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退山）在蒙元统治时期，犬儒郭居敬将志怪小说《孝子传》中宣扬极端愚孝的“郭巨埋儿得金”等神怪故事编入《二十四孝》，此书被蒙古和后来的满清殖民政府利用，大肆宣扬。蒙古和满洲殖民中国期间都把愚孝精神发挥地淋漓尽致，他们表面上大力宣扬孝道，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并不是出于对天下汉人父母的切身考虑，其真实目的是要天下汉人由“愚孝”进而为“愚忠”，以利于其伤天背理的殖民统治！

《孝子传》据传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约西元前77年至西元前6年）所辑，但据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熊明博士对刘向三传的考证可知，其真伪颇可怀疑。2003年5月刊载在锦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5卷第3期的熊明博士《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一文说：“《孝子传》，史志书目均不言刘向有此书，亦不见著录，而《文苑英华》所载许南容、李令琛《对策》并言刘向修《孝子图》，《玉海·艺文》也引许南容策言刘向有此书。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传家著录有《孝子传图》一卷，但未署撰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认为：‘诸家孝子传不言有图，此独有图，与《列女传》相类也。’即认为刘向所作。《法苑珠林》卷四九引郭巨、丁兰、董永、大舜四事，云出刘向《孝子传》。《御览》卷四一一人事部引郭巨、董永二人之事，也题出自刘向《孝子传》，前人既有此说，又有明确题署之佚文，故当为刘向所作。”

从熊明博士的这番推测中我们可知，关于西汉刘向是否真著有《孝子传》一书，既无原本流传，也无同时代相关文献佐证，向来众说纷纭。明确记载刘向著有此书的最早记录出现在距刘向六百七十四年后的唐代。唐总章元年（668年）道世所辑、具有佛教百科全书性质的《法苑珠林》一书引用了郭巨故事，虽注明是出自刘向《孝子传》，但此前六百七十四年间并无刘向著《孝子传》的记载。历经五胡乱华及佛教洗礼之后，六百七十四年后在唐代突然冒出来的佛教孤证不足为信。至于《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和《玉海》等书均为北宋及南宋著作，更不足为凭。

现存最早的《孝子传》原卷出自敦煌遗书。据《敦煌变文集》该作品校录者王庆菽先生校记，敦煌所出共有五个卷子，其中三卷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即P.2621、3536、3680，两卷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即S.5776、389。其中P.2621卷子篇幅长，首尾俱全，共有故事二十三则，因而王氏校录本以此作为原卷，以其他各卷作为比勘。据王氏校记，其他各卷情况是：S.5776载故事六则，王氏作为甲卷入校；S.389载故事五则，王氏作为乙卷入校；P.3636载故事三则，王氏作为丙卷入校；P.3680载故事三则，王氏作为丁卷入校。这五个卷子均没有标题，“孝子传”乃校录者依据各故事内容拟题。应该说，将此各作为同一部作品的不同写本校录，并题为《孝子传》，依所载故事内容来说是没有问题的，用力甚大，功不可没，几十年来，并没有人提出过疑义。然而细细考校这五个写卷，却发现它们各自所用的文体并非一致！据各入校卷子的原貌考察，所用文体实为两类：一类是原卷P.2621、甲卷S.5776，各则故事都是以散文笔记小说体句式写成，有类晋干宝的《搜神记》；另一类是乙卷S.389、丙卷P.3536、丁卷P.3680，各则故事都是散后附韵，即传后附诗的一种文体，与原卷、甲卷判然有别。

据王庆菽先生校记：“这五个卷子均没有标题，‘孝子传’乃校录者依据各故事内容拟题”和“细细考校这五个写卷，却发现它们各自所用的文体并非一致”可知，这批敦煌遗书显然不是成型作品，而是经多人之手整理的零散篇章。这说明，《孝子传》的成型作品肯定在这批敦煌遗书之后。敦煌第一窟为胡秦（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开凿，此时正值五胡乱华时期，据刘向时代也已过去三百七十二年了，这批敦煌遗书中的孝子故事很可能在此时开始创作，后被唐宋书籍引用的。需特别指出的是：敦煌文书中并没有此遗书出自刘向的任何记载。联系五胡乱华时期佛教在中土广泛传播的盛况推测，这些明显带有佛教“以身饲虎”精神的孝子故事，很可能出自五胡乱华之际的僧人、或侵染佛法思想的儒生之手。

