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都认为战争离自己很远，所以战争之学他们不会去读。在这些人里，有些许人单纯只是对战争感觉有兴趣，而一味去研究最直接的战争：如阵法与武器装备。只从物的角度出发而去研究战争，这类人，我们称之为“军迷”。然而这种单纯的研究，其实并不得战争的大法，因为他们连什么是战争也不知道。

《孙子兵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孙子兵法是研究战争之道的书！它并非如军迷们所想的那样是研究具体的战略、战术，而是首先把战争的原则全讲透。单纯研究战略、战术固然重要，然而不首先研究战争原则，而是一开始就研究战略、战术，那么这类人对战争的理解就早已偏离了战争之道。至于看轻《孙子兵法》的人，我们也就不必浪费笔墨去表达我对他们的不屑了。

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里曾经对战争做了这样一个定性，他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夺取政治利益的暴力化工具。然而，我个人认为，克氏对战争的定性未免过于狭隘：与其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如说战争是夺取利益的暴力化表现，只是它集中体现在政治利益而已。

这种暴力化表现以一种科学手法，甚至是一种艺术手法而得以升华：科学性表现在战争的原则，而艺术性则表现在战争的谋略。那么，战争其实就是夺取利益的暴力工具，这种暴力工具往往表现出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特质。所以，战争的目的就是利益。

《孙子兵法》虽没有对战争的定义进行具体化的论述，但它所论述的含义就一再说明，战争的目的就是利益，而利益并不一定只表现在政治层面。暴力的表现形式在社会生活中也可以得以体现。这一定义不但决定了《孙子兵法》的原理在军事上可以用，同时它在社会生活中亦可以用，因为社会生活中对利益的夺取，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之道。

为什么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甚至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至今为止，还不能消除战争。这是因为人类的历史，它的社会性只体现在同个国家的范围之内，而国与国之间则还处于自然状态末期。自然状态末期，人与人之间为了争夺资源而相互杀戮，并没有统一的公权力来调和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如果我们把人换成是国家或民族，我们就会发现，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依然是处于自然状态末期，也并没有统一的公权力去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

我在《道论释义》里曾经提到，利观念永远都是最凶残的观念，人们只会用两种手段，要么是智力的手段，要么是暴力的手段去夺取他们的私利。智力的手段表现出来，则是谋略；而暴力的手段表现出来，就是战争。从而可见，利观念必然通过力的形式加以表现。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仇恨，也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世界主义者所不知的真理与现实。 那么从利益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一场战争，对于内部而言，利益范围越大并且这个范围的利益越一致，战争的胜算也就越大。许多人在论其中国近代史时，总说落后就要挨打。言下之义就是说中国的科技水平不如敌国，从而导致装备陈旧，所以注定挨打。这样的见论，就是典型的军迷见论。而真正的原因则是自满清入关以后，满清所实行的部民统治，导致了天下二义：对外战争符合汉民族的利益，而不符合满州八旗的利益，所以满清政府宁可割地赔款也不进行坚决的抵抗。从整个战争的过程来论，满清那种不彻底的抵抗，也并没有给汉民族以必要的利益，故导致军无战心。所以，中国内部的利益分裂，特别是军事利益的分裂，是导致中国近代史中国人屡战屡败的本质根源。由此可见，若要确保战争胜利，其根本点就在于扩大内部利益与确保内部利益的一致性。

利益是由成本与收益这两部分所组成的，所以战争同样包含了战争经济学，亦同样包含了战争收益与战争成本这两个因素。国家统帅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其根本原因是还因其战争收益而发动；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轻易发动战争，是因为战争成本的消耗有着巨大与快速的特点。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决定了战争特点的必然性与短促性。

