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一带发生了7.9级“关东大地震”，14万余人在地震中死伤。日本军国主义暴徒趁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害，史称“东瀛惨案”。

惨案中，大约有6000名不幸的朝鲜人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黑龙团”赶到一起，百般嘲弄、污辱，进行所谓的“街道审判”后，推到地震幸存者面前斩首示众，这些人成为地震灾害发生后无辜的政治上的替罪羊。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一带发生了7.9级“关东大地震”，14万余人在地震中死伤。地震袭击关东地区时，正值日本多病无能的大正天皇在位。他的儿子，23岁的皇太子裕仁摄政。裕仁皇太子要求大阪等地派出3.5万军队在受灾城市巡逻。他调集军队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灾区的秩序，还另有企图。他通过福田正太郎将军宣布实行军法管制，然后，指责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冒犯了神灵，导致了这场大灾难的发生，还无端指责他们企图趁火打劫。那些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蛊惑甚至使一些惧怕神灵的日本人信以为真。

这些军国主义暴徒趁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害。大约有6000名不幸的朝鲜人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黑龙团”赶到一起，百般嘲弄、污辱，进行所谓的“街道审判”后，推到地震幸存者面前斩首示众，这些人成为地震灾害发生后无辜的政治上的替罪羊。史称“东瀛惨案”。[1]

关东大地震时对旅日同胞的大屠杀，成为此后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大量屠杀事件的原型。但由于时间久远，也因为日本政府的蓄意隐瞒，这一历史事实，渐被尘封，鲜为人知。屠杀事件后，幸存的浙籍华工们大部分被投入集中营，后被遣送回国。也有少数人经过东南亚去了欧洲。有史学专家认为，“东瀛惨案”是个分水岭，从此温州“出国热”转向荷兰、意大利等国。

屠杀事件发生后，旅日华工领袖王希天立即前往寻找罹难华工下落，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秘密逮捕并杀害。王希天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曾倡导发起“拒约运动”。

1921年至1923年，来自浙江省温州市桂川村的20个合法旅日华工居住在东京江东区大岛町七丁目、八丁目。关东大地震灾后9月3日，其中18人在七丁目被杀害。90年过去了，这里早已全部改建过。

位于两国横纲町公园内的东京都慰灵堂是日本人纪念东京大地震的场所。这里原来是陆军被服厂，大地震后很多市民携带家财跑到这里避难，不料地震引起的大火卷席到这，数万人被烧死，于是便在此处设立了震灾纪念堂。慰灵堂内安置着90年前关东大地震的日本灾民遗骨，东京都慰灵协会每年春秋都会在此举行悼念法事。

关东大地震发生的当天晚上，有谣言指责朝鲜人冒犯了天神，导致灾难发生。军队和警察以“保护”为名，将大批朝鲜人集中拘捕，日本民众组织了许多“自警团”对他们施以暴行。有史料称，当时大约有6000名朝鲜人在因谣言引发的屠杀中丧生。

朝中劳工成了东京大地震的无辜牺牲品，事后，日本政府采取了隐瞒真相、把责任归咎于平民、纵容加害人和篡改教科书的措施。在日本的朝鲜人为悼念同胞，买下一小块地皮，建立纪念碑，作为永久纪念地。

东瀛惨案发生在1923年9月1日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此时，正值日本多病无能的大正天皇在位。他的儿子，23岁的皇太子裕仁摄政。为了提防有人趁火打劫，裕仁和他的幕僚派出了500多只信鸽进行联络，以弥补电话线中断、信息不通之不足。

裕仁皇太子要求大阪等地派出3.5万军队在受灾城市巡逻。那些借灾后混乱之机发不义之财的人很容易被发现。因为被烧死的死人身上的金银珠宝，会发出一股强烈的刺鼻臭味。任何被发现带有这种特殊臭味的、值钱东西的人，都会被当场处死。

但裕仁皇太子调集军队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灾区的秩序，还另有企图。他通过福田正太郎将军宣布实行军法管制，然后，指责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冒犯了神灵，导致了这场大灾难的发生，还无端指责他们企图趁火打劫。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蛊惑甚至使一些惧怕神灵的日本人信以为真。大约有6000名不幸的朝鲜人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黑龙团”赶到一起，百般嘲弄、污辱，进行所谓的“街道审判”后，推到地震幸存者面前斩首示众。这些人成为地震灾害发生后无辜的政治上的替罪羊。真是天灾未尽，人祸又起！

