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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国人打倒的传奇首相田中角荣——洛克希德公司跨国行贿案

时间:2020-02-10 00:03来源:冷葆青 作者:冷葆青 点击: 小字中字大字汉典
中国人最熟悉的日本首相中,田中角荣肯定要算一个。他出身真正的寒门,小学文化,农民工起步,却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攀上日本政治的巅峰,成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然而就在他达到人生最高峰后不久,却发生了著名的洛克希德案,这位传奇首相最终也因此案而拥有……

中国人最熟悉的日本首相中,田中角荣肯定要算一个。他出身真正的寒门,小学文化,“农民工”起步,却靠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攀上日本政治的巅峰,成为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然而就在他达到人生最高峰后不久,却发生了著名的洛克希德案,这位传奇首相最终也因此案而拥有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落幕。

经历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日本国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日本老百姓逐渐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看待社会问题,各种学说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有所减弱,社会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逐渐结束,国民“不关心政治”日益成为常态,再次发生类似反《日美安保条约》那样的全国性群众运动的可能性基本上消失了。与此同时,日本国民参与选举投票的积极性也越来越低。

用“金权(利益诱导型)政治”挑战“门第和出身”的田中角荣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位出身贫民、只有小学文化的政治家——田中角荣逐步成长起来,拥有了问鼎首相的实力。田中角荣是一个传奇人物,也极富争议。1918年5月(大正7年),田中角荣出生在日本新潟县的二田村,是家中7个子女中唯一一个男孩。小时候患病烧坏了嗓子留下口吃的毛病,遭人耻笑。后通过苦练不但纠正了这一问题,还变成了一个口才很好的人,为日后发动选民、与对手辩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田中的经历应该比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要更为“草根”。小学读完就进入家乡的土木建设公司当了正儿八经的“建筑工人”,16岁那年一个人来到东京,进入“井上工业公司”成为了一个“外来民工”,田中还当过商店卸货的苦力。在此期间,田中角荣坚持晚上去私立中央工学校学习,最终拿到了土木科的毕业文凭。虽然后来关于“田中为了晚上学习不打瞌睡会拿锥子扎自己掌心”的说法可能有美化他的嫌疑,但其坚忍不拔的毅力是不用怀疑的,据说背辞典学英文的方法就是他发明的。

1937年,19岁的田中角荣辞掉工作“单飞创业”,开办了一家建筑事务所,对外承揽工程。刚开始的规模和北京现在满街都是,挂着“承接装修”门牌、台阶都用不同花色的瓷砖砌得五颜六色的小公司也差不了多少。在这个过程中,田中与建筑业内的一些较为有名的商人建立了联系,其公司发展还比较顺利。1938年,田中被征召入伍,在中国东北地区当了两年兵,后因身体出了问题被送回日本医治,1941年退伍。

1942年,田中角荣与年纪比自己大的寡居女子“花子”结婚。两人结婚时花子的父亲坂本木平已经去世,但坂本作为一个建筑行业资深业者,与日本内务省的高官关系密切。田中与花子结婚后,坂本家雄厚的财力和经年积累的社会关系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婚后不久,田中角荣成立田中土木建筑工业有限公司,靠着“工期短”、“收费低”和“与工人同甘共苦”的经营秘诀,一年后田中土木建筑工业有限公司就在国内行业排名中挤进了土建类的前50位。

二战结束后,虽然田中角荣在朝鲜的投资都随着日本的战败而付诸东流,但他在日本国内购置的房产却幸运地躲过了轰炸,并于随后出现的通货膨胀中大大升值,成为了田中东山再起的资本。就在田中的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他聘任的公司顾问之一,曾任东条英机内阁国务大臣的大麻唯男找到他,请他赞助竞选资金。在获得田中慷慨的资助后,大麻唯男动员田中出马竞选国会议员,并表示会支持他。1946年,28岁的田中因为准备不足、缺乏经验而失败。但从小历经人间冷暖、性格倔强的田中角荣并不气馁,他认真总结自己第一次参选失败的教训,发现穿上西装,跑到衣着朴素、满身泥巴的农民中去宣传什么“建立民主国家”的政治主张,根本就是“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无法获得这些对大道理并不感兴趣的农民兄弟的支持。

很快,田中就有了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1947年4月25日,日本举行战后第二次大选,也是根据日本和平宪法举行的首次选举。这一次,田中角荣将选举活动“下沉”,以雄厚的财力为后盾,在选区——老家新潟县建立“临时竞选办公室”,雇了将近100个本乡本土的当地人作“秘书”,专门帮自己拉票。田中甚至还亲自拎着酒去各家各户串门,努力与选民建立“私人性质”的关系和亲近感。这样一种建立“私交”、满足合理利益诉求的竞选策略果然奏效,帮助他成功当选。田中角荣从此以后一直非常重视与新潟县的选民建立这种“私人关系和感情”,维系自己作为新潟老家“代言人”的形象。

当选议员后,田中角荣的从政生涯总体是比较顺利的。作为一名资本家出身的政治家,在片山哲任首相提出《临时煤矿管理法》、要将煤矿收归国有时,田中角荣自然站在了反对的一方。他和其他一些议员脱离民主党,组成所谓的“同志俱乐部”,不久,同志俱乐部与自由党合并,田中角荣正式归入吉田茂门下。

1948年10月,芦田均内阁因为昭和电工行贿案总辞职,吉田茂出任首相组阁。因为在“山崎猛逼宫事件”中保护“大将”吉田茂有功,当选议员仅一年半、年仅30岁的他被吉田茂破格提拔,担任日本法务省政务次官(相当于法务部的副部长),可谓一鸣惊人。

不久,田中角荣迎来了人生第一次危机。东京地方检察厅发现田中角荣涉嫌收受煤老板100万日元贿赂,并按其请托在国会讨论有利于煤矿职工的《临时煤矿管理法》时采取反对立场。田中被检方逮捕并告上法庭,他也被迫辞任国会议员。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他有罪,田中不服上诉,二审宣告其无罪。就在田中被拘留期间,因为和田中角荣有“私人感情”的新潟县选民们对其不离不弃,仍然将票投给了这个一审被判有罪的候选人。田中得票比1948年第一次当选的时候还多了3500张。初尝建立私人感情、利益关系好处的田中角荣,牢牢记住了家乡人对自己的“恩惠”和“忠诚”,对家乡来的“请愿团”几乎是有求必应。即使在当选首相后,他也坚持每天早起接见形形色色的“老乡”,倾听他们的诉求,命令自己100多个秘书记录下他们的要求和愿望,拿着自己的名片去为他们推荐工作、协调解决困难……在他的“回报下”,新潟县拥有了两条直通东京的高速公路,还有一条高速铁路横穿全境,中央政府投入到新潟县的公共费用一度是日本最高的。

作为曾经的建筑商,田中角荣对于国土开发、住宅建设和交通路网建设方面的立法工作非常热心。其先后带头提议制定了《国土综合开发法》、《电力发展促进法》和《公营住宅》、《耐火建筑促进法》、《道路法》、《关于道路整备费的财源等的临时措施法》、《日本道路公团法》、《高速汽车国道法》等法律。有人计算过,在担任议员的最初8年时间里,他参与提出的法案总共达到26项之多。终其一生,田中角荣亲自提出的法案共有46项,其中获得通过的33个。当被问及为何对立法如此有“兴趣”时,田中本人表示,这是为了“吸取各阶层国民的利益要求,并在将此充分过滤的基础上,找出全体国民的利益要求,并亲手通过立法,昭示政治和政策的方向。”

但也有人认为,田中角荣实际是通过行业立法搞“利益诱导型”政治,把那些支持自己的资本家的利益,以国民能够接收的方式加以包装并通过立法形式固定下来。作为“对价”,这些资本家向田中角荣“捐献”了大量的政治资金。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管理委员会原委员长奥田敬和认为,田中政治就是“圣诞老人式的政治”。连他的女儿田中真纪子1996年10月8日从新泻五区出马竞选议员时也公开表示:自己不会走父亲那种“利益诱导型”政治的道路。

在笔者看来,所谓的“利益诱导型”政治,既是“老家人选我,我就给老家修路修桥盖学校”的乡土主义,又包含有为某些行业代言(官商勾结)的味道。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整体趋向去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田中角荣作为一位政治家,肯定要代表自己家乡的百姓(铁杆票箱)和那些建筑、交通行业的从业商人(政治献金来源),否则政治生命就危险了。类似的事情所有的日本政治家都在做,田中角荣是新潟县的,中曾根康弘是群马县的,竹下登是岛根县的,哪个县不曾得益于这些政治家,又不曾投桃报李地变成他们的铁杆票箱?之所以田中突出,只是因为他在这个方面做得比别人要更“直白”、更“大胆”一些。其实,田中之所以将“利益诱导型”政治玩到炉火纯青、前无古人,和他自己的出身、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一是没有家族资源可以利用。日本政治世袭家族色彩浓厚,这个不用证明,看看日本首相和议员的结构就知道了。“一门俩首相”的,既有“父子俩”的福田赳夫和福田康夫,又有“祖孙俩”的鸠山一郎和鸠山由纪夫,还有“外祖孙俩”的吉田茂和麻生太郎、岸信介和安倍晋三。2008年麻生太郎当首相的时候,参众两院的世袭议员比例超过了43%,麻生内阁包括麻生太郎本人在内总共18人,非“世袭”的仅3人,世袭率竟然达到了83.33%。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日本战后民主化并不充分,导致那些战前的政治家和豪门出身的人在从政时拥有很多的优势。门生故旧等资源是田中角荣这样出身底层的政治家所难以企及的。

美国
【1953年鸠山由纪夫(右)与爷爷鸠山一郎在一起,二人均曾出任日本首相】
美国
【岸信介(左)被美国人释放后第一时间去看望佐藤荣作,这两位后来的日本首相是亲兄弟,前者被过继给他人。】

二是没有战友资源可以利用。田中角荣从军时间很短,据说也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不可能像中曾根康弘靠“海军人脉”、岸信介靠“满洲人脉。

三是没有同学资源可以利用。众所周知,东京大学在日本政界影响很大,号称“东大阀”。据统计,在1980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录取的1059名人员中,东京大学出身者为519名,接近总数的50%;在359名国会议员中,出身东京大学者为206名,占总数的53%。田中角荣则不然,他是中央工学校的毕业生,而且还是读的该校夜校,估计在建筑工地打架招呼两个师兄弟没问题,但想在国会里面找一个同学,门儿也没有。

作为一个曾经的成功商人,毫无凭借的田中角荣,除了依靠手中的经济实力,还有其他脱颖而出的渠道吗?当他获得了成功以后,会不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吗?“利益诱导型”政治实在是体制安排下田中角荣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博出位的最佳选择吧。

青年阁员、能力出众、“政绩”斐然

从拘留所里面出来后,田中角荣又担任了众议院商工委员会委员长、邮政大臣、自民党政调会长、大藏大臣、自民党干事长、通产大臣等职务,其在筹措资金、制定选举策略,与选民打成一片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令党内大佬也另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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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得意的田中角荣】

春风得意的田中角荣1957年,年仅39岁的田中角荣出任岸信介内阁的邮政大臣。日本的邮政大臣不仅管理邮政部门,还管着电视广播,算是实权部门。作为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部委‘一把手’”,田中角荣可算是锐意创新,敢做敢当。特别是在镇压工运方面,他一手硬一手软,获得了日本保守政治力量的好评:硬的一手,田中上任第一天就摘掉了邮政工会“全递”挂在邮政省门口的招牌,后来又处分了1/10的工会会员;软的一手,田中首开大臣亲自会见工会代表的先河,还自己动手给日本邮政系统全体员工写信做说服工作。“全递”在与田中角荣的较量中,基本可以说是完败。但另一方面田中角荣在任邮政大臣期间,也准确把握住时代潮流,一口气批准了43个电视台、站,对日本电视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池田内阁成立后,田中角荣不再担任内阁大臣职务,转而专心自民党党内事务,担任了自民党三巨头之一的“政务调查会长”。在此期间,田中角荣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医师协会威胁罢工事件。当时任日本医师协会会长的武见太郎本人是主治医师、社会知名人士,同吉田茂有姻亲关系,并与许多大政治家过往甚密。凭着这样一种背景,武见太郎经常越过主管省厅(厚生省)与执政的自民党直接交涉,厚生省的官僚为此对医师协会意见极大。田中角荣在这次交涉过程中,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将谈判一直持续到医师协会威胁罢工的前一天,最后关头田中才拿出自己拟订的方案替代了厚生省提出的方案,既没有激化与医师协会的矛盾,又成功地维护了自己在官僚心目中的形象。