在《孙子兵法》中，本已包含深刻而又丰富的战争经济学： 从战争的成本而论，战争所消耗的资源是极其巨大的，所以如果战争所持续的时间太久，就必然会动摇国本。所以，孙子告诉读者，若要发动战争，就必须首先知道战争成本的巨大性，而这一巨大性就是战争之害。因此，当统帅发动战争，不应该只盯着战争之利，更应该衡量战争本身所带来的危害（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他不但要知道战争成本有巨大性的特点，还必须知道战争随着时间的延续其成本有加速消耗的特点，那么他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战争胜利，就是战争成本所要求的第二个特点（故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以上所论，就是“慎战论”的精髓，也是“国虽大，好战必亡”的要义。它决定了国家统帅必须仔细衡量每一场战争对国家所带来的危害与成本，同时必须仔细衡量战争所能承受的极限是多少，他才能发动战争。

从战争的收益来说，战争不仅能带来丰厚的利益，而且还能在战争获胜的前提下取得长期的战争红利。战争的具体利益一般人都知道，无非是土地、人民与财富；而战争所带来的战后优势，却不是人人都能得知的。正是因为许多人不明白什么叫战争红利，也就不能弄明白谋功之法的精髓。所以下面我们需要重点阐述什么叫战争红利。

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篇》里曾经有过论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当代人的理解是：最好的战争，是不用打仗，而是用谋略来实现国家利益；其次是通过外交的途径，其次是通过野战，其次是通过攻城。野战与攻城引申而论也就是短期的战争与长期的战争。这样的理解是错的！！！

还有些人不相信“上兵伐谋”，认为战争就是通过暴力来完成，因此，“上兵伐谋”，是虚幻之论。这样的理解，也是错的！！！

在这里，我想先请这些军迷先生搞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是有恐惧心理的。当你把一个人痛打一顿时，从而让他对你产生恐惧心理，那么你以后再去敲诈他，他一般都会满足你的要求，并以你的意志行事。人是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当一个国家把另外一个国家彻底打怕以后，它不必通过战争手段，就可以以一种战后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敲诈别国的财物，从而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这种实现方式就是战争红利。而最大化的战争红利，就是建立一个符合本国利益，然不利于敌国的国际秩序。当代中国人为什么恐惧、甚至是崇拜日本人与西洋人，其根源就在于中国自近代以来对外战争基本都处于屡战屡败的悲惨境地。因此，西方与日本不必通过具体的战争，也可以维护它们的对华利益。所以，最大的恐惧其实就是恐惧本身。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谋攻之法的精髓就是你首先得打垮敌人，从而使敌国人民对你的国家形成长期的心理阴影，并且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尔后才可以通过谋略与外交的形式，不战而获取自身的战争红利。反面来看，中国人若要打破对自身不利的国际秩序，并恢复民族自信，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来改变中国人的命运，并且在其过程中恢复民族自信。

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神髓在哪里，就在于通过战争使敌人对你的国家产生习惯性的恐惧心理，并建立符合我方利益的游戏规则，强迫敌人默认。尔后，利用敌人习惯性的恐惧心理与游戏规则的便利，实现我方的国家利益。

前面所论，战争成本有着巨大的消耗性特点，那么在具体过程中，为了支持我方的战争，延长战争的时限性，就 必须对敌人的物质进行劫掠。敌人损失了自身的物资，也就扩大了自身的败势。从而可见，孙子在《孙子法·作战篇》里所提出的“因敌就粮”的思想（取用于国，因敌于粮，故军食可足也），本身就包含了延长我方的战争时限与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两大因素。

劫掠敌人的物质，获取敌人的装备，用以攻击敌人，以及士兵所需的性资源用以平衡自身的心理，这些都是延长战争时限的手段；那么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它的手段又在哪里？就在于杀害敌国的男性以消耗对方的再战能力，强奸对方的女性以破坏敌国的生育能力；烧毁一座城市可以导致人口流散而无法集中抵抗，破坏敌人的交通可以使敌人的物资中断。那么，抢劫、屠杀与强奸，从来都是战争的附属物。战争从力量而论，就是强大自己而消耗敌人。所以，道德在战争面前永远是那么苍白，说什么以“正义之师”取胜的论调，是损害自己以便利敌国的谬论，只有中国的近现代人才能持有如此奇怪的论调——他们从来是那么说的，也从来是那么做的。这其中还包括那些夸夸其谈的军迷，也持以这一谬论，可见在他们的头脑里，从来是没有战争原则的，有的只是白左主义。战争对于他们来说当然也就殊为浪漫了，因此他们乱谈军事，且从不会感觉脸红。