在地震后的混乱中，日本散布 “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流言，军队、警察和市民杀害了6000名朝鲜人和700多名中国人。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另有温处籍华工42人（其中死34人、伤8人），虽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详，未统计在内。合计浙江华工遇害总人数为700人，其中死639人、伤61人。消息传回温州、处州，从通衢大道到乡野小村，几乎处处哭声。

实际上，自从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侨大肆屠杀（参阅《中国经营报》2月28日“先锋话题”《喋血吕宋：中国海盗挑战西班牙》）、1704年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对华侨大肆屠杀以来，这是华侨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杀。

比华人更惨的，是朝鲜人。大屠杀本来是以他们为靶子的，但华人却成了替罪羊。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在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对朝鲜人聚居区进行了极为冷血的残酷屠杀，大量动用冷兵器，死者几乎都无完整的尸首，死亡人数约在6000~10000人左右。

在大屠杀过程中，日本人同时也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人。尽管日本政府日后一口咬定是在镇压朝鲜人的过程中“误杀”华人，但那些温州工人中不少还没剃去满清的长辫子，穿着满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华人。实际上，除了对华工下手外，中国留日学生中也有不少遭了毒手。“罹灾留日学生归国团三百八十人”在回国后给“全国各报馆转全国父老昆弟伯叔姊妹”们一封公开信，极为悲愤地介绍了他们的受难情况： “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妇，恣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浙籍韩潮初（神户高商学堂）、沈诵填（高师）、蔡经德（高工）、陈悼诸人，曾经多方证明确为中国人，也不免毒打几毙，并且声言支那人亦应打。”

“江苏人蒋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东京横滨间，赁居日人家中，灾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杀支那人’。后经几许哀求，始免一死……“

“彼时之日人悲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残忍刻毒，闻之战栗。且因中国排日，故每遇中国人，恒易受感情之冲动，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时为扫荡华工之好机会。”

在最初的死者名单中有一个日本人十分忌惮的名字——王希天，他被列入了失踪者名单。

王希天是一名公费留学生，来自长春。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投身到捍卫国权的运动中。王希天同时在日本的教会工作，将大量精力花在了维护在日华工的权益上，甚至聘请日本律师为华工讨要工资，申请成立“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被不少日本人视为眼中钉。

王希天的死讯，直到1975年才得到证实。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当年在龟户地区执勤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六中队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记，揭开了王希天遇难的真相。

这位普通日本兵似乎对王希天还存在相当的敬意，在1923年10月18日这天，他写道：“当时王希天君来我们中队访问中队官长们，对护送中国人一事，愿为工人们出一些力。他是一个开朗的人。他知道中国同胞正在为送往习志野去而惊慌着，他用中文写了告示，贴在我们中队的接收处。中国人是没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后，有一天，我们走到税务署卫兵处，听说王希天已被某官长斩了。他骑来的半新旧自行车，被我们六中队作为战利品占用着，那自行车就归六中队所有了。”

1923年（10月19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报纸上又注销了前途有为、对社会事业鞠躬尽瘁的王希天君的消息。其真相，我听某人详尽地说过。以中队长为首，诱骗王希天，说：‘你的中国同胞在骚动，你去训诫训诫吧！’说着把他带了出去，来到逆井桥旁边的铁桥处，伺候在那边的垣内中尉来了，问六中队的官长们，你们往那儿去，休息一下吧！说时迟，那时快，从（王希天）背后，齐肩一刀斩去，然后把面庞、手、脚都斩碎，烧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钱和自来水笔。就这样，杀人的事，在官长们之间，成了秘密。人们从杀人现场的步哨那里听到了详情。”

负责执行这次残杀任务的是垣内八洲夫中尉，他在日本二战战败投降前已经当到了对马要塞司令官。1981年，他在临终前确认了斩杀王希天之事。

1923年10月5日，一些在集中营里被关押了一个月的幸免于难的华工们终于可以释放回国。10月8日，这些满身伤痕的华工们抵达上海十六铺码头，看到码头上欢迎他们归来的温州旅沪同乡会和上海协济日灾会，无不痛哭失声。至此，日本人残害华工的事件公诸于众，舆论一片哗然。

10月18日，中国驻日代办张元节回到上海，还带来了一个“超政府、超党派之纯粹代表日本国民”的日本谢赈团，计划到大连、奉天、天津、北京、洛阳、汉口、南京、杭州、上海等处巡回答谢。

当日，张元节与日本东方通讯社理事水野梅晓、日本社会主义者宫崎民藏等，出席了上海方面的欢迎大会。在会上，面对舆论的质疑，张元节与两位日本人一道为日本开脱。从日本死里逃生回来的“共济会”总干事王兆澄质问他：“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既然是合法登记的社团，那王希天“失踪”一案，中国使馆为什么不作为？华工被难后，中国使馆为何不进行调查？曹锟所捐献的救济旅日华工的款项，为何工人始终未得分文？张元节当即语塞。

