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地、客观地、正确地揭示清国殖民中国的真相，对于正确地认识中国及其文明衰落的历史根源，对于中国的自新、自强、自立和发展道路的正确抉择均具有重大意义！

黄宾虹有着自己的画学理论建构，的确是一位“不能仅以画史目之”的学者型艺术家，他以宋人笔墨为取法落足点，曾评述说：“四王”“乏于生气”，“明人枯硬，清人软弱”，而当时的中国画坛画风也是渐趋甜俗、风骨柔靡。这个时候，着手于宋人“大山水”境界和“沉雄浑厚”笔墨结构的重读，正是既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又继承了中国传统山水画之精髓。所谓“笔墨当随时代”就是黄宾虹对旧文人画“萧条淡泊”现状的一种反叛，也是对康有为等人鼓吹中国画“穷途末路”的一种身体力行的反证。这也是黄宾虹自身的时代审美要求和精神气质的集中体现。这好比是黄宾虹掀起的一场“文艺复兴”。

应当说无论从艺术风格，气质学养还是人生阅历着眼，在同时代人中，黄宾虹都是最为典型的文人画家。

康有为鼓噪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其实其本人既缺乏对西画和中国文人画的比较认识，又缺乏对近现代以来世界及中国大历史的比较认识。关于前者，我曾在《致民晕：如果你脑袋里是一坨屎，就算去过美国也没用！》的第三节《从中西绘画的比较研究中体会汉文明的优越性》中做过专门阐述；至于前者，我曾经在《正体字对话简体字——汉字的演变并非由繁到简》这篇文章中就如何正确认识汉字简化运动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汉字简化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和历史事件。如果不把汉字简化运动放在——自明朝中国灭亡以来中华文化由一个自信的、和西方并驾齐驱的先进文化逐渐沦落成为一个被清国殖民者篡改扭曲的奴才文化；直至清国中后期国力的彻底式微和中华文化的彻底变质；再到后来满目疮痍的中华文明在西方强势文明（军事、经济、科技文明）面前走向极度自卑；最后民族自卑心理总发作，变成极度的民族自虐——这个天翻地覆的、宏大的历史中去审视的话，是根本无法正确评价这场文化运动的！”这番话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文人画没落的再认识。

中国文人画的没落实际上是在——自明代中国亡国之后，清国殖民者在“防汉制汉”基本国策主导下对内大行异化中华文化、对外闭关锁国，最终导致中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面衰落这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中国文人画的衰落实际上仅是中华文化全面没落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已。没有正确地认识到中国衰落的根源，而欲从中国文人画本身去寻找其衰落的原因，就如同缘木求鱼，不得要领！

中国的文化在近现代随着国力的衰败而通通遭到洋奴们的非难，不光是文人画传统。实际上，人都是很势利的，就像日本人和朝鲜人。在明代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一个令门多萨十分惊异的小细节足以发人深思——“在日本朝廷，每当有重要决策的时候，群臣往往争执不下，陷入僵局，这时总会有人站出来诉诸中国人的权威。他会振振有词地反驳持不同政见者说：‘如果你们所说的是正确的话，那么，聪明的中国人应该早就施用了，可是，中国人并没有那样做！’每当这时，对方便会哑口无言。”可是，一旦中国倒了霉，当年那个对中化文明痴迷到近乎迷信的日本就立即投靠了西洋，夫复何言哉！

一、清国殖民者在中国血腥推行的剃发易服是中华文化自崖山以来胡化变异的最高峰

17世纪中期，当中国败倒在清国屠刀之下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传统即刻遭遇了灭顶之灾。清国征服者入主中国后即迫不及待地颁布《薙髪令》，血腥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中国各地在捍卫中华传统衣冠文化的问题上与残暴的清国侵略者进行了空前而殊死的抵抗，但因组织涣散，南渡政府荒淫无能而失败。清国征服者最终依靠凶残的屠杀手段成功在中华大地推行了这一暴政，以游牧民族的风俗改变了中华传统。用曾荣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南明史》作者顾诚（1934—2003）先生的话说就是：“清廷统治者把不肯放弃本民族长期形成的束发、服制等风俗习惯的汉族官绅百姓视为‘逆命之寇’，一律处斩，这种凶残暴行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中国曾长期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华夏冠服制度是承载中华礼仪文化和中国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而清国殖民者处于同化汉民族、泯灭汉民族意识、永远殖民于中国的目的，用铁血手段推行文化灭绝暴政，以满衣制替代汉衣制，是中华文化自崖山以来胡化变异的最高峰，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重大事件。