孙子在“慎战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全战论”的思想，所谓“全战论”，就是以上我所分析的三点：

第一，战争直接的收益在于夺取战争之利：土地、财富与女人。

第二，战争的间接收益在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利用敌国的恐惧心理使敌国默认并服从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秩序。

第三，战争的过程之利在于因敌就粮：扩大自身的战争时限与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从而可见，“全战论”本身就包含了对战争成本的思考，战争的目的就是达到“全战论”所要求的目的，即：战争过程中因敌就粮，战争目的在于夺取直接利益，并在战后形成战争红利，以不战的形式屈人之兵。所以，“全战论”的思想从来就是公战，而不是私战。什么是公战，所谓公战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战；什么又是私战，所谓私战就是以阶层利益而战。中法战争为什么得到的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战争结果，就是因为满清政府的战争目的是维护八旗阶层对中国的统治权，而并非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与法国作战。满清政府从来就没有一次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与列强作战，这样的私战，在面对西方列强的公战，又怎么会不失败？

战争的本质是什么，战争的本质就是“诡道”，所以“兵者诡道也”！

在中国的古代军事学中，形的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可以是敌方的军事实力，也可以是我方所设置的军事假象。我个人认为，从具体的战术上来说，形更偏重于军事假象，所以叫“示敌于形”。

敌人为什么会来攻击某地，是因为某地可以获取战利；敌人为什么不会来攻击某地，是因为攻击某地自身会受到损害。所以诡道的要义就在于：以具体的战利而制定具体的战术，示敌于形，欺敌于势（因利而制权也《计篇》）。

孙子把诡道总结为诡道十二术，其实更为简化的总结就是诡道四术，即：众寡、虚实、奇正与迂直。四术之中，以众寡之用为基础与核心，其他三术，只是围绕它而展开的不同形式层面的运用而已：虚实是防备上对众寡之用的排列组合，奇正是军阵上对众寡之用的排列组合，而迂直则是在地理上对众寡之用的排列组合。此四术，留待下一节讨论。

预测战争胜负的是战略问题，而夺取战争胜利的则是战术问题。

孙子曾说：“胜可知而不可为也。”

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说战争的胜利是可以预测的，但却不一定就能就夺取战争的胜利，而只能去尽量地把握。所以，“知”是战略问题，“为”则是战术问题。战略问题可以以固定因素去预测，而战术问题却不能以固定因素去预测。因此，战略问题是一种科学性，而战术问题则是一种艺术性。 所以，有人说战争是一种科学，这是片面的；有人说战争是一种艺术，这亦是片面的；还有一些人说，战争起始于战略、战术的制定，这就已经不是片面，而是错误。战略与战术的真正关系，是战略可以制定，而战术虽受其战略的指导，但它本身不能事先被制定，只能在具体的战场中加以随机应变。所以，中国古代的庙算，其实是针对战略的制定过程，而绝非是针对战术的制定过程。因为，战术的过程，其实就是战争本身的过程。

那么什么又是庙算？

自夏朝开始，国家凡遇战事，都要先告于祖庙，议于庙堂，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帝王在庙堂占卜吉凶，祈求神灵护佑，以巫术假托神的旨意，迫使人们进行战争。这就是“庙算”的原始形态。而到了春秋时期，以信天命和先祖崇拜相结合的宗教观受到冲击，“庙算”也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庙算”在表面上已成为一种仪式，实际上它的功能早已变为在庙堂召开“作战会议”、以研究克敌制胜的战略。曹操在给《孙子》作注时说：“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张预给《孙子》作注时也说：“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也就是说，当后人认识到“庙算”的本质，就将其表面的仪式转变为本质的功能，因而可以说当兵家把“庙算”作为战略概念使用时，它已经没有了丝毫的香火气，而变为纯粹的军事术语。