欢迎会上的交锋见报后，舆论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热潮一变而为抗议日本屠杀华工。民众指责日本“仁义道德沦亡殆尽。吾本恤怜之义，集资以济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

上海《晨报》社论说：“日本震灾，我国表其深挚同情，力尽救恤之义，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两国关系，促进国民亲善，乃日本于灾震发生之际，对于华侨极为残酷……吾人对于日本震灾，虽具有同情，而对于虐杀则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若不亟谋谢恤之法，则中日间感情将因此而愈难改善矣。”

新任中国驻日代办施履本在向日本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提出严重抗议，全国不少团体纷纷要求日本方面惩凶、抚恤等。 日本人对此先是矢口否认，随即承认这只是误杀：“震灾发生之时，韩民暴动随处发生纠纷，致华人误被杀伤殊属不少”，“地震时韩人暴动，群情愤激，误伤华人”，“如此多数人之被害，在常识上难于置信，且其原因，又为震灾、水灾等不可抗力，诚属无可如何之事。”

中国政府随即派专使王正廷、刘彦、沈其昌等，赴日调查。 10月21日，戒严期间的新闻封锁解除，《朝日新闻》报道了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日本政府立即再行封锁。当《读卖新闻》试图在11月7日跟进报道时，其预备刊登在头版头条的报道《残害中国人事件》，在发行前就被“枪毙”。 屠杀案发现场的戒严部队，是日本陆军野战重炮兵第三旅团。该旅团参谋远藤三郎大尉受命掩盖王希天被杀真相，经过策划，他们编造了一个故事：王希天主动要求去习志野集中营照料华工，军方派人护送，但在途中，应王希天自己要求而将其释放，不知其下落。军方随即与内务、法务、外务三个部门进行了沟通。直到1981年，年迈的远藤三郎接受日本参议员吉川一夫的秘书田原洋访问时，才详尽地披露了杀害王希天的经过和掩盖事件真相的活动，田原洋在次年出版了《关东大震灾与王希天事件》，轰动一时。

为了掩盖真相，日本政府向所属各道、府、县发文，查找王希天下落。日本内阁会议结束后，内务大臣后藤新平、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法务大臣平沼骐一郎、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共同密商，并且报请总理山本权兵卫批准，正式决定将王希天事件真相掩盖起来，并确定了对中国调查团的应对策略：“好好招待，给予尽可能的方便，让他们感受到我官宪没有阻止他们调查”。

因为证据完全被毁，中国政府调查团及由俞显廷牧师等组成的中国民间宗教家调查团，均无功而返，只能接受日方的说法，王希天也就长期成了“失踪人士”。

日本右翼头山满向日本政府呈交一份请愿书，题为《关于地震区内的杀伤事件请予大赦》，要求赦免那些屠杀朝鲜人、中国人及日本本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凶手，认为他们都是“为皇国维护治安，由于善意”。

外交总长顾维钧照会日本驻华全权公使芳泽谦吉，对日本虐杀华工之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公布暴行、抚恤难侨，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24年1月21日，日本新任清浦内阁对头山满的“请愿”进行了讨论，认为地震期间有“误杀”、“误伤”行为的民众，可按轻重予以特赦，但军警人员不在特赦范围之内。

4月24日，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判决如下：戕杀华工人犯8名，其中4名判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2人判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2年执行；2人证据不足，当庭释放。而至于抚恤金，则总共赔偿700多名死难者和伤者20万日元，其中1万日元指定给王希天家属。

日本屠杀华人事件曝光后，先后在抵制日货和援助日本两大事件中都风头极健的“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发出通电，严厉指责日本政府“以怨报德”，号召中国人民“一方厉行经济绝交，一方提倡国货”；另一家“国民对日外交大会”，也指责日本“不但不能因兹感化，反而变本加厉”，呼吁“经济绝交策略积极进行”。

在中国援助日本的热潮刚刚兴起时，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感谢善邻之同情》的社论：“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人的灾难，实在是日人梦想不到的事，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该报又发表社论《震灾对于中国之影响》，提醒日本政府和民众：“由中国人心里生出许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长与否，有一半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本。”灾后中日关系并无改善，此后更兵戎相见，日本政府对此应做彻底反思。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军国主义暴徒乘混乱之际，对聚居在东京的华工肆虐屠杀，700多位华工（90%是温州人）被害，史称“东瀛惨案”。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大地震，损失惨重。据统计，地震死伤30多万人，财产损失百亿日元。

