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的民国大修，衍圣公孔德成主持，专门设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孔德成任总裁，由族长孔传蜻等三人主持日常工作，谱馆有职员66名，另有一些勤杂员役。修谱时，衍圣公府要先行制订条规、颁布榜示，制订统一格册和修谱誓词。然后择吉日举行仪式，告庙致祭后，各执事人员进入修谱的专设机构纂局内办公。族谱纂修完成，要在孔庙举行隆重的告祭仪式。

孔德墉有香港的绿卡，出国、到台湾比较方便；身为商人，可以提供修谱需要的大量前期资金；和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未出五服的兄弟，骨血相连。在21世纪修孔氏家谱，对负责人要求颇多，孔德墉恰好拥有这些条件。

“一开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我，很多人心想，你孔德墉凭什么修谱？”孔德墉说，“那时候我每到一处，总有宗亲问我，你认识孔德成吗？我说那是我大哥。人家又问，他同意你修谱？我说同意，人家半信半疑。我只好说我们兄弟之间是不是还要签个合同？”

孔德墉摊了摊手。

孔德墉和孔德成的关系，说来话长。要从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说起。孔宪培娶了乾隆皇帝的女儿，但是没有子嗣。把二弟宪增的儿子过继膝下。

“这是孔府的规矩。孔宪培兄弟五个，如果老二也没有子嗣，那就过继老三的，如果老三没有再过继老四的，如果兄弟五个都没有，那就过继叔伯兄弟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大家争夺嫡长子的地位。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谁也争不了。”孔德墉说。

“孔宪增的儿子孔庆，也就是第七十三代衍圣公，是我们家的人，不是孔德成家的人。”孔德墉说的并不完全对，孔庆既不是孔德成家的人，也不是孔德墉家的人，而是他们共同的祖先。

1980年代，孔德墉定居香港之后，开始和身在台湾的大哥孔德成通信。信都是通过孔德成在香港的一个学生带的。有一次，那个学生喝多了，跟孔德墉说：“你大哥怀疑你呢。”

“我去香港的时候，都五十三了，还出去干什么？这确实容易招致政治敏感的人的怀疑，怪不得大哥孔德成会怀疑我去统战他。”孔德墉解释说。

孔德墉听了很生气，一赌气，再也不和大哥联系。1996年为了修谱，孔德墉去了台湾，大哥孔德成一见他就说：“怎么过了16年你才来看我？”

孔德墉气鼓鼓地说：“我这次来也不是为了专门来看你，我有笔生意，在台湾，需要我过来处理，就正好来看看你。”

然后叙旧：家乡怎么样，哪些人不在了。兄弟两人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只谈亲情，不谈政治。

说到修谱，孔德成连连赞成。但是，不谈政治的兄弟情谊，还是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孔德成自1990年代受聘总统府资政，2000年，民进党执政，2002年，孔德成续聘总统府资政。

2005年的时候，孔德墉到台湾去。孔德成突然对他说：“以后修谱的事别跟我谈。”孔德墉一愣：“怎么啦？原来我跟你说过，这事是我替你干，我凭什么修啊，你才是宗子。我还跟你说过，你这个衍圣公不简单，1937年你修过一次，这次又修一次，你一辈子能修两次谱。我还跟你说，你挂帅。谱上印的是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主修，我是副主修，你怎么能不修？”

“唉，咱俩不是单独说过吗？我不能修。”孔德墉很诧异：“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后来才了解，他大概受到了一些民进党的压力，2007年，让儿子代替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大概意思有四点：一是开放以来，他从未涉足中国大陆，二是以后也不打算回老家曲阜，三是家里谈修谱的事，那已经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四和孔氏族人很少联系。”孔德墉说。

开弓没有回头箭，此时，孔德墉在修谱上已经花了将近10年精力。何况，他知道大哥此举，只是碍于海峡彼岸的政治环境，并非不想修谱。果然，此后，孔德成并没有向弟弟表示不要修了。2008年，孔德成去世。

修谱需要的资金多达一千三百万元人民币，收来的入谱费根本不够。但是这难不到孔德墉，因为他拿得出来。

1980年代，夫人身患绝症，孔德墉为此背负重债。如果不去香港，经济无以为继。

内弟是做皮草生意的，初到香港的孔德墉依靠做皮草，赚到了第一桶金。

当时，中国的塑料机械刚刚起步，完全依赖进口。而大陆从日本明河社进口一台机器要16.8万人民币。孔德墉从中国轻工业部的朋友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

通过中国驻日本使馆的帮忙，孔德墉得到日本十大企业之一伊藤忠的邀请。不懂日语，找了两个正在读书的研究生做翻译。

到了伊藤忠，看到那里悬挂着中国国旗，孔德墉想：不是有什么外事活动吧。其中一个人说：“我去问问。”问了之后才知道，就是为了迎接他们的。

伊藤忠的欢迎仪式很隆重，光部长就去了20多位。孔德墉一看那阵势，输人不输阵，对那两个翻译说：“你们好好给我翻译一下。”

伊藤忠的一个部长，跷着二郎腿，拿着烟，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听说你是孔夫子的后代，士农工商，孔夫子把商排到最后一位，他轻视商业，你现在经商，不怕你们老祖宗生气？”

“也不见得，孟子说孔夫子是圣之时者也。他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进化而进化。也可能孔夫子到现在做国际贸易做得要比我好。”

掌声如雷，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

孔德墉说明来意，伊藤忠的代表说他们在大阪有生产塑料机器的工厂，如果孔有兴趣，可以派人跟他一起去。

午饭时间到了，伊藤忠的部长要请孔德墉吃饭，和翻译说：“我们能不能请孔先生吃顿便饭？”

这一次轮到翻译牛气了：“不行，大使馆今天找孔先生有事。”

“那晚上行不行？”

“晚上更不行，孔先生有个宴会要参加。这样吧，我跟大使馆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中午的时间给你们。”

翻译去了洗手间，转身就出来了。告诉伊藤忠的部长：“和大使馆联系好了，把中午的时间给你们。”

到了大阪，看到伊藤忠的机器，规格比轻工业要求的高很多。孔德墉一问价格，5万块人民币到香港。

“你们会卖到中国吗？”

“不会，我们只卖给你。”

又谈了三天，把价钱谈到了四万五。

当时两个翻译对孔德墉说：“老孔，发财了。”但孔德墉没有那么干，他卖给轻工业部的价钱是六万八。当时孔德墉跟轻工业部的朋友说：“我是中国人，不能骗你，六万八给你，包括送货，安装，试机，每台顶多赚八千块。”后来他成了伊藤忠在中国的独家代理。

修谱的前期资金，很大一部分由孔德墉自掏腰包。而他的生意经，则是他生意成功的坚实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