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去世了，他获得了铺天盖地的悼念。金庸先生的影响力是配得上如此规模的悼念的，“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他为整整一代人提供了精神食粮。

1885年，法国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雨果逝世，法国人民给予他国葬荣典。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等伟大作品，至今仍然是法兰西人文精神的象征，是法兰西的骄傲！1935年，鲁迅去世，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鲁迅先生也是配得上这份荣耀的，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那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而历史已经证明，没有新文化，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

在没有鲁迅、没有雨果的时代，金庸先生占据了他们的位置。这对金庸先生来说，是一种幸运，但对中国来说，却是一种尴尬。

金庸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香港的媒体上连载武侠小说，1972年就宣布封笔，退出侠坛。当时他的影响主要局限在港台、东南亚的华人聚集区等。八十年代之后，金庸先生的作品开始在内地流传，九十年代趋于极盛，一度到了无人不谈金庸、不谈金庸即意味着文化上的落伍者的地步。

金庸先生的极盛，的确和时代大背景有关。

从那个时候开始，二十世纪漫长的中国革命以及与中国革命相伴而行的革命文化，终于开始退潮了。理想主义的宏伟蓝图、革命浪漫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文学与文化，以“断崖”的方式急剧退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出现了巨大空白。空白总是需要填补的，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也就排闼直入。

杨子荣、少剑波、洪常青们黯然离场，聚光灯也就转向张三丰、郭靖、甚至葵花宝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金庸先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虚。

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文学虽已退出，但已经塑造了几代中国读者的欣赏口味，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恰恰具备了这种口味。打个比方，超市里经常会售卖各种水果口味的口香糖。这些口香糖并不是水果，但却具有水果的口味。如果说革命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是水果的话，则武侠小说就是水果口味的口香糖。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大受欢迎，还和这样两个因素有关：

其一，是精英主义的再度崛起。

武侠的妙处在于精英包打天下，无须发动群众就可以除暴安良，匡扶正义。武侠只追求惩罚秩序中的坏人，从来不对秩序本身提出挑战，所以武侠历来都是“捕快”的补充，也是秩序的一部分。在西方文化中，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侠盗佐罗，也都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武侠满足了精英的自我想象，也给了精英安全感，精英也乐得给武侠小说相应的地位。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其实连劫富济贫的罗宾汉色彩也很淡，更多的不过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侠客之间的恩怨情仇罢了。

其二，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大规模进入内地同步，内地经历了一个从“单位社会”（或者叫“共同体社会”）向原子化社会转型的过程，期间伴随的孤独感、被抛弃感、无依无靠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深刻焦虑”。武侠小说抚慰、缓解了这种“深刻焦虑”，至少你还可以幻想。尽管你在现实中举步维艰、处处碰壁，但可以在想象中纵横四海、快意恩仇。

不是吗？“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而成年人居然还需要童话，可见现实是多么严峻、甚或严酷了。

金庸先生已逝，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大侠一路走好！你给失落彷徨中的一代人带来了安慰、安慰和安慰，也给他们带来了快乐、快乐和快乐！这就够了，你会永远被缅怀！

我们会凝视你的背影，再见！中华民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今后我们需要的是鲁迅，也需要雨果！（2018年10月31日于日本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