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军就是排长的孔德墉，心里对他还有点不以为然：“张排长，你说我是地主，是不了解情况，你搞过土改没有？我搞过土改，土改怎么划分？解放前三年、剥削量百分之三十。而1945年我就离开孔府了，再说孔府一亩地一年收八分钱，这是我在账本上看到的，一年收八分钱怎么够得上百分之三十？”

“你们家有颐和园式的大花园！”

“我们家有个花园是不错，但是跟颐和园没法比，连颐和园的百分之一都没有。不信你去看看。”

“那你们家有多少地？”

“我家没地。孔德成没有分给我。我家在孔府一直是供给制。生活用品都是按时发放的。我吃饭四菜一汤，孔德成是八菜一汤。我连钞票都没有见过，买东西是仆人去领了钱买的。”

不欢而散。孔德墉嘴上没有服软，但是看那阵势，心里却在打鼓，悄悄地让同事第二天从家里带被窝过来。

没想到，第二天没有消息，第三天也没有消息，然后竟然没有消息了。后来才知道，这事被报到了一个军代表那里，被制止了。

“我看那个军代表，还真是有些水平哩。”孔德墉悠悠地说。

孔德墉再回到家乡，已经是改革开放年代。一个朋友到曲阜去玩，无意中说起他认识孔德墉，在旁边的副县长听了，马上跟他说：“你能不能给带个话，让孔德墉先生回来看看，听说他‘文革’受了委屈。”

孔德墉提了三个条件：第一，不住孔府；第二，不见父母官；第三，不接触新闻媒体。然后一个人坐着火车回到曲阜。去曲阜时，孔德墉带了个相机，准备拍一些照片寄给大哥孔德成。

在曲阜，中午的时候，孔德墉一个人背着相机，找了个包子铺吃饭，正在排队，一位老者走过来：“您是墉少爷吧？”

“我是。”

“您不认识我啦？我是海林家的人啊，那时候海林老上您家，都是我接他。您怎么在这儿吃饭不到孔府吃饭啊？”

老者让孔德墉坐下，端来包子。吃了饭，又把他送到孔府。

孔德墉到那里去找的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一个朋友，朋友不在，孔德墉在孔府门口待着，不进孔府的门。

到了下午，那人回来了，县长也跟着来了。

县长说：“您回家不上孔府怎么行啊，您不上孔府我们怎么交待。您还得上孔府。”

孔德墉被安排在西路的弘和轩后面的一个房子，过去是父亲孔令煜办公的地方。

负责整理孔府文物的专家也趁机向孔德墉请教问题——

“石生是谁啊？”

“是我。”

“那星源是谁啊？”

“是我。”

“那红萼公子是谁啊？”

“还是我。”

这些，都是专家们在整理孔府留存的练习本上看到的奇怪的名字。现在，“真相大白”了。

孔德墉也突然感兴趣了，他提出想看看自己当年的练习本。

得到的回答是：“很抱歉，不能。”

后来县长建议出去玩玩。一辆上海牌汽车开来了，前面还坐着警察。孔德墉一看，挺反感：“我刚从牛棚里出来，你们怎么又叫警察，咱能不能不叫警察。”

县长解释：“您不知道，现在还有反孔势力。”

孔德墉说：“那也不行，太别扭了。”

后来换了一个汽车队长。上尼山，汽车队长还带了两暖瓶水。孔德墉问：“这是干什么？”汽车队长说：“您别问了，领导让带的。”后来才知道，是怕人放毒，所以自己带水喝。

到了孔林，孔德墉才知道那些人说得并不假。头一天刚修复起来的孔子墓，第二天就被人毁平了。

自然而然，孔德墉问到了孔令贻被曝尸的事，县长说：“哎，没这回事。”

从第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五兄弟繁衍，到孔德成，德字辈的近支有22人，孔德墉找到17人。一提重修家谱，大家都热烈赞成。

“我一看，原来大家都赞成，就我一个人反对，也不反对了。就开始准备修了。”孔德墉说。

1996年10月1日，孔德墉到了台湾，找到孔德成，商谈重修家谱。历经种种运动，孔氏家族还保持着自己的规矩：修家谱，是宗子衍圣公的事情。别人修，要征得宗子的同意。

一说修谱，孔德成连说了三个应该修。“可是怎么修法啊？哪来的钱？现在再修，可是天文数字，又经过了几十年战乱，你怎么联系啊？”

“现在有有利条件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交通发达联系方便，不利条件是政府不会支持我，我也不会找政府。”当时的台湾和内地还存在不少隔阂，孔德墉没和大哥孔德成透露实底。但是在之后的修谱岁月中，他确实没有向政府要过一分钱。

“当时在台湾我就跟孔德成谈到了韩国人入谱的问题，之前韩国的孔子后裔从来没有入过谱，现在已经八百年了，这次一定要把韩国人吸收进来。但是女性入谱没敢谈，如果他要是不同意这事就干不成了。”孔德墉对记者说。

两年之后的1998年3月，关于修谱的事情已经开了三次筹备会。第三次筹备会开完，孔德墉去了一趟民政部，说明来意：因修家谱想成立个机构。民政部答复：“对于修家谱，我们是既不反对，也不支持。”

“只要你们不反对，我们就当个文化事业来做吧。”

“是，你们这个家族不是一般的家族，应该修。但是建国以来有两百多万个社团，鱼龙混杂，现在正在清理整顿，停止成立。你们修家谱还要成立机构？”

“孔子后裔遍及全世界，我不成立机构怎么干？我在香港成立机构吧。”

“那没问题。”但是民政部要求，在香港成立的机构，如果在内地搞大型的活动，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内地社团联合开展，孔德墉想到了谷牧领导的国际儒学联合会。

其实，在民政部注册通不过是孔德墉意料之中的，早在2月份，他就已经在香港注册了机构，机构的名称叫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

孔德墉找到谷牧，谷牧赞成，但是非常谨慎。按照程序，谷牧让孔德墉递交一份报告给国际儒学联合会。谷牧特地告诉孔德墉，不要说修谱，只说要求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一个孔子世家谱牒课题研究组。

1998年5月，孔德墉因事到北京，谷牧正在香山召开“孔子与人论”的会议，会议已经接近尾声，听说孔德墉来了，谷牧让他立刻赶往香山。

“你看到没有？”谷牧指着会议的条幅，“开这个会，打了好几次报告才通过。所以现在你千万不要说你是修谱，外面要是问你，你就说我们叫你去调查，调查了登记表是给我们研究的。现在还有‘左’先生，如果给你向中央写封信，你就夭折了。这几年你就默默无闻地做这件事吧。”

但是孔德墉要造造势，否则修谱的工作难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