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学问，不能只看重材料。若只看重材料，便可不要一部一部地去读书。书不要读，只须翻便是。若要一部书一部书地读，便该了解这一作书之人。每一部书应作一全体看，不专是零碎材料的拼凑，不专为得些零碎知识而读书。我们必须了解到每一书的作者，才懂得这一书中所涵蕴的一种活的精神。

中国人在那时已经有一个世界一统的大观念，“普天之下”有一“共主”，此一个共主，当时称之为“天子”，即是上帝的儿子。亦称王，王者往也，大家都向往他。中国古代有夏，夏王便是上帝的儿子，天下统一于夏王室之下。后来商周迭起，可知周亦不能永此统治，将来还要有新王朝代之而起。中国古人此种观念之伟大，实是历久弥新。今天我们人类已经可以上月球，世界交通形成了一个。然而在我们人的脑子里，这世界究是支离破碎的，有耶教、有回教、有共产主义、有资本主义，四分五裂。若和中国古代人的世界观来相比，这里显有不同。若使科学再发达，而终于没有一个天下一家的观念，那岂不更危险？纵使宗教复兴，但以往各宗教信仰上对内对外各项斗争，也没有统一过。只有中国，唐、虞、夏、商、周一路下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地广人多，四千年到现在，推溯到我们古人早有此一种政治观点，确是了不得。说来似平常。但从政治观可推广到整个人生观，乃至整个宇宙观，中国此下思想学术俱从此发端。今试问为何只有中国人很早便来讲这一套？而这一套则正讲在《尚书》里，我们岂可把它忽略了！

《春秋》在当时，已崭然成为一新史。既不是王朝之官史，也不是诸侯间各自的国别史，而成为一部当时的大“通史”，亦可说是“当时的世界史”。有此人类，有此世界，即逃不掉历史批判。所谓历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谁也逃不出历史大自然之批判。而另一部分则是道义的，由自然中产生道义。自然势力在外，道义觉醒则在内。孔子《春秋》则建立出此一大道义，明白教人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此项道义，论其极致，乃与历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谓是天人合一。孔子《春秋》大义，应该着眼在此一点上去认识。

但今天我们中国的学者，怕不容易接受此观点。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好像认为中国历史就无资格放进人类世界史中去，世界史之大条贯则只有西洋历史。只可惜西洋人写世界史太晚了，直到最近代才有，孔子《春秋》则确然是在他当时的一部世界史。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乃是说在其书中所表现的乃是其时诸夏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说是人类当时文化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了。远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见解，正在全世界人类文化史史学史上有它卓然无比的价值。

《尚书》难读，可是《春秋》更难读。《尚书》难读仅是字句不易通，而《春秋》难读则并不在字句上。后人要在字句上来读《春秋》，那是一条大错的路。《春秋》须讲大义。如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孔子《春秋》诛乱臣，讨贼子，这便是大义。又如说：孔子《春秋》“内中国而外夷狄”，这在《论语》里已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语，夷夏之辨，这亦是大义。

我们今天只且讲一个结论：孔子《春秋》只是中国一部编年史的开始，又是在当时是创辟的一部民间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一部世界通史。我想只就这样讲就够了。直到此刻，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这样的书。中国人只为看惯了，把此大义迷失了。至少是忽略了。或许诸位又会说，讲史学又如何只讲周公孔子？今天该讲一番新史学才是。但史学有新旧，历史则只是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又各有过他们的一套历史著作直传到今天，那我们不能不讲。而且周公孔子都讲的是大一统，而中国从秦汉以来便是一统到今天，那亦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诸位不要尽想望西洋的新史学，而忽忘了中国的旧历史。历史亡了，史学又在何处栽根？——钱穆先生《中国史学名著》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