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就打算写写“伪国学”，但总觉得有识之士已多，抨击“伪国学”的文字早已屡屡出现，不乏真知灼见。再者，分辨“国学”与“伪国学”其实并不难，只需基本的逻辑思维和认知能力即可做到，所以我便一直偷懒。

可前段时间的一桩小事让我不敢再偷懒，为了“救救孩子”，必须得为揭开“伪国学”的画皮尽一份力。

事情缘起一份少年国学班的招生简章，大概意思是如果孩子叛逆、不听话，就来学“国学”，诵读经典的同时去儒家圣地接受一下心灵洗礼，几天之后就可以还给你一个听话温顺的好孩子。

稍有点文化层次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恐怕都会对这个招生简章不屑一顾。但负责推广的商家却告诉我们，这个招生简章还真吸引了不少父母，连办数届仍不缺客户，而且客户学历层次并不低，本科毕业算是起跑线，硕士毕业的大有人在。

搞笑的是，推广者并未感激这些客户，反而抱以深深的鄙视。他嘲笑这些客户普遍素质低下，即使拥有高学历，也是死读书的典型，估计除了教科书再没读过其他书，毫无人文修养，因此才会上当受骗。

更讽刺的是，他还提到自己曾为了国学班的事情请客吃饭，两位连孔子孟子庄子都分不清的官员均大谈重塑国学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是“现在的年轻人太不听话了，下属不听话、孩子不听话，就得重拾国学，让他们学会尊卑”。

毫不意外，他也把这两名帮了他大忙的官员列入了白痴的行列。说起如今那些动辄数万元培训费的高价国学班、国学夏令营，以及各种国学研究会和层出不穷的“国学大师”，他的评价就是“传销”二字：“以功利性的教材去骗人。”将国学变成一门生意，仅此而已。

这种商人看不起客户的故事，讽刺意味极强，是极好的小说素材，也是朋友相聚时极好的笑话题材。但是，一想到那些无辜的孩子，就让人笑不起来。

按照一般说法，真正将“国学”二字的含义从“国家一级学校”延伸为中国学术，始于清末民初这一转型时代。这个概念的建立，从时间而言极为仓促。国学大师钱穆（也是为数不多的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师之一）在《国学概论》中曾写道：“‘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之名词。”《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国学”解释为“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许多人认为，“国学”这一概念有着先天的不足。因为它的诞生背景是中西文化的交汇，晚清民初。伴随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进入，许多保守者希望维护固有文化，于是祭出了“国学”概念。也正因此，“国学”概念从诞生起就带有守旧的一面。

我倒并不反对维护固有文化，全面的提倡和全面的扬弃都是片面的。但这种维护必须应先分是非，必须以是否符合人性为准则。比如风骨，就是传统文化中极其值得保留和提倡的东西；但如三纲五常之类，被扬弃实在是理所当然。

国学作为一个整体，有大量值得留存、吸收的东西。由国学知识体系中延伸出的各种价值观，与普世价值也并不相悖——比如善恶是非观念，比如勤俭节约，比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道家的“天人合一”，也与生态环保理念有所契合。

又如管子所说的“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种对“礼义廉耻”四字的强调，其实也是一种普世价值观，有人慨叹如今世风日下，其实也正是基于“礼义廉耻”这一传统价值标杆在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被无视被摧残，无礼者、无耻者大行其道的局面。

有人曾质疑传统道德与文化，认为其不合时宜，但从实践而言，它与现代意识完全可以并行。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大陆发起文革，疯狂“破四旧”，破坏文物、摧毁古迹，批斗殴打老师、父母时，台湾则发起文化复兴运动，提出“以伦理道德为淑世之本，以民主自由为福国之则，以科学技术为正德利用厚生之实”，将传统文化植于教育。两岸之后的不同文明走向，社会风气之别，与这次不同的选择颇有关系。

当然，台湾对传统文化的“复兴”也遭遇了许多难题或暗面，比如对传统文化一窍不通，靠将古文翻译成白话文（还错漏百出）的骗子被奉为大师，便是一例。

有人曾说，国学始终处于一个被剪裁的过程，历代封建帝王为统治需要，将之逐步剪裁为自己想要的模样，比如“独尊儒术”就可算一例。我对这个观点认同一半，在我看来，封建帝王始终推崇儒家，但只是希望百姓以儒家立身，至于统治手法则多半还是法家那一套，仅仅宋朝等闪光时代有所不同。

不过，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都无法代表国学。可悲的是，现在市面上的“伪国学”，剪裁之风比历史更盛，甚至只留糟粕。即使是当下几乎成为“国学”代名词的儒家，也被裁剪到不成样子。

对于儒家，争议也一向颇多。新儒家认为儒学与普世价值、现代民主并不相悖。但相对地，也有人认为儒学尽是糟粕，鼓励奴性。前者的说法有其道理，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历史的选择性遮蔽，我们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十分片面，儒家学说中其实不乏一些独立精神的闪光。后者的说法当然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的“国学热”中，许多人推崇并希望民众广为接受的“儒学”，实则就是“奴学”，是赤裸裸的“伪儒家”。