从而可见，古代兵书里所说的“庙算”，其本质就是战略的制定过程，而不是战术的制定过程。因此，军迷们总说战术是拿来制定的，这是错的！因为“庙算”的真正含义是制定战略，然后以此为基础再去把握战术，而战术则是战争的本身。

那么，战争的胜负，又是如何预测的呢？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又有哪些呢？要知道战争胜负有哪些因素，我们就有必要对孙子所说的“五事七计”进行全面分析。

所谓“五事”，就是指：道、天、地、将、法。

道，是指政治层面的上下同欲，也就是说政府与人民在战争的全过程要达到利益的一致化（今民与上同意也， 故可以与之生，可以与之死，而不畏危）；天是指气候环境，地是指地理环境，那么天地结合实际上所指的就是具体的战场环境；将，是指挥具体作战的军事指挥官，而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法，则包含了曲制、官道与主用：曲制是军队的组织与编制制度，官道是指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统辖管理与协调一致等管理制度，主用则指的是军备物资、军事费用与后勤供给等保障制度。知其以上四点，我们就能很容易理解所谓法其实就是指军事法规，而军事法规则包括了军事组织法规、军事奖惩法规与后勤管理法规这三方面内容。

所谓“七计”，就是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对这“七计”的排列顺序，对于我而言是很不满意的，因为如此排列，就显得有欠逻辑。所以，我把这句话重新排列了一下，变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兵众孰强？士卒孰练？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天地孰得？

我的这种重新排列的行为，归根结底是一种归纳；归纳之后的概括其实就是演绎，因此，“七计”所最终演绎出的预测战争的因素如下：

（一）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兵众孰强？这里所指的是一个国家总体意义上的军政概况：主有道，将有能，士卒乐战而称强，这是上下同欲的表现，而上下同欲则是利益一致化后的必然结果。

（二）士卒孰练？法令孰行？赏罚孰明？这里所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军事法规，而军事法规则包括了军事组织法规、军事奖惩法规与军事后勤法规。

（三）天地孰得？这很简单，天地就是指具体的战场环境，包括天气环境与地理环境。

如果我们把“七计”中将的因素单独分离出来从而变为一个新的因素，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七计”其实是对“五事”的具体阐述，而两者所要阐述的内容其实都是一样的，即预测战争胜利的因素有如下四个因素：战争利益一致性的因素，军事人才的因素，军事法规的因素，战场环境的因素。而这四个因素，是分析战争胜负、规划战略的最基本性因素，也是古代庙算的最基本性内容。

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夺取利益，而战争的胜负则取决于力量，力量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战力，也就是孙子常说的“众寡之用”。因此，许多军迷单纯认为战力只指向兵力与武器装备，这种认知其实是极其错误的。因为战力是一种综合性概念，主要包括：兵力、后勤、武器装备与意志力。而战力的核心部分，不是兵力与武器装备，恰恰是被绝大部分人所忽视的意志力，也就是通俗意义上所说的士气与军魂。那么，这就决定了决其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军人与人民的意志力，而意志力的强弱，除了根源于战争利益的一致性外，还根源于对战争的长期准备。

以上所论的战争表现形式，其实是战争当中硬实力的表现形式，而战争当中软实力的表现形式则体现在战争指挥官的指挥艺术。这种指挥艺术，是随着战场形式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战术。战术，永远是战争指挥官的特权，而并非是发动战争的国家领袖的特权。如果国家领袖用政治特权去干预战争指挥官的军事特权，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丧失了战争的软实力。所以战争的软实力，是战争中最为特殊的表现形式，它往往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对于战争胜负具体的预测方法，孙子曾经提出了“知胜有五”的这种方法论：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由此可以得知，孙子对战争胜负具体的预测方法，就是对战争中硬实力的表现形式与战争中软实力的表现形式——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综合性分析方法。而这种分析方法，不但能估摸我方战力，而且还能分析敌方战力；然后再把双方战力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在战略层面大体上预测出战争胜负的概率。

