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野蛮的深层，才能理解华夷之辨，和历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正义性与优先性，以及华夏文明的优越性。

人类发展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态，一种是有独立地权、劳力、产权和贸易的普遍私有制生态，这种生态起源是自耕农文明，并发展为商业、工业、信息文明，为保护这种独立而就近结合，形成互助的民族主权及其行政机器，并为驾驭这种主权机器而从阶段性的家族世袭，走向选贤与能的竞争监督，这就是世界上唯一从普遍私有制的原型（礼运大同篇黄帝时期）传承下来的华夏文明的轨迹，以及她启蒙其它地域、民族和制度，接近于此文明原型的历程。

另一种是游牧渔猎生态，即以破坏普遍私有制，对独立的地权、劳力、产权和贸易进行掠夺、压迫，对保护这种独立的民族主权进行侵略、奴役，从自身部落开始形成最初的奴隶制共同体，全体成员皆机器零件，再扩张这种共同体，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和民众，并通过汉奸，制造被征服者的阶层撕裂、等级隔离，抹去被征服者团结抗争的历史记忆，让被征服者处于长期的原子化一盘散沙，并接受奴隶制的生态习惯，实现全民游牧渔猎化的滚雪球裂变（此即『狼图腾输血论』的本质）。这是历史上胡马南下和近代列强来犯的轨迹，也是华夏文明被几度摧折，又扭曲为赝品让知识阶层把奴性当成国民性的轨迹。

历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为了在国民和奴隶的分野中，在人类禽兽的对立中，用脚投票进行选择，前者选择，自然为黄帝子孙万世崇仰，这也是华夏文明的『祖先崇拜』是精华而非糟粕的根源。从这个深度，才能理解我们的古圣先贤、民族英雄、革命元勋，为何始终在丰碑上享有各自的位置，且直到今天还在不同程度地指引我们的继往开来。也只有在这个深度，我们才能理解华夏文明的复兴潮流永不可遏，万世不竭，唯有我们像战士一样担起责任，才能将一个人的价值发挥到最极致。这也是人生观与世界观价值观的完美合一。

必须认识到绝非什么“几千年传统劣根性、国民性、小农意识”，而是一向充满创造力、民本唯生、自由血性、在崖山之前长期引领全人类的华夏文明，和这种文明浸润的炎黄子孙自下而上的组织能力及其结构发展，被当时空前野蛮的游牧奴隶制铁蹄几次征服摧毁，后又被西方苏联来的空想意识形态强加，先贤们无数次指出这些原因，但今天“知识精英”们还在拿中国传统甚至华夏人种背黑锅，带歪这个民族。这个根本问题不复兴，一切点滴恢复发展的好东西都是稍纵即逝，随时会被夺走，这个问题拨乱反正，一切才能良性循环。

征兵制寓兵于农，才能自下而上举族一心，募兵制非国民军，兵民分化必引胡兵。

汉武半征兵，大伐匈奴，但又行募兵，引胡越骑、属国骑，汉昭引羌兵平益州，东汉引数万南匈兵驱北匈，汉末引羌平黄巾，积至五胡乱华；自武后坏均田，唐也用胡兵，至玄宗乱于安史，唐末引沙陀平黄巢；洪武欲行卫所不成，终明募兵，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洪水滔天；黄埔系与新桂系两分，又蹈覆辙。

而华夏横扫亚洲的贞观和绝地逆转的抗战，源于自耕农府兵和三自三寓，是文武合一的征兵制两大至高典范。

很多人至今吃惊，为何敌我悬殊远远超过宋对蒙元、明对满清的抗日战争，竟然最终打赢了？原因在这里：

侵华日军板垣征四郎，毒辣地看出了中国人在清国近三百年无所不用其极的奴役下，形成的状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这都无碍大局。”——这正是光复华夏的国父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民权初步》序言指出的症结：“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XX有禁……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这也是邹容在革命军里说的：“自秦始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答宇内，私其国，奴其民，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羡可歆之极，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此自秦以来，所以狐鸣篝中，王在掌上，卯金伏诛，魏氏当涂，黠盗好雄，觊觎神器者，史不绝书。于是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游牧腥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虽然汉高祖三尺奋起，覆秦灭楚，建立了社会层面得以活跃组织的帝国，但这种秦制皇权模式，在晋“去州县之兵”，在宋“兵财皆天子，郡县无自专”，几度软性复活，永嘉、崖山、甲申三亡北胡。 当民族英雄们借助世袭皇权的过渡，完成了汉、唐的完整复兴，形成内通阶级、外扫胡虏的民族国家意识共同体之后，后世历次复兴，都是一面追求汉唐伟业，一面走出“帝力于我有何哉”、百姓与社稷无关的家天下世袭皇权，走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共和民权，这在第三次复兴的明朝，尤其后期，出现了主流的非君思潮，顾黄王等先贤，直接成为了后来辛亥革命所援引的民族、民权双重思想先驱。

终于，第四次复兴洪流汇于辛亥革命，在同盟会十六字誓言，始见重生，一方面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方面结束君权世袭，建立民权共和，先贤追根天下为公的起源与传统，以民族国家形成时的考试、监察权，综合了后来发展民权所演进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形成了优越于西方，从华夏文明而来的所谓“中国独有之权”。

因此抗战时期，正如《抗敌歌》所唱：“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合二为一，中国爆发出了空前强大的坚韧精神和持续战斗力，打赢了史上最不可能胜利的神圣之战。这一奇迹，正是拜辛亥革命所赐，国民不再是辫子锁住的鞑清国人，甚至不再是哪个朝代的人，而是黄帝子孙华夏汉的“中国国民”。这在当时，已不是侵华日军幻想趁虚而入的“你国”，而是“我们”。

抗战时，编撰李世民传记激励军民的柳克述，同时有部新土耳其，梳理凯末尔复兴，那个视角可总结20世纪上半叶三大遗产：民族军政护国的黄埔军校之考试监察权经验，民生训政执建国方略的新桂系之选罢创复权经验，民权宪政护法的同盟会KMT（非今日岛民党）之立法司法行政权经验。

所以，只提结束帝制建立共和，不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阉割辛亥革命的意义，同样，只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提结束帝制建立共和，也是对辛亥革命意义的矮化。辛亥的高度，是为了永葆黄帝子孙的民生权益，奋历世之余烈，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双重意义上，形成的总结晶，和新时代的起源。正如中山陵埋葬的国魂所言：“演绎中华数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也”。

百零五年十二月 别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