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章学诚把中国古代编纂文献分类目录的要旨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古代无数学人为这种考辨事业倾注了无穷的心血，由此形成了贯穿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始终的一种独特“学统”———求得文献秩序所必须遵循的学术准则。然而，这种“学统”并不是自主和自足的，因为它还要遵循伦理教化的“道统”准则，即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准绳来整理文献。所以，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所产生的文献秩序实际上是一种伦理价值秩序———思想秩序[1]。《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的编纂恰好就是这种儒家思想秩序的体现。

《汉书•艺文志》是班固以刘歆的《七略》为底稿删改而成的我国正史中第一部反映当时社会藏书状况的目录学着作，它的出现对我们了解东汉初年国家的藏书情况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想、学术流传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隋书•经籍志》则是我国官修正史中第二部目录类着作。在时隔几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战乱之后，中国又回到了另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唐朝。在魏征等人所修的《隋书》中终于再次有了反映当时官修藏书状况的目录类着作《隋书•经籍志》。从艺文志到经籍志反映了我国从汉到唐初的学术流变与思想的传承发展。下面笔者就这两部着作中的六艺略与经部做一比较研究，试图解析出从汉到唐初儒家思想与经学史的演变。

首先对《汉志•六艺略》之体例做一简单介绍。《汉志•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九小类，着录103家，3123篇。前有总序，接着着录图书，每小类结束后有小序，在整个六艺略着录结束后有相关的大序。

总序可以说是一篇东汉之前学术发展史的概述，同时也是图书事业发展简史的概括。每略之后的大序一般叙述该学派起源，继而总结其思想主旨，最后论其得失。每种书之小序则按时间顺序记录其发展源流，并论其学术成就。

《隋志•经部》的体例基本承袭《汉志•六艺略》，其不同在于经部收入了“河图书类”，分为十种。共计收书627部，5371卷。《六艺略》收书是按照各家所收，如“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2]（P.1704），而《经部》是按照各部类收书的，如“右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3]（P.912）。这两者的不同显示了在汉代以前学者们比较重视私家教育与学术传承门户的分别，随着社会动乱导致相关书籍的流失，到了隋代，这些分歧随着官学的兴盛与私家教育的发展而逐渐被淡化。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书籍流失严重，隋代的学者无法看到东汉以前各私家着作，因而分类方法逐渐被大部类所取代。

从《汉志》与《隋志》的总序来看，《汉书•艺文志》之总序简单精略，大体能反映出从孔子以来到西汉末年国家藏书事业的发展，但行文过于简略，不能较好地反映当时社会对书籍的重视及其书籍的流传散佚情况。而《隋书•经籍志》之总序相对来说较为详细，能够准确地反映从汉到唐初书籍流传的情况，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书籍流传与散佚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同时也为研究学术传承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六艺略•易类》共计收书13家，294篇。该类大体为各家对《易经》的传承保存与阐释，多以私家传书为主。其中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论》五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这些书的收录反映了西汉时期鬼神论与灾异学说的兴盛。在西汉时期，鬼神论、占卜与灾异学说对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导致东汉谶纬的泛滥。而到了隋代这些书都已失传，但其思想并未消失，而是收录在了新设置的“河图书类”当中，后文详述。《经部•易类》中共计收书69部，551卷。

这些书大都是对《周易》的疏证与阐释其义理的着作，《六艺略•易类》中大部分私家着书都已亡佚。在《经部•易类》之小序中出现了所谓《连山易》《归藏易》，这些书实质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杜撰与伪造出来的。从《易》类之演变与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汉唐之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对于《易经》的重视，特别是后世《周易》逐渐取代各家私人所传之《易》，成为隋唐时代社会上广泛使用的权威经典。

《六艺略•尚书类》共计收书9家，412篇。其中今古文尚书并存，而其大部分着书是关于《今文尚书》的。其体例大多为章句、解故、传记等，这反映了汉代章句等题材的兴盛。《经部•尚书类》中共计收书32部，247卷。其中《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为东晋元帝时期，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并存，其内容大都为对尚书的疏证与义理的阐释。两部小序各有千秋，其中六艺略对其篇目的脱误描写得很清楚，有利于我们考察《尚书》之流传与真伪情况。今古文尚书之争，自汉代以来就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焦点。汉代《今文尚书》得立于学官，到了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博采今古文之义，为其做注。

