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退山）中秋月饼藏书“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是中国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说的是蒙据末年广大汉人不堪蒙古征服者的暴虐统治，于某中秋之夜由刘伯温通过月饼藏书“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方式联络各路义军，成功起义的事。后来，为了纪念这一义举，八月十五家家户户吃月饼就成为汉族中秋一项重要的节日风俗。

除了“八月十五杀鞑子”之外，中秋节还有“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等神话传说。相比这些故事，“八月十五杀鞑子”这一传说没有像其它传说一样被赋予神怪灵异的光环，是最贴切的一个。因为它涉及一段真实的历史！

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上半叶的中华大地在蒙古帝国统治下一派凄风惨雨。史载蒙古所至“财货子女则入军官，壮士巨族则殄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莽为丘墟”；旧《成都县志》引明人赵防《程氏传》，该传引元人贺清权《成都录》曰： “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又引元人《三卯录》曰：“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 ：明诗人杨升庵的《杨升庵遗集》亦谓：“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即杨升庵的祖先）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间犹未能复宋世之半也！”。忽必烈初入中国之际，蒙元国江南释放总统嘉木扬喇勒智纵容部下挖掘中国南宋历代皇陵，掠尽珍宝，其后竟将诸帝骸骨杂置于牛马枯骼中，弃于荒郊，并拆毁宫殿修成“镇南”塔，史称“杭人悲感，不忍仰视”。此时的蒙元朝廷以为中国战势已定，遂宣布解除军中的禁酒令，默许将士将战争中获取的财宝妇女占为己有。同时，以立法的形式公然将各民族按照族别和地区划为四个等级——蒙古人为第一等，西亚随蒙古军来华的色目人为第二等，北方汉人为第三等，江南汉人为第四等。为保证蒙古人的优越地位，防止蒙古族被同化，忽必烈在中国推行蒙古文字，使蒙古族拥有多种特权，同时，他还重用色目人阿合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弄得民情鼎沸，怨声载道。

在蒙古征服者的肆意屠杀、四等人制的欺凌下，中原各地爆发了一场场贯穿整个蒙古占领期的汉民族大起义。忽必烈初入中原不久就爆发了陈吊眼大起义，未几，郭菩萨、赵丑厮大起义又接踵而来，而其他小规模起义更多如牛毛。一天一小反，三天一大反，一直到1351年轰轰烈烈的红巾大起义爆发为止。

在红巾军狂风骤雨般的打击下，蒙元政府已是疲于奔命。1366年各路汉家义军均归于朱元璋麾下，次年汉民族英雄朱元璋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的旗帜决意北伐。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8月，北伐汉军（明朝汉军）进占元国大都，统治中国八十九年的蒙古殖民者仓皇逃回漠北老家。

长夜漫漫，犹有竟时，崖山之后，岂无神州？太祖奋鞭，追亡逐北，伪帝仓惶，万民拊掌！中秋月饼藏书“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奇故事就诞生在这个背景之下。就像秦末陈胜、吴广鱼腹藏书“大楚兴、陈胜王”，抑或如月饼藏书同时代的黄河独眼石人背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一样，让汉人的反蒙复国战争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更何况发明月饼藏书的人正是神机妙算的刘伯温，更让这个故事具有了几分机智谋略的味道。

与陈胜鱼腹藏书和黄河石人刻书相比，中秋月饼藏书没有灵怪光环，联系故事背景，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尽管如此，月饼藏书相比前两者却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即前两者均出自正史记载，而月饼藏书见诸记载的时间并不很长。

