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历史教材惯于将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实在是用阶级史观的有色眼镜来看问题，严重背离历史事实！

阶级理论及其史观自近代由西方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历史评价方面，阶级标准成为唯一的尺度，说一不二！但半个世纪过去了，经实践检验之后，这个理论到底科学吗？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关于阶级理论，我曾经在《近代以来瓦解中国主体民族的三大阴招》一文中说过：“一个民族的强大是社会各个阶层合力的结果。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社会精英与作为劳动阶层的人民大众，在残酷的国际和族际角逐中是休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在正常运转的社会中，精英阶层和劳动阶层是互为依靠的，精英阶层是社会的大脑，民众阶层是社会的肠胃和身体，只有肠胃和身体为大脑提供赖于生存的营养，大脑才能不为生存所累，专心思考，让一个人更加聪慧健康。同样，没有大脑的思索和领导，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消化食物的机器！一个正常的民族是精英与大众和谐共处的整体，这两个阶层也并非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这个社会必定有一种机制，能将腐朽的没落精英淘汰为普通民众，也能将民众中的智者提升为精英，永葆社会的蓬勃活力！精英和民众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历史一再证实，当一个民族遭遇外族入侵之时，兵锋所至，玉石俱焚！被屠杀和奴役的不仅仅是普通民众或社会精英！【注：对阶级论的详细反思请参考《一网打尽古往今来祸害汉人的思想战》之（三）、以制造阶级内斗为主要特征的思想战】”

近代以来，阶级理论将中国社会生硬地划分成水火不容的两个敌对集团（农民和地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经历了狂风骤雨般的无谓洗礼！可以说，阶级理论无补于近、现代中国；在当代新形势下，阶级理论也将成为社会仇富心理的“天之公理”，成为和谐社会的潜在隐患！

阶级理论作为一个后起的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发声过程。阶级理论是一种社会理论，任何一个社会理论的成立都离不开历史的印证和支持。自阶级理论出现后，为了论证它的正确性，在历史研究领域，各种史料均被选择性地引用，成为阶级理论的佐证材料！这种历史研究方法是非常荒谬的！社会及历史研究理论本来是为还原历史真实、指导历史进步服务的，现在倒反过来，把历史真实经过一番遴选，用其中某些可用的片面史料来佐证后起的理论，人为造成一种言之凿凿的印象！

阶级史观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就是这样一个本末倒置的典型！下面我将尝试通过满据末期开始在汉人中间兴起的“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及其兴起之背景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八月十五杀鞑子是在中国老辈人中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也作月圆杀鞑。讲述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鞑子”为何物？

所谓鞑子指的就是古代游牧在亚欧大草原广袤大地上的游牧部族，这些部族居无定所，交替游荡在中国、印度、中东、东南欧北方草原地区，中国人称这些游牧民族为“胡人”，晚明以来多称“鞑子”、“鞑虏”。就生产、生活及社会组织而言，游牧部族实际上是亚欧大陆北部一个半生产化的流动抢劫集团，各部族交往频繁，其服饰和发型相互影响。因此无论亚欧大陆东部还是西部，胡人鞑子大多以髡发、结辫为其外表特征。其辫状如绳索，故又称“索虏”。

很显然，草原地带的胡人部族本属于草原游牧文明，和南部农耕及工商业文明属不同的文明体系，但中国当代历史教材惯于以当代中国国界划分内外，只要是历史上大致在中国现行版图內出现过的游牧政权都一概归之为中国内部的民族政权。而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战争和迁徙，各民族的领地变动不居。以全球史的眼光来看，世界上的各个民族是以他们力所能及的所有区域为活动舞台的，而不仅限于某国界限以内！在1492年发现美洲以前，人类文明史的舞台主要是亚欧大陆。如果翻开世界地图，我们会看到自亚洲东部外兴安岭往西，历经呼伦贝尔大草原，蒙古草原，西域沙漠，中亚哈萨克大草原，再到乌克兰大草原，直至东欧平原是一块辽阔而平坦的区域，且基本是一片绵延的温带大草原，非常有利于游牧。而紧邻这块游牧地带的南方，特别是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地中海流域的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海陆交通发达，形成璀璨的文明中心。

由于技术的限制，数千年以来各个文明中心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有限的，彼此在相互隔绝的地方形成了个性迥异的文明体系。但是，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各文明中心彼此在较为孤立的环境中独立发展，并不是说各文明之间绝对没有联系。这种联系的产生除了各个文明中心之间非常零星的直接交往之外，绝大部分的联系都是通过游牧在其间的蛮族（游牧部落）间接发生的。