今古文不同的治学态度产生了不同的治学结果。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把经文和谶纬神学结合起来，极力保持经文艰涩难懂，以任意解说欺世；古文经学多做文字训诂及制度、名物等方面的解释。所以很多今文经学家逐渐兼修古文，古文也逐步为朝野所接受，地位趋于升高，最终发展为经学的主流[4]。

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致者也。《六艺略•诗类》共计收书6家，416卷。其中齐鲁韩毛四家着书并在其中，齐鲁韩三家列于学官。故诗类多《齐诗》《韩诗》《鲁诗》，而《毛诗》衰微未得立于学官。《经部•诗类》共计收书39部，442卷。其中大部分为《毛诗》及其相关训诂、义理抒发等着作，《韩诗》仅存三部着作。诗类的这些变化反映了后世对《毛诗的重视，因《毛诗序》有利巩固封建统治所以受到重视。加上《毛诗》在民间流传甚广，因此出现“《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3]（P.918）的局面。

《六艺略•礼类》共计收书13家，入司马法一家，555篇。多家“礼”并存，有《礼古经》《名堂阴阳》《记》《周官经》等礼书，还有三部关于封禅的礼书与一部关于军礼的礼书。这些书籍的收录都反映了汉代特别重视礼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对封禅礼尤为重视。军礼的收录又恰好说明了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国家战事较多，及其对于军事的看重。《经部•礼类》共计收书136部，1622卷。

从西汉末到唐初几百年的时间里关于“礼”的着作卷数竟然比东汉初年翻了三倍之多，据此我们可知到了东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政权对于维持其统治理论基础的“礼”进一步强化。《隋书•经部》中收入的礼书多为《周官》《礼记》《丧服》之类，这就给我们提供了详实的信息，在后汉到唐初这一历史时期内，下层百姓开始注重丧礼，而统治阶级上层也开始大肆宣传用“礼”以区别社会等级，维护上层贵族的特权。

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3]（P.918）自古，礼与乐就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治民易俗的典范。《六艺略•乐类》共计收书6家，165篇。乐书自古遗存就较少，而到了汉代还能保存有先代遗留下的古乐，“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而在《经部•乐类》中已经基本看不到先代所遗存的音乐了。《经部•乐类》共计收书42部，142卷。其内容多为后世音乐类书籍，与先代所说的《乐经》相去甚远。二者相比较，卷数上相差无几，甚至隋代的142卷还少于汉代的165篇，这就说明乐书自汉代到唐初就一直遗存不多，也不被统治者所特别重视，因而亡佚较为严重。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2]（P.1715）《六艺略•春秋类》共计收书23家，948篇。其中收录种类多，当时社会所流行的各家春秋经都有，如《公羊》《谷梁》《左氏》等，尤为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后世放在史部类的《国语》《战国策》《世本》《太史公书》等历史类书籍。

由此可知在东汉初年，史学还没有完全独立，而是作为六艺略的一小类，依附于《春秋经》之下。《经部•春秋类》共计收书97部，983卷。其收录书名多以“春秋”二字冠首，内容多为对《春秋经》及其“三传”的解说与义理阐释，而将《汉志》中放在六艺略里的历史类书籍编入史部类，这说明到了隋代史学已经独立并且发展壮大，成为与经部并立的四部分类法之一。

“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孔子既叙六经，讲于洙、泗之上，门徒三千，达者七十。其与夫子应答，及私相讲肄，言合于道，或书之于绅，或事之无厌。”[3]（P.939）《汉志•六艺略》论语类是放在孝经类前边的，而到了《隋志•经部》中，论语类又放在了孝经类的后边。

这两种史志次序的颠倒恰恰反映了隋代统治阶级对《孝经》的重视超过了《论语》，尽管汉代以孝治天下，且在皇帝谥号前边都要冠以“孝”字，但在西汉时期，儒家知识分子并不认为《孝经》的地位要高于《论语》。