“八月十五杀鞑子”传说的最早雏形见于满据光绪年间首次刊行的宋末元初徐大焯《烬余录》中，该故事描绘了蒙古兵进入苏州吴县后的残虐行径。《烬余录》载：“ 北兵之祸，杀戮无人理，甚至缚童稚于高竿，射中其窍者赌羊酒。乱后检骨十余万，葬于桃坞西北周书桥，题墓碑曰‘万忠’。鼎革后，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又不知凡几。……鼎革后，城乡遍设甲主，奴人妻女，有志者皆自裁。” （白话译文：蒙古北胡兵所到之处，杀戮暴尸无人掩埋。蒙古兵甚至将幼童绑在高竿子上当靶子，以射中口耳目鼻七窍为胜，以此赌酒。蒙古兵乱之后，劫后余生的百姓检点尸骨达十万余，埋葬在桃坞西北的周书桥，题写墓碑曰“万忠”。蒙古占领中国后，以二十家为一甲，甲设甲主，蒙古人任之，甲主的衣食住行均由各户提供。其衣服饮食为所欲为，童男少女任其役使，不堪凌辱而自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蒙古占领后，城乡遍设甲主，蒙古甲主蹂躏各户妻女，有气节的人都自裁而死。）。后来又有人摘采《元史》及蒙古族相传元国虐政的记载加以改编，再把刘伯温当作策划月饼传讯的主谋，合成完整的“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奇故事。

满人入主中国之后的残暴行径与蒙古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杀戮之众且惨，诸如《扬州十日记》、《嘉定乙酉纪事》、《江变记略》这类笔记早有记载；其戕害之广，就连满清官方史籍也难以一一掩盖。各种血淋淋的惨案大量散见于官方史籍和时人笔记之中，杀虐无度，花样翻新：清国顺治二年七月三十日，清军满营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满清肃亲王豪格“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十二）；嘉定沦陷后，清军满营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清军满营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十一）；清国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城陷时，有母子三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四）；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九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雅布兰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三零三）；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二十一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满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

虐杀之惨，不忍卒读！

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屠城”等大屠杀相伴，剃发易服、文字狱等一系列文化阉割政策也同时大规模展开，中国社会遭遇亘古未有的巨变。空前的民族征服和文化阉割表明：明清易代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易姓改号和改朝换代。

作为一个以塞外游牧体系取代中华体系而建立的军事殖民帝国，清国对中国（明朝）的血腥占领本质上是中华文明体系的崩塌和灭亡，是仁义的充塞，文明的践踏、置换和变异。也正因此，自1644年满洲入关以来，中国流亡士人知不可为而为，不断拥立明朝宗室抗击侵略，希冀救黎民于水火，扶华夏于既倒。前赴后继，死而后已。在此期间，清国征服者把不肯屈从于游牧习俗而剃发易服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将文明更易的发肤之痛与心灵创伤直接加之于每个人的身心之上，造成了尖锐的汉、满对立。鉴于此，中国士大夫普遍视满清入寇为“亡天下”。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一条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因此，顾炎武高呼：“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的意思很明确：明朝亡于李自成叛乱，易姓改号，是亡国，亡国只关乎肉食者的利益，对于民众而言，管他哪朝天子，老百姓都要照样输税服役，无所谓；而满清入主中国之后，情况就大大不同，满洲征服者对仁义充耳不闻，随意杀戮，率兽食人，是亡天下！亡天下是万民遭劫的整个中华文明体系的沦亡，即使卑贱的匹夫也要奋起反抗。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也说：“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异类者也”。即：对于来犯的夷狄胡寇，歼灭他们不算不仁，剥夺他们的劫掠所得不算不义，以利诱之不算无信。为什么？信义是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不是施与这些夷狄禽兽的。

由此可见，在满洲暴政下，汉民族反抗奴役的“杀鞑子”行为在有清一代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终于，在满据末年，此故事结合刘伯温《烧饼歌》谶言预测满清灭亡的传说，以蒙古影射满清，配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民族革命的宣传，于清末至民国的反清排满浪潮中迅速传播，变为家传户诵的中秋民间传说。

以上仅仅解释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下半句——为什么要杀鞑子，而上半句又从何而来呢？为何一定是“八月十五”呢？这个日子除了中秋节之外，还有什么特殊的呢？

“八月十五”确实不仅仅是个节日，对满据时期的汉人来说，它还暗藏天机。

“八卦教”是满据时期流行的众多秘密教派之一，从广义上来说，是白莲教的支派，从这个教派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八”对它有极为特殊的含义。而该教派秘密流传的“天书”《三教应劫统观通书》即有“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开放”之说。这段话也许出自唐代黄巢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过更有可能是全真七子之一，仙姑孙不二的一首含义模糊的偈语——“绿叶漫天长，黄花遍地开”（《历代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女仙传》），但无论如何，它与“八月中秋，中秋八月”放在一起再加以解释后，就成为了起义的信号。

