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禅风的大盛，乃基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成熟圆融背景，在文人士大夫们的心性言说之中，禅味尤显。随观明人文集，关于禅悦修习、士僧交游诸事，俯拾皆是，故陈垣先生总结云：“禅悦，明季士夫之风气也”。[①]本文所关注的人物董其昌（1555～1636），正是此风的重要引领者。在晚明多向的文化思潮之中，董其昌的理论创见和艺术实践，多是本于禅悦性情而发，并借以体现其艺术的风格特征和精神气质。

一、董其昌的游戏禅悦

士人之于禅悦，除了崇佛参禅的基本工夫，更在于体悟禅理与人生际遇中得失悲欢的性情相交。当功名落第、仕途失意、优裕突丧、身世不济等变故都从激变的社会现实中凸显出来时，向禅甚或逃禅，在有意无意间便成为了士人们的首选。如董其昌落第后，感悟颇深，尝自述体验曰：

余始参“竹篦子话”，久未有契。一日，于舟中卧念香严击竹因缘，以手敲舟中张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从上老和尚舌头，千经万纶，触眼穿透。是乙酉年（1585）五月，舟过武塘时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归，忽现一念，三世境界，意识不行。凡两日半而后，乃知《大学》所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②]

就如董其昌之号“香光”，筑“画禅室”，所名皆借佛语：“香”乃戒定慧香，“光”乃照破无明；“画禅”则以禅思涵泳画境。他还在其《容台别集》中专列“禅悦”一章，随录心得，时发感悟，陈继儒说他“独好参曹洞禅，批阅永明《宗镜录》一百卷，大有奇悟。己丑（1589）读中秘书，日与陶周望（望龄）、袁伯修（宗道）游戏禅悦，视一切功名文字直黄鹄之笑壤虫而已”。[③]董其昌就如晚明文化的一个符号象征，映射出了当时士人群体的精神风貌。

晚明士人与禅衲交往甚频，他们煮水品茗，闲坐清淡，其间既有诗文唱答，也不少书画应酬。而一有所悟，相契拊掌，不徒一时之欢，亦属时尚之好。董与高僧紫柏真可（达观）、憨山德清（澄印）等人多有交往，并深受影响。如他回忆紫柏禅师向他求序之事云：

达观禅师初至云间，余时为书生，与会于积庆方丈。越三日，观师过访，稽首请余为思大禅师《大乘止观》序。……余谓此足以报观师矣。昔人以三转语报法乳恩，有以也。[④]

“紫柏名振东南，缙绅趋之若鹜”，[⑤]董其昌正是这趋鹜者之一。他以作序求报佛缘，实亦为报紫柏禅师之厚谊。时人沈德符记述了董其昌与紫柏禅师关于阳明心学讨论之事云：

董思白太史尝云：“程、苏之学，角立于元祐，而苏不能胜。至我明，姚江出以良知之说，变动宇内，士人靡然从之，其说非出于苏，而血脉则苏也。程、朱之学几于不振。紫柏老人每言，晦翁精神止可五百年，真知言哉！”[⑥]

晚明阳明心学与禅学的相互发明，乃是涌动于当时文艺思潮的一个显著现象。二者思维和理念的互动，成为士人生存哲学的主流趋向。如董其昌所言：“禅之所默者，‘知’之一字也。文成（王阳明）则易之曰‘良知’，而面目毕露矣。”[⑦]可见阳明良知之学的援禅入儒，于董氏的哲学理解中也多有契同。钱谦益也直言“本朝理学大儒，往往假禅附儒，移头易面”，进而论及董其昌的禅境云：“公……亲承紫柏大师，受其碪锥，染神刻骨，故其微词绪言，发皇宗教，殆欲披衣得珠，吸水择乳，视今之开堂付拂持瓠子相印者，迢然如楹之与筳也。”[⑧]褒誉有加。

董氏与憨山禅师互有酬倡，如他画扇赠与憨师，上题诗：“参得黄梅岭上禅，魔宫虎穴是诸天。赠君一片江南雪，洗尽炎荒瘴海烟。”[⑨]憨山还受董其昌赠画，并有诗答曰：“五台三伏天，江南腊月树。孤踪空里云，余生草头露。寒热本无端，南北任去住。随地足清凉，此中何所慕。”[⑩]董其昌曾作“题词”，内中云：“今将远寻庐阜，问法憨师，孤云何依，明月独举，虽多求友之情，宁无怀璧之虑哉！”[11]诗文之中，处处机锋，可见二人之心性相通。万历戊子（1588年）冬，董其昌与唐文献（元徵）、袁宗道（伯修）等人会于龙华寺，一起与憨山禅师有过关于儒佛二家精神旨趣的夜谈，可显他对憨山学问德行之景仰。士僧之交，实乃晚明盛行之风气，故陈垣先生云：“万历而后，禅风寖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12]此可一证。

董其昌之禅习，也深受李贽影响。如他曾与李贽会于寺庙，略作交谈，则彼此所趣竟然契合。他记载道：

李卓吾与余，以戊戌（1598）春初，一见于都门外兰若中。略披数语，即许可莫逆。以为眼前诸子，惟君具正知见，某某皆不尔也。余至今愧其意云。[13]

四库馆臣在为《画禅室随笔》作提要时，认为其中“禅悦”一章，“乃以李贽为宗”，并借此讥讽道：“明季士大夫所见，往往如是，不足深诘。视为蜩螗之过耳可矣。”[14]李贽是王学左派，也是禅悦中人，被目为“狂禅”，为世之“异端”。四库在此严批董氏，恐为辟李贽之说（如《四库全书》就拒收李贽文集），进而连带董氏。

佛教自传入中土，便与本土宗教相互摄化、互为表里，儒释道三者的价值意义，因之而寻得共通。禅悦之趣如经世之学，是士人生活和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晚明，因有心学思潮的融入，表现则更为典型。禅悦，已近乎成为晚明文化生活中一个独特的流行方式。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未真正超越体验而直入心体，一则因商业风气的浸染，互相之间聊以此显其博雅广识；二则未能藉以作艺术生命的文化反思，而多流习浅薄，遑论洞见发明。故晚明禅风常为后世诟病，当有所因。然而，这种情势也在标示着晚明文化转向的潜流，董其昌正是此中极具自觉意识的人物。他的文化理念，也多是基于其禅悦体验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