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天法祖绝对不是某些古典主义认为的那种宗教情怀，而是有非常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政治智慧。也是中国政治史的源头脉络，掌握这二点，非但能十分清晰的清楚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脉络，还能在当今中国创设根源于中华传统的新的，极为强大的政治制度。中国古典文化，不是说前人只会说，不会练；恰恰是后人掌握不了前人思想的精髓而不能变为现实办法。所以我说过，骂祖先人的往往是最无能的人，此语送给大多数近代那些所谓的思想家。

权力的来源是政治制度，政治结构的根源：西方的政治权力来源的根本矛盾是财富分化下的阶级斗争，而对于中国来说，权力来源的根本矛盾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西方人血统复杂，兼爱思想薄弱。对方不是自己人，那么在野蛮时代，当然可以当对方是工具，是动物：由此引申出来，哪怕是同个民族的人，分立不同城邦其外邦人照样得不到其同等权利。而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中央与关系，是建立亲缘关系上中央王权与地方方国与部落的关系下的。其真正意义上的对象，往往是蛮族奴隶，绝不会是各亲族之地方方国与部落。比如说武丁，其用于祭天的人牲，基本是鬼方之战俘。而对于同族债务奴隶来说，其实谈不上是真正的奴隶，因为他们有最基本的为人的权利。所以总结起来，西方的权力根源在于阶级斗争，而中国的权力根源在于处理各亲族关系，使其支持王权并且不侵犯王权。

从黄帝开始，五帝时代，皆是黄帝的子孙。他们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天生的根源在于华夏血统。正是这种天然血统决定了华夏内部的天然的平等性与公正性；但是太初之时，天下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形成不了最起码的共识，这个时候，就需要王权的出现调节各种矛盾纠纷，总天下之义而让天下太平。而在原始时代，要形成王权，就必须有神秘力量的出现，这个就是天力的出现的真实原因。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其艺术从新时代早期的和谐美好的精神变为象征力量的神怪艺术，就是人心方面呼吁一统力量出现的表现形势。力量不是出在隔绝状态的，往往是出现联系状态的。要联系起那么多的亲族共同做大事业：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对蛮族的战争，就必须与统一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必须是在各亲族兼爱基础上的统一。所以，我们祖先传统的政治精神，本身就包含了代表了力量的专制与代表了仁爱的民主的结合。这样的精髓，不是后人西方派要么单纯民主，要么单纯专制所能理解的。

五帝时代好比是古典共和时期，而五帝之后的家天下局面，好比是古典帝国时期。如果说罗马共和国走向罗马帝国，是由坎尼会战诱发的；那么中华古典帝国时代的出现，却是由一场大洪水诱发的。任何专制的出现，都是有大危机所导致的人为的功利力决定的，而这个功劳力形成了后世的传统。但是，帝国的出现不等于民主因素的消亡，只是根据时代而论，到底是民主因素占据主流，而是专制因素占据主流。单纯的专制与单纯的民主，都是无法存在下去的。就好比，生存与发展是不能割裂一样。那么这场上古危机是什么，就是发生在舜帝时期的大禹治水。

舜帝开始反对大禹的父亲鲧去治水，但是在“四岳”的坚持下，不得不派鲧去治水。鲧以堵为法治水，结果失败遭受流放，最后客死流放之地。从舜帝不得不遵从“四岳”之意见，就可以看出地方方国对中央王权的制约与监督作用，而鲧治水失败，治水不得其法，只是表面，本质原因是鲧能力不够：不能调动绝大多数方国治水积极性，更不能协调他们的矛盾与利益纠纷，导致治水失败。而禹代父治水，《史记》所论长年跋涉九州大地，三过家门而不入。干什么去了，就是调动各方国的积极性，协调他们在治水上的利益纠纷。在治水的过程，禹又集中形成了权力的军事资源，财富资源，人才资源：专制王权这短短时期内大大强过了民主的力量：禹会稽召盟各地诸侯的时候，天下没有一个诸侯敢不来朝拜的，防风氏迟到，就被严厉的处死。这在前四帝时代，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还有大禹在晚年的时候，大耍手段：因为要顾及当时的传统观念，他先任命皋陶为帝位继承人，可是皋陶这个时候已经是耄耋之年，何以能继承帝位？皋陶之后，禹又任命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东夷部落首领益为继承人，结果禹死后，禹的儿子用血腥暴力杀死益，并且剿灭民主派势力后扈氏，其力量来源就在于大禹的血统性与上天的力量。

