路被清国顽固派通过政变堵死的时候，康有为又把大同理想推向无限遥远的未来，从而把它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空想。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清国旧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