1962年7月开始,田中角荣获任日本内阁中最重要部门之一——大藏省的“一把手”。作为一个高小毕业生,田中能不能镇住大藏省这帮高才生,并带领他们作出一番事业呢?当时的舆论普遍抱有疑问。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父亲鸠山威一郎那个时候就是大藏省的一名官僚,由于他家世比较好,又是东京大学前身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才生,所以一帮子东大毕业的大藏省官僚就经常去他家聚会喝酒。鸠山由纪夫的哥哥鸠山邦夫亲耳听到这些人议论:“他(角荣)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竟来做我们省的大臣,简直让人不能容忍!”然而没过几个月,这些人都成了角荣的“信徒”。当时还是中学生的鸠山邦夫亲眼目睹这种变化,对田中角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学毕业后,家世渊源深厚的鸠山邦夫立志要成为田中角荣的秘书,经历了三个月的等待,田中角荣才答应了他的请求。

1962年9月,新任大藏省大臣的田中角荣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去华盛顿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十七次年会,只有高小水平的他大着胆子用英文发表演讲,意想不到的是获得了满堂彩。田中角荣还苦学财政金融方面的知识,出众的记忆力使得他对于数字、人名、地名过目不忘。在与新闻记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的这一特点为自己赢得了“推土机式的计算机”的称号,很快让那些名校毕业的下级心服口服。担任大藏省大臣的经历,对田中角荣而言是难能可贵的,既使他具备了担任首相必需的经济金融知识,积累了更高的人望,同时也与那些真正掌控日本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家、大金融家建立起更为紧密的关系。

在辅佐池田勇人、佐藤荣作执政期间,田中角荣继续采取强硬立场,做了几件让美国人和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叫好的事情。他先是利用自民党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地位,以不正常的手段搞突然袭击通过《日韩基本关系条约》,在朝鲜半岛仍然处于分裂状态的情况下,单独与韩国签订协议建交,实现了美国加强东亚反共力量,组织美日韩联盟的战略意图。1968年东大医学部学生罢课闹学潮事件发生后,田中积极推动国会通过强硬的《关于大学运营的历史措施法案》,规定“文部大臣在学潮持续9个月以上的情况下,有权决定停止该校的教学和科研;如果关闭学校3个月之后学潮仍不平息,将注销该校”。如这一法案通过,则那些积极投身学潮的学生与其他不怎么热心政治,又继承日本传统文化“爱校如家”的学生势必对立起来,社会党、共产党等在野党明确反对这一旨在制造学生内部矛盾的法案,但自民党议员以起立表决的方式强行通过了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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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荣作与尼克松合影】

在田中角荣担任干事长期间,自民党在国会先后搞了20次“单独表决”(其他党派和无所属议员全部退席表示抗议),其中众议院15次,参议院5次。日本舆论将此届国会称为“异常国会”。

就在田中角荣等人为首的自民党因为立场强硬保守而饱受反对党和舆论批评时,新一届的日本国会选举于1969年12月27日举行。为了在选举中获胜,田中角荣在政策上大做文章。自民党在《选举公约》中吸收了不少社会党人在经济、社会福利方面的主张,提出了稳定物价、减税等十大政纲,同时,佐藤荣作积极和美国交涉,争取尼克松总统发表了将于1972年归还冲绳的声明。由于选举日期正值新年临近,很多选民都忙着回家过年,此次国会议员选举的投票率只有68.51%。但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自民党却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总议席超过了300席,是二战后最高的。反观最大的反对党社会党,其议席减少44席,仅占90席,连自民党的1/3都不到,说是彻底“惨败”也不过分。

这次大选的政治影响深远。由于其是发生在自民党“国会‘暴走’(胡来、独断专行)”,大搞独立表决背景下的,前期强硬的立场经受住了选举的考验,自民党政权的统治地位大大加强了。田中角荣等人也充分意识到,虽然在平息东大学潮运动过程中城市中一度舆情汹汹,但只要巩固住有明确利益诉求的“行业性组织”——农民、建筑业者等的支持,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威胁。田中角荣身体力行的“利益诱导型政治”恰恰是镇党之宝。而缺乏执政资源的社会党,由于无法通过投桃报李的方式巩固支持团体,其主张中很多“现实可行”的部分又不断被自民党“借鉴吸收”,逐渐在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社会贫富分化逐步缩小的背景下被边缘化,成为了一支牵制有余、夺取政权没戏的政治力量。日本共产党的日子就更难过一些,在1968年的学运开始时,由于受国际共运“中苏论战”的影响,日共高层没有坚定地和这些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学生站在一起,甚至还公开批评他们,结果拱手把运动的领导权让给了社会党,导致了自身支持力量的流失,这些学生领袖后来很多成为新闻记者,其中一些人甚至还因此对日本共产党始终抱有敌意。

不过,福兮祸所伏,物极必反。反对党被削弱、“利益诱导型政治”行之有效对自民党乃至对田中角荣本人而言当时虽然是好事,但也让田中角荣和以他为代表的自民党高层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埋下了田中本人受审获罪,自民党失去人心和政权的祸根。

1970年10月20日,佐藤荣作第四次当选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两人在自民党中脱颖而出,成为最有希望接替佐藤出任首相的政治家。佐藤荣作当时较为中意的实际上是福田赳夫,为防止田中进一步坐大干扰自己的意图,佐藤以地方选举失利为名,将田中从自民党干事长调整为通商产业大臣。1971年7月5日田中角荣上任时,日美纺织品摩擦正如火如荼,而两个月后就将召开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在田中之前,后来均出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和“宫泽喜一”先后出任通产相,他们俩为对美纺织品出口问题伤透了脑筋,但最后均未解决好这一复杂难题。日本舆论界干脆把通产大臣称为“纺织品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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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美贸易争端日益激烈。图为时代周刊1971年、1987年两期反映这一主题的封面】

田中角荣上任后,坚决贯彻自己的意图,认为日本在纺织品方面作出让步不可避免,应以此为谈判筹码说服美国“同意返还冲绳”,并放松对日本其他产品的进口限制。他拿出了大平正芳和宫泽喜一所没有的果敢手腕,仅用三个月就彻底解决了日美纺织品出口争端问题。虽然日本国内的纺织业者多有不满,但事后来看田中的策略有助于日本经济的转型升级——在附加值低的纺织品出口上貌似输了一着,却优化了其他行业的对美出口环境,缓和了日美贸易矛盾,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并没有预想的大。田中角荣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力和决断力,为自己加了一分。

总的来看,无论我们如何评价田中角荣本人的阶级立场,他在担任大藏大臣、自民党干事长和通产大臣期间,所展现出的个人魅力和政治能力,都是可圈可点的。加上田中角荣善用“金权政治”,其派阀首领势力不断扩张,以至于到1972年佐藤派正式分裂为田中派和福田派时,前者拥有议员82人,后者仅22人,党内其他派阀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人均倾向于支持田中。基于自己对自民党党内政治的理解,田中角荣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四分之一理论”,既只要掌握自民党政治力量的1/4,就大致可以在自民党内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果不其然,在后来举行的党内大选中,田中角荣尽管没有获得原派阀领袖佐藤荣作的支持,依然以绝对优势顺利当选。

得罪美国,媒体发难,田中下台

即将出任首相之前,田中角荣出版了《日本列岛改造论》,针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工业污染严重、城市交通拥堵、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提出,“必须坚决纠正(人口、资源)过分向城市集中的趋势,把民族的有生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引向整个日本列岛”,从而改变工业生产和人口布局,最大限度地消灭城乡、区域差别,“在整个日本,建立一个使家庭欢聚一堂,老人安度晚年、青年充满希望的理想社会”。其核心就是要加大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投入,限制超大型城市的发展。

然而,田中角荣的好运气仿佛在他“登顶”日本政坛后就结束了。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国内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城市地价迅速上涨,田中角荣不但没有能够解决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城市环境恶化、居民住宅价格高企等民生问题反而更加严重。相比较与担任大臣期间的辉煌,田中角荣执政两年四个月的时间里面虽然也可以算是勤政,但是并无太突出政绩。反倒是在尼克松访华后,田中为避免日本在东亚被边缘化而加速推进中日建交,最终成为他担任首相期间屈指可数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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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建交后周总理与田中角荣举杯庆贺】

更要命的是,田中角荣还得罪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后,日本国内要求摆脱对美依赖,与美国“平等”的声音抬头。为解决石油危机带来的挑战,田中角荣推行独立的中东政策,与作为石油输出国的阿拉伯国家往来频繁。此举直接得罪了以色列,进而引发以色列全球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担心,背后也触犯了实行石油储备政策的美国石油商的利益。他们对尼克松政府施加影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日本时,明确要求田中放弃“资源外交政策”,没想到田中却反驳说,如果那样美国能够给日本足够的石油吗?!基辛格一时哑火,无言以对。不久,美国对田中角荣不满的传言充斥日本政界。反田中的政治势力不断聚集力量,执政仅两年的田中角荣面临从政以来的最大危机。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媒体。1974年10月9日,记者立花隆在《文艺春秋》杂志第11期刊发了题为《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与人脉》的深度调查文章,揭露了田中所谓“利益交换型”政治本质就是“金权政治”这一事实,这是一篇非常严谨的深度调查文章。而同期刊登的另一篇文章《寂寞的越山会女王——另一种田中角荣论》则是一篇充满了猜测、假设和推断的花边新闻。该文称,田中角荣与女秘书佐藤昭子关系暧昧,后者不仅是田中角荣的情人,而且还是他的“小金库管家”。这“一正一邪”的两篇报道,最终成为田中角荣从云端坠落的导火索。

《文艺春秋》两篇倒田中的文章刚发表时,并没有马上引起舆论风暴。这是因为田中角荣一直对时政类记者非常友好,他不仅在自己家设置了专门房间供各媒体“跑口”跟首相新闻的记者休息,甚至为这些记者的司机也准备了休息室,并常备上等食品和饮料。每次外访回来,田中还会给那些熟悉的记者每人准备一份小礼物。所以这些记者以及他们身后的新闻机构对田中是比较客气的,很少刊载涉及田中的负面新闻。《文艺春秋》的这两篇报道刊发后,日本主要的报纸对此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差不多两周后的10月22日,田中角荣作为贵宾被邀请到东京有乐町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参加一次记者招待会。作为一位口才出众的政治家,田中角荣非常善于和媒体打交道。此次记者招待会,也被他看做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例行事务。让田中没有想到的是,一个美国人精心设计的“陷阱”正在等着他。

在外国记者俱乐部的招待会开始之前,主持人会对出席的贵宾做一个简短的介绍,通常都以这样的套话作为开头——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然而,10月22日向与会者介绍田中角荣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副会长贝拉•埃里亚斯却面带讽刺地笑着说:“我在这里没有必要重新介绍他的经历,对于首相的财产,最新一期的《文艺春秋》做了详细的介绍。首相的著作《日本列岛沉没》……对不起,是《日本列岛改造论》……”

听着同声传译的翻译,经常和媒体打交道的田中也不禁脸色大变,甚至捂住了自己的耳机,怀疑是不是听错了。为什么一向彬彬有礼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主持人会说出这样尖酸刻薄的话来,田中脸色越来越严肃,他已经预感到,今天的招待会将是一场“恶战”。

果然,贝拉•埃里亚斯的开场白结束后,虽然田中角荣马上做了一番日语发言,想尽量淡化前面这个颇有火药味的介绍的影响。但他的发言一结束,记者们所有的问题仍然都指向了田中角荣的政治资金和那个名叫佐藤昭子的女人。