文明的地域发展是不平衡的。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利于文明成果的积累，他们逐水草而居，弱则卑伏、强则寇盗的生活、生产方式对文明中心经常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而在政治正确泛滥的现代之前，中国的历史著作称其为胡人或鞑虏，而西方的历史著作则直呼其为蛮族。在各文明中心政权稳固的时候，游牧蛮族的进攻和侵略被击退，但当各个文明中心出现政治混乱之时，游牧蛮族总是挥舞着屠刀南下抢劫，造成赤地千里，文明倒退的景象。

在广袤的亚欧大草原东部，胡人鞑子往往趁中国动乱之时突入长城以内，占领中原；而当中国王朝统一而强大之时，他们或佯装柔顺，或背信南侵；倘遇到中国有为帝王的奋戈一击，他们便难以在东部草原立足，继而如同蝗虫一般向中亚腹地、西亚和东欧大草原溃逃。顿时，散居在亚欧大草原上的各胡人部族就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般，迫于东方胡人西进的压力，自东向西引发了一波又一波蛮族大迁徙运动。各路胡人在迁徙途中不断劫掠印度、伊朗、中东和埃及、东南欧等文明中心。

我们将目光收回东方——自汉唐以降，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如走马灯般轮番出现匈奴、鲜卑、羯、氐、羌、突厥、回鹘、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瓦剌、鞑靼、满洲等多个凶悍的游牧部族。这些游牧部族逐水草而居，人民如鸟兽，四处迁徙，以放牧和抢劫为生，时刻威胁着中国的安全。

为了抵御胡患，自战国开始，中国人便修筑长城进行防御。自明代以来，瓦剌和鞑靼横行一时并不断南侵，中国迫于压力，又大规模加固长城进行防御。

由于北方草原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利于农耕，只适合放牧。当一处草地被牛羊连根啃光，一片荒芜之后，胡人鞑子便举族迁徙到下一处水草丰茂的地方，如此循环。胡人在这种极端低等的社会生产方式下形成了与汉族农耕文明截然不同的游牧、渔猎文明体系。

居无定所、四处迁徙、严重依赖并破坏生态的游牧生活、生产方式非常不利于文明成果的积累和保存，而严酷的自然条件也锻炼了胡人粗悍、凶残的个性。胡人鞑子非常崇尚武力，同时，他们对中国人丰衣足食的生活非常觊觎。散聚在草原地区的胡人鞑子犹如一条条饥肠辘辘的饿狼，只待中国内部稍稍出现裂隙，它们便乘此机会蠢蠢欲动，甚至突破长城防线，挥舞着屠刀大举向中国进攻。

在隆汉和盛唐时期，凶残而背信的胡族——匈奴和突厥几次险些攻入中国，但最终均被汉、唐帝国击败，匍匐乞怜于阙下！而晋朝及宋朝的几百年间，中国迎来两次大规模的胡族入侵，汉人的故乡——黄河流域均告沦陷，汉室被迫迁往江南，人民惨遭屠戮。

最为悲惨的是胡元（蒙据时期）和胡清（满据时期）时期，中国完全被胡人占领，彻底沦亡！中国人两次失去主宰本民族命运的权柄，无论血肉之躯抑或民族文化均任人宰割，成为悲惨的亡国奴。

但胡人黑暗而残暴的殖民统治并没有摧毁中国人的血性！1368年和1911年，明太祖朱元璋陛下和近代民族独立之父孙中山先生分别在“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大旗下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胡人的血腥统治！

八月十五杀鞑子讲的就是蒙古统治中国时期，在中秋团圆之际，刘伯温通过月饼向广大汉族人民传递杀鞑子信息，进而成功起义的事情。

相传蒙据时期，中原汉人不甘忍受蒙古人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蒙。朱元璋欲联合反抗力量共襄义举，但伪元官兵搜查严密，苦于无从传递消息。不久，刘伯温生出一计，命王昭光制造月饼，将写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月饼馅中。再令人分头传送到各地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一举推翻蒙古统治。为了纪念这一义举，中秋吃月饼的习俗也就被继承下来，同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在中国各地广为流传！

中国蒙据末期，即元国顺帝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末年，颍州刘福通及各地汉族老百姓纷纷揭竿起义，蒙古殖民者为此坐卧不安。为了巩固反动统治，他们一面派兵血腥镇压汉族义军，一面派家鞑子到各家各户监视，大伙儿苦不堪言。

