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把清灭明，奥斯曼灭东罗马，元灭宋，哥特人灭西罗马归结为野蛮对文明的征服。

从性质上来说，这的确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

但是感叹我看也大可不必，历史的铁律永远是文明对野蛮的征服，但为什么会出现野蛮对文明的征服，因为人们往往漠视另外一条历史铁律：失去进取之心的文明往往是失血的文明，失血的文明是必然堕落的文明，一个彻底堕落的文明事实上在精神动力方面还不如一个野蛮的民族。至少野蛮的民族还有强烈的进取心。

这复杂的历史规律的引起，其实取决于人性，人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什么都想得到，有着强烈的进取心。而真正得到的时候，好逸恶劳的人性就逐渐体现出来，享乐主义开始成为绝对精神。而不是再如过去那样把征服当成绝对精神。

文明的兴起与衰弱，其实都可以从绝对精神这条线去找。而历史往往把其他因素当成是主要因素，往往摸视这最基本的本质原因。

所以不是说文明不是野蛮的对手，文明天然是野蛮的征服者；因为哪怕是野蛮人，他们也想自己变成文明人。文明不是野蛮的对手，是因为文明有文明自身无法克服的文明病。而这文明病取决于人性。这同时也造成了帝国兴衰，国家起伏的根本原因。

知道了本质，对于文明病的研究却很少，不知道这会不会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规律的存在，并不代表规律是不可以改变的。规律的改变就是改变规律本身的引发条件，引发条件的改变就是规律改变的奥秘。

所以以野蛮人的强悍来证明野蛮文化的可取之处，那是历史谎言。强悍与否，不在于文明与野蛮，而在于人的绝对精神是什么。世界历史，不是野蛮人征服文明的历史，而恰恰是文明人曲折地征服野蛮人的历史。从这个意义而言，文明人其实要远强悍与野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