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说起国学，无论是几乎被误当成“国学”代名词的儒学，还是其他诸子百家，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可悲的是，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哲学的思维体系始终没有太大的突破，甚至越发局限。尤其是宋朝以后，中华文明饱受摧残，蛮族出身的元朝（元国）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满清（清国）的统治更使得奴性根深蒂固，甚至流毒至今。看看如今的辫子戏就知道了，有些奴性爆棚的人们，巴不得君王“向天再借五百年”，浑不顾清代文字狱的残虐，磕头自称“奴才”的耻辱。

有学者称“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这种说法从文化角度而言着实不虚。满清以蛮夷身份进入中原，面临着极大统治压力，也有着极度的自卑，并因这种自卑引发出暴戾之气。因此，他们极为痛恨独立思想的存在，痛恨风骨，于是大兴文字狱。至于有些今世奴才津津乐道的《四库全书》，更是暴露了满清人的自卑，他们以集中典籍的名义，大肆销毁有思想的著作，“禁书”之多，空前而不绝后，而且入选《四库全书》的大量典籍都曾被篡改，此举意在摧毁中华文明的精华。文字狱和《四库全书》的“选择性总结”，实则就是发生于清代的“破四旧试用版”，目的与用心就在于钳制思想，批量制造顺民，以维护自身统治。

整个清代，唯一可圈可点的时期反而是晚清预备立宪那几年，在西方新思潮的冲击下，在自身统治濒临失控的局面下，满清皇族试图自救，亦涌现出了一批能臣干吏，社会风气较以往显著开明，虽然最终因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而积重难返，但却是整个清朝相对最为开放的时期。至于后人阿谀的“康乾盛世”，近年来早已被有识之士揭开画皮，好大喜功的皇帝，穷兵黩武的政策，对思想的钳制，严苛的统治，都在此时期达到高峰，加上愚昧自大的排外和封闭，都直接影响了清朝之后的走势。

这种“奴性”的渗透，在如今的“国学热”中更加突出——在民主、公平等意识本应深入人心、成为常识的今天，这种渗透显得不可思议，但却真实存在。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弟子规》成为所谓的国学经典并大行其道，而真正的国学经典却被弃之一旁。

《弟子规》是当下各种少年国学班中必读的“经典”，但这个清代版行为规范真的那么有价值吗？在这本书中，并没有任何独立思考的空间，只有规定一个人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而且其中又有大量的糟粕，比如“亲有疾，药先尝”这种有违科学的说法。这种流水线式的道德规范，不但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甚至和儒家思想本身也格格不入，可算是挂羊头卖狗肉。在我的朋友中，不乏“新儒家”中的精英，他们也许思维上有一些局限，或者过于推崇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他们对儒家学说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并非巧合的是，他们恰恰都是极力反对《弟子规》的人，二者之间的巨大冲突可见一斑。

其实，《弟子规》推出的背景很值得探究，它恰恰诞生于奴性最深、对人性摧残最烈，甚至使得中华民族险些沦入万劫不复境地的清代。也正因此，在《弟子规》中，只有“规”字，你完全看不到任何理性的思维。也恰恰是因为理性的缺乏，如今的《弟子规》信徒也有邪教倾向，具有一窝蜂和极端化等特质。

像“号泣随，挞无怨”这样的糟粕，完全与健康人格相逆，毫无独立意识可言。曾有“国学大师”称，企业家们听《弟子规》，最喜欢“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说白了就是教错了，你还得感激，骂错了，你还得顺着。这种依附关系，在企业家看来最适合他们的企业文化，老板说啥，员工听着就行。但这种思维无疑是可笑的，你给员工发工资，就成了员工的父母吗？更何况，即使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也应有起码的是非对错准则，而不是简单的“须敬听”、“须顺从”。曾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说，中国式父母往往会陷入一个怪圈：他们极为重视自己的权威，所以重视面子，但他们并不明白的是，作为父母，权威应来自于讲道理明是非，有错就认，以身作则，如果端长辈架子或者找各种理由不认错，反而只会失去权威。