住在户上的家鞑子都是穷凶极恶的歹徒，不但将汉人的兵器没收，连菜刀都得由他保存，用时去领、用后即还。如果家里有年轻女眷，都要出高价钱向他买门槛子。倘若不买门槛子，不管是闺女房还是洞房，都可以随意出入。而门槛子又没有固定的牌价，他说多少就是多少。这样，富户能买得起，穷户就作了难，一个门槛子就能让你倾家荡产。实在买不起的，妻女只得任其糟蹋。

家鞑子比自家老祖宗还要尊贵，好东西得先尽着他吃他用，稍不顺心，不是打就是骂。平时三朋四友在一起聚会，或者两个人在一处说悄悄话，弄不好就被鞑子诬为谋反，连命都没了。

试想，这暴虐统治，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十天半月。成年累月如此，谁能吃得消呀！因此，血气方刚的汉子纷纷冒着身家性命起兵抗击蒙古，铲除胡人暴虐。

元国朝廷防汉甚于防贼，通过家鞑子对汉人严加监视。起兵初期，汉军势力还比较单薄，怎么办呢？当时起兵抗元的民族英雄朱元璋向军师刘伯温问计。

刘伯温沉思了一阵说：“天下汉人都对家鞑子恨之入骨，如果大家一齐动手，别说一家只有一个家鞑子，就算有两个家鞑子，也能斩尽杀绝！”但朱元璋却皱着眉头说：“你说的倒是很有道理，只是天下这么多汉人，用什么办法联络大家一齐动手呢？万一走漏风声，就要万民遭劫呀！”刘伯温笑道：“你不必担心，我自有良谋。”

农历八月十四和十五两天，市面上到处都是卖月饼的。有的人家买不起，便有人赠送。家鞑子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上前盘问，人们就告诉他：“这是月饼，八月十五祭月的供品。”于是家鞑子便消除了戒心，不再盘问了。八月十五晚上每家都捧出月饼和瓜果祭月，祭月仪式结束后，各家汉人和家鞑子都围在一张桌前赏月饮酒，最后把月饼掰开，以便分而食之。正在此时，一个绵纸条从月饼馅中露出，其文曰：“八月十五杀鞑子！”而这时家鞑子已经喝地烂醉如泥，他又不识汉文，楞着脸用夹带着蒙古腔的半生不熟的汉话问：“那是啥？”有的人家说是饼芯子，有的人家说是祝你全家团圆，还有的人家说是月娘娘保你平安。家鞑子信以为真，乐得咧起大嘴，叽哩呱啦地嚼着蒙古话。

子时一到，有的家鞑子醉倒了，有的家鞑子睡着了，有的还抽着大嘴在蛮笨。汉人对鞑子都恨之入骨，各家各户一齐动手，一家人挤挤眼、碰碰胳膊肘，全都心领神会了，趁着夜黑，用木棍打，用农具砸。只听这里噢唠一声，那里哎哟一声，没一顿饭工夫，平日嚣张跋扈的家鞑子全都报销干净了！

这是一个欢腾的夜晚！各家完成了杀敌任务后都走出家门互相打听：“你家的鞑子杀死吗？”“杀死了!”“你家的呢？”“那还用说，早呜呼了!”于是人们敲锣打鼓，燃天灯，放鞭炮！

从此以后，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就一直流传下来。文革期间，曾一度把月饼更名为“丰收饼”、“忠心饼”，但群众不买这个帐，仍称为月饼。

“正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雏形见于满据光绪年间首次刊行的蒙据初年徐大焯《烬余录》，该故事是描绘蒙古兵杀入苏州吴县后对当地的残虐。后来有人摘采《元史》及蒙古族中流传的关于蒙据时期虐政的记载加以改编，再把刘伯温当作策划月饼传讯的主谋，合成完整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奇故事。

此故事结合刘伯温《烧饼歌》谶言满清灭亡的传说，以蒙古影射满清，配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民族独立运动的宣传，在满据末年至民国的反清排满浪潮中迅速传播，变为家传户诵的中秋民间传说。

“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奇故事起源于满据时期，故事的本意是期望中国在遭受满洲鞑子近三百年的亡国奴役之后，在整个中国社会万马齐喑、麻木不仁的境况下唤起汉人的血性和自强意识！

明代，起源于西伯利亚苦寒地区的通古斯部落逐渐游荡到中国东北一带，他们的后代——满洲鞑子在其首领努尔哈赤率领之下逐渐成为中国新的威胁。

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朝廷命令吴三桂放弃宁远，固守山海关。此时，满洲鞑子占领了中国东北（满洲）的最后一片土地，并于同年攻入山海关，数十年后彻底征服中国，中国人民及全部物质及非物质文化沦为任鞑子宰割的亡国奴！

