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讲到诸子学说起源时，多称《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说”[1]，但包括《汉书•艺文志》在内的历代著述均未直接使用过“诸子出于王官”这一说法。直到1906年，“诸子出于王官”一说才首次出现在章炳麟的讲演中，胡适的大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原题《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则使这种说法广为流传，致使今人都认为此说为刘歆提出。

笔者认为，自《汉书•艺文志》提出了诸子学出于周朝官守的可能后，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虽然都引用过这一说法，但对诸子究竟出于何种官守，各家观点大相径庭，并未形成胡适所说的一致“皆主九流出于王官”[2]的情况，而且各家学者在使用这一说法时多有自己的个人目的，很少有人是真正为了探究诸子起源。清末学者曹耀湘已经表示不认同诸子学源于周朝官守；梁启超也对《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分类方法提出过批评，但并未对此说仔细批驳。胡适受到梁启超的启发，首先对诸子学说源于周朝官守的说法进行了较为详细、认真的批判，但他的主要论辩对象——章炳麟的《诸子学略说》和《原学》在当时即已显陈旧，不能代表章炳麟同时期的思想，而且他的论辩手法有失武断。

关于此问题，刘巍、李锐二先生已有十分精当的论述。[3]本文难以在理论方面提出新见解，故仅试图按照时间顺序粗略梳理从《汉书•艺文志》提出诸子学可能源于周朝官守至胡适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说”期间历代学者对诸子起源的论述，通过列举相关文献资料，展现出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过程。这是我文献课的作业，系原创首发。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于各家著述后以“某家者流，盖出于某某之官”的形式提出诸子十家可能源于周朝官守。[4]又于《兵书略》后有“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数术略》后有“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方技略》后有“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至此，《汉书•艺文志》共提出了十三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诸子出于王官说”。

值得注意的是，《艺文志》中出现的官守并不都见于《周礼》，提出这种说法的语气并不是很确定。“盖”字在此有表示不确定的意思，例如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仲长统《尹文子序》：“尹文子者，盖出于周之尹氏”中的“盖”都是表示这种意思。此外，《汉书•艺文志》并未将这种说法加以概括总结，只是分列于各家之后。

《隋书•经籍志》子部基本继承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分类方法，只是略微改变了各家的排列次序，并将数术一家拆分为历数、五行两家（参见附表）。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不同的是，《隋书•经籍志》子部将诸子的来源严格与《周礼》中各个具体官守相对应，而且语气确定，多使用“某者…《周官》某某官，是也”这样的句式。《隋书•经籍志》试图证明《汉书•艺文志》的推测为事实，但由于缺乏证据，只能从《周礼》中寻出类似的官守强行加在诸子头上作为其始祖，这种强认祖宗的做法未免有些不合理。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说：

盖古人之学，必有所受，故相传出于王官。留心考其学术渊源，亦似如此，遂姑存其说云尔。其所举羲和之官，理官，礼官，议官，清庙之官，汉书作清庙之守，乃传写之误，余别有考证。农稷之官，稗官云者，周礼皆无此官名，盖约略言之而不敢凿也。即司徒之官，史官，亦是约举之辞，不敢云儒家出于师氏保氏，道家出于太史小史也。故其言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盖者，疑而未定之词，言其大略相近而已。经传释词卷五：盖者大略之词，又，盖者疑词也。不然，刘歆亲传周礼，岂不能于三百六十官中，求得其所出乎。隋志乃嫌其说之不详，必欲确指为周礼之某官，……盖既规抚汉志，又欲自出新意，而考证复未能精密，遂至进退失据如此，其言似是而实非也。[5]

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此后的历代正史《艺文志》于诸子都只是列举著述，而不再讨论各家的来源。

顾颉刚先生曾经说：“自从刘歆在《七略》中规定了诸子有九家，每家都出于一个官守，学者信为真事，频加援引。郑樵的《校雠略》，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尤为宣传的中坚。”[6]就笔者目力所及，在郑樵以前似乎确未有学者对《汉书•艺文志》提出的诸子来源做过总体性论述，故本文的梳理从郑樵《通志•校雠略》开始。

