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以孝治天下”，在统治者大力提倡与表彰下，历朝历代的孝子孝行层出不穷。唐代开始出现一种极端的尽孝行为――割股疗亲，随着两宋“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深入，这种行为逐渐增多。明朝之后孝治氛围浓厚，特别是在满清征服帝国南侵中国之后大力推行的“以汉制汉”，“由愚孝进而为愚忠”的奴化殖民政策下，在清廷两相矛盾和反复不定的态度中，割股挖肝救父母的现象愈加盛行，这一时期的孝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愚昧化。

割股疗亲，简单地讲，就是把大腿上的肉割下来，和米熬粥，给患病的亲人吃下去治病，这是古人尽孝的一种方式，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愚昧至极，但在古代社会却时有发生。虽然历代统治者对割股疗亲之事不加提倡，可为了宣扬孝道却又不得不对这类孝子予以表彰。随着中国历朝孝治氛围的浓厚，特别是后来满清征服帝国殖民中国之后大力推行的“以汉制汉”，“由愚孝进而为愚忠”的专制统治的加强，自发割股疗亲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孝道开始走向愚昧化、极端化。

《新唐书》记载:“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股肉而进”，根据这一记载，多认为“割股”用以“疗亲”的行为始于唐代。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深入，这种行为逐渐增多，《宋史孝义传》记载了七十五位孝子的事迹，其中有二十余人是毁伤身体为亲人治病。宋代统治者“以孝取人”，大力旌表孝行，这就直接促使了“勇者割股，怯者庐墓”(1)现象的流行，人们孝行的背后不再是发自内心的对父母长辈的淳朴敬爱，更多地包含了功利色彩，追求的是自身的显达。

明初，割股疗亲行为有增无减，其他如卧冰、舍身投崖、毁伤肢体等行径更是不能遍数，起初明太祖尚能对其进行旌表，但也逐渐不胜其烦，开始进行约束。洪武二十七年(1394)九月，“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胁肉以疗，不愈。祷岱岳神，母疾瘳，愿杀子以祀。已果瘳，竟杀其三岁儿。”当地官员依旧例上报朝廷请求嘉赏。朱元璋听说后大怒，不但不予奖赏，反而下令将江伯儿杖打一百，发配充军，并令礼部制谕:“至卧冰割股，上古未闻……皆由愚昧之徒，当诡异骇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疗治罔功，不得已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2)

《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显然，江伯儿割股、杀子以疗亲的行为与儒家传统孝道中的这两条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割自己身上的肉去为父母治病，已是愚昧之举。轻则致残，重则丧命，其对父母生养死葬和祭祀的孝行何存,而杀死自己的子女，作为行孝的代价，传宗接代的大孝便不复存在。因此朱元璋深知前者应当制止，后者必须治罪。然而，虽然朝廷在政策层面上对这种愚孝行为不予支持，但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存在和人们医学常识的极度匮乏，割股疗亲的行为屡禁不止。明朝永乐、嘉靖时期因为政治需求还一度对这种行为再行奖赏，政策的反复性和朝廷的放任态度，间接鼓励了割股疗亲等愚孝行为的发生。

清国入主中国后，大肆玩弄“以汉制汉”的统治权术，出于“由愚孝进而为愚忠”的政治考虑，极力鼓吹孝道，大力表彰孝子孝行，因而使割股、挖肝等破坏个人身体的愚孝行为更加泛滥。在医学不够发达、人们的医学常识不多的情况下，当父母生病无法治愈时，子女便病急乱投医，用损坏身体的办法求得父母痊愈。他们的孝心固然让人感动，但是这种方式过激且没有实际效果。并不是所有的割股疗亲之举都是出自淳朴的孝心，或是为了获得表彰光耀门楣，或是为了逃避徭役的大有人在。

鉴于这种情况，清国历朝对割股疗亲之行的态度也一度摇摆不定。对割股疗亲之举，清国顺治时期曾惺惺作态道：“割肝或致伤残，卧冰或致冻死，恐民仿效，不准旌表。”雍正时，有人以割肝就亲之事请求旌表。雍正则道貌岸然道：“仍有不爱躯命，蹈于危之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激烈轻生之习也。”(3)但在康熙时，仍有因割肝、割臂、割股等为父母治病而受到旌表的人。这也是清廷的不得已之举，清国统治者一直宣扬孝道，想通过儒孝伦理来维护统治，如果对这些已发生的、又被公认为是孝德的行为不管不问的话，无疑会伤了孝子之心，也会使百姓对朝廷的“孝治”政策产生怀疑。而朝廷的物质、精神奖励又会使人们形成攀比之风，割股挖肝救父母的行为大行其道，使得孝行更加极端且畸形，出现更多不可思议的愚孝。

清国嘉定人周士晋“母病久，医言惟饮人乳可生，士晋子生方九月，谋于妻李，弃道旁，以乳乳母。母病已，问儿，以殇对，后李不复妊，亦无怨。越十二年，有僧为殷氏子推命，年月日与士晋儿同，诘之，则得诸道旁者也，父子得复合。”(4)为了救父母，孝子们不仅能对自己下狠手，就算抛弃自己的子女也在所不惜，在现代社会，这显然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在清国社会却是被大加赞赏的孝行。故事中的父子最终得以相认，也带有极大的神话色彩，可见清国的这种愚孝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因果循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保佑了孝子顺孙们，使得他们最终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如此以来，即使清国统治者对割股疗亲奉行不提倡政策，但在整个社会推崇“孝治”的大环境下，割股疗亲这样的愚蠢行为还是层出不穷，加上因果报应观念的根深蒂固，这种愚昧化、神学化的孝行被奉为典范，吸引更多的民众纷纷效仿。而满据时期的专制主义又发展到了历史的高峰，自然需要更多的顺民忠臣，即使不提倡，但根据“移孝于忠”的原则，统治者对于这种愚孝行为还是乐见其成的。因此，在统治者两相矛盾和反复不定的态度中，割股挖肝救父母的现象愈加盛行，满据时期的孝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愚昧化，对当时乃至近世社会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1)《宋史》卷155，《选举一》。

(2)《明史》卷296，《孝义传》。

(3)《清史稿》卷497，《孝义传》。

(4)《清史稿》卷497，《孝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