在满洲占领初期，中国（南明）曾分别在弘光帝、隆武帝和鲁监国、永历皇帝、国姓爷郑成功、夔东十三家的领导下坚持抵抗，给予满洲殖民者以极大打击，但终因抗清复明势力内部矛盾重重而失败，前后坚持抗战达三十九年之久！

中国覆灭之后，抗清力量逐步转入地下，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汉民族仁人志士结成秘密团体，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他们基于对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代的怀念，故以“洪门”为名号。为了躲避清国兵的剿捕，洪门早期多以高山老林为根据地，活跃于江河流域。盛行于西南一带的哥老会，亦属洪门支系。白莲教、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天地会等秘密组织，也都是从洪门衍变而来的。

洪门是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的帮会和社会组织，虽支流众多，但都以“洪门”为正宗，统一于“明大复兴一”（倒过来念即为“一心复大明”）五字真言的号令下，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清力量。

终清一代，洪门义士策划、组织、参与的大大小小的复国起义一直没有停息过。在极端艰苦、令人绝望的境况中，洪门人士忠贞不屈，向世人昭示着汉人的血性！西洋势力侵入清国之后，洪门势力也逐渐扩散至海外，如太平天国反清起义时很多洪门弟子积极响应，失败后远走海外，并在美国促成致公堂的建立。

满据末期洪门力量极盛，三合会、小刀会、致公堂等均为洪门分会，统称为会党。

20世纪初，西洋新殖民势力加紧侵略中土，老牌殖民者——满清鞑子难以招架，逐步瓦解，恢复中华的抗清活动重新转入地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积极联络反清会党势力，共同促成了推翻满清殖民统治的辛亥革命的成功！

孙中山一直都与江湖帮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同盟会阵营中有很多怀抱“反满复国”理想的江湖武林人士。1895年，在香港率众加入兴中会的杨衢云，“其为人仁厚和蔼，任侠好义。”秋瑾平日也着男装，骑马，佩倭刀。

1909年，孙中山在美演说，听者无不感动，当时有一青年上前叩头说：“我要追随先生！”孙中山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青年答曰：“杀头！我不怕！”这个青年就是现代国术家、技击家马湘先生。后来马湘成为孙中山的卫队长，直至孙中山逝世。1914年和1924年，袁世凯及其残余势力暗杀孙中山，马湘率众严加保卫。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孙中山卫士马湘和黄惠龙献竹节钢鞭和八卦剑。黄惠龙又名黄湘，精于少林拳，有“黄湘、马湘，相得益彰”之称。大名鼎鼎的大侠霍元甲也曾受孙中山所托创办精武体育会，“期望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孙中山语）”。

1886年，二十岁的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结识郑士良，郑士良便是洪门中人。十年后孙中山组织第一次广州起义，即倚靠郑士良联络广州、花县、清远等地洪门会党。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兴中会最早的会员邓荫南、杨文纳也是洪门弟子。

1895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即以三合会会众为主力。各路起义队伍相继潜入广州，以孙中山的童年好友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为军旗。不料消息泄露，起义失败，陆皓东被捕牺牲，孙中山称之为“近代史上为革命献身之第一人”。

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会面，决定组织兴汉会，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总会长。1900年，孙中山再次于惠州发动起义，此次起义在军事上起首要作用的是三合会首领黄福。在黄福号召下，起义军占据三洲田，并于8月15日晚袭取沙湾，但后来枪弹接济不上，起义军再次解散。

1904年，孙中山先生从日本赴檀香山，携同盟会并入致公堂，公告说：“洪门为中国提倡排满革命之元祖……更与本会三民宗旨相合，原可互相提携，共图进取，以成大群合大力而共图光复之大业。”

孙中山加入致公堂后，对致公堂进行体制和理念上的改造，使致公堂从以往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帮会，向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组织转变，此举也促成了1925年致公党的诞生。致公党于1947年在香港改组，后成为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