郑樵十分重视图书分类，他在《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中说到：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是有变故而书不亡。[7]

在这段话中，郑樵只是认为学术应当有专门世守，并未把各家学说和周官联系起来。此外，郑樵认为刘歆是“章句之儒，胸中原无伦类”[8]，对《汉书•艺文志》的评价仅仅是“虽疏而不陋”[9]，这似乎称不上为《汉书•艺文志》诸子来源“宣传的中坚”。

将郑樵的这段话与诸子来源联系起来的实际上是清儒章学诚。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原道》中将郑樵的话发挥成了这样：

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学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古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10]

他在郑樵的“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前面加上了“有官斯有法，有法斯有书”，将学术与官守联系了起来。章学诚在下文继续写道：

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11]

章学诚称赞刘歆提出的诸子来源说，实际上是为了证明自己“官守学业皆出于一”的结论，以引出此后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这种以古人为自己注脚的做法，无意中把刘歆原来推测的说法变成了教条。由于章学诚将《汉书•艺文志》诸子来源说法融入了自己的理论，成为了自己理论的基础，因此他对于这一说法必然全力支持。所以，若要追述宣传“诸子有九家，每家都出于一个官守”的中坚，其滥觞似乎当是章学诚而非郑樵。

约与章学诚同时的清儒汪中也谈论过诸子学说的来源，他在《吕氏春秋序》中写道：

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一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12]

汪中关于诸子学说的来源的论述只有这些，且不是专论此说，而是为了引出下文，说明《吕氏春秋》能融会各家学说，故我仅将他的说法抄录于此。

龚自珍提出了“尊史”说，在《古史钩沉论二》中认为古代唯有史官掌握文化，五经为周史之大宗，“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13]。接下来又提出诸子为周史之小宗，“孔子殁，七十子不见用，衰世著书之徒，蜂出泉流，汉氏校录，撮为诸子，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14]。

龚自珍由此进一步发挥，称诸子出于掌管不同职务的史官：

老于祸福，熟于成败，絜[别本作“挈”]万事之盈虚，窥至人之无竟，名曰任照之史，宜为道家祖。

综于天时，明于大政，考夏时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为农家祖。

左执绳墨，右执规矩，笃信谦[别本作“谨”]守，以待弹射，不使王枋弛[别本作“陁”]，不使诸侯骄上，名曰任约剂之史，宜为法家祖。

博观群言，既济其所终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讥，不受诸侯蹈觝，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为名家祖。

胪引群术，爱古聚道，谦让不敢删定，整齐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为杂家祖。

窥于道之大原，识于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贵因，一呼一吸，因事纳谏，比物假事，不辞矫诬之刑，史之任讳恶者，于材为最下也，宜为阴阳家祖。

近文章，妙言语，割荣以任简，养怒以积辨，名曰任喻之史，宜为纵横家祖。

抱大禹之训，矫周文之偏，守而不战，俭而不夺人，名曰任本之史，宜为墨家祖。

五庙以观怪，地天以观通，六合之际，无所不储，[别本多“无所不语”]，谓之[别本作“名曰”]任教之史，宜为小说家祖。

刘向云：道家及术数家出于史，不云余家出于史。此知五纬、二十八宿异度，而不知其皆系于天也；知江河异味，而不知皆丽于地也。故曰：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15]

龚自珍并未遵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的排列次序，而是将其改变为儒家、道家、农家、法家、名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墨家、小说家。将农家提升到第三位，仅次于儒家、道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的重农思想。

龚自珍所说的“史”已经不仅仅是历史，而是一切文化活动的总称。从史学史角度来看，龚自珍以诸子为“周史之支蘖小宗”的思想存在一定历史根据，也为开创“求变”的思想风气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从文献学角度来看，龚自珍提出的史官名称纯属自造，比《隋书•经籍志》的做法更加无凭无据，对诸子次序的排列更是完全出于个人好恶，还反而批评刘向不明诸子所出之理，这是不可取的。

