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就点明了赵书多法而少意。董氏所言,并非谬见,赵氏书风,大抵如此。赵书之缺失之处,正是董其昌所言的“熟”而未能“生”,而这自然成为董氏增强自信的重要落脚点。因此他直言:
赵吴兴(孟頫)大近唐人。苏长公天骨俊逸,是晋宋间规格也。学书者能辨此,方可执笔临摹,不则纸成堆,笔成冢,终落狐禅耳。[28]
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29]
董其昌几乎以量化的方法,来比较自己与赵孟頫的水平及各自的艺术意境,这一方面无疑抬高自己的声誉,同时我们也可窥知董其昌想为世人展现的书法面目,不仅仅是他对于习书理路的纯熟,更重要的是显示自己能在“熟”的基础上的境界超越。
然而,董其昌并非一味的贬赵,在某些方面甚至对赵亦有叹服,这从下引可以看出:
雅不喜赵吴兴书,近有老广文戴公自岭表归,装中贮吴兴小楷《内景经》一卷数千言,少一百九十字,俞紫芝补其末,绝类杨上真,乃吴兴生平神品,颇恨晚而获见。唐人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奈之何![30]
赵孟頫几乎成了后人观照董其昌的坐标,如钱谦益赞董书时,便不忘拈出赵,其诗有句云:“玄宰天然翰墨香,半庵博雅擅青箱。残膏剩馥依然在,约略流风近子昂。”[31]明清鼎革时,南明弘光政权又为董其昌补谥,“以风流文物,继迹承旨(赵孟頫),得谥文敏。”[32]赵董皆受谥“文敏”,似乎是隔代之因缘,若二人有知,不知各作何想?
赵董书法,皆臻神妙,实为晋宋以来帖学的两座高峰。这种神妙的共同基础,即是二人学书的久久纯熟。然由“熟”而“生”,则如禅家修持,各有境界等别。后人虽然对他们纠缠不休,然客观地说,董对赵的或抑或扬,都可暗示他的胜赵之处,而其中的关捩,即是董的“熟”而后能“生”。
清初查慎行有诗句云:“勿论热熟与生疏,闭户多时出少车。”并自注:“禅家有热熟处求生疏语。”[33]查慎行的书法也属董书馀流,虽品味难入董之堂奥,然禅味犹有所存。由是观之,查氏所言,实有所自。比照前述,此“热熟处求生疏”,用以考察董书,则不仅具“熟”的工夫,更有“生”的见地。由此也可探知董氏书法的内化之道,并可原其“字须熟后生”理论的禅悦背景。
三、平淡自然:“熟后生”的艺术化境
黄惇先生认为:董其昌所谓的“熟”可以看成是于古人书法中得到的“他神”,“生”则可看成是超越古人的“我神”,而此谓“生”,即“别开生面”之谓。[34]因此,体现在董其昌的艺术精神上,一方面是风格上的无他,另一方面则是性情上的无我。故其自负,正因有此二等境界的妙契,也成就了他基于禅悦品格的平淡和自然。正如憨山禅师云:
世情浓厚,习染纯熟。熟处难忘,故触之便发。故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若以彼易此,则生处自熟,熟处自生;生则疏,疏则远;远则澹,澹则忘。忘则不暇求脱,而自不缚矣。久之而此心泰定,则目前千态万状,视之若空华水月,阳焰冰河,本无可缚著,又何求脱耶?[35]
此言“生处自熟,熟处自生;生则疏,疏则远;远则澹,澹则忘”,即以“生”破除“熟”的习染执著,逐渐由生而疏、而远、而淡、而忘,步入一派高明透脱之境。“而自不缚”,正是生命的洒脱自然状态。是故,借“生”与“熟”的话语,也可大有助于人生意义的诠释。
儒释道之会通,成就了中国文化多元、多向和包容的特征,也催生了艺术精神的调适性格。以儒家为本体、以释道为性情,是贯穿中国艺术精神的主线。因此,中国艺术一个重要的生命质素,就是在儒家中道的主旨下,追求一种中和平淡的境界,而这境界,正是佛家所向往的本体智慧。这也正如董其昌所言:“般若种子,有生有熟。循业发见,亦繇此方。”[36]如果撇开绘画理论不谈,单从书法方面来观照,则董其昌所谓的“字须熟后生”,正是他智慧(般若)的艺术体现和心态表露,故陈继儒在为《容台集》作序时,即以“平淡自然”为其生命特质而展开论述,而这种特质也是董氏艺术风格的主要特色。陈继儒高度评价他:
温厚中有精灵,萧洒中有肃括。推之使高,如九万里垂天之云;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刊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37]
姑且不论陈继儒序文中的谀词,其以老、熟、离之境界提升,论及董其昌之“平淡自然,而浮华刊落”以至露“大人相”(即佛相),已诚有所自,甚副董氏之实。如陈继儒所言,董其昌的平淡风格,正是基于“熟”、“离”而升华。实际上,“离合”之关系,亦经见于禅悦话题之中。如董其昌曾以禅道论及书道云:
大慧禅师论参禅云:“譬如有人具百万赀,吾皆籍没尽,更与索债?”此语殊类书家关捩子。米元章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气力,不离其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以离者,非欧、虞、褚、薛名家伎俩,直要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那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38]
离者,别也;合者,同也。董其昌由“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即谓境界之高层,不是能合,而是能离。董氏因此而推论杨凝式之能解其窍,而赵孟頫之未明其理。所指论的核心,正是在于是否能洞见书道之“离”,可见离合之道,正如生熟之境。而所谓“神”“妙”之论,乃合庄禅之境,是中国传统艺术品评的常用话语,神品至上,妙品次之。[39]如陆树声谓:“书画自得法,后至造微入妙,超出笔墨形似之外,意与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处。此正化不可为,如禅家向上转身一路,故书称墨禅,而画列神品。”[40]大意通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