田中角荣沉着脸简短地回答每一个记者的提问,由于他的回答暧昧不清,那些觉得没有得到圆满答案的记者锲而不舍地“追问”。最后田中角荣急了,说了一句“本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讲,遗憾的是大家的话题总离不开杂志的文章”,便直接起身离场,出席外国记者俱乐部招待会的记者们顿时乱作一团。这一切,成为了次日日本各大媒体关注和报道的焦点,《文艺春秋》那两篇报道也随之路人皆知,田中的政治声望被彻底摧毁,辞职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图谋东山再起,洛克希德案发

宣布辞任首相后,由于派阀势力仍在,田中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要知道,接替他上台的三木武夫虽然资历很深,又号称可以“寸铁杀人”,但毕竟只是自民党小派首领,之所以能担任首相,完全是因为机缘巧合——角荣辞职后,自民党内支持福田赳夫和大平正芳的两派政治力量互不相让形成僵局,为避免分裂,最后只好由副总裁椎名悦三郎指定三木武夫为新任自民党总裁继任首相。副职可以指定正职,这也算是奇闻轶事了吧。在笔者看来,当时震惊日本朝野的“椎名裁定”恰恰是自民党内元老政治、派阀政治的集中体现。

三木上台后,其为应对通货膨胀和日本国际收支恶化而采取的措施收效甚微,因而首相当得很艰难。在此背景下,田中角荣加紧谋划东山再起。1976年1月7日,田中派举行新年庆祝会,自认为已经做好复出准备的田中角荣信心满满地公开抨击三木武夫政权。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个多月后洛克希德案发,遭田中角荣“逼宫”的三木武夫反过来“狠整”他,这是后话。

1976年1月底2月初的一天,美国参议院专门委员会的事务所突然收到了一个纸箱,收件人是上院专门委员会31岁的年轻议员,美国中央情报局职员。由于上面没有写寄件人的姓名和地址,被工作人员认为是寄错的邮件,打开一看,里面竟是洛克希德公司的机密资料和政府文件及贿赂的收据等。本来,类似这种企业问题都应该由参议院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解决,可当时参议院跨国企业小委员会的委员长希望借此案帮助民主党在下次总统选举中获得优势,便不顾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长普洛克西玛亚的反对,坚持由本委员会调查相关案件,并非常积极地推动调查工作,洛克希德案发。

现在可以知道的是,美国专门的独立第三方审计制度对于洛克希德跨国商业贿赂案的发现和查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2年,阿瑟扬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威廉姆?芬德莱,在对洛克希德公司进行审计时,发现了一张奇怪的单据,这张单据上标有几个花生豆形的符号。芬德莱先生随后对此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发现这是洛克希德公司为谋取订单对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政治家的捐款的标记,一个花生豆就代表一定的金额。由于此事违反了美国的《反国外行贿法案》,因此阿瑟扬会计师事务所立即提请洛克希德公司董事会注意此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董事会未能采取措施及时制止,事态仍在扩大。至1975年,接受洛克希德公司“捐款”的国外政治家捐款的人数已超过100名,一直负责对该公司进行审计的芬德莱再次建议洛克希德公司就此事专门召开公司董事会。

然而,究竟是谁把这些公司审计过程中发现的要害材料提供给了参议院?此事至今没有搞清楚。几十年后回头来看,不论洛克希德案真相究竟如何,向美国参议员提供相关案件线索的这个神秘举报人,确实不是一般人,向谁告、怎么告、什么时候告,应该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这成为日本一些人至今怀疑美国某些政治势力蓄谋利用洛克希德案件打击田中角荣的根据之一。据说,连田中角荣本人也知道自己是被美国给恶整了。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洛克希德公司。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Corporation)创建于1912年,是美国一家大型航空航天公司,1995年同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合并成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洛克希德公司被转让给著名企业家罗伯特?格罗斯和科特兰?格罗斯兄弟,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尤其是借助于世界大战的契机,洛克希德公司成为美国较大的飞机制造公司和军火供应商之一。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洛克希德公司共生产了19278架飞机,占二战期间美国飞机制造总量的6%。击落日本海军名将山本五十六的美军P—38闪电型战斗机就是洛克希德公司设计生产的。我国人民所熟知的陈纳德的飞虎队也曾经装备过这款飞机,二战后期,他们就是开着P—38在著名的“新竹空袭”中重创日军的。另外,为军事迷所熟知,美军现役配备较多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以及美军第4代重型隐形战斗机F22都是洛克希德公司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

虽然二战期间洛克希德公司的实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与波音等公司相比仍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在民用航空市场领域更是如此。二战结束后各国军事采购量大幅下降,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洛克希德采取了大搞所谓“重利推销”,甚至允许业务员拿出一架飞机总价的10%~20%作为公关“费用”以获取订单。

1976年2月4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跨国企业小委员会委员长在发言中披露,洛克希德公司涉嫌向日本右翼政客儿玉誉士夫支付了21亿日元,并向自己在日本的销售代理公司——丸红综合商社支付了6亿日元,用以公关,以“说服”全日空公司在扩充新型旅客飞机时采购本公司生产的“L—1011”型(又名Tri-Star)飞机。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副总裁科赫(Kochan)等高管随后被质询。在听证会上,科赫承认曾使用大量金钱收买日本、荷兰、意大利等国高官和企业要人以获取订单。其中,为获取日本全日空公司的订单,所送出去的“工作费”达30亿日元之巨,这一重大消息旋即在相关国家引发政治风暴。

在意大利,司法机关随后的调查表明,洛克希德公司为了推销C130运输机,曾向时任意大利总统乔瓦尼?利昂纳行贿。两次出任总理,一次当选总统的著名政治家利昂纳不得不于总统任期还剩半年之时黯然辞职。为了向荷兰空军兜售本公司生产的F104战斗机,洛克希德公司曾向女王朱莉安娜的丈夫贝恩哈德亲王“输送”了大量现金。朱丽安娜女王在荷兰受到广泛的拥戴,她的生日也被定为荷兰的公共假日“女王日”。女王的丈夫曾经是荷兰军队总司令,卷入洛克希德贿赂案后,不得不主动放弃了所有的军衔和军职。然而,与日本相比,意大利、荷兰这些国家的政治风暴都只是小风浪,谁也无法在当时预知,一场历时19年,牵动整个日本政经界神经的世纪大审判将由此拉开序幕。

美国方面的听证会一结束,日本《朝日新闻》就于第一时间报道了美国参议院调查洛克希德公司涉嫌在日本进行跨国商业贿赂的情况。由于涉及当时日本国内赫赫有名的“国士”儿玉誉士夫和丸红综合商社,一下子引发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在野的社会党公开要求自民党内阁辞职,并成立了以本党国会议员上田哲为委员长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专赴美国取证。在自民党内部,面临困境的三木武夫首相也支持彻查此案。1976年2月6日,他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即使涉及日本的名誉,也要查明问题。如有触犯法律之处,必须严加处理。”

2月16日,正在进行例会的日本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偏离”事先安排的议题,开始“传唤”美国参议院在调查洛克希德案过程中曾提及的全日空总经理若狭得治、副总经理渡边尚次等人。面对预算委员会委员长荒船青十郎的提问,若狭得治等人都坚决否认。第二天,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又传询丸红公司董事长桧山广、总经理松尾泰一郎、专务大久保利春和伊藤宏4人到国会,他们同样否认曾从洛克希德公司接收贿赂并转送他人。

美国
【洛克希德案相关当事人在国会接受质询】

由于当时日本与美国并未签订任何刑事司法互助协议,日本方面一时难以获得美方所掌握的洛案相关证据材料。这一点对于案件的水落石出极其不利。关键人物儿玉誉士夫又卧病在床,无法接受相关讯问,案件调查有陷入“停滞”的危险。更关键的是,自民党内部各位与田中角荣过往甚密的实力派人物也不希望相关洛克希德案的风暴进一步扩大。据美国方面2008年8月解密的外交资料,1976年2月20日晚,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中曾根康弘曾通过美驻日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希望美国方面能够“暗中了解”此案。

一直主张要建立“绿色清廉政治”的三木武夫此时发挥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他连续召开自民党要员和内阁成员会议,成立了专门调查委员会,并通过法务大臣稻叶修表态支持检察厅、警视厅和国税厅联手对案件进行调查。2月24日,三机关联合对丸红综合商社总部办公室、儿玉誉士夫家和丸红综合商社专务(董事)伊藤宏家等37处进行搜查。另外,三木武夫还根据国会要求,未经自民党党内其他大佬同意,就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福特,要求美方公布洛克希德案的“全部有关资料。”在他的明确指令下,外务大臣宫泽喜一对美开展“办案外交”。3月5日,三木武夫委任外交评论家平泽和重为特使秘密前往美国,游说美方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然而,美国方面刚开始似乎并不积极配合。

3月23日,日本国会又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参议院提供相关证据。为保护科赫等本国公民,美国方面随后引用本国宪法第5修正案中关于公民不得“自证其罪”、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的规定,要求日本对涉案的美国公民一律免除刑责。为了把此案继续办下去,日方同意对于洛克希德事件中变成“证人”的美国公民缓于起诉。美国又进一步要求日本政府出具保证书,使该缓起诉具有法律效力。无奈之下,日本方面只得照办,以符合美国提出的所谓“国际司法互助之惯例”。3月24日,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关于洛克希德案的《司法协助协定》,承诺将本着国际刑事司法互助之精神对日方的司法调查予以协助。

条约签署后,日方派出东京地检特搜部资料课课长田山太市郎及资深检察事务官水野光昭前往美国调阅相关证据资料。4月10日,二人带着相关证据材料返回日本。5月15日,日本特使斋藤正南访美并会见了基辛格,从而带动了外务省、法务省等机构纷纷派工作人员前往美国详细调查取证。5月24日,日本国会根据所掌握的证据,开始追究之前曾在国会信誓旦旦表示从未从洛克希德公司接收和转送贿赂款的若狭得治等人构成“议院证言法违反罪”。洛克希德案出现重大转机。

最先“松口”的是在洛克希德案中起关键作用的执行公司前常务董事大久保利春,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其祖父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被警方逮捕后不久,大久保利春就交代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警方根据他的交代逮捕了丸红综合商社的社长桧山广和丸红公司原常务董事伊藤宏等人。这些人的证词引导检方逐渐将调查目标锁定为田中角荣。7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东京地方检察厅突出重拳,以涉嫌违反外汇管理法为由逮捕了田中角荣,并指控他涉嫌于1973年8月到1974年2月任日本首相期间,通过丸红公司的桧山广等中间人,四次接受洛克希德公司共5亿日元现金。田中角荣一生中第二次走进了拘留所。据说,进了拘留所后,因为事先完全没有准备,田中只好申请特许,在规定时间(下午14时)之后才将自己的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品送进来。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按照自民党党内惯例,如此大的动作,事先已经得到报告的三木武夫应该要和田中角荣“通气”,或者通过党内其他重要人物向田中角荣预先打招呼。然而,他却选择了沉默,是不是有成心要让田中角荣出丑的意思在其中呢?三木武夫对待洛克希德案的态度常常被一些日本学者批评有过度“积极”,甚至涉嫌越权。这是因为三木武夫将此案作为摆脱信任危机、延续自身政治生命的重大机遇,采取了很多异乎寻常的措施,明里暗里地要求检方朝着“逮捕”田中角荣的方向去努力。例如,他曾于1976年3月在首相官邸召见法务省刑事局局长安原美穂和参与洛克希德案调查的东京地检特搜部检事堀田力,详细了解案情紧张,并直截了当地问“何事能够起诉(田中角荣)?当时,日本检方尚未获得足够证据表明田中涉嫌受贿,身为首相的三木武夫越过法务大臣,直接暗示经办检察官要“起诉”田中角荣,这就涉嫌超越宪法规定的首相权限,直接干预个案调查了。更夸张的是,6月份当堀田力在美国开展调查工作期间,三木武夫还曾直接打了一个国际越洋电话给他,询问案件调查进度。

美国
【7月27日,被逮捕的田中角荣在从检察院去往拘留所的路上】
美国
【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以号外形式报道田中角荣被捕新闻】