张舜徽先生说：“清末长沙名儒曹耀湘不信刘班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载见于《墨子笺》中，最为通达。”[16]曹耀湘的论述载于其著作《墨子笺》卷十五，他在引述了历代学者对《墨子》一书的记载后的写道：

今案，班志《艺文》，本取刘歆之《七略》，其于诸子区分九流，墨家、名家之书为最少。周之末墨言虽盈天下，传其术者类优于行而绌于文，虽有著述，殆无足观，故不能及儒家、道家之什一。《志》中推墨家所出与其短长之处，所见不逮《淮南》远甚，宁论史公与《庄子》乎？刘歆之述诸子，必推本于古之官守，则迂疏而鲜通。其曰“道家出于史官”，不过因老子为柱下史及太史公自叙之文而传会为此说耳。若云“历记成败兴亡，然后知秉要执本”，未免以蠡测海之见。至其谓“墨家出于清庙之守”，则尤为无稽之说，无可采取。唯是焚书以后，遗文间出，是赖此时校辑之勤以得存世而传于后，故条录而辨之于此。[17]

曹耀湘对《汉书•艺文志》诸子学来源的批评是因不同意“墨家出于清庙之守”之说而起，他虽然批评了刘歆的说法，但作书之意并不在此，故仅讥刘说为“以蠡测海之见”，此后却没有深论。但曹氏这段论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从根本上批评《汉书•艺文志》诸子学来源的议论，还是十分可贵的。

梁启超在作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胚胎时代”部分对《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评论道：“虽其分类未能尽当，其推原所出，亦非尽有所依据；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学术之业，专归于国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与闻，非在官者不获从事。”[18]他虽然不满意《诸子略》的分类法和论述各家来源的依据，但对诸子来源于周朝官守还是基本认同的。

在同书“全盛时代”部分第二节“论诸家之派别”，梁启超对《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分类法提出了批评：

《艺文志》亦非能知学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于九流，则不应别著“六艺略”；即崇儒于六艺，何复遗其子孙以侪十家，其疵一也；

纵横家毫无哲理，小说家不过文辞，杂家既谓之杂矣，岂复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于儒、道、名、法、墨等比类齐观，不和论理，其疵二也；

农家故一家言也，但其位置与兵、商、医、诸家相等，农而可列于九流也，则孙、吴之兵，计然、白圭之商，扁鹊之医，亦不可不为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诸子略”之外，于义不完，其疵三也；

“诸子略”之阴阳家，与“数术略”界限不甚分明，其疵四也。

故吾于班、刘之言，亦所不取。[19]

为此，他另起炉灶，将中国先秦思想家按地理和民族分为南北两大派。

梁启超虽然对《汉书•艺文志》提出的诸子学来源持怀疑态度，但他并未将主要精力用于辨析此说，而是更关注各家思想。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只谈儒、道、墨、法四家思想的特点，不提他们的起源，在晚年（1926年）所作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一书中，梁启超对自己的这种态度作了解释：

严格论之，诸家学说，交光互影，必以某氏限某家，欲其名实适相应，盖戛戛乎难。虽然，学派既分，不为各赋一名以命之，则无所指目以为评论之畛畔，况校理书籍，又不能不为之类别以定编录之所归，故汉志以“流”分诸子，在著述方法上不能不认为适当。……

惟然，故研究《汉志》，最重要注意者在其书目而已。其每家之结论——“某家者流盖出于某某之官”以下，殊不必重视。该其分类本非有合理的标准，已如前述。其批评各家长短得失，率多浮光掠影语……其述各派渊源所自，尤属穿凿附会，吾侪虽承认古代学术皆在官府，遂承认春秋战国间思想家学术渊源多少总蒙古代官府学派之影响，但断不容武断谋派为必出于某官，最多只能如庄生所说“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人闻其风而悦之”云尔。[20]