《六艺略•论语类》共计收书12家，229篇。其内容多为齐、鲁、燕之说，且有《孔子家语》等着作存世。《经部•论语类》共计收书73部，781卷。其收录内容除了后世经学家所作的对《论语》的注释集解之外，还另外加入《尔雅》《释名》等书附于篇末，因此就有了“《尔雅》诸书，解古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反观《汉志•六艺略》，则将《尔雅》《小尔雅》放入“孝经类”。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言者，故曰《孝经》。”[2（]P1719）《六艺略•孝经类》共计收书11家，59篇。其内容包括多家孝经，且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为古文孝经。《经部•孝经类》共计收书18部，63卷。其内容大多是对《孝经》理念的疏证与阐述，其中有孔安国传《古文孝经》一卷，疑似伪书。总体来看，孝文化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唐初都已渗透到中华民族的骨髓当中，同时也是我们当今社会需要大力倡导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2]（P.1720）小学类收录的就是一些教习世人学习文字、音韵、训诂等基础知识的书籍。《六艺略•小学类》共计收书10家，45篇。

其内容大多为《仓颉篇》等教习世人识字的书，“比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着于竹帛谓之书。”[3]（P.964）在《经部•小学类》中共计收书108部，447卷。

这些书的内容主要包括语言文字、音韵、训诂，其内容之庞大，反映了后汉到唐初政府对于官学文化的重视，也从侧面映射出了这一时期书写材料的进步，即纸的出现代替了竹简成为新的书写材料。（十一）谶纬类（《隋书》特有）《经部•谶纬类》为《隋书•经籍志》所特别收入，共计收书13部，92卷。其内容大多是鬼神说、宿命论，重在宣扬谶纬思想。这些书籍在《汉书•艺文志》中并未被作为一大类收入，《汉志》与之有关联的，就是收入了三四本关于灾异的书籍，但涉及谶纬之说的书籍甚少。而到了东汉时期，谶纬之学兴盛，谶纬之说成了为东汉王朝服务的学说，被光武帝刘秀赋予了绝对地位。但随着谶纬之学的发展，它严重影响了统治者统治的稳固与正统，逐渐不受政府控制，因此后世王朝都对谶纬学说进行打压。《隋书•经籍志》记载：“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以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

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当中关于儒家学说的收书状况来看，儒家思想学说的着作都是历代文人学者与统治阶级最重视的书籍。从六艺略中的9类到经部的10类，无论从收书的数量上还是学术的传承上，都有所继承与批判。在汉代，董仲舒成为儒学的代表人物。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他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接受[5]。由此在思想上进行了统一，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提出了“君权神授”的政治理念及与其相对应的儒家观念。针对为人处事的标准，提出了“三纲五常”及其“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标准，由此使各种儒家典籍也成了社会各阶层学习的经典。《汉书•艺文志》中所收录的儒家书籍，也正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儒家理念、学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而被保存与流传下来。

汉代在中央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在地方更是普遍设立学校教授儒学，从而使儒家思想在汉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东汉，今古文经学之争使得儒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各家对于儒学的阐释各不相同，坚守己见，使儒学逐渐走进繁冗的泥沼。汉末动乱，中央集权瓦解，儒学自然也受到打击并衰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曹操等人推崇法术刑名，便奠定了魏晋玄学的社会背景[6]。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不休，书籍的保存更为不易。

谶纬学说盛行于东汉及魏晋社会，《隋书•经籍志》经部类特地加入谶纬类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加之佛教东传，并在东晋南朝时期兴盛起来，广泛流传于民间与封建上层社会，导致了儒学的进一步衰落。隋唐时期，大一统国家的再次建立，使沉寂已久的儒学再次兴旺发达起来，由此在《隋书•经籍志》中我们才得以看到当时国家所收集的各种儒学着述。这两本目录学着作，不仅是我们研究书籍发展传承的着作，也是我们研究儒家学术传承史的重要依据[7]。

［1］蒋永福.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秩序建构逻辑［J］.求是学刊,2013，(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李艳芳.尚书与今古文之争［J］.安徽文学,2008,(11).

［5］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