预测战争胜负的方法，无非是在知晓决定战争胜负的四要素的这一前提下，总体比较双方战力，从而大体上得出胜负概率的方法。因此，对于战力而论，意志力是它的灵魂，而艺术性则是它的归宿。

在前面一节中，我们曾论述过预测战争胜负的四个要素，在这四个要素中，军事人才是其中的一大要素；而对于战力来论，艺术性是战争的归宿，也就是说，战争指挥官的指挥艺术，是战力的一种，属于战力当中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虽其看不见，却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所以，选择与提拔优秀的战争指挥官，对于国家的安全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古语所说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是这个道理，孙子把它拔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更是深得战争的精髓。

发动战争是国家统帅的特权，而指挥战争却是战争指挥官的特权。那么，战争艺术本就是战争指挥官所独有的，是不可被任何人所剥夺的，这就决定了国家统帅并不能因为自身的权力而去剥夺战争指挥官的指挥权利。艺术性永远是将军们的生命，而同时也是国家统帅的禁区。正所谓“将有能而君不御者胜”，这本身就是由战争法则所决定的规则。假如国家统帅突破了这一禁区，那么也就意味着战争的失败：宋太宗时期的雍熙北伐，就是因为太宗越过了这个禁区，替前线指挥官指挥战争从而导致失败。因此，国家统帅对战争的指挥并不在于指挥战争，而是在于战略的制定，除非国家统帅自己就是一位战争指挥官。

战略的制定，就是预测战争胜负的四大要素，这就决定了选拔优秀的战争指挥官是制定战略的环节之一。那么如何才能选拔优秀的战争指挥官呢？优秀的战争指挥官又由哪些要素所组成呢？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论述的内容：

第一，合格的战争指挥官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这五大素质。

智是指挥官的军事才能，仁、勇是指挥官的军事品质，信、严是指挥官的治军态度。军事品质是灵魂，军事才能是关键，而治军态度则是关键。

一位合格的战争指挥官，他为什么要有一定的军事品质？因为一位合格的将军，它虽从事战争这一残暴的事业，但是他的残暴是根源于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他也必将是爱护士兵的好将军。老子曾经说过“慈能生勇”，一个内心仁慈的人，它在面对邪恶时才会生出真正的勇敢，而内心邪恶的人，他并没有真正的勇敢，有的只是外表的凶暴，而这种凶暴只不过是他掩饰其内心虚弱的道具。

人都是有自然感情的，而并非是单纯的战争机器，那些把军人当成战争机器的将军们，其身就不得战争的精髓：吴起为生病的士兵用口吸脓，这就是爱护士兵的表现，士兵的自然感情被这样的将军所调动起来，从而激发了自身的勇敢精神。五代十国时期以残暴著称的南汉君主刘鋹，他为人非常的残暴，但是他的军队却是弱小与不堪一击的，因为没有哪个士兵真心为他效死。现在许多军迷说吴起为生病士兵吸脓，只不过是收卖人心的小技俩，其实他们并不懂，这并不是由伎俩所决定的行为，而恰恰是由指挥官的基本素质所决定的行为。

勇敢是一支军队夺取战争胜利的基本素质，而身为这支军队的指挥官，如若没有这最基本的精神，试问他怎么统帅军队夺取战争的胜利？高平会战，在战争形势对周军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周世宗身为皇帝，却亲率禁卫军直冲刘崇的中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高加米拉战役，在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希腊军与波斯军陷入胶着状态的时刻，大流士三世因其恐惧而丢下大军只身逃跑，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这战争史上正反两大奇迹，正好印证了勇敢不但是军队的基本精神，更是战争指挥官的基本精神。古人说“马革裹史”，其意就是告诉从军的人，一旦“马革”，就要有“裹尸”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一旦从军，就要有舍弃生命的觉悟。 军队是在一定的军事制度下组织与建立起来的，而军事制度是在军事规律与国家统治的意志基础上创制出来的：指挥战争是指挥官的特权，而让指挥官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军事制度，却是国家统帅的特权。这种特权就要求指挥官严格遵从国家的军事制度。所以严格治军的真实含义，并不是残暴治军，而是指严格遵从国家的军事制度，而不是随意去变更国家的军事制度。如果说国家统帅剥夺战争指挥官的指挥权力是“乱军引胜”，那么指挥官随意变更国家的军事制度就是“无信无义”，“无信无义”之辈是必然要送交军事法庭审判的。