《孝子传》由大量宣扬极端愚孝思想的小故事组成，这些小故事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大力鼓吹“以身饲虎”的所谓“慈悲”精神，与儒家仁爱观有本质区别。被蒙元犬儒郭居敬辑入《二十四孝》的“郭巨埋儿奉母”等故事所体现的“慈悲”精神和“愚孝”思想，本质上是佛教和御用儒学合流的结果。

“以身饲虎”故事见于印度佛教经典《大正藏》之《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舍身品》、《布施无极章第一》、《乾陀尸利国王太子投身饿虎遗骨起塔缘》、《萨埵王子舍身饲虎》及《大唐西域记》卷三之《僧诃补罗国》等诸多记载中，且是敦煌壁画中的常见题材。

“以身饲虎”故事大意是说：很久以前，在印度南赡部洲有一个大国，叫摩诃罗檀囊，此国的小王子摩诃萨青有一副慈悲心肠。一天，小王子随同父王、母妃、诸臣及两位王兄郊游期间，发现了一窝老虎。小王子见雌虎正给小虎喂奶，但雌虎面黄肌瘦，为了充饥，似乎正要吞食小虎。见此情景，小王子就问两位哥哥：“哥哥！你们看那只雌虎瘦地皮包骨头，但他仍然给爱子喂奶。依我看，雌虎在饥饿的逼迫下，一定会把虎仔吃掉的。”两个哥哥也同意弟弟的看法，说：“如果雌虎饿死了，小虎没有奶吃也会饿死的。”小王子慈悲地说：“那么，怎样才能让雌虎不吃掉虎仔呢？“两位哥哥说：“依我看，除非有新鲜的肉和温热的血，否则它一定会吃掉虎仔的。”小王子进一步追问哥哥：“那你们说，如果有人把自己的血和肉施给那只饿虎，这只饿虎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吗？”哥哥肯定地说：“当然能够活下去。但如果谁把身体施给了饿虎，这个人却是不能活下去的！”兄弟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而小王子的内心却有一番考虑，他打算牺牲自己，救活母虎与虎仔。小王子决心已定，便用谎言支走两位哥哥，独自走到饿虎面前，毫不犹豫地将身体投向虎口，不料，被饥饿折磨地无精打采地雌虎只翻了翻眼皮，望了他一眼。小王子无奈，干脆找来一截尖锐的木棍往自己身上猛戳，使鲜血汩汩流淌出来。饿虎嗅到血腥立刻恢复了精神，吐出鲜红的舌头开始舔食王子的血液。饿虎喝足了血，又吃了王子的肉。先行几步的哥哥迟迟不见弟弟跟来，十分担心，忍不住回来搜寻。他们边找边喊“摩诃萨青！弟弟！”但四周除了风声，没有一丝回音！两位王子忽然想起刚才弟弟提出的问题，不寒而栗。他们急忙跑回虎窝一看，天哪！可怜的弟弟已经被饿虎吃地精光，只剩下一副带血的骨架散落在一旁……

佛教“以身饲虎”是一个血腥味极浓的可怕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多少明白了为何佛教在当今印度基本销声匿迹，而让位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原因！也多少明白了为何曾是一片佛国的唐宋西域，会骤然成为当今的伊斯兰新疆了！而《孝子传》“埋儿奉母”同样是一个可怕的故事，这是一个山寨版的“舍身饲虎”，鲁迅当年听了，就非常害怕他奶奶。

《二十四孝》中转载的原文是这样的：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翻译过来就是：汉朝郭巨，家贫寒。郭巨的儿子三岁，郭母吃饭时常常把饭菜分一些给他。郭巨对妻子说：“我们家贫乏不能供养母亲，儿子又经常分吃母亲的食物，何不埋了这个儿子？儿子可以再生，母亲不可再有。”妻子不敢违抗。郭巨于是挖坑三尺多深，忽然见到一坛黄金，上面写着：“天神赏赐给孝子郭巨，官府不得没收，民夫不得抢夺。”

鲁迅提到当年第一次听说这个故事时的心情道：“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神州陆沉，道德沦落至此！

如果你深谙先秦儒家精神，再通读《二十四孝》，你会发现，这部书里宣扬的根本不是先秦儒家所推崇的仁义忠孝思想，而是打着儒家旗号反儒家、用变态“愚孝”黑儒家的伪善垃圾！里面充满了欺骗、谎言与血腥！《二十四孝》那个刁钻伪善啊，什么“卧冰求鲤”，“恣蚊饱血”，“割股疗亲”，“埋儿奉母”等等等等，完全是对中正平和的华夏士大夫精神的颠覆；是对提倡仁爱精神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孝道精神的抹黑！而蒙元、满清则大力发掘这些文化垃圾，并将其深深地灌注进汉人的脑子深处，经过几百年持续不断地奴化宣传，在汉人思想深处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让汉人都以为那是自己的“传统”。