1976年8月16日,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决定对田中角荣提出起诉。东京地检“一把手”检事长高濑礼二在自己的办公室与副检事长丰岛英次郎、特搜部长川岛兴一起向媒体公布了起诉田中角荣的理由和已经查明的主要事实。与逮捕理由相比,起诉时检方在轻罪“违反外汇法”之外又加上了一个重罪“受托受贿罪”:指控田中角荣在担任首相期间,收受洛克希德公司和丸红公司5亿日元贿赂,并利用职务之便,指示运输大臣具体“运作”,成功促全日空公司在扩大运力时购买了22架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L—1101”型Tri-Star民航飞机。由于二战后,日本还没有前首相因涉嫌受贿而被起诉的先例,田中角荣在被逮捕并接受第一次审讯后,就给时任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康弘和支持自己的自民党政治团体“七日会”会长西村英一分别写了封简短的退党、退会申请报告,变成了一个失去了组织的“无所属议员”。从万人瞩目的首相、一言九鼎的执政党派阀领袖到阶下囚,田中角荣面临从人生的巅峰向谷底的转变。想必在拘留所狭窄囚室的21天时间里,田中角荣心中一定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吧。

历时良久、耗费巨资、跌宕起伏的漫长审判

检察机关在逮捕田中角荣的同时,也逮捕了他称病住院的秘书榎本敏夫,并带到东京地检特搜部开始突击询问。榎本敏夫出生于东京的一个平民家庭,1961年成为田中角荣经营的日本电建公司的总务部长,1964年日本电建被出售给小佐野贤治后,榎本离开公司,变成了田中的贴身秘书,与控制田中政治后援团“越山会”的“女王”佐藤昭子一起帮田中角荣打理政治献金等见不得光的事务。

案发前,榎本本人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与佐藤昭子一起销毁了有关的财务记录、行车记录等,并远赴中国香港休假疗养。然而,缺乏“专业人士”指导的榎本在与检察官的较量中,还是很快败下阵来。据榎本本人事后在法庭上表示,负责此案的特搜部检察官为了让其形成田中角荣已经交代的错觉,故意在审讯时将一份印有大标题《田中自白》的报纸掠过他的面前,造成其心理防线崩溃,向检方交代了自己分四次接受丸红综合商社专务(董事)伊藤宏5亿日元的事实。但重压之下的榎本敏夫仍然坚守一条底线,拒绝承认这些钱与洛克希德公司的采购有关,只承认接受政治献金,没有松口承认是“收钱帮人办事”的贿金。这5亿日元运到田中角荣的官邸后,榎本按照田中的授意,向参选国会参议员的26名候选人每人派发2000万日元。这26人不仅包括田中派候选人,还有其他派阀和一些无派阀的候选人。榎本向这些人交付竞选资金的地点主要是田中的事务所——砂防会馆,也有一些是送上门去在议员会馆和候选人的个人事务所交给他们的。

根据榎本的供述,1976年7月31日、8月1日检方又两次传讯了田中角荣的司机笠原正则。作为一名司机,正则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其证言却可以佐证榎本关于在某时某地见过伊藤宏等人的供述。两人的供述基本吻合,就构成了一个闭合的完整证据链条。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大喜过望,竟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那就是没有对关键性证人之一的笠原正则采取任何人身保护或者监控措施,传讯完之后就让他回家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笠原正则还以“一些细节仍需回家再仔细想想”将尚未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都带走了。8月2日,笠原正则被人发现死在汽车中。警方调查后认定,正当壮年的笠原正则(42岁)身上没有外伤,也没有药物反应,属于自杀。检方随即发表声明:此事对于案件侦查影响不大。不过事后证明,笠原之死成为整个洛克希德案至今仍然存在争论的关键转折点。

是啊,作为一个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首相宝座的政治家和自民党最大派阀的掌门人,田中角荣有那么容易服输吗?他的个人性格特点就是毅力惊人,百折不挠。面对收受洛克希德公司贿赂的指控和党内党外空前高涨的反对声音,田中角荣并没有放弃,而是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反击战”。这一战,就是十几年。当三木武夫等人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田中角荣还“奋斗”在一线,直到被义子小泽一郎和左膀右臂竹下登等人背叛,因脑梗阻而不得不退出政界为止。可以说,田中角荣剩下来的所有人生岁月都被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所占据,他此后的政治活动,都围绕着“洗清嫌疑,东山再起”这一目标来开展。日本法院先后三次判决田中受贿,但田中本人至死没有承认(终审判决前田中已经去世),日本有人至今不服。无论洛克希德案真相如何,田中角荣身上的这样一份执着和顽强,是令人唏嘘的。

8月17日,田中角荣按照法律规定拿出2.3亿日元,将自己和秘书榎本敏夫都保释出来。虽然面对媒体田中一言不发,但他的“反击”却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

首先,田中角荣致力于从政治上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权力结构。离开看守所后,田中马上投身于推翻三木武夫政权的斗争。在他的运作下,曾指名三木武夫担任首相的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第一个跳出来指责“三木闹得太过分了”,“损害了日本的声誉”,要求他就洛案事件向国民道歉,不再越权直指过问指挥案件的调查,完全交由司法机关独立处理,立即整党并辞职。面对党内压力的三木武夫借助报纸专栏等工具,在舆论声援下进行反击。椎名被指有试图“掩盖洛克希德案件”之嫌,不得不退回幕后。但三木武夫这种将党内矛盾公开化的做法却得罪了几乎党内所有较大的派阀,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人都先后加入反三木联盟,就连本来坚决反对田中角荣的福田赳夫也“冷眼旁观”,不愿与三木联手,实际采取了配合反三木联盟的立场。

美国
【三木武夫】

尽管党内反对声不绝于耳,三木武夫却拒绝辞职。为“绝地反击”,除继续在报纸专栏撰写文章号召建立“绿色干净的政治”,争取舆论支持外,8月24日他联合党内6个小派阀的力量成立“举党体制确立协议会”,宣布将致力于打破党内派阀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9月,三木武夫对内阁进行改组,田中派仅一人入阁担任相对不那么重要的科学技术厅长官,成为最大输家。1976年12月5日,由于任期届满,众议院迎来了一次议员改选,受洛克希德案影响的自民党失去了8个议席。希望能够与田中角荣“切割”的三木武夫的种种努力未获选民认可,内外交困的他只得宣布为选举失败负责,辞去首相职务。福田赳夫继任,成为自民党总裁、日本第67任首相。

三木武夫辞职后,田中面临的政治环境逐步得到了“改善”。如果说福田赳夫作为田中角荣的老对手与其多少还保持了一定“距离”,依然较为积极地推进洛克希德案的侦查和审判的话,此后的连续四任日本首相都因与田中派政治势力“联姻”而对洛克希德案态度“暧昧”:1976年大平正芳内阁被称为“大角联合政权”,1979年大平正芳第二次组阁被称为“田中角影内阁”,1980年铃木善幸内阁被称为“直角内阁”,1982年中曾根康弘第一次组阁被称为“田中曾根内阁”,这其中出现的“角”或“田”字,指的就是田中角荣。通过与其他势力不如本派的派阀联合,躲在幕后的田中角荣牢牢地掌控着连续几任内阁法务大臣的人选——他们不是公开认为田中角荣无罪,就是严厉指责控方关键证人的言论“有违人伦”,这些在后面具体描述控辩双方交锋时会谈及。

有学者认为,从大平正芳内阁开始,洛克希德案的审判是对田中有利时就开庭,不利时就不开庭,结果才搞得如此旷日持久。前面提到过的记者、评论家立花隆对此非常不满,“一个无党派议员,一个受贿案的被告人,竟然可以统领自民党内最大的派别,执自民党之牛耳,决定自民党总裁人选,实在是常识无法接受的怪现象”。但田中的这一策略也存在严重的隐患。为维护自己派阀领袖的地位,也为了和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等人做“交易”,一心想打赢官司,证明自己清白无罪,甚至还想东山再起出任总理大臣的田中角荣不允许本派其他政治家出马竞选首相。如此一来,只要洛克希德案不结束,田中派作为最高峰拥有118名参众两院议员的自民党第一大派,就永远是无法推选候选人竞选首相并执政的党内“在野派”。刚开始大家还不敢说什么,但时间一长,很多具有实力的年轻政治家逐渐对此产生不满,埋下了田中派大分裂的伏笔。

其次,田中不惜血本建立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辩护团队。日本最高法院原法官草鹿浅之介、大阪高级法院原院长新关胜芳等司法界知名人士都被请来帮助拟定辩护策略。田中角荣本人也仔细回忆事件经过,与律师团商量研究问答口径。从事后庭审的过程来看,当时田中角荣和其律师团就确定了要逐字逐句,针对每一个事实与检方针锋相对开展辩驳的策略。应该说,采取这样一种正面对抗的策略,其所需花费的资金和人力物力成本,是非常庞大的。而对在第一轮与检方交手中吃了大亏的榎本,田中也专门安排曾任职检察机关的律师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1977年1月27日,在检方逮捕田中角荣半年后,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洛克希德案。此时,三木武夫内阁已经于一个月前辞职,主政日本的是田中角荣的老对手福田赳夫。庭审上午10时开始,检方先是花了大约3个半小时宣读冗长的起诉书,随后,田中角荣本人在“被告人申诉”环节,不但否认了检方对他的所有指控,还大打感情牌,一会儿慷慨陈词,一会儿哽咽落泪,整个法庭都被他感染了。在一个半小时的陈述中,田中表示,自己虽然清白,但却深感愧对家乡父老和日本国民。作为前总理大臣,被起诉本身就是最大的过错,希望能够通过努力,洗清罪名,挽回国家和党的荣誉,以此报答那些始终支持和信任自己的人。田中陈述结束后,检方又出示了200多件证人证言和其他证物。下午5时左右,万众瞩目的洛克希德案第一次公审就在这样一种各说各话的情况下结束了。

1977年12月3日,对田中角荣秘书榎本敏夫的审判开始了。重新面对检察官时,榎本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紧张和慌乱,他沉着反驳,完全不承认接受过5亿日元。面对检方出示的自己签过字的口供,榎本表示,检察官当时故意将一张印有“田中自白”大字标题的报纸带进询问室,看到报纸后自己误认为“(田中)先生为了顾全大局,哪怕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也承认了”,因此也跟着承认了收受5亿日元这一不存在的事实。榎本这样做不但是当庭翻供,而且还反过来指责检察院存在“诱供”嫌疑。对于检方来说,一旦法庭认定榎本敏夫确属在“诱供”之下做出了不实陈述,不但整个洛克希德案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逆转,东京地检特搜部的相关负责人也可能因此陷入困境,反贪精英被打上“诱供能手”的烙印,其后果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东京地检的起诉团队毫不示弱,见招拆招,找来当年那张印有“田中自白”大字标题的报纸,比对报纸出版日期与榎本在询问口供上签字的日期后表示,由于口供签字日期早于报纸出版日期,因此榎本不可能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被诱供的。而榎本则否认自己看到的就是检方找来的这张报纸。

在随后的125次庭审中,田中角荣辩护团队不断就检方起诉书和证据材料中的细节问题提出反驳。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检方起诉书中所提到的受贿地点存在明显瑕疵。根据检方的起诉书,5亿日元是由丸红公司时任专务(董事)伊藤宏分4次交给“榎本敏夫”的:①1973年8月10日下午14时20分左右,伊藤宏于停在英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道路上的轿车中将钱交给了榎本敏夫;②1973年10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左右,伊藤宏在自己住宅附近的公用电话亭前将钱交给了榎本敏夫;③1974年1月21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伊藤宏在Okura酒店的停车场将钱交给了榎本敏夫;④1974年3月1日上午8时左右,伊藤宏在自己家里将钱交给了榎本敏夫。

关于第一次行贿的地点,检方的说法是,根据田中角荣司机的行车记录,8月10日中午,榎本敏夫要去英国驻日大使馆附近的甜品店“村上开新堂”购买日式甜品,所以才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并不十分隐秘的地点交付如此大额的现金。然而,辩方律师找来“村上开新堂”的老板娘村上寿美子当庭作证表示,8月10日,该店因为天气太热而关门停业了。关于第三次行贿的地点,辩方对起诉书中的指控提出了更多的质疑。首先,根据调查,1974年1月21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Okura酒店停车场外的宴会厅正在举行政治家前尾繁三郎的后援团宴会,有很多政界财界要人出席,选择这样一个熟人遍地的“险地”交付巨额贿金,有违常理。而且,1月21日东京大雪,根据检方起诉书的说法,伊藤宏与榎本敏夫两人在雪地里站着聊了半个小时,这么冷的天,如此反常的行为,在榎本敏夫的司机和伊藤宏的司机松冈克浩的证词里面却都没有提到,实属难以理解。