1813年，八卦教头领林清等人根据这句话推算，认为这一年的闰八月乃是教义中的“红阳末劫”，弥勒降生，于是率众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开放”的传言却流传下来，并逐渐与“杀鞑子”结合起来。

1898年，芦汉铁路在修至涿州时掘出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一条谶语，写着：“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庚时远方去，紧防黑风口；电线不长久，江山问老叟。二四八中一群猴，大街小巷任他游；西北出了真男子，只见男子不见猴”。这段话乍一看莫名其妙，但对满据末期的汉人来说，却是一份反满天书。碑文中的“猴”，也就是“猢狲”，影射的正是窃据中国的满清胡人。“只见男子不见猴”，就是说当这个男人出现后，满清胡虏将被赶尽杀绝。而谶语中的“西北真男子”，也就是秘密教会文献中的“西北真主”，“西北”在八卦中属于“乾位”，而当时占据直隶京津等地的义和团正以“乾字团”的势力为最大。碑文上当然也记载了起义的时间：“二四加一五”——二四得八，一五即十五——八月十五。

这条碑文被记载在时人杨典浩的《庚子大事记》里，但这并非唯一的传言。一份《义和团揭帖》里也记载了几乎同样内容的碑文，并且指出具体地点是涿州邓家窑，这份揭帖还记载说慈禧太后在宫里扶乩请仙，神灵降下的乩语中也有：“甲子必来到，壬子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红灯照”。天津也有类似的传说，但不是碑文，而是一位自称“卧仙”的神秘人物的题记“这时不算苦，二四八中五，穷民无岁月，富贵无米煮”。

就在“二四加一五”传言之时，1900年5月初，北京城开始喧传“在温泉山煤洞中，掘出前明刘青田所书石碑一方”。刘青田即是刘伯温。碑文称“庚子三春，日照重阴；君非桀纣，奈有匪人。最恨合约一误，致皆党鬼殃民”。这道碑文很快被北京各家刻字铺刊刻刷印，流布大街小巷，因为根据坊市传言：“此谣一传，遂有天兵天将八月齐降，重阳灭尽洋人，神仙归洞”。除了这块碑文之外，至少还有两块被归在刘伯温的名下。

自此，“杀鞑子”便和“八月十五”结下不解之缘。尽管义和团变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刘伯温月饼藏书“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却流传下来。之后，民间又据刘伯温扶助太祖皇帝灭蒙元复国的生平，联系八月十五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最终演变成现在“正月十五杀鞑子”的典故。

“八月十五杀鞑子”这一传说的形成是在满据时期，透过这一传说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满据殖民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对满洲残暴统治的普遍反抗意识，而这则传说本身就是深受奴役的中国民众反抗满洲压迫的生动体现。满据后期，随着西方的入侵，在西方天赋人权等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在中国社会普遍的排满大环境下，各种近代化的革命团体纷纷建立，这些革命团体必然要利用这些现成的排满传说加速中国的解放。

1911年武昌城里盛传“八月十五杀鞑子”，致使湖广总督瑞瀓下令驻扎新军提前过中秋，并且严加戒备。尽管如此，八月十五中秋节（10月6日）四天后后的10月10日起义还是爆发了。因满洲对中国长期的暴虐统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革命成功之后必然会出现一些报复满人的情况。据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记载，武昌城内“抄没军士见满人，皆目睁眉竖，无一得活者。目下尚到处搜杀满人未止。且言宝英有女就戮时，哭曰：‘我等固无罪，但恨先人虐待诸君耳。’又一老妪曰：‘诸君杀我辈何益？我辈固无能为业，何如留我辈以示宽宏？’然军士皆不听，卒杀之。”随着秩序的渐趋稳定，革命党优待清室，随即严禁对满人的报复行为。

通过以上探究我们发现，“八月十五杀鞑子”传说实际上浸透了汉民族的苦难。但同时，透过这则传说我们也欣慰地看到，经历了满清近三百年惨无人道的殖民奴役之后，汉民族的血性并未消磨殆尽，正所谓“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