他认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诸子起源追述至各具体官守是为了便于分类，并不一定确有其事，因此不足与辩。但由于梁启超的作品流传广泛，他对诸子学来源的怀疑态度影响广泛，特别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写作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开篇即写道：“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21]，似乎认为章炳麟是诸子学源于周朝官守说法最坚定的捍卫者。实际上，章炳麟除了首次使用“诸子出于王官”这一说法外，对诸子起源论述无多，胡适之所以选择章炳麟为主要论辩对手，可能只是因为章氏在当时声名远扬，与他论争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章炳麟在1906年所作的《诸子学略说》中首次提到了“诸子出于王官”：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谓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故《曲礼》云：“宦学事师”。“学”字本或作“御”，所谓“宦”者，谓为其宦寺也，所谓“御”者，谓为其仆御也，故事师者以洒扫进退为职，而后车从者对比于执鞭拊马之徒。观春秋时，世卿皆称夫子。夫子者，犹今言老爷耳。孔子为鲁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犹是主仆相对之称也。《说文》云：“仕，学也。”仕何以得训为学，所谓宦于大夫，犹今之学习行走耳。是故非仕无学，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学友则事之”言出于子夏，子夏为魏文侯师。当战国时，仕学分途久矣，非古义也）。

秦丞相李斯议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亦犹行古之道也。为其学在王官，官宿其业，传之子孙，故谓之畴人子弟（见《史记•历书》）。畴者，类也。《汉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以其父学。”此之谓也（近世阮元作《畴人传》，以畴人为明算之称，非是）。其后有儒家、墨家诸称，《荀子•大略》篇云：“此家言邪学，所以恶儒者。”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子弟，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事业之名耳。

《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称老聃为征藏史，道家固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是故《汉艺文志》论之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22]……就此十家论之，儒、道本同源而异流，与杂家、纵横家合为一类；墨家、阴阳家为一类；农家、小说家为一类；法家、名家各自独立，特有其相同者。[23]

这就是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最主要的论辩对手，诚如胡适所言，其关于“诸子出于王官”的论据颇有不合理之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是章炳麟于1906年8月在国学讲习会上的讲演，距胡适写《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已相隔11年，其间章氏自己对此说也有了更多认识，对这篇文章可能也并不满意，故此文只发表在1906年的《国学讲习会略说》和《国粹学报》上，并未收入章炳麟自订的《章氏丛书》。

1922年，章炳麟又作了关于诸子学的讲演，这次讲演后来定名为《诸子略说》，其中有关诸子起源的部分为：

《艺文志》云：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此特以周官司徒掌邦教，而儒者主于明教化，故知其源流如此。

又云道家出于史官者，老子固尝为柱下史，伊尹、太公、管子，则皆非史也；唯管子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论卑而易行，此诚合于道家南面之术耳。

又云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者，墨家祖尹佚，《浩诰》言：“蒸祭文王、武王，逸祝册。”逸固清庙之守也。又《吕览》云：“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是尤为墨学出于清庙之确证。

又云，名家出于礼官。此特就名位礼数推论而知之。

又云法家出于理官者，理官莫尚于皋陶。皋陶曰：“余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此颇近道家言矣，赞者，老子所称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也；襄者，因此，即老子所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庄子称慎到无用贤圣、塊不失道，此即理宫引律断案之法矣。然《艺文志》法家首列李悝，以悝作《法经》，为后来法律之根本。自昔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皆当有其书，子产亦铸刑书，今悉不可见，独《法经》六篇，萧何广子为九章，遂为历代刑法所祖述。后世律书，有名例，本于曹魏之刑名法例，其原即《法经》九章之具律也。持法最重名例，故法家必与名家相依。

又云：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今案，管子称述阴阳之言颇多，《左传》载苌弘之语，亦阴阳家言也。