地震发生后，我国各界民众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仅当时的北京政府就拨款20万元（注：当时一元钱能买40斤大米）。在温州，还成立了“日灾救济会”，发动各界人士慷慨解囊，运往日本的木炭、菜籽、鲜蛋等物资价值就达45.4万元。 然而，日本的一些暴徒却在军国主义的煽动和纵容下，恩将仇报，对手无寸铁的旅日华工下了毒手。他们乘震灾混乱之机，以“韩人放火”为借口，在大批杀害旅日朝鲜人的同时，大肆虐杀旅日华工，其中绝大部分是温州、青田籍华工。 这些暴徒主要是接受日本政府命令维持秩序的所谓“青年团”和在乡军人（预备役———记者注），他们长期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排外情绪严重。他们与日本劳工、警官、军队一起，用刀剑、铁棒、铁钩等凶器，对旅日华工肆意击杀。

其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集体屠杀是在1923年9月2日。当晚9时许，日本暴徒300余人拥至大岛町八丁目华人所住的林合吉客栈，将客栈内174位心怀恐惧、手无寸铁的温州、青田旅日华工，赶至客栈外荒地上，“佯言即将地震，须卧地上”。当华工们伏地时，暴徒们即乱砍乱杀，当场打死173人。

据仁木富美子和黄胜仁等人统计，在大屠杀中受害的温州、青田人数为700人，其中死者639人，伤61人。

在“林合吉客栈”屠杀事件中，一位叫黄子莲的华工（现温州瓯海区五凤垟村人）佯死躲过一劫，大屠杀后，他接受了《民国日报》的采访，成了第一个公开的受害者直接证人。 记者拿到了当年仁木富美子和黄胜仁采访大屠杀幸存者及后人时的笔录，同样触目惊心。

温州瓯海的潘瑞发老人说：“我们3人（华工）乘电缆车（电车），到三河岛站了，要下车，前面一个人一下来，就被日本人用竹竿上扎的铁钩钩死了，吓得我们两个人就不敢下车。”

瓯海的陈崇帆说：“我住在大岛町八丁目，地震那天出去了，几天后回来，原来跟我一起住的人都死了。我们垟坑村就有6个人被日本人杀了。我的堂兄陈银寿在路上被抓，后来在千叶县关了一个月才放出来。”

青田的朱木坤说：“我远远看到日本人扛着东西来打人，他们拿棍子、大刀、枪、长杆铁钩，追着打朝鲜人和中国人，有的躲在床下也被拉出来杀掉，甚至见到后脑是平的就杀。” “这些90来岁的老人们愤怒地控诉着，平时耷拉着的双眼发出激动的目光。他们用粗大的双手或手中的拐杖比划着，形象地勾画出当年的惨景，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震撼。”黄胜仁这样描述当时走访时的情景。

大屠杀发生后，日本政府想方设法隐瞒事件真相。由于华工一般由上海私渡至日本，没有护照。“他们拒不承认，以为这样就可以蒙骗过关。”黄胜仁说。

在大岛町八丁目集体大屠杀发生后，日本军警就用煤渣覆盖现场，使别人发现不了屠杀留下的血迹。

当时的长春籍留日学生、华工领袖王希天在知道屠杀事件后，立即赶往当地调查。日本军警为了掩盖真相，残忍地将其杀害，尸体也被抛入河中。(9月9日上午12时，王希天来到大岛町共济会事务所的办公楼前。他看看木楼上悬挂的三丁目278番地的牌子，与房主人的妻子应酬几句，说要去看看八丁目方面的中国人是否安全，扭身走了。其实，王希天在六丁目的空地上已经看到了极为恐怖的景象：差不多200具裸体华工的尸首，还没有完全处理完。他们的喉咙都是被切断的，气管、食道都露在外面。很多尸首还睁着眼睛，十分吓人。王希天被这令人发指的暴行所震惊，直觉得心中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 )

第二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后在温州沦陷时，被日寇拆除。

后来，日本政府终于承认在杀害朝鲜人时，“误杀”了部分华工。但幸存华工们对此驳斥说，既然是误杀，为什么有时候日本邻居喊，“这些是中国人，不要杀”时，暴徒们还是毫不留情？

屠杀事件后，幸存的浙籍华工们大部分被投入了集中营，后被遣送回国。也有少数人经过东南亚，到了欧洲。史学专家认为，“东瀛惨案”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从此，温州“出国热”转向欧洲的荷兰、意大利等国。

[1] 图说：被遗忘的“东瀛惨案”．腾讯网 [引用日期2013-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