为了证明榎本敏夫不可能在检方指定的时间内出现在其他两个地点,1981年4月,辩方律师团先后找来了专为榎本敏夫开车的司机清水孝士以及商人斋藤清志、参议员山崎龙男、原日本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等人,以证明在检方指控的时间榎本敏夫在其他地方出现过。清水孝士的出现和这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名人”为榎本敏夫提供“不在场证据”让检方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地位。与辩方律师团的步步为营,逐个击破战略不同,急于取得突破的日本检方当时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做法,甚至派出警力监视作为辩方证人的松冈克浩和斋藤清志,并于开庭前将这两人带到东京地方检察院讯问。直接询问辩方证人,甚至对其进行人身限制,日后成为一些专家和媒体记者质疑洛克希德案存在“不公正”的重要理由之一。为了驳倒田中方面提出的榎本敏夫“不在场证据”,检方最后找来了榎本的前妻三惠子,她在法庭上公开作证称,1976年2月左右榎本敏夫在和自己的交谈中亲口承认,确曾收受了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日文原话「榎本は5億円受領を認める発言をしていた」)。榎本敏夫和田中角荣一样出身贫寒,发迹后与自己的原配夫人离婚,娶了年轻貌美的三惠子为妻。洛克希德丑闻爆发后,三惠子与榎本敏夫的婚姻很快走到了尽头。本来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没想到三惠子反而向身处悬崖边的自己重重地推了一把,不但可能毁了自己,而且使“恩人”田中角荣一生的心血付诸东流,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深知问题严重性,备受打击的榎本敏夫一蹶不振,两个月后突发脑溢血,从此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直至去世。这样的情节,不禁让我想起《红楼梦》中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当然,三惠子出庭作证指证榎本敏夫,本身只是在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其中所蕴涵的人情冷暖,就一言难尽了。

美国
【正在法庭作证的榎本三惠子】

在试图证明榎本敏夫具有“不在场证据”因而没有收5亿日元的努力失败后,田中角荣的辩护团队另辟战场,试图证明即使他收了钱也不构成所谓的受贿,而仅仅是政治献金。当时,不少同情田中角荣的日本高官也支持这种观点。1978年12月,与田中角荣“结盟”的大平正芳第一次组阁,其法务大臣古井喜实,任内一直宣扬所谓的“首相职务权限论”,还专门就此写了一本书,其主旨就是阐明田中作为首相并无权“决定”全日空这样的民间公司购买什么样的飞机,即便他真的收受了5亿日元也只是政治献金,而不构成“收钱帮人办事”的受贿。

田中角荣律师团队认为,全日空公司决定采购洛克希德公司L-1011机型的过程是“自主”、“合理”的,并没有受到来自政界的不当影响。因为1972年10月7日全日空公司曾就采购何种机型召开过高层会议,技术部门负责人中有3名赞成洛克希德公司的L-1011机型,非技术部门负责人中有2人赞成麦道公司的DC-10机型、另有1人赞成波音公司的747机型、1人赞成L-1011机型。为了取得公司高管的一致同意,全日空决定于10月22日对几种机型的“噪音”大小进行测试,看看技术部提出的L-1101型飞机噪音小的理由是否成立。该测试由于天气不佳,大雨倾盆而未能如期举行。10月28日,在再次举行的公司高层全体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采购L-1011机型。如果时任全日空公司总经理若狭得治真的是“受命”采购洛克希德公司的L-1011机型,10月7日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的票决结果(4:2:1)就完全可以了,何须节外生枝,再搞一次噪声测试呢?一旦测试L-1101机型噪声并不比其他公司的飞机小,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辩方律师认为,如此慎重、民主、公开的决策,又何谈受到了田中角荣和运输省大臣的不当影响呢?

当然,检方并不认可相关辩护理由。他们对全日空公司进行了搜查,发现全日空公司涉嫌收受洛克希德公司经由中间人交付的40万美元所谓“工作资金”,并以此为基础设立了一个“公关费小金库”,其中200万日元用于贿赂原运输大臣佐藤孝行、500万日元用于贿赂原运输大臣桥本登美三郎,由此牵出了两外一桩行贿大案——全日空公司行贿案。

如果说,田中角荣所组建的豪华辩护律师团队在法庭上成功地给检方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的话,其在政治上的努力很快也得到了回报:1979年11月9日,大平正芳第二次组阁中,其法务大臣仓石忠雄公开在当选后的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表明同情田中角荣的立场。1980年5月16日,自民党内反对派与社会党联合倒戈,大平正芳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在其后的竞选活动期间,70岁的大平亲自披挂上阵与选民互动,为选举造势,却不幸突然死于心肌梗死。受大平正芳逝世所催生出的同情票影响,自民党在选举中胜出。1980年6月,大平派新领袖铃木善幸出任日本首相,其法务大臣奥野诚亮公开批评检方找榎本敏夫的前妻三惠子指证其前夫的作法有违人伦。1982年10月,中曾根康弘成为日本首相,其法务大臣秦野章公开表态,称洛克希德案有违法嫌疑,不排除启动司法指挥权对相关调查进行干预的可能。然而,经历了二战以来多次反腐败大案历练的日本检方并没有在压力下屈服,自民党内部反田中角荣的所谓非主流派与反对党社会党也联合起来为洛克希德案的最终宣判加油助威。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媒体对于政治家们涉及洛克希德案的一言一行都高度关注,有犬养健的前车之鉴,谁敢真的启动司法调查指挥权叫停对田中角荣的调查呢?

1982年检方首先将案情相对简单的“全日空行贿案”起诉到法院。6月8日,法庭做出一审判决,原交通大臣佐藤孝行、桥本登美三郎两人构成受托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和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田中角荣的秘书榎本敏夫在此案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田中角荣的得力助手二阶堂进也收受了500万日元现金,但因“无法证明其职权与受托事项有关”而受贿罪名不成立。一审判决宣布后,佐藤孝行提出了上诉,后放弃上诉选择认罪。这一判决表明,全日空确有向田中角荣身边人“送礼”的行为。所谓无利不起早,全日空作为一个盈利性经营实体,如果不是有求于田中角荣,会给他们送礼吗?既然全日空有求于田中,他也就必然拥有了左右其采购决定的影响力。

在“肃清外围”之后,1983年1月12日,日本检方在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宣读了对田中角荣的“论罪书”,“论罪书”旁征博引共约30万字,详细阐述了检方控诉田中角荣等人有罪的理由,主要分为四部分:一、桧山广、榎本敏夫等人的口供是“完全自愿的,其可信性不容置疑”,检方没有逼供诱供;二、7年来检方调查所取得的证据与美国方面提供的洛克希德公司原副总裁科赫、驻东京办事处代表等高管的口供内容一致,能够互相证明;三、律师团队对检方提出的榎本敏夫受贿时间和地点的质疑由于辩方证人证言“缺乏合法性、很不正常、证据不足”而无法成立;四、田中角荣作为内阁总负责人,完全能对交通大臣直接发号施令,进而影响所谓“民间企业”全日空的采购意向。全日空公司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更新换代本公司民用航空飞机的工作,是在日本运输省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田中角荣作为时任首相,通过运输大臣,对全日空的采购决定实施了不正当的影响。据此,检方建议法院判处田中角荣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亿日元。虽然审判的形势对己方越来越不利,但田中的律师团队依然在1983年5月向法庭提出了一份约100万字的申辩书,“分为没有收受5亿日元”、“首相职权无法影响民营航空公司的采购决定”、“检方调查行为违法”等几部分,结论就是“田中首相无罪”,事件本身是人为捏造的,是陷害田中角荣的政治阴谋,“根本经不起后世的评判”。

1983年10月12日上午,东京地方法院701号法庭最后一次开庭审理洛克希德案。上午10时,审判长宣读判决书,田中角荣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亿日元。同案的桧山广、大久保利春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榎本敏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从1977年1月27日第一次开庭,到一审最后宣判,整整用了6年9个月时间,可谓旷日持久,跌宕起伏。然而,由于美国方面最初披露的行贿金额是30亿日元,日本检方却仅仅查明了其中5亿日元的去向,且始终只盯着田中角荣不放,对其余25亿日元没有做出任何交代,因而也遭到了不少质疑和批判。有评论就认为,作为行贿中间人的儿玉誉士夫,其请客送礼拉关系的所谓“工作资金”不可能有25亿日元之巨,检方办案存在明显的“灯下黑”嫌疑。

从大右翼到大流氓——被称为“国士”的腐败掮客儿玉誉士夫

田中角荣的命运暂且不表,笔者想先对洛克希德案中的另一关键人物——中间人儿玉誉士夫做一个简单的描述。笔者认为,了解这个曾对日本政治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右翼”+“黑道”人物,对于我们理解二战后日本政治运行的“潜在法则”,特别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变迁,是有帮助的。

“国士”一词来源于我国,专指一个国家中智勇双全、才能出众的人。《战国策•赵策》就有“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的表述。《史记》在描写韩信的《淮阴侯列传》中,也提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洛克希德案中涉嫌充当行贿受贿“掮客”的儿玉誉士夫,当时就被称为日本的“国士”。表面上他是一个热心慈善事业,爱好哲学,痛恨官僚腐败,对金钱无欲无求的人。但实际上,儿玉二战前为日本右翼“行动派”代表人物之一,二战后是日本多个黑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人、政经界幕后黑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日本的代理人,对多位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鸠山一郎组建民主党时曾经得到过他的资金资助,岸信介则曾经是他在巢鸭拘留所时同为二战甲级战犯的狱友。政治家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等人更是与他交情匪浅,1960年儿玉誉士夫给自己办了一个“生人葬”,对于如此荒诞不经的事情,这两位碍于情面,还亲自跑去“送葬”,上香“祭拜”。据说,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1982年出版的小说《寻羊冒险记》中的那位“先生”,就是以儿玉为原型构思出来的。

要说其实这位一度权倾日本黑白两道的儿玉出身还是比较贫苦的。明治维新后日本武士阶层失去特权地位,1911年2月,出生在日本福岛县一个武士家庭的儿玉誉士夫对这种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有深刻体会的。他本姓山田,后随当医生的养父改姓儿玉。青年时代,他还曾被送往在朝鲜半岛的一个亲戚家生活,儿玉的亲姐姐后来也嫁往朝鲜半岛。儿玉回到日本,从“京城商业专门学校”毕业后,一度当了一段时间工人。这位“国士”儿玉誉士夫,是不是真的智勇双全值得商榷,但作为二战前侵略性极强又好斗的日本右翼“行动派”代表人物,他对于暴力的崇拜和喜好是毋庸置疑的。

1931年(昭和6年),时任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因为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大幅压缩军费得罪了日本军部。受右翼思潮控制的舆论一边倒地将日本经济遇到的困难、国内国民生活的困苦都归咎于犬养毅政府,特别是井上这个主管经济的大藏大臣。年仅20岁的儿玉誉士夫给井上准之助寄去过一封附着短刀的信称,“这把刀是用来护身,还是用来切腹自裁,请自由决断”,言下之意:与其被我们刺杀,不如你自己自杀算了。因为这封威胁信儿玉被判入狱5个月。出狱后不久,儿玉誉士夫又纠结右翼组织“天行会?独立青年会”的一帮同伙,计划先用炸药炸掉东京的发电站,再乘黑暗杀掉当时的政府政要,实现政变的目的。结果在准备手榴弹时发生意外爆炸,儿玉逃走后遭人举报,在藏身之所被警察包围,他用手枪自杀未遂身负重伤,随后被判处4年6个月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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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儿玉机关时的儿玉士夫(右)】