又云：农家出于家稷之官。此自不足深论。

又云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者，此非必行人著书传之后代，特外交成案，有可稽考者尔。《张仪传》称仪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风俗通》云：“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更不知鬼谷之学何从受之。

又云杂家出于议官者，汉官有议郎，即所谓议官也，于古无征。

又云小说家出于稗官者，如淳曰：“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是稗官为小官近民者。[24]

这是章炳麟关于“诸子出于王官”的最终论述。对比两篇文章，可以看出章氏此时虽仍然相信《汉书•艺文志》提出的诸子学来源，并且引用各方资料试图证明此说属实，但他对于“名家出于礼官”、“杂家出于议官”等说法也提不出确凿的证据，称“伊尹、太公、管子，则皆非史也”甚至可以反对“道家出于史官”之说。整篇文章的语气十分缓和，最重要的是，章炳麟已不再使用“诸子出于王官”这样的说法，可见这时的章炳麟对于将诸子来源对应到各个具体官守的说法已经不再信心十足。

胡适称章炳麟主张“九流皆出王官”说，这是章炳麟于1911年在《原学》一文中提出的，原文为：

《传》曰：“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古浮屠之论人也，煅者鼓橐以吹炉炭，则教之调气；浣衣者刮摩垢秽，而谕之观腐骨，各从其习，使易就成，犹弓茧以为丝也。然其材性发舒，往往有长短，短者执旧不能发牙角，长者以曏之一得今之十。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是以滋长。短者即循循焉无所进取。[25]

可见章炳麟在这里使用这句话只是为了给“其材性发舒，往往有长短”提供一个例证，并不是在讨论诸子学说的来源。《原学》一文主旨在于鼓吹发扬中国传统学术，以九流出于王官为例，说明诸子将源于王官的学说发扬光大，似无不可，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批评这段话“无征验”，“大足贻误后学”[26]，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后人引用胡适的观点时，多不查看章氏原文，致以讹传讹，这种做法是不好的。

刘师培吸收了章学诚的“官师合一”说、龚自珍的“尊史”说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古学出于官守论”。他在1905-1906年期间写作了《古学起源论》、《古学出于史官论》、《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古学出于官守论》等一系列文章，形成了一套论据充足，论证较为严密的理论系统，远比章炳麟的论述深入。此问题已经有人讨论[27]，且限于篇幅，这里仅作简述。

在《古学起源论》中，刘师培首先提出古学起源于宗教。在《古学出于史官论》中，他将章学诚的“官师合一”说、龚自珍的“尊史”说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加以综合，认为古学出于史官，而史官源于记录宗教活动，即：

民之初生，无不报本而返始，先王因其性以导之，而尊祖敬宗之说起矣。尊祖敬宗之说起，又必推祖所自出，而郊褅之典以兴。因郊褅之典以推之，而庙祧以设，坛以立，祭礼一门遂为三代之特典。且古代所信神权，多属人鬼，尊人鬼故崇先例，崇先例故奉法仪，载之文字谓之法、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是则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而一代王者之所开也。[28]

他在下文继续发挥龚自珍的“尊史”说，提出“六艺出于史”、“九流出于史”、“数术方技之学出于史”。

在《补古学出于史官论中》，刘师培又提出诸子的兴起是对学在官府时期“上级有学而下级无学”、“有官学而无私学”情况的反动。[29]

《古学出于官守论》是刘师培对古学起源论述最为详尽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诸子最初来源于明堂中的各种执掌，墨、道、阴阳三家与古代巫、医和卜筮之官关系最为密切。至殷代，诸子与各官守的情况是：