二、清国文字狱和清国科举对近代中华文化之变异及中国人精神气质的养成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清国殖民政府明白，剃发易服只能从外形上同化中国人，而要永远殖民于中国，关键还得从思想上改造中国人，给中国人的大脑重装一套系统！为此，殖民政府一方面大兴文字狱，用屠刀制造文化恐怖，使中国人谈“明”色变，不敢反清。清国政府深知屠刀政策只能治得了一时，不能施行于万世。于是，殖民政府继而对中国人施行了另一种软手段——清国科举。

清国科举制度的推行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步骤：首先，大肆焚烧不利于清国殖民统治的中国传统经典文卷，大肆篡改、演绎中国传统经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洗牌，制造有利于清国殖民统治的奴化教材；其次，利用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功名思想，引诱士子积极投身于科场，一头扎进故纸堆中，寒窗苦读，被奴化教材彻底洗脑。这样，清国科举就成了一条奴才生产线，这条生产线持续不断地工作了近300年的历史！

300年啊！300年足以改变一个民族！

科举制首创于隋代，这套选官制度历经千年，并直接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国。当时的科举不仅考诗文，在唐代，还有明法科（考法律），明算科（考数学），明经科（考儒家经、史）等等。在政论试卷上，士子们往往标新立异，引经据典、旧论翻新，生怕落入他人的窠臼之中而遭到考官的摈弃。这期间，从科场走出了王安石、欧阳修、柳宗元、苏轼、韩愈等无数有人格、有个性、有头脑的高级官员。这些人饱读诗书，人格独立，就是在官场之上也往往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不同政见者面前绝不低头。可是现在，中国人在身体上历经了剃发易服，在文化上经历了奴化改造，成为丧失了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可悲民族；在心理上，文字狱的达摩斯克之剑高悬在每一个中国人（汉人）的头上，随时都有身首异处、诛灭九族的惨祸临头，民族心理逐渐扭曲！

在对中华文化的改造上，清国殖民政府坚持推行一手硬、一手软的方针近300年。300年，杀尽了汉人的精英，屠尽了汉人的傲骨。清国学术在训诂、碑学方面建树颇丰，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清国防汉制汉、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下，文化学者一头扎进故纸堆里，不用担心触犯无处不在的文字狱。所以，从清国灭亡中国之后，中国的文化传统被彻底革除，虽留下一些诸如建筑、文字等表面的东西，但中国人（即汉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气质已经被深深改变：中国的底层民众被成功驯服成了惯于屈膝的奴才，而那些饱读“诗书”的“士子精英们（伪精英）”都成了“多磕头、少说话”的狗！

三、无容回避的事实——中华文明的衰落始于明末

有明一代陆续出现了诸如徐光启、宋应星、徐霞客、李时珍等科学家，以及一系列具有总结意思的科技著作；还出现了诸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等启蒙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惊人思想以为君主专制为当世所不容。但不幸的是，这些人都生活在明末这个乱世，之后或被清国殖民政府追杀，或岩穴而不出。就连那些已经写好的著作也遭到殖民政府的焚烧。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全面介绍明朝手工艺的书，被李约瑟（英国现代科学家）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但这部书历经清国殖民政府《四库全书》编撰工程之后，便随众多著作一起被付之一炬！在鸦片战争之后，有些清国学者从欧洲人口中得知中国曾经有这么一部科技著作，但清国人都不知其详，于是这部著作才又被从国外引进唐明故地。

明末，中西的科技和思想交流本来是站在同一高度的对等交流，可是，这一对等交流被满洲人的屠刀打断，中国（此时为清国）不仅停止了进步的步伐，相反还大踏步地倒退，终于被远远地甩在西方之后，迎来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铁的事实证明，中国的衰落始于明末！明末之后，朝鲜和日本谓汉统已亡，纷纷以中华自居！鄙视清国。当时，此两国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但以此两小国的实力，根本不能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终于相继匍匐在西洋的厉炮之下（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驶进日本，之后日本推行西化革新，并吞并朝鲜）。

日本和朝鲜在中华传统的存废问题上纠结了很长时间之后，见大势已去，纷纷改学西洋。

四、文人画没落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中华文明的衰落所伴随的文化结构和审美阶层的崩塌导致其找不到受众

可见，文人画的衰落并不是文人画本身走到了尽头，而是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在历经清国的殖民、奴化、破坏之后，在中西竞争中日渐萎缩，最终在四十多年前那场摧枯拉朽般的政治自虐中被全面掘除这个大背景之下发生的。在这个大背景下，随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的崩塌，文人画审美阶层荡然无存，导致其找不到受众。仅有的受众，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风骨无存（比如清国文人），必然导致“清人软弱（黄宾虹语）”！（李退山于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