夏商周三代的兴衰，都跟方国的支持与反对大有关系：夏的灭亡就是因为权力过于分散，一个表现就是前期就发生了太康失国事件，因为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加之后期与各主要方国关系恶劣，最终被商汤所灭。这正是应了那句老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商汤灭夏后，吸取了夏亡的教训，开始加强王权，大搞君权神授，加强中央的力量而削弱地方的力量。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你强势的时候大家乖乖听话，你弱的时候过度压抑的情绪会集体爆发。结果商被新崛起的周给灭了。周以夏朝后人自居，其官方文件对夏朝极为推崇与敬重。开始反商之政，分散过分集中的权力，在各地大搞分封。但是他不同夏的是，他的分是建立在合的基础上的，这个合就是严密的宗法体制。所以商强调是神权，强调的是中央的集权，所以甲骨文基本集中在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而周强调的是血统，以血统为基础，大搞分封，大搞地方自治，所以周的青铜鼎几乎全国可见。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华权力的根源是来自与调节王权与方国的关系而来的，它的民主力量，根源于它的血统性；它的专制力量，亦是根源于它的血统性。前者是确保民族的发展，后者是确保民族的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集众人之智，协商解决问题；要生存，就要集中众人之力，事归一统。中华的政治传统，从来是民主因素与专制因素的时代性的平衡，而从不会如西方那样一个时代过于强调民主，一个时代强调专制。其实外儒内法是个肤浅之论，中国古典任何形式的君主，要统治下去，就必须真诚面对民意与民权，而民意与民权，是民主的根源力量所在。秦隋的短命，就在于它过于强调神权，而忽视民意；汉唐明的辉煌与成功，就在于找到民主因素与专制因素的时代平衡点。

所以说，中国政治文明从开始的时候，就有两各代表，一个是商文化，商文化是敬天；一个是周文化，周文化是法祖，是对夏文化的继续发展。敬天是崇拜上天的神力，本质就是崇拜力量，因为力量能确保民族的生存，解决危机。法祖强调是血统，强调的是从黄帝开始民族统治性的合法性来源。与此同时，法祖从人伦来说，也是父爱的表现。父亲爱自己的孩子，才会分孩子一份产业。推而广之，天子爱民，必重视民权。所以要分封，所以要自治，所以要民主。中国的宗法制政治传统，其智慧就是建立在法祖基础上的。可以说，整体之血统性，是中华民族之立国之本。任何抹杀血统单纯谈文化，任何虚无化血统，都是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严重背叛。

而我们今天谈敬天，这个天是什么天，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华的天，其实就是众人之力。华夏亲族交出一部分的权利，形成能保护他们基本生命权与尊严权的公权力，这个公权力，就是华夏的天。也就是子墨子所论的天志。顺乎天者，顺乎民意基础上的公权力，顺乎民族传统中的大本原文化所形成的绝对精神与民族敬天法祖之宗教力。而法祖又法的是什么祖，这个祖，是祖先血统基础上的和谐精神，仁爱精神，与整体血统之立国基础，以这个基础为根本，建立符合符合中华传统的社会之民主（此非西方之社会党国际所强调的社会之民主），而公权力是必须在血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成其为公权力的：这个就是为什么顺天应人就是革命，这个就是为什么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道理所在。敬天法祖的精髓在哪里，就在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结合，力量与仁爱的结合，并且找出中华传统基础上的专制与民主时代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