儒家之学分属于司徒；兵家之学分属于司马；农家之学分属于司空；名家之学分属于司士；法家之学分属于司寇。[30]周代学在官府，各家各以其专长得官，其后：

周代既衰，职官旷废，由是士之抱经邦之略者，不克施用于朝，乃立说著书以各抒所志：

儒家之说，总政教之大纲，《班志》谓其出于司徒之官。而不知其兼出于太宰之官也；

名家之说综核名，实出于司士之官者也；法家之说明法饰罚，出于司寇之官者也；农家之说用以治壤地，则为司徒之职所该；纵横之说用以待宾客，则为行人之职所该；兵家之说用以治军旅，则为司马之职所该；若夫管子之言理财，墨子之明节用，咸为太府之官所职掌；而管、商、申、韩之书，咸言赏赐贵均，禄赏贵平，则由周代廪人、司勋之职掌也。

盖古代之时，学贵致用，九流之说，各得其一端。故知诸子之书，皆古代官学之遗说也。[31]

刘师培引用各种资料，从学术渊源方面详细论证各家的来源，论据充足，逻辑严密，可谓自成一家，实为当时将诸子学出于官守理论发展得最为完善者，但由于他的著作在当时流传不广，故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胡适于1917年发表了在学术界轰动一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篇文章的写作实际经过了很长的酝酿过程，在这里试述如下。

胡适创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动机据他自己说可以追溯到1906年，他在读了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后，感到大开眼界，但对此书未能完成则十分失望，因此萌生了为此书补阙的想法，“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作《中国哲学史》的种子。”[32]

刘巍先生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中根据胡适在1917年4月11日与16日的两篇日记，认为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系“为推倒学术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见之于《汉书•艺文志》的刘、班旧说而作，所以拟文之初并未考虑要对章太炎有所批驳”[33]。但实际上，胡适可能确有此方面的考虑。1914年9月11日，他在波士顿张子高、朱起蛰设于西医陈某家里的中华阅书室看到了章炳麟的《诸子学略说》，对其论述极为不满：

又有《章谭合钞》，取其《太炎文钞》读之，中有《诸子学略说》，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何也？[34]

胡适看到的这篇文章即是他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极力批驳的《诸子学略说》，收录于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刊行的《精刊章谭合钞》中的《章太炎文钞》卷三。该书此时已出版了三年多，算不得很新，而文章更是八年多以前的，加之是由演讲改成，语气十分坚决，所以其关于“诸子出于王官”的论据颇有不合理之处。基于当时的形势，章炳麟在文中对儒家颇有微词，说了不少在今天看来也有点“过火”的话，例如：

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以乡愿为贼，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人，此犹没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35]

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之故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36]

因此，胡适称其“多谬妄臆说”，也不足为奇了。这篇文章对胡适的写作必然产生了一定刺激作用，故我认为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在拟文之初就可能已存在与章炳麟辩论的想法。

1916年4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对梁启超的著作《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批评道：

梁氏此书有大弱点三焉。

第一，不明历史上诸家先后授受之关系。

第二，梁氏于孟子、墨子、老子、荀子之学似无确见。

第三，梁氏不明诸家之名学，故于法家学理上指根据茫然无所晓。[37]

这说明胡适此时已对诸子学史有了自己的理论。

1917年4月11日，胡适开始写作《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38]，于4月16日完成后寄给了章士钊[39]，从这个题目看，胡适是把章炳麟的“九流皆出王官”当成了主要批驳对象。文章首先发表于《太平洋杂志》一卷第七号，但在发表时题名又改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胡适在文章第四部分“章太炎先生之说，亦不能成立”中写道：

近人说诸子出于王官者，惟太炎先生为最详（其说见《诸子学略说》，此篇今不列于《章氏丛书》）[40]

显然，胡适此时的主要论辩对象仍是他三年前所见的，写于十一年前的《诸子学略说》，由于没有见到过刘师培论诸子学的一系列文章，他选择的这个对手未免有些过时。

另外，现代学者常说《淮南子•要略》提出了诸子之兴是“救时之弊，应时而兴”，其实此说最早也是见于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41]，这是胡适对《淮南子•要略》诸子来源说法的概括，他自己也认同这种说法。