孙中山先生还命冯自由在日本组织三合会，秋瑾从属于三合会，职位为“白扇”，入会仪式一如洪门，有刀架脖，喝鸡血，跨火盆等，这大概也反映了孙中山对传统洪门不得已的迁就。从此孙中山调动洪门弟子更为得力，并陆续发动了以洪门弟子为主的八次起义。历史上著名的秋瑾、徐锡麟牺牲事件，汪精卫回国刺杀摄政王等事件，都是这八次起义直接或间接促成的。遗憾的是八次起义均以失败告终，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纷纷独立，清国僭帝始见大势已去，于数月后（1912年2月12日）被迫退位。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起义虽多借助洪门力量，但其骨干力量，政治纲领、军事理论却完全是现代式的。辛亥革命成功后，由宋教仁等起草并发布的《临时约法》，其地位可比中国的《独立宣言》，但因借助洪门，也不免要打上洪门的烙印。

1912年2月15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及中华民国陆军总长黄兴等到南京紫金山谒祭明孝陵，并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则文告——《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这充分显示了洪门力量对反清革命的影响。

此外，1900年惠州起义期间，起义军“在多祝驻营时，通知居民不必闭户，必须在门前点一灯为标志，取其复明之意”。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中，会党占领黄冈并建立军政府时直接标明“大明军政府孙”。后来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率新政府祭拜明孝陵，也算是给洪门一个交待。

后排中为明太祖朱元璋画像，前排左三徐绍桢，左四蒋作宾，左五黄兴，左六孙中山。左七黄钟瑛，左八礼帽者为蔡元培，左九吕志伊，左十钮永建，黄钟瑛左后为汤芗铭，孙中山左后为陈其美，右三礼帽者为魏宸组。

“八月十五杀鞑子”传说一经杜撰就广为流传，甚至有一年中秋节我亲耳听到过一位老者说过“八月十五杀杂子”的话，这位老者除把“鞑”误音为“杂”外，原话和其他地区只字未差。算年龄，老者大概出生于民国末年，可见民国以前在汉人当中，反满复国是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的。革命党人充分利用了这一社会基础，孙中山革命党和洪门会党相互支持，进而取得复国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党与洪门会党有本质区别。近代革命党是在中华文明体系经满洲殖民改造后逐渐没落，西洋强势文明入侵的局面下，孙中山等深受西洋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社会政治思潮影响的有识之士建立的旨在恢复中国，继而以英美社会为范本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组织；而洪门会党则是明清易代之际延续下来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革命组织，内部组织和领导思想都具有浓厚的江湖习气。

尽管如此，20世纪初期，在中国处于满清老牌殖民者和西洋及日本新殖民者水深火热的双重压迫下，革命党和会党的首要目标是一致的。孙中山等反满复国革命党的首要奋斗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洪门会党的宗旨是“反清复明”。我们知道，起源于西伯利亚通古斯河流域和贝加尔湖地区的渔猎帝国清国虽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国号，帝号，年号，尊号，谥号，庙号等表面规仪，但其文明的本质是游牧渔猎文明系统，明清易代是外来入侵而非中华文明体系内部的王朝更易。中华文明体系内部的王朝更易，更易的仅仅是一家一姓的政权，但整个中华文明系统并未改变，但明清易代就不一样，满清入主中国是以渔猎、游牧文化系统血腥入主中华文化系统的殖民政权，更易的不仅仅是一家一姓的政权，而是万民遭劫的中华文明体系的更易和变异！因此，1644年满清入关之后的清国是胡人鞑子入主中国的征服王朝，其文明体系和明朝所代表的中华文明体系有本质区别。因此，“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反清复明”虽表述不同，但意思相同。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近代反满复国革命党和洪门等会党有巨大的交集，他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驱除鞑虏（清国），恢复中华（中国）！而当代历史教材却指鹿为马，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定义为“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只字不提辛亥革命的反满复国性质，是大错特错的！

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三民主义中的“恢复中华”四字已经诏告世人：若中华犹存，何言恢复？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民族、民国、民生）之三民主义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放在首位，表明反满先贤们清醒地明白，中国没有光复，汉民族没有独立，谈何中华之崛起？种种历史事实表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旨在首先争取汉民族独立，继而以西方三权分立之民主政体为范本在中国建立近代自由民主社会的反满革命！孙中山的胸襟是要抛弃一己之私和畛域之见，谋求整个中国的新生，而不仅仅为某一集团或阶层谋利益！但在阶级史观主导下的当代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孙中山先生等近代反满先贤们与洪门等会党势力广为互动的大量历史资料被一笔带过，且对贯穿洪门发展始末的秘密复国性质根本不提，有意将洪门末期的黑社会性质放大，千方百计抹杀洪门与“反清复明”宗旨的关系，目的就是要虚无化辛亥革命的汉民族独立革命的真正本质，将积极谋求整个中国独立和重生的辛亥革命强行绑架到阶级史观一手炮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贼船上！（李退山于2016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