有人为郭巨辩护道：“郭巨的精神是好的，只是方式不当。”但我想说的是：其实最可怕、最恶心的恰恰是这种精神毒害、精神变异！至于《二十四孝》所载“割股疗亲”的“至孝”之事，同样令人匪夷所思！明太祖曾愤怒地指出，那些为了所谓“尽孝”而自残或杀害幼子的事是灭伦害理，将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可见郭巨之徒那种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伪善和血腥正是大逆不道的伪孝！

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1368年明太祖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建立了大明王朝，但当时北方民风经过女真、蒙古统治后，胡化非常严重。时人皆语“今北地民风胡化”，骇人听闻的事件时有发生。

据明代余继登所辑《皇明典故纪闻》一书记载:“洪武间，日照县民江伯儿以母病割胁食之。不愈，乃祷于神：如愈，请杀子以祀。母果愈，遂杀其三岁儿以祀神。有司以闻，大怒曰：‘父子天伦，百姓无知，乃杀其子，灭绝伦理。’遂捕伯儿，杖之百，谪海南。仍令‘自今割股、卧冰者，不在旌表之例’。”

《明史孝义传》也记载:“沈德四，直隶华亭人。祖母疾，刲股疗之愈。已而祖父疾，又刲肝作汤进之，亦愈。洪武二十六年，被旌，寻授太常赞礼郎。上元姚金玉、昌平王德儿，亦以刲肝愈母疾，与德四同旌。至二十七年九月，山东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胁肉以疗。不愈，祷岱狱神：母疾瘳，愿杀子以祀。已果瘳，竟杀其三岁儿。帝大怒曰：‘父子天伦……今小民无知，灭伦害理，亟宜治罪！’遂逮伯儿，杖之百，遣戌海南……‘至于卧冰、割股，上古未闻。倘父母止有一子，或割肝而丧生，或卧水而致死，使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皆由愚昧之徒，尚诡异，骇愚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疗治罔功，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

以上两篇记载，前者是野史笔记，后者是正史传记，所记之事完全相同。说是刚刚赶走蒙古殖民者的中国明朝洪武年间，山东日照县民江伯儿因为母亲病了，自割胁肉疗疾无效，便求神许愿：如果母亲病好了，便杀自己的儿子祭神。不想母病果愈，他竟杀三岁之子祭祀岱狱神。当地官员依旧制将此事上奏朝廷请求嘉奖，太祖皇帝闻之大怒，认为江伯儿此举灭伦害理，遂下令将江伯儿杖打一百，发配海南，并令礼部制谕:“卧冰、割股而侍奉父母的事，上古没有听说。假如父母只有一个儿子，或因割肝而丧生，或因卧水而溺死，这将使父母无依无靠，绝了香火，反而是大不孝。这些恶劣的风俗都是因为愚昧的人崇尚诡异，企图通过惊世骇俗的举动得到表彰并逃避徭赋，所以割股的事才层出不穷。至于杀死亲生儿子，违背天理人道，残害生命，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事了。从今天开始，父母生病了，如果治疗无效，不得已而卧冰、割股的，任由他们，但不在旌表之列！”

我们汉家孩子对父母的疼爱本是出于人伦情感的自然流露，而非《二十四孝》所载那般腥膻龌龊！对于《二十四孝》，鲁迅慨叹道：“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也因此，鲁迅狠批儒教是一部吃人的礼教，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

蒙元《二十四孝》故事大多取自前人著述，这些故事将外来佛教所宣扬的自残“慈悲”精神与儒家忠孝思想糅合在一起，从根本上背离了儒家“亲慈子孝、忠义仁爱、孔武勇敢、以直报怨”的真精神，反应出佛教精神鸦片自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那个时候，无论是五胡殖民下的中原故土，还是流亡江东的汉室孑遗，这种扭曲变异的“新文化”都成为稳定汉人社会的主流文化，成为那个时期苦难深重的汉民族的精神鸦片！因此鲁迅基于对包括五胡、蒙元，特别是对他造成切肤之痛的满清殖民文化的论据，推导出“儒教是一部吃人的礼教，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个结论；将满清征服帝国的殖民奴才文化等同于中国先秦传统文化，显然太过了！因为他没有分清“真儒”和“伪儒”、“真中华”和“伪中华”的区别，故有此说！也正因此，紧随鲁迅之后，对滥竽充数、招摇撞骗至今的“伪中华”进行拨乱反正，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正本清源，就成为当代士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退山于2017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