1919年，胡适出版了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在序言中写道：

至于哲学家的一生行事和所居的时代，古人也最不留意……哲学家的时代，既不分明，如何能知道他们思想的传授沿革？最荒谬的是汉朝的刘歆、班固说诸子的学说都出于王官；又说“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汉书•艺文志》。看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太平洋》杂志第一卷第七号）。诸子既都出于王官与六经，还有什么别的渊源传统可说？……

《淮南•要略》（自“文王之时，纣为天下”以下）专论诸家学说所自出，以为诸子之学皆起于救时之弊，应时而兴……即此一说，已足推破九流出于王官之陋说矣。[42]

在这里，胡适把“诸子出于王官”，“诸子起于救时之弊，应时而兴”说成了《汉书•艺文志》和《淮南子•要略》本来的说法。

前文已经说过，《汉书•艺文志》提出的诸子学说来源只是推测，且并未加以概括总结，而章炳麟也只是以《汉书•艺文志》引证自己“诸子出于王官”的想法，并未说“诸子出于王官”是《汉书•艺文志》提出的。“诸子出于王官”这一说法本身过于笼统武断，并不是刘、班的本意，胡适把这一说法的来源强加给了《汉书•艺文志》，而且使用时显然带有贬义，他想通过对其的批判引出自己的理论，这种做法无异于自己树立一个根基不稳的稻草人，然后一拳将其击倒以显示自己拳法的高明，是不可取的。此后的学者多只说《汉书•艺文志》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说”，《淮南子•要略》提出了“诸子起于救时之弊，应时而兴”，造成了以讹传讹的情况。

张舜徽先生在《诸子与王官》一文中写道：

清儒如章学诚、汪中、龚自珍、近代若章炳麟、刘师培，皆推阐刘《略》班《志》之意而引申说明之。以为古者学在官府，私门无著述文字。自官学既衰，散在四方，而后有诸子之学。不悟百家竞兴，各有宗旨，与王官所掌，不能尽合。[43]

本文即按照张先生提供的线索，将历代学者对《汉书•艺文志》中诸子学来源的论述进行了粗略梳理。

通过这一工作，我发现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虽然都引用过这一说法，但对诸子究竟出于何种官守，各家观点大相径庭，从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而曹耀湘则公开对此说表示反对，这说明《汉书•艺文志》中诸子学来源的说法在古代并非为所有学者奉为圭臬。

此外，历代学者对此说的态度也很值得玩味，有些学者如章学诚、龚自珍虽然引用过这种说法，但目的并不在于研究其真伪，而是为了借此阐发自己的思想，很少有刘师培那样真正为了探究诸子起源的情况。他们的这种做法用于宣扬自己的学说未尝不可，但不免对后人理解《汉书•艺文志》中诸子学来源的说法产生了误导。

我认为，《汉书•艺文志》提到的这种诸子来源说必定有其根据，只是当时材料已经不足，难以明证，故只用推测语气。《隋书•经籍志》强行将诸子对号入座，与《周礼》中的各种官守挂钩，但《周礼》至早成书于战国时期，且是一部理想性著作，其中的官守自然难以与周时一一对应。《隋书•经籍志》虽然是正史，但后世学者是否都严格遵从它的这种诸子来源提法则可以商榷。

引用《汉书•艺文志》诸子来源说的学者多是想借此支持自己的理论，并不是为了探究诸子起源，因此与其说他们遵循这种说法，不如说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或不值得对此深究，而曹耀湘从根本上不相信这种说法也不一定算是惊世骇俗之举。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古人这种“托古改制”做法的延续。

但是，自从胡适把章炳麟的“诸子出于王官”说成是《汉书•艺文志》提出的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胡适这一带有贬义的提法被不经推敲地广泛引用，致使一般人普遍认为《汉书•艺文志》的诸子来源说荒诞不经，导致《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本身而不是对其不恰当的使用者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因此，不经核实原文就引用胡适说法称《汉书•艺文志》提出了“诸子出于王官”是不负责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