五四时期的变革，曾经使中国收获一批开明的父母，他们在家庭教育上往往也有成就。但后来的戛然而止，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积攒的暴戾之气，又将社会打为原形，甚至更为糟糕。而也恰恰是因为这种糟糕的社会局面，许多人又将希望寄托于在破四旧等政治运动中被砸得稀巴烂的国学。可悲的是，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怪圈：大量中国式父母在与孩子发生冲突时，首先选择的不是审视自身，而是希望重拾“国学”，让孩子乖乖听话，但他们理解的“国学”却是彻头彻尾的伪国学（伪国学实为满清奴才学，非真国学），也就是《弟子规》里的这一套。

从《弟子规》的流行上，我们可以看到其拥趸的特质：他们往往并不具备真正的国学修养，对国学的实质一无所知（否则也不会选择《弟子规》这样的糟粕），或者以儒家（而且多半是“伪儒家”）代替整个国学。《弟子规》乃至国学，在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武器。父母希望孩子听话顺从，老板希望员工“勇于奉献”，至于独立思考，那简直是要不得的东西。

当然，谁都会在口头上鼓励别人独立思考，但这种思考必须要得出与他们相一致的答案，若与他们不一致，那就成了罪过。这种单方面的霸权，实则就是满清社会中最大的糟粕，也是最该摒弃的东西，若用于国家层面，就成了愚民政策。

关于《弟子规》等糟粕的本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早已将之揭穿。其实我对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不分真伪，将华夏真传统与满清伪传统一概摈弃之的做法始终持保留意见，因为那同样是一种极端化思维，但他们对《弟子规》的抨击是极其到位的。所谓“规”，无非是有人想做主子，于是劝别人做奴隶，仅此而已。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二十四孝”故事的死灰复燃。“孝”本身理所应当，尊重父母、赡养父母都是子女基本义务，但古时所说的“孝”却并非这么简单。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纷纷批判封建孝道，并非是他们离经叛道，而是因为旧时的“孝”还带有绝对服从的意思，抹杀独立精神，有违基本人性。

“二十四孝”故事中，就有大量违背人性，甚至极度丑恶变态的成分。比如郭巨“埋儿奉母”，因其家贫，认为养儿子会影响母亲的生活，于是决定埋掉儿子，节省粮食供养母亲，结果在挖坑埋儿时发现一坛天赐黄金，就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又如董永“卖身葬父”，其父亡故，又因家贫，只能卖身为奴，换取丧葬费用，后得仙女帮助。再如王祥“卧冰求鲤”，他早年丧母，继母对他极差，但当继母患病，想在大冬天吃活鲤鱼时，他解开衣服躺在冰上，冰突然裂开，跳出两条鲤鱼。

这些故事的基本套路是：主人公日子窘迫，但孝感动天，于是上天帮忙，赏赐金银珠宝加仙女，潜台词就是只要你有孝心，就一定有好报。

五四时期，“二十四孝”曾因违背人性（比如埋儿葬母这种凶残的价值观）而遭批判，这是因为“二十四孝”与奴性的内在联系。这些故事当年之所以诞生，就是统治者愚民手段的一部分，提倡“至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家庭和谐，而是为了“至忠”，人不能有独立人格，在家依附于父母，在外依附于君主。鲁迅曾揶揄道：“二十四孝都是孝的极端，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可眼下，这些糟粕却死灰复燃，有些地方甚至做成浮雕，供人瞻观。有人曾说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要吸收“二十四孝”里的好东西，但我们对价值观的要求不能如此之低。“孝”是人类的基本美德，我们有无数的例子或故事可以用来宣扬真正的孝道，何须“埋儿奉母”这种扭曲价值观？

在《复归的素人》这本反思之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奴性是人类的一种耻辱，同时也是一种不幸，是与理想的人性截然相反的。要从奴性复归人性，我们已经等不及让社会学家慢慢地来给我们开出奇效的药方。在我们等待药方的时候，不妨自己身体力行，先做起来，做一个能够摆脱奴性的人。”

