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杀碑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的一则关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传闻。据说，张献忠杀人如草，还特别立碑明志，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也就是有名的七杀碑。据说，49年以前此传闻天下皆知，作家田闻一在采访中特别提到，这块碑一直保存到解放初，他父母那辈的都见过。

明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至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流动作战到运动流动作战，终于推翻明朝的战争。

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在多次反复起伏的战争实践中，渐趋成熟。特别是李自成，吸取知识分子意见，开始实施“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政治上实施“免粮”、“安民”、“平买平卖”政策并大力开展瓦解敌人的宣传工作，形成“民皆附贼而不附兵”的局面，军事上实施运动流动作战，开始向明军战略要点进行机动进攻。十四年初，攻占洛阳。张、罗联军在四川大败官军于开县黄陵后，以一夜300里之速度，摆脱追击官军，于二月间返楚袭破襄阳(参见襄阳之战)，杨嗣昌畏罪自杀。罗汝才因意见不合走附李自成。张军在信阳战败，转进安徽。李自成在十四至十六年间，三攻开封(参见开封之战)，五歼官军主力，攻破襄阳，并在汝州之战中全歼孙传庭主力：破潼关，入西安，尽占秦、陇全境及晋西山区，并收编大部三边官军。此时，张献忠亦已攻下汉阳、武昌。战略形势发生质变，农民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即向北京进军。二月入山西，仅在宁武一战，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师城下。十七日，官军三大营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监开门献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检自缢，明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农民起义推翻。张献忠部亦于当年八月攻占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次年七月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十一月牺牲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李自成、张献忠牺牲后，农民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大顺农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东地区；另一路由李过、高一功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西地区。大西农民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转入川贵，坚持抗清斗争。张献忠余部继续抗清，清军屠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至康熙24年，完全占领四川全境，四川人口仅余9万，开始湖广填四川。清军集中兵力镇压义军，李过病逝，高一功、刘体纯、郝摇旗等战死，孙可望降清，李定国兵败。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明末农民军余部完全失败。

又然而，仍有论者坚持以某些文章中提到的“解放区前一直保持的七杀碑”的存在为由，认定“七杀碑无杀字”为谬论或谣言，更质疑现存“圣谕碑”系解放后伪造，甚至说原来有“杀”字的“七杀碑”已经被“毁尸灭迹”了。

以上所谓“质疑”毫无根据，只能说明质疑着对“七杀碑”的历史所知无几却妄下揣测。不过，“七杀碑”的真伪问题的确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故于此将“七杀碑”文物之原委略作简述，以释诸疑。

首先，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都是解放前在国统区发现的，当时的文献都有记载，并不是解放后才冒出来的，因此，“解放后伪造”一说绝不成立。

其次，所谓“解放前人尽皆知的七杀碑”，指出就是上面两块碑中的一块，该碑解放前陈列于成都市“少城公园”，后移至少城民众教育陈列馆。

第三，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

第四，除了照片以外，少城公园当时的陈列说明(见于30年代的出版物)中，文物名称是“献忠碑，世称之七杀碑”，附带说明三点，I年代，II，来历，III，疑点。

第三部份，也就是疑点部份指出，碑文残缺，无法细辨，但残存的笔画中没有“杀”字的笔画，而有“与”“思”“量”的笔画，还有一个完整的“自”，这与史料记载中张献忠的“六言圣谕”相符(注，这则六言圣谕在明末清初的很多史料中都提到过，而传说中“七杀碑”的碑文与张献忠“圣谕”的差别，正在于后者没有七个杀字，多了“自思自量”几个字。换句话说，“七杀碑”碑文中有“杀”无“自”，“圣谕”中有“自”无“杀”)，因此，怀疑此碑并非“七杀碑”，而是“六言谕碑”。

可见早在“七杀碑”最早被公开于众时，就有学者质疑“七杀碑”之传闻名不副实，就连陈列方都怀疑“七杀碑”之说是以讹传讹，而且特意在陈列中说出来，所以在文物名称中没有用“七杀碑”，而用了“献忠碑，世传之七杀碑”，这个文物名称的意思就是说只能肯定它是张献忠留下来的碑，而且就是传闻中所说的那块所谓“七杀碑”，至于碑文是否与“七杀碑”的传说相符----“疑点部份”特意加以指出。