这个时期的日本,疯狂而偏执。只要打着“忠于天皇”的旗号,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杀人、侵略等一切非法行为都会获得狂热的拥戴。遭儿玉威胁的井上准之助最终还是于1932年3月被右翼政治团体“血盟团”暗杀,同年5月犬养毅首相在自己家被山岸宏、三上卓等11名海军年轻士官枪杀。日本国民不但不谴责暴力,还通过“上血书”、“寄手指”等方式为11名士官请愿,要求从轻发落这些“爱国”青年。在此背景下,儿玉誉士夫的恐怖行径,也没有遭到谴责,反而被视为“忠君爱国”的表现,一举奠定了他在“行动派”右翼中的地位。

二战结束后儿玉誉士夫也没有放弃自己对于暴力的“信仰”。1959年(昭和34年),儿玉曾与狱友岸信介约定,后者将在辞职后把首相宝座交给儿玉的“好友”大野伴睦。然而在后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岸信介实际支持的是池田勇人。儿玉誉士夫大怒,派出受自己控制的右翼政治团体“大化会”原会员荒牧退助在新首相就任庆祝仪式上试图刺杀岸信介未遂。二战后儿玉誉士夫还曾试图以“东亚同友会”的名义将日本国内的黑社会组织都统合起来,港台警匪片中经常出现的日本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反对此设想,结果,儿玉誉士夫又派出其控制的东声会会员木下陆男枪杀山口组重要人物田中清玄,导致田中受重伤。其实说起来,山口组二战后的“中兴”还与儿玉的帮助密不可分,所以他才会对于山口组“忘恩负义”、“不听招呼”感到怒不可遏。山口组起源于日本港口城市神户的码头工人地下组织,其第一代领导人山口春吉和第二代领导人山口登都非常注意构建在执法者中的“人脉关系”,仗着有“保护伞”的优势,不断吞并神户港内的大小组织,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战期间,日本军部对国内的地下组织采取严厉镇压政策。在日本军部这个最大的“专业黑社会”面前,山口组等“民间业余选手”统统死光光。到1943年,山口组只剩下约30多名成员,其第三代领导人田冈一雄还是靠着日本皇纪2600年纪念活动中的大赦才得以逃出生天。二战结束后,日本港口劳动工人大多数都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不愿意为美军搬运物资。美国方面就让儿玉誉士夫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儿玉找到了在神户港当“大哥”的田冈一雄。如此一来,山口组傍上了美军这根日本最粗的“大腿”,并从垄断神户港的物资搬运权开始了所谓“中兴之路”。话说当儿玉誉士夫找到田冈一雄的时候,这个哥们手底下才不过30多人,完全是处于风雨飘摇最困难的时期,儿玉誉士夫也因此自认为对山口组有恩。

回到儿玉誉士夫,说起来他对暴力的痴迷虽然一以贯之,但二战前后的儿玉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从军国主义狂热分子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黑社会带头大哥!儿玉身上所体现出的“行动派”右翼对“任侠系”黑社会的渗透和统合,其实恰恰代表了二战后日本右翼和黑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1936年从监狱放出来后,儿玉誉士夫旋即加入了右翼政治团体“国粹大众党”。1937年,他获得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的赏识,逐渐开始介入对中国的情报特务工作。淞沪会战后日军侵占上海,儿玉誉士夫受海军委托在上海建立特务情报组织,这也成为他聚敛财富、建立贯穿日本政经两届人脉的起点。获得了日本政府和军部支持的儿玉,年仅27岁就指挥着一个可以对中国人生杀予夺的特务组织——“儿玉机关”。据美国陆军情报部的内部报告,儿玉机关当时在上海不但插足盐铁交易,强占矿产资源、农场、养鱼场等,还经营秘密武器工厂,甚至贩卖海洛因。其所拥有的财富,一度达到了惊人的1.7亿美元。日本宪兵还曾经因儿玉中饱私囊太过分而将其逮捕入狱。但由于得到当时日本右翼元老、神风敢死队首倡者大西泷治郎海军中将的庇护,儿玉很快就被放了出来。1942年他还煞有介事地参加了日本第21回众议院议员的选举,在东京5区的所有候选人中得票率位列第8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二战前的儿玉,仍然只是一个标准的行动派右翼分子,尽管崇尚暴力,且与某些黑社会人物关系不错,但却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儿玉已经开始渗透并控制黑社会组织。他所掌握的儿玉机关,也还是一个拿编制、有经费的正规特务组织。

二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一度非常积极地打击极端国家主义,摧毁日本“行动派”右翼极端势力的组织,明确战前曾在政府机关出任公职的右翼政治家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多数右翼政治团体被强行解散,一度有烟消云散的趋势。然而,由于中国等二战中备受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国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话语权,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清算工作完全被美国一国利益所左右。昭和电工案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担心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等进步力量借助工人运动的力量掌握政权,影响自己的防共反共大业,竟然将盟军统帅部的首要政策目标从遏制军国主义变成了反共,负责反共情报工作的盟军总部参谋二部(G2)逐步掌握了对日政策的主导权。参谋二部部长查尔斯?安德鲁?威洛比(Charles Andrew Willoughby)与日本右翼走得也比较近,曾遭打击的日本右翼政治力量马上死灰复燃,借机抬头。1952年(昭和27年),时任法务总裁木村笃太郎就以反共的名义提出,要拨专款3亿日元建立一支忠于日本右翼政治力量的“二十万人拔刀队拔刀队”。这一构想,虽然由于时任首相吉田茂的强烈反对而最终流产,但木村等人却转而借助“任侠系”日本黑社会组织的力量。据说,为了获得黑社会的“协力”,木村向黑社会老大提出了“今后对于赌博犯罪,只要不是现行犯,就一律不管”的条件作为交换。

日本的“行动派”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这两个中国人听起来可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东西其实有很多共同点:“行动派”右翼鼓励个人“敢想敢干”,通过暴力实现极端国家主义的政治诉求,其逻辑非常简单血腥——“不喜欢支持孙中山的首相犬养毅没问题,杀上门去砍了那个老头,然后大喊几声天皇万岁,你就是日本的英雄”;而后者则同样崇拜天皇,将其视为黑社会组织的最高精神领袖。在“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内部的重要仪式上,那些作为见证人的黑社会大佬的背后或者头上,总是会挂上写着“天照皇大神”的条幅,颇有“天照皇大神(天皇)”才是这些宗教仪式的最终见证者的意味。在赞成使用暴力、鼓吹日本民族优越论等方面,“任侠系”黑社会与“行动派”右翼更是如出一辙。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行动派”右翼不屑于干一些“任侠系”黑社会组织所从事的开赌场妓院等事情,他们谋求的首先是国家权力,其次才是财富。一般来说,“行动派”右翼的财富来源相对更为“体面”,社交圈中政要名流多一些。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对于儿玉誉士夫这样的右翼“行动派”,往往还心怀一种复杂而奇特的敬意,遇有黑社会组织发生内部冲突的时候,右翼大佬们常常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这实际上也是二战后右翼政治势力渗透、统合黑社会组织的基础。

二战结束后,儿玉誉士夫一度被美国人作为甲级战犯关进了监狱,他从上海搜刮回来的财富也面临被没收的危险。但和岸信介等其他日本甲级战犯一样,面对美国一方面不废除天皇,另一方面强力弹压右翼政治团体的两手,都来了一个大变脸,转而鼓吹“日美同盟”,声称只有和美国合作才是日本未来的出路,表现出日本右翼彻头彻尾“欺软怕硬”的功利和现实。据说,从监狱放出来时,儿玉就已经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了,专门负责帮助盟军查获被其他人隐匿的战前日本军用物资。然而,2007年3月12日,美国解禁的一份中央情报局对日机密文件中对于儿玉的评价很低——“几乎不具备什么收集情报的能力,是一个专业的骗子,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捞钱”。

儿玉誉士夫将政治化“任侠系”黑社会团体与捞钱几乎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例如,1959年(昭和34年),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3月,134个进步社会团体召开大会,自发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当时日本国内几乎所有的左翼进步力量全部参与进来。另外,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也意识到了危机,成立“全日本爱国团体会议(下文称全爱会)”,将当时比较活跃的日本右翼政治组织几乎都统合起来,试图与前者对抗。4月26日,“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展开第十五次全国统一行动,发动群众请愿、集会和示威。日本国会收到请愿书17万封,参加请愿的人数达到330万人次,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大请愿”。就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方面却提出总统艾森豪威尔将于6月19日访日。由于日本警力已经完全用于应对游行、抗议和示威,如何确保艾森豪威尔的安全就成为让岸信介政府非常棘手的难题。按照当时接待艾森豪威尔工作总负责人桥本登美三郎的计算,为确保艾森豪威尔的安全,需动员8万人,以当时的警力状况,缺口大约在4万人。因此必须借助民间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的力量。具体负责与“任侠系”黑社会组织各位大佬交涉、协调的,正是儿玉誉士夫。

但形势的发展超出了岸信介内阁的预期。6月15日,580万日本群众参加抗议《日美安保条约》签字活动,喊出了“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的口号。当晚,7000名学生冲进国会,与3000名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年仅22岁的东京大学女学生、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桦美智子死亡,日本国内矛盾空前激化。16日,迫于无奈,担心无法确保美国总统安全的岸信介政府只得向美方提出,请求艾森豪威尔延期访日,最终艾森豪威尔取消了访日的安排。《日美安保条约》采取自动延期的方式续约。如此一来,动员4万民间右翼团体和“任侠系”黑社会也没有必要了。但自民党当时拨出的专项经费大约5亿—6亿日元却不翼而飞,民间传闻都称是被儿玉誉士夫中饱私囊了。日本右翼内部为此专门召开过“真相究明会”,由于遭到儿玉等人的抵制,最后不了了之。一下子进账几个亿,这样的“爱国工作”,你说儿玉能没有积极性嘛!

当然,捞了这么一大笔钱的右翼黑帮分子也不太好意思啥也不干——给年轻人洗脑并喊打喊杀本来就是他们最拿手的。1960年10月12日,17岁的大日本爱国党党员山口二矢在东京日比谷会堂当众刺杀了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血腥的镜头被电视摄像机抓拍下来。事后,人们在山口的学生装口袋中发现了这样一张纸条:“你,浅沼稻次郎,正在赤化日本。我并不恨你本人,但是你身处社会党领导者的位置,在访问中国的时候胡言乱语所谓“访问中国的时候胡言乱语”,并且你就是冲击国会事件的直接责任者,这一切,对于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要替天行道。”浅沼遇刺事件,对于描述战后日本极右翼势力成长黑社会化的轨迹来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日本街头暴力团体,已经成为了右翼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的主张很简单,就是血腥镇压一切反对自己的声音,包括当时如火如荼的左翼人民运动力量。唯一能让这帮家伙暂时“安静”的,就是武力更为强大的美国。否则,为什么屡屡发生美军士兵强奸日本女性事件,却从没有听说哪个右翼青年冲进冲绳的美军基地去惹是生非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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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沼在公开场合被右翼分子用长刀刺死】

此后,羽翼渐丰的儿玉开始不怎么买那些右翼老人的账,还高调退出全爱会,将那些比较年轻的日本右翼分子拉拢在自己身边成立了所谓的“爱国青年会议”,不久后改名为“青年思想研究会(下文称青思会)”。青思会中,包括高桥正义领导的“日之丸青年队”、筑紫次郎领导的“日本革新党”、西山幸辉领导的“昭和维新联盟”、福田进领导的“防共挺身队”、北上清五郎领导的“大日本生产党”等右翼组织。青思会也被称为“儿玉军团”,由于这些组织的成员比较年轻,敢打敢杀,实力较强。据说在洛克希德案发前,日本右翼分子不分年龄大小、资历深浅,都不敢在儿玉誉士夫面前说半个不字。