从而可见，战争指挥官的信，对上之信是严格遵从国家的军事制度，对下是严格以国家统帅制定好的军事激励机制进行奖励与惩罚，而并不能以个人的好恶随意变更或者破坏国家的军事原则。项羽的败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赏罚无信，身为国家统帅自己破坏自己所定的军事制度：只赏项家之人，不赏有功之人，从而导致天下皆叛。而孙吴为什么要杀掉吴王的嫔妃，就是为了实现吴王所确立的基本的军事原则；司马穰苴又为什么要杀掉监军庄贾，就是为了让士兵严格遵从齐国的军事制度。所以，严与信本来就是一体两面，都是为了严格遵守国家的军事制度。

战争的艺术，往往根源于战争指挥官的才智，而这种才智，是建立在自身高度的军事直觉性与准确掌握敌人内部情况的基础上。指挥官的智，是战争艺术的灵魂，而这种灵魂的外化，就是准确掌握敌人内部情况的基础上一种天生的、无法解释的、天才性质的军事直觉性。假如前面的素质能成就一位合格的指挥官，那么才智的素质却能成就天才的指挥官。但天才的指挥官也必然具备合格的指挥官所具备的素质。

与之相反，假如指挥官不具备以上素质，那么必然会有“五危之患”：必死、必生、忿速、廉洁与爱民（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

假如指挥官贪生怕死、怯懦无刚，就必然会导致战争的失败，而战争失败就注定了他会被敌军所擒获；假如指挥官过于自尊，就很容易被敌人的激将法所激怒，从而进入必死之地；假如指挥官过于爱民，敌人就会利用这一心理劫持一部分的民众来烦扰他的决策。

怯懦无刚与有勇无谋都不必深入解释，这是常人都能懂的道理。但过于爱民又为什么也是为将者的“五危之患”中的一大恶习？难道爱民错了吗？不是说为将的要有颗仁爱之心吗？存有这种疑问的人，那是没有懂得战争从来都是整体之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整体之事，而并非是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局部之事。因此，假如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敌人劫持民众来要挟战争指挥官，并烦扰他的战术执行，那么这个指挥官就有权坚决执行既定的战术，哪怕是牺牲掉这一地区、这座城市的全体人民的生命，也必须夺取战争的胜利。否则，假如因其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人民的生命安全，而去不执行既定的战术从而导致战争失败，那么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的总体意义上的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李定国围攻广州，正是因为爱民太过，因城内清军劫持广州人民而停止攻击，因而导致战机的错失，致使恢复之功化为流水。那么，神州不复，就有更多的华夏子民被屠杀、被奴役。而张巡则以睢阳城一城百姓之性命牵制住安史叛军的主力，从而为唐王朝的平叛赢得宝贵时间，因此扭转了整个战局，就是不爱民太过的具体表现，所以他对睢阳人民无罪，对整个大唐人民更是无罪。

第二，战争指挥官的力量根源于统一军队的力量，其治军的精髓就在于“齐勇若一”。

前面我们论述过，一个合格的指挥官治军的态度就是严；这种严的根源是来自于军事制度，军事制度包括军事组织制度、军事后勤制度与军事激励制度。军事制度的外化就是军事要约，也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所说的军法。军法一般由国家统帅所制定，再交由军事指挥官以此为法，并严格执行。这种执行是不能有任何偏差的。就比如军事激励制度，是以军功为标准进行赏罚，而绝不是按照军队内的私人关系进行赏罚。所以，指挥官的信义是严格治军的表现之一，“信”是“严”的题中之义。