现存的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现在再看一下，广汉那块碑是很晚才由洋人发现的，名气不大很正常，成都那块“七杀碑”碑文上明明没有“杀”字，为什么长期无人怀疑呢？翻查一下史料就不难得知，原来这通碑本来一直放在成都一座官衙的空屋里，严禁外人靠近，据官府的说法，谁摸了它就会引起火灾，故而一般老百姓固然没有机会靠近，官衙里也没人敢去一探究竟。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当时任四川军政府成都知府的官员从重庆来到成都，住进这个衙门，才打开屋子，让允许人们看此碑。后来杨森到成都任职，就把它运到少城公园展览，同时命人写了“陈列说明”。这就是“七杀碑”真面目长期不为人知的缘由。

张献忠当年命人将自己的“六言圣谕”刊印刻石，于是有这样的碑刻留下来。(关于此事及“六言圣谕”内容的记载均非孤证)

张献忠当年曾经留下碑刻在成都官署的事，是有人知道的。但是那些人可能不识字，或者没有机会亲见，或者流传下来的碑文不完整，比如，只有前面两句“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留传了下来，后面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了。

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研究口碑的流变就会发现，完全凭空捏早的口碑是不容易流传的，而以已有传说为基础，捕风捉影，十倍百倍夸大的效果却很明显，正因为张献忠确实曾经有圣御碑留下，当时又有两句碑文流传下来，所以统治者在后面加七个字，将其“补充完整”，就比较容易被接受。久而久之，“七杀碑”的说法就深入人心了。

由于碑刻放在官署，一般人接近不了，也就无法查验真伪。而统治者又害怕会有人好奇偷看，所以特意把屋子上锁，并用“谁碰了它会造成火灾”作为禁止旁人靠近的借口。到了后来，甚至就连住在这个官署里的人也不敢靠近它了。

一直到了辛亥革命胜利后，这块碑才重见天日。“少城公园”的陈列，也是“七杀碑”在将近三百年以后第一次与学者和普通民众见??知道它什么样子。

而在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了“七杀碑”叫法及传说的质疑，而且这种质疑还被写入了陈列说明中。就连文物名称都只说它是“世传之七杀碑”，而正名用的是“献忠碑”。

如此一来，有关“七杀碑”的疑问基本上都可以合理而且有据地解释。

民二十五年春，故都琉璃厂书摊中，见一手写诗册，纸半破损，署名《花溪渔隐》，盖乾嘉时蜀人也。行楷圆劲，细于蝇头，中得一联“妻孥虽好非知己，得失原难论丈夫。”语颇隽，购归细读，诗百余首，媵以蜀中明季轶事十余则，约数万言，中有一则，题为《七杀碑》，略谓“张献忠踞蜀，僭号‘大顺’，立圣谕碑于通衢，碑曰：‘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即世所传七杀碑也，碑文‘杀’字，不六不八，而必以七，何也，蜀中耆旧有熟于掌故者，谓余曰，献忠入蜀，屠杀甚惨，而屡挫于川南七豪杰，恨之也深，立碑而誓，七杀碑者，誓欲杀此七雄耳，七雄为谁？华阳伯杨展、雪衣娘陈瑶霜、女飞卫虞锦雯、僧侠七宝和尚晞容、丐侠铁脚板陈登暤、贾侠余飞、赛伯温刘道贞是也……”其文分叙七雄事迹，诡奇可喜，杨展为七雄之魁，叙其生平及率义兵规复川南事尤祥，谓杨展能识金银气，擅奇门五遁术，近于小说家言。然其叙述，均有所本，吴梅村《鹿樵纪闻》及彭遵泗《蜀碧》等书，所载杨展传中，亦有精五行遁术语，顾博雅之士，亦不免也，岂世真有此神奇之术欤？

友人有于成都博物馆曾见七杀碑者，谓其文略异，无七余字，有谓原碑已为清廷捶仆，未知孰是，而蜀人至今指杨展遗迹“万人坟”，及七雄义烈掌故，奚能道之，余摭拾《花溪渔隐》所述，兼采各家笔乘，故老传闻，综合七雄事迹，演为说部，而删其怪诞不经者，并据《花溪渔隐》之说，以《七杀碑》名书，志其所由起，此七雄当明末之世，联袂奋臂，纵横川南，保全至众，而卒扼于闆冗大僚，自剪羽翼，身为国殇，全蜀因而糜烂，事至壮烈，可泣可风，作者余生烽火，冻墨磨人，文字游戏，聊遗岁月而已。

民国三十八年春朱贞木识于析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