另外,儿玉还将国内“任侠系”黑社会组织以右翼政治团体的名义包装、统合起来。如前所述,由于“山口组”的反对,儿玉没有实现统一全日本“任侠系”黑社会组织的目的,只得退而求其次,于1963年将活跃在日本关东地区的黑社会组织统一起来,成立所谓的“关东会”,其中包括松叶会、住吉会、国粹会、锦政会、东声会和北星会等。要说儿玉装模作样的毛病一到得意的时候就会显露出来。那些老牌的右翼大佬本来就已经对儿玉自立门户的做法非常不满了,他竟然还在关东会成立仪式上公开批评自民党派阀林立,并与一帮黑社会大哥联名写了一封题为“请即刻停止自民党内部的派阀斗争”的警告信,日本参众两院议员人手一份。也许,儿玉如此作为只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觉得关东会是一个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右翼政治组织,而不是黑社会集团吧。但黑的就是黑的,再怎么装也欺骗不了世人,加上右翼老人、自民党高层都对儿玉罔顾自己感受的嚣张十分不满。因此日本政府以这封信为契机,于1964年1月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黑社会暴力团体”专项行动。一时间,关于儿玉誉士夫极有可能被捕的传言四起,“儿玉军团”很是蛰伏了一段时间,他本人也因此认识到,为黑社会团体披上“合法外衣”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地下王国”的发展不能越过一定的限度,必须与掌权的右翼政治势力合作而不是挑战他们的权威,否则就可能引发众怒,遭遇灭顶之灾。

认清这一道理后,儿玉誉士夫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一方面,推动“儿玉军团”加快披上右翼政治团体的外衣。1967年(昭和42年),由儿玉誉士夫等黑社会大佬组成的“交风俱乐部”开设所谓的“日本青年讲座”,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右翼青年领袖”。教授的课程既有传统黑社会的必修课“武斗训练”,又适应新形势开设了如何运用媒体(包括如何撰写日本流行的周刊杂志文章)方面的课程。另一方面,他还推动自己下属的各个不同黑社会团体改变过去的敛财方式,不再直接依靠暴力敛财,而是以暴力为依托,积极地进入土木建设、“娱乐业”、房地产中介等产业。

另外,除了通过相对较为初级的“暴力团体公司化”方式来实现转型外,以儿玉誉士夫为首的黑社会组织还通过插手控制“总会屋”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日本的经济领域,在财源上逐步摆脱了对右翼政治团体捐赠、施舍的依赖,具备了从公司企业身上聚敛搜刮财富的“造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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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6月2日东京地方法院审判洛克希德案时出庭的儿玉誉士夫】

有人说,儿玉誉士夫青年时代靠“军界”关系混,中年时代靠“政界”关系混,晚年却混迹“财界”,真正的是日本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三栖明星”。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行动派”右翼势力和“任侠系”黑社会组织二战后的合作、统合与斗争。也正因为儿玉所具有的影响力,洛克希德公司希望打开日本的民用航空市场时,才会找他做中间人。洛克希德案发后,儿玉誉士夫作为掌握核心情况的当事人,却一直称病卧床拒绝合作。1976年2月,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决定传讯儿玉,他称病在家卧床,不久后检方也是在“东京女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病床前讯问的儿玉。日本舆论普遍对检方未对儿玉采取进一步的强制措施表示不满。1976年3月,因为对儿玉“出卖国家利益”与“英美鬼畜”合作不满的前野光保企图利用放置了大量爆炸物的小型遥控飞机将在家“养病”的儿玉炸死。儿玉恰好没在自己的卧室休息而侥幸逃过一劫。一生提倡暴力的儿玉,这一次也尝到了暴力的苦头,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1976年3月,检方以涉嫌违反外汇法和所得税法对儿玉提起起诉,儿玉再次称病,原定于1977年6月进行的审判不得不延期。1980年,儿玉住院,1984年1月,时年72岁的儿玉因病去世,对他的司法追诉也因此中止。

但日本“行动派”右翼政治势力与“任侠系”黑社会团体的“合流”趋势并没有随着儿玉誉士夫的死去而有任何停滞。去过靖国神社的人会发现,每到所谓的“大祭”,就会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靖国神社里面既有穿着体面的议员政客,又会有很多穿着日本军服甚至纳粹军服的人出没。这些人往往既不是所谓的战亡者家属,也不是一般的日本国民,而是带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右翼分子。2006年8月15日,小泉纯一郎不顾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反对再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8月16日自民党原干事长加藤弘一对此提出了批评意见。令人震惊的是,当天傍晚他位于山形县鹤田市的老家就被一个65岁的东京右翼组织成员放火烧毁,加藤弘一时年95岁的老母亲因正巧外出散步而免遭杀身之祸。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立马又拔刀杀人(1960年浅沼稻次郎被刺杀)又浇汽油烧房子的,除了黑社会,还有其他人能干得出来吗?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暴力行为在二战后的日本,依然时不时能够得到一些政经高层明目张胆的支持和鼓励。例如,1960年10月12日,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极端右翼分子当众用长刀刺死后,时任东芝公司社长、日本经团联会长的石坂泰三不但不感到震惊和反思,反而向媒体表示:“暴力行为虽然不好,但是没脑子(no intelligence)的右翼青年因为浅沼领导安保斗争等行为而感到苦恼,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也不是不能理解这位青年的心情”,言下之意,执掌日本经济界牛耳的石坂泰三,竟然和这位17岁的恐怖分子很有共鸣,是他的知音!说实话,作为一个学习过法律的人,笔者确实不主张激烈的反日行为,但对于石坂泰三这样的人领导的公司,但凡是中国人,又怎么可能不觉得危险、恐怖和反感呢?对于其生产的产品,用起来怎么会不感觉到双手沾血,内心别扭呢?这样的一个日本,一旦修改了战后的和平宪法,又怎么可能不让那些曾经被其侵略过的国家忧心忡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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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5日笔者在靖国神社内拍到的身穿日本军服和纳粹军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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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的民众在集会示威】

日本右翼政治势力二战前为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二战后为了对付进步群众运动,积极整合所谓的“任侠系”黑社会势力,这一不寻常的努力对日本的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在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以“结社自由”的名义,明确公开承认暴力团的合法地位,甚至拒不承认山口组等暴力团是严格意义上的“黑社会”。山口组等暴力团也积极配合,不但自称是忠君爱国的“天皇子民”,还努力推进自身的社团化和合法化。据说,山口组位于神户市的总部外面挂了一个“社区友好宣言”称:不允许使用童工,不贩毒,也不乱扔烟头。遇有重大自然灾害时,暴力团还会积极投身救灾活动,1995年的神户地震灾害和2011年日本的“3•11”大地震中,山口组都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进行救灾。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日本黑社会组织的欺骗性。但无论如何,其资金来源仍然离不开非法行当,即便真的从事合法的生意也离不开暴力的后盾和支持。以日本的“消费者金融”(无需担保的小额信贷业务)为例,其特点就是贷款方便,表面上看起来条件非常优惠,但实际却是利用日本法律规定的漏洞在从事准高利贷生意。2010年,日本TBS电视台还专门推出了一部描写相关题材的“深夜电视剧”《暗金丑岛君》。事实上,从事这一块生意的不少是有暴力团背景的“财务公司”。一般来说,敢借高利贷的日本人,不是穷疯了,就是混不吝,这样的人一旦借了钱,很可能是无法按时还钱的,然而,有暴力团背景的公司却不会担心这些,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方法”能够把这些钱给“榨”出来。

今后,将可能长期面对人口萎缩、经济不振、右翼思想重新抬头局面的日本还能牢牢地控制住这些黑社会力量吗?这支政治力量会不会成为东亚和平潜在的威胁?美国二战后在对日政策上重现实利益而轻对错正义,并没有真正清算极端民族主义的流毒,一旦其对日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会不会养虎为患?但愿,这些都是笔者的杞人忧天吧。

被判有罪、众叛亲离的田中依然高票当选国会议员

1983年10月,田中角荣一审被判有罪。1987年7月,他就洛克希德案一审判决提出的上诉被东京高等裁判所驳回。由于日本实行的是四级三审制,田中角荣不服二审判决,当天就又提出上诉。1993年田中角荣在上诉期间病死,检察机关放弃了对他的司法追诉。但是,1995年(平成7年)2月,日本最高裁判所对榎本敏夫等人的上诉作出了三审终审判决,判决书中确认了田中角荣曾收受5亿日元贿赂的事实,等于变相宣判田中角荣有罪。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审判中,田中角荣耗尽了自己的体力、资源甚至是政治人脉,却没有能挽回局面,最终被判有罪。在他一审被判有罪后,田中派(又称星期四俱乐部)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长期以来,一方面,为壮大支持自己的力量,田中角荣采取了扩大派阀的政策,不仅在选举中支持新议员,就连其他派的议员和无派议员也都笼络到自己身边,甚至“安排”他们担任政府中的要职。那些自认为是田中派嫡系的青年议员无形中感到受了冷落,对这样的局面极为不满;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实力逐步增长的竹下登威胁自己的地位,田中角荣重用二阶堂进、小泽辰男、后藤田正晴等心腹议员和江崎真澄、田村元、小坂德三郎等所谓外围议员来抗衡竹下登,时间一长,派内自然就形成了两大势力对抗的局面。1984年(昭和59年)9月10日,在神奈川县箱根王子饭店召开的派内议员研修会上,田中角荣再次否决了本派议员希望在一个多月后举行的总裁选举中推举候选人的建议。从洛克希德案审判和自身利益出发,他决定继续支持中曾根康弘。如此一来,已经75岁的二阶堂进倒无所谓,但田中派内野心勃勃的年轻议员和中坚力量再也无法忍受这样“为他派抬轿子”的局面。

竹下登在亲家、派内坚定的盟友金丸信的支持下开始密谋自立山头。1984年12月19日,金丸信出面组织同属田中派的桥本龙太郎、小泽一郎、梶山静六和羽田孜在东京港区赤坂日商岩井大楼19层的一家高级法国餐馆秘密聚会,商定将成立以竹下登为核心的新的政治组织。六天后,六人小组再次召集中村喜四郎、田原隆等其他十名派内议员在一个叫“桂”的小酒馆秘密聚会,确定了每个人的具体分工。随后,按照竹下登、小渊惠三和梶山静六确定的所谓“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预备会员的名单,中村喜四郎等人逐一去找这些田中派议员签名,希望他们加入以竹下登为首的“学习会。整整一个多月后的1985年1月26日,当竹下登等人已经开始发展那些他们认为把握稍微差一点儿、很可能向田中告密的“第三层”预备会员的时候,佐藤昭子才接到派内一个议员的“举报”电话。她立即将此事向田中角荣报告。原本对政界消息无所不知的田中角荣竟然连派内如此大的动静都没有及时发觉,不能不说是他控制力明显下降的标志。

与此相反,竹下登的反应却异常迅速。既然田中角荣已经知道了,那就不如正面摊牌。1月27日晚上,他亲自来到东京目白台的田中家,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想成立“学习会”,并已发展了80多名成员的事,这个数字相当于田中角荣“星期四俱乐部”总人数(122人)的2/3,而且都是一些根正苗红的“田中派嫡系”。原打算在谈话中安抚竹下登的田中角荣再也无法保持平静,愤怒地教训竹下登说“(你要)再等十年”。当面没有直接反驳田中的竹下登一回到自己家,就对等在那里的学习会核心成员表示,“我们这次的行动就是丢掉政治生命也要干到底”。

竹下登等人的“反叛”,对田中角荣的打击很大。特别是被自己当作儿子一样对待的小泽一郎也参与其中,更让田中角荣感受到了从政的“残酷”和人情的“冷暖”。田中角荣曾经十分赏识小泽一郎,不仅在政治上对他多方关照,在生活方面也不例外。小泽的妻子和子是日本著名建筑企业福田组的社长,在政商两界拥有不可小觑的人脉资源。小泽之所以能将这样一个妻子娶回家,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田中角荣的“大力撮合”。

小泽一郎1942年出生于岩水县水泽市的一个政治家庭,其父当过自民党议员,曾入阁担任建设、运输、邮政大臣。但在小泽26岁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失去父亲荫蔽的小泽登门拜访田中角荣,希望能在“继承”父亲地盘一事上得到他的支持。没想到因为与田中早夭的儿子长相极像,从此得到田中的全力“呵护”。“和子”的父亲当时是田中政治会援会的会长,田中不但将她介绍给小泽,还在两人的婚礼上以男方家长的身份出席。正是在田中的力挺下,1969年,27岁的小泽高票当选当年最年轻的议员。没有田中的支持,可能就没有这个日后叱咤日本政坛的“破坏者”小泽一郎了!