摆脱奴性，其实与真正的国学并不相悖。国学的本质其实就是打造精英，比如中庸之道所隐含的“制衡”理念，又比如风骨，其实都是精英必备的气质。清朝以来，乃至当代的伪国学，将国学变成了制造低眉顺眼听话奴才的工具，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伪国学与心灵鸡汤的合流，基于“提倡奴性”这一社会整体需要，说是“一盘很大的棋”并不为过。

越来越多的人对心灵鸡汤持反感的态度，这些充斥于网上的煽情文字，大量鼓吹所谓的“正能量”，却越发邪教化。它们看似很有道理，亦温情脉脉，但大多毫无逻辑，经不起任何推敲。而近两三代国人普遍的逻辑缺失，恰恰可以说是社会充满暴戾之气、欠缺理性沟通的重要原因。拿转发率极高、颇具鸡汤代表性的“你是一切的根源”一文为例，这篇文章很是煽情，看起来也貌似有理，但实际毫无逻辑可言。其主旨是“你变了，一切就都变了。你的世界是由你创造出来的。你的一切都是你创造出来的。你是阳光，你的世界充满阳光；你是爱，你就生活在爱的氛围里；你是快乐，你就是在笑声里。你每天抱怨、挑剔、指责、怨恨，你就生活在地狱里。” 其实这段话的另一个版本早年就曾流行过，叫做“你心里是什么，眼里就是什么”。这句话一般用于吵架，“什么？你说我不好？那是你心理阴暗！”简直就是耍赖大杀器。

用“阳光”与“爱”之类的名词抹杀是非观念，是鸡汤文最常用的手段，但这种说法在逻辑上不堪一击。因为，一个人再充满阳光，这个世界的阴暗一面仍然存在。即使不抱怨、不挑剔、不指责、不怨恨，也不代表中国的孩子就能喝上放心的国产奶粉，反而是挑剔和指责，才会督促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因为挑剔和指责并不等于胡搅蛮缠，面对任何事情，我们都应先辨是非，有理有据的挑剔和指责，是社会进步之源。

心灵鸡汤的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往往会成为沟通中最常使用的借口，被鸡汤拥趸用于劝诫他人。如果留心日常生活，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工作交流中，还是在家庭沟通中，乃至网络对话中，心灵鸡汤式的借口都是极其普遍性的存在，甚至很多拥有高学历的群体，在逻辑思维上也极度欠缺，很容易以鸡汤式语言进行对话。所以，我们通常都只会听到“你心态不好”，“你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你是一切的根源”，却很难听到鸡汤拥趸主动表示“我心态不好”，“我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更加不可能听到他们说“我才是一切的根源”。

换言之，鸡汤思维总是用来瞄准别人，很少真正用于自己。其实，被劝诫者只需一句反问就可以让鸡汤拥趸哑口无言：“我是一切的根源，你怎么就不是呢？我不满意是因为心态不好，你为何又能对我不满意又能心态好呢？”

更可怕的是，国学的心灵鸡汤化也极为严重。其实，相比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在思维上本身就存在一定缺陷，从诸子百家开始就看重经验感悟，以结论立文，往往忽视论证过程，感性大于理性，抒发情感多于逻辑思考。这种缺陷本身就是容易流于鸡汤化的基础，如果有人有意断章取义，后果就更是严重。

比如《论语》中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就是讲孝道的人不会犯上，孝为仁之本。这话看起来很有道理，孝也是理所应当的，但“孝”与“仁”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反例一抓一大把。比如前几年看过一个新闻，一个家贫的大孝子因母亲生活无着，铤而走险，杀人劫财，他的孝与仁毫不沾边。又比如说，贪官不仁，暴力执法的酷吏不仁，但他们在家未必不是孝子。其实，这段话的主旨根本不在孝，也不在仁，而在于“不好犯上”，也就是让你好好服从，不服从就是不仁，不管这个“上”是暴君、贪官、酷吏还是专制家长，反正你得听话。这种与现代意识完全相悖的东西，经某些“国学大师”断章取义后无限放大，整成一锅心灵鸡汤，危害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