这种“伪儒家”的高端表现，就是一年一度的孔子节，还有到处撒钱兴建却门庭冷落的孔子学院。至于低端表现，则是个人生意，比如一茬茬冒出来的“国学大师”，还有各种成人国学班、儿童国学夏令营等。大家统一穿上唐装（实为满清装），再读读《弟子规》、《三字经》，就成了国学修行，洗涤心灵。

在这些骗局中，以“速成班”最为龌龊。这些“速成班”动辄收取几千几万的学费，标榜可以让学员们在短期内（这个期限甚至可能是几天）全面掌握传统文化。这种原本稍有智商就可一眼分辨的骗局，偏偏可以吸引不少人，究其原因，显然与一直以来的教育有关。

一直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都忽视了两点，一是人文、审美，二是逻辑。人文与审美缺失的同时，极端的“实用主义”影响了许多人，他们只看重“立刻有效”的东西，脑子里完全没有“底蕴”这一概念。至今还有许多人认为文学作品没有任何用处，忽视了性情的培养。正因为没有人文基础，又喜欢“立马见成效”，才会被这些“速成班”所蒙蔽。逻辑的缺失则影响更为严重，因为没有逻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分辨力，亦是上当的原因。

诵读经典当然不是坏事，它不仅仅可以陶冶性情，也能培养语感，对思维乃至写作都极有帮助。但诵读的效果决非立竿见影，而是需要长期坚持。但凡“速成”，必是骗人。

如果仅仅是把“国学”变成一门生意，倒还不是最坏的状况。最坏的是专门“取其糟粕”，打造“伪国学”，然后有针对性地使用，甚至是先有某种目的或结论，再据此寻找“国学解释方案”。这种最坏的局面，偏偏自所谓“国学热”开始以来便已形成。

即使是国学中的一些精华，也在某些人的刻意曲解下变得肮脏，最明显的例子要算是“中庸”。

“中庸”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难得的精华，生动阐释了平衡和谐的理念，即使将其“技术化”，也应取制衡之意。但可悲的是，如今把“中庸”二字挂在嘴边的官员、父母，都将这个词曲解了，变成了不得罪人、遇事和稀泥、不讲原则、随大流……

“中庸”一词的被曲解，揭示了伪国学为何会存在的真正原因：“伪国学”的那些刚性需求者们，根本不在乎任何国学名词原有的意义，他们只是扯“国学”为大旗，然后给国学名词赋予自己想要的意思。而那些国学大师、搞国学速成班的商人们，只不过是投刚需者所需。

也正因此，如今的许多国学与其说是国学，还不如说是成功学。国人原本就急功近利，恨不得孩子三五岁就跟老头一样，这种成功学为底板的“国学”恰恰是投其所好。2014年1月1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在北京国子监举办了“百年太学府，唱响弟子规——国学圣地百人诵经典迎新年”活动。此次活动邀请了中小学生、艺术家及社会各界代表100余人礼拜至圣先师孔子，在国子监辟雍大殿前诵读国学经典《弟子规》便是一例。

“服从”也是“伪国学”的一块底板。像开头所说那个国学班的受众和支持者，无论是希望孩子脱胎换骨的父母，还是希望年轻下属乖乖听话的官员，他们所理解的“听话”就是单纯的听话：“我有道理你当然要听，我没有道理你也要听，不然就是不懂尊卑上下”，他们所理解的温顺就是简单的服从。

基于这个目标，他们想要的国学注定也是这一套。所以，所谓“诵读经典”，起步往往是《弟子规》之类的顺口溜，深入一点则以儒家道德为主打。而且，儒家经典中的一些独立意识也会被剔除，剩下的那些经过曲解和加工后，彻底变成成功学、交际学甚至心灵鸡汤。甚至有人曾将儒家的君臣观理解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连家庭观念也以此类推，借以批评现代人在职场上、家庭中的不够服从。

但可笑的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老话，其实仅仅见于评话之类的通俗文学，根本不是历史的真相。这种以通俗文学、民间俗语代替“国学”的可笑例子，实在数不胜数。

百家争鸣时代的其他经典，往往不在国学班的诵读之列。比如《管子》中的“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恐怕没有几个现代官员希望孩子弄明白这句话。

形式主义也不免进来掺一脚，比如学校组织学生给老师磕头、给父母洗脚，要说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也算国学，那可真是把国学当邪教来折腾的节奏，完全与现代文明脱节。

邪教的另一表现就是迷信。说起国学，很多人必提《易经》，当年孔子也推崇《易经》，但他并没有把《易经》固化为算命之书，而是从哲学角度予以诠释，这也奠定了《易经》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但如今的“易学”，基本沦为了神棍聚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