连续遭受挫折的田中角荣已不再是那个挥斥方遒、无所不能的“幕后将军”,而变成了一个官司缠身、众叛亲离的“老人”。据女儿真纪子回忆,田中角荣一直很喜欢喝酒,但洛克希德案一审判决前的1983年10月3日,他因为高血压被救护车送进医院,主治医生警告他再喝酒会有生命危险,从那开始,田中角荣就戒了酒。可是,与竹下登正面交锋未果后,他又开始喝酒,而且一天一瓶,从傍晚开始喝,一直喝到晚上十来点钟,夜里两三点起来后又接着喝。不论谁劝他不要喝,他都会回答“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最了解”。喝醉后的田中角荣经常大骂竹下登和金丸信,睡着后的田中还常常被噩梦惊醒,不光是竹下登等人,连那些他原本深信绝不会背叛自己的田中派议员也常出现在这些噩梦中,为此,他睡觉的时候必须戴上毛线手套,以防止他用手把自己的脸抓得血痕累累。高血压又酗酒,田中的身体很快垮下来,1985年2月27日,田中角荣因脑梗死住进东京递信医院东楼9层360号特别病房。政治家的健康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健康问题。田中“倒下”后,他自己的影响力进一步缩小,而竹下登的政治势力却大踏步扩张。1985年12月28日,中曾根康弘着手进行第二次内阁改造。让田中角荣没有想到的是,当年自己冒着得罪本派议员推选出来的这个政治“盟友”,却无视自己关于“不承认竹下登为田中派入阁候选人”的明确意见,作出了让竹下登担任大藏大臣的决定。1986年元旦,去给田中角荣拜年的客人共470人,仅为1985年元旦(742人)的一半。田中角荣去世当天,曾把“田中就像父亲一样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挂在嘴边的小泽一郎连葬礼也没有出席。

一代豪杰,如此晚景,不能不让笔者生出一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叹。是啊,不论田中是否在洛克希德案中收了钱,他大搞金权政治是不争的事实。始终忠于他的议员小泽辰男就坦言,每逢中秋节或新年田中总会给其他议员们送礼钱,不仅包括和自己同派阀的议员,还包括党内其他派阀的议员,估计有200人左右。1967年1月大选的时候,田中就曾让自己给爱知县的候选人中野四郎和岐阜县的另一名候选人各送了300万日元。虽然小泽又解释称,这些钱不是各企业“捐”给田中的政治资金,而是靠他自己买卖股票的收入。但是,十几年下来,如此大的开销,光靠正常的收入,可能负担得起吗?对田中角荣来说,迷信金钱的力量,固然有客观环境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但作为一个立志从政,希望能够为国家为百姓做一番事业的政治家,田中在对金钱和政治的关系认识上是存在偏差的。假如他谨慎一些,不把金钱政治搞得如此炉火纯青,可能问鼎首相会晚一些,可能派阀势力会小一些,甚至可能一辈子都当不上首相,但那又如何呢?相比于最后的晚景凄凉,建筑在金钱基础上的辉煌、人脉和影响力,不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这一点也值得所有有志从政的人引以为戒。

当然,田中所面对的也不都是冷酷的政治家,还有一些对政治不那么关心,只想着田中曾经恩惠的百姓。就在竹下登、小泽一郎等人纷纷“背叛”田中角荣的时候,他老家的支持团体“越山会”却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一审田中被判决有罪虽然并不出乎意料,但在野党仍然以此为契机,拒绝审议中曾根康弘内阁向国会提出的议案,借此表明抵制腐败的自民党的态度,并要求田中角荣辞去众议员。为平息风波,中曾根不得不宣布解散国会,决定于12月18日举行大选。假如田中败选,那就意味着他在“国民审判”中再次被定罪,其政治生命必将结束。带着背水一战的心情,65岁的田中角荣参加了新潟县三区的选举。当时国内很多人对田中的选情都抱有怀疑,新潟县原副知事的儿子,曾荣获日本文学奖“直木奖”的天才作家、国会参议员野坂昭如宣布辞去国会参议员,回乡参选众议员以“结束田中的政治生命”。

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那些怀着“田中可能受了委屈”、“田中真不容易”想法的家乡人不但没有“怀疑”、“背叛”田中,反而空前自觉地投入到这场选战中来。不论是田中的政治后援组织越山会,专门面向青年人的乡土之会,还是由中年人组成的明日会,全都积极动员家人、朋友、校友等参与投票,支持田中角荣。结果,待罪上诉的田中不但没有输掉选举,反而得到了日本选举史上最高的22.761万票,与田中竞争的其他8位候选人所得的选票加起来也才25万张左右,那位号称要终结田中型政治的野坂仅获2.8多票。1986年,因脑梗死入院的田中角荣被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宣判有罪,但他依然连续第16次当选国会众议员。这种不问对错、主义,只管个人感情、利益关系的选举,事实上逐步成为了日本战后民主的常态,这不能不说对日本政治家起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导向作用。说实话,写到这里的时候笔者也感到困惑,为保全政治生命背恩抛弃有罪的田中和重情重义继续拥戴有罪的田中,到底哪个更错,更不正常呢?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历史的新陈代谢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89年10月14日,因为身体原因实际已经无法从事政治活动的田中角荣委托女儿真纪子、女婿直纪在长冈市越后交通总社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引退声明”,拥有33个支部、9.8万名会员的越山会也只得解散。

对洛克希德跨国行贿案的反思

不同的人会对洛克希德案产生不一样的感受,日本政治家可能看到的是“不能得罪美国”;日本法学家可能看到的是“司法机关在调查本案过程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日本老百姓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大贪官终于落马了”、“田中角荣被整了”……但在笔者看来,洛克希德案深刻地说明了日本整个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和问题。长期积累沉淀形成的日本式传统政治文化并没有随着二战战败、美国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革而消失,依然对所有参与其中的日本政治家的行为模式起着决定性的塑造作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曾经说过,日本的选举制度和公民自由制度只是一种形式,只有从“国情”和“传统”的角度才能理解日本的政治问题。确实,用现代政治准则去衡量难以理喻的安排在日本却是司空见惯的。例如,代议制中的代表成了议员个人和其家族的专利,可以世袭,而选区的选民对此却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民主原本要打破的就是身份色彩浓厚的封建依附关系,然而日本的战后“民主”制度却好像是一个“异数”,似乎反过来强化了这样一种依附关系。

1993年,田中真纪子宣布将在父亲原来的新潟三区出马参加竞选。整个选区当时只有5个议员名额,却有8个候选人,自民党自己推出的候选人就有樱井新、渡边秀央和村山达雄3人。并没有太多政坛经验的真纪子此时出马,背后依靠的还是父亲的支持。不但越山会解散后依然保留下来的“越山朋友会”积极地支持她,那些新潟县民一看到真纪子不论是声音还是说话时的举动都与田中角荣很像,立马为继承田中角荣血统的人出现而感到高兴,并为真纪子与父亲一样出色的口才所吸引。真纪子在开展竞选活动时也刻意突出这一点,她经常说类似“老爷爷,老妈妈们,角荣的女儿来向你们慰问了”、“这次,我作为角荣的女儿,代表多年受你们关照的父亲,准备出马”这样的话。别说,这一招儿还真有效果。7月9日,当真纪子在新潟县南沼郡大和町进行演说的时候,一位妇女就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她真像田中先生,我一定要报恩”。结果,真纪子果然顺利当选,至于她的选举主张是什么,她有什么能力,当选后能做些什么,似乎倒没有人倾听和在乎了。

田中角荣因为洛克希德案倒下后,他的继任者不是不够聪明看不清楚问题在哪儿,而是游戏规则如此,谁也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一种行为方式。日本表面虽然已经具备了“现代”的政党体制和政治生活内容,但支撑整个体系运作的精神、文化土壤却仍然是传统日本社会留下来的,大量封建的残余仍然以习俗和潜规则等形式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部所谓的派阀,其实就是日本传统封建藩主既联盟又割据的翻版。派阀背后是由个人的身份关系和其他初级组织网络(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等)形成的政治势力范围。从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到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无一例外地都有自己固定的“地盘”和后援组织,而这些地盘和后援组织又是建立在所谓的同乡、宗族、门生等关系基础上,附以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而形成的。日本的政治生活背后的公私不分现象与此密不可分。田中角荣能挥斥方遒日本政坛几十年的根本就在于他谙熟这样的一套政治运作规则。他了解日本的农民,理解他们的家族和乡亲观念,尊重他们希望获得实惠改善生活的想法,通过节假日送礼、有困难送钱、帮忙介绍工作等办法来巩固自己和选民的私人关系。日本很多老百姓对于政治是认人不认党,相当于一种保护人(封建时代日本的藩主)和受惠人(具有藩籍的武士或者农民)。这样一来,花钱和送钱成了日本政坛流行的通病,年轻的议员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可以找派阀领袖要钱,派阀领袖的地盘有多大取决于他聚拢政治资金的能力。如此政治土壤之中,想要长出一株清白的菊花,简直难如登天。

说起来,自民党自洛克希德案之后也不是完全没有在反腐败方面做努力的。1974年12月,大力推动洛克希德案调查的三木武夫首相公布了自己的个人资产。后来的首相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和中曾根康弘也都公布了自己的个人资产。1984年,中曾根内阁还将公示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体内阁成员,要求官员公开本人名下的财产范围是: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及其价值(按固定资产税的课税标准),对其财产和租借地上的建筑物也要作出说明;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存款要分别写明定期存款和邮政储蓄的合计额,有价证券也要分别写明国债、公司债、股票和其他证券的票面合计额,超过500万日元的股票还要写明股票的发行者、股份数等;借出和借入的款项及其数量;高尔夫球会员权、汽车、字画、古董等工艺品,等等。公开的方式各自选择,但事后都须将公开的内容通报给内阁官房长官。1992年,日本正式通过《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要求所有国会议员公开个人资产。

但这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继中曾根之后上台的竹下登很快又卷入了另一桩震惊日本的大腐败案——利库路特案。中曾根本人其实也有受贿嫌疑,只是靠着脸皮厚死活不接受质询赖过了司法追诉。说到底,还是日本政治土壤没有变,财产公示并没有改变“政治家需要钱”这一事实。既然大的政治环境没有改变,自民党内部的腐败难于根治也就不难理解了。

说起来有意思,自民党的对手民主党倒好像找到了一条治理“腐败”的“好”方法——直接找“富二代”、“富三代”当党首。鸠山由纪夫不用说了,外公是世界最大的轮胎及橡胶产品生产商普利司通公司创始人石桥正二郎。他母亲继承遗产,成了鸠山最大的政治资金提供者。民主党最先能够成气候,和鸠山提供的经济支持是分不开的。另外一个叫冈田克也的党首也不差钱,因为他们家是日本最大超市经营商永旺(AEON)集团的老板,永旺是一家在世界500强里面排133名(2011年)的大公司,中国老百姓相对熟悉一些的吉之岛(JUSCO)只是永旺集团下属的一个超市品牌。当然,民主党里面也有田中角荣那种类型的政治家,虽然出身并不特别富裕,但是吸金能力比较强,照样可以雄踞一方、呼风唤雨。

每次读到田中角荣的故事时,笔者总是忍不住会有扼腕叹息的感觉。田中角荣虽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客,但他出身农村,自学成才,能力出众,毕生勤奋,不论是从商还是从政,都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禀赋。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家,最后却因为受贿丑闻,落了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虽然前文我也说了,这是日本大的政治环境使然,但个人毕竟还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为政之要在于廉洁,廉洁之本在于自律,自律之道在于防患未然,如果田中角荣心中能牢记这一点,坚守一个政治家基本的政治品格和从政道德的原则和底线,做到以贤为镜、以廉为先,不与贪做伴,不大搞金权政治,堂堂正正地为官做人,安安稳稳地成就事业,他的成就最终可能更大而不是相反。田中角荣在日本都已经是过去时了,但他的故事,对于中国那些依靠能力、勤奋和奋斗才终于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志来说,依然有借鉴意义。只有政治上清醒、经济上清楚、生活上清白,守好自己的精神家园,才能避免像田中角荣一样面临“青年奋斗,中年辉煌,晚年凄凉”的境遇。(摘自冷葆青《战后日本的腐败与治理——以震撼政坛的四大腐败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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