孙子在《孙子兵法·地形篇》里写道：“凡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驰；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将军怯懦，士兵骄纵，军令不行，这种情况是“弛”；将军强悍，士兵怯懦，遇战不进，这种情况是陷；将军不了解各部将官的能力与特点，各部将官不服从主将的命令，擅自出战，这种情况是“崩”；军无常法，操阵混乱，将官与士兵都无法可循，这种情况是“乱”；料敌不明，又无精锐部队，以弱击强，以少战多，这种情况是“北”；“北”而败，败而走，这种情况是“走”。

这五点，虽其表现形式不同，但共同之处就是军队内部的管理与指挥处于混乱的状态。那么，治军的精髓其实就在于变混乱为统一，统一的方法在于军规与军法，统一的目的就是指挥官的意志就是全军的意志，指挥官的命令就是全军行动的指南，使得怯者不得独退，勇者不得独进。都必须严格依照指挥官的战术进行战争活动。所以，“齐勇若一”的状态就是指挥官治军的最高境界，仿佛是整支军队与他个人意志划为等号，他的意志能自由驾驭军队，同时也能得心应手的让整支军队以他的战术变化而迅速的改变自己的战争行为。黄巢为什么会败亡？从军事角度来说就是治军不严。农民军进入长安以后随意抢掠而根本不守黄巢本人所定下的军规。那么，这样的军队，又怎么能夺取战争的胜利呢？

除此之外，一位优秀的指挥官在治军时，有这样一条极为特殊的军事法则，就是他的战术在战争结束以前，永远都是他的个人秘密，而这一秘密除指挥官本人知晓外，其他人都没有资格知晓。如果说战争的艺术性是指挥官的特权，那么艺术的保密则更是指挥官的特权。对于士兵而言，他们只有执行命令的义务，而没有知晓指挥官指挥艺术的权利。这是由战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而现在许多文人本不知兵，却大放厥词地说这是因封建军事家受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才会有此不当的行为。他们这样说，只能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懂兵法韬略，不懂而去随意评论就是一种无知的、不学无术的表现。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篇》）。”

正的是什么，正的是军法、军规；静的是什么，静的是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军法、军规是必须对全体士兵说清楚的，使之遵从如一；而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士兵们是不能知道的，只有指挥官或者指挥官身边的少数将官才能知道。这就是孙子所说的“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的道理。指挥官的战术就好比让士兵爬向城墙，又突然拿开士兵爬上城墙的梯子，让士兵陷入死地而后勇战。哪怕是这样，士兵只能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并没有权利去得知战术的真相，士兵所能知的就是军法、军规。除此之外，怎么打，如何打，在哪里打，他们都是不必也不能知道的。

第三，指挥官的指挥艺术是一位指挥官从合格走向优秀的必要途径。

前二点所论，是一个战争指挥官的基本素质，它只能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指挥官；而第三点所论，却是一个战争指挥官的优秀性的体现。人类之精英者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在常法的基础上，都有变通的能力。而变通的能力，就是在具体事务中随机应变，并以此取得事功。它是一种艺术，又是一个灵感，是上天恩赐给特地之人的能力，只能独有而不可复制。我们很难细致描述这种能力，只能以一种粗描的方式大体上写清楚。

一个指挥官的优秀性体现在他的才智上，而这种才智必须以敌人内部情况为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指挥官通过敏锐的战争直觉力，判断具体战争的形式，下达作战指令，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要掌握敌人内部的情况，方法有很多，但是最直接、最快速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运用间谍。间谍是信息最直接的来源渠道，所以间谍也是战争指挥官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最大的敌人。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用间篇》）。”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用间篇》）。”

掌握敌人内部的情况，不可以求问鬼神，不可以妄测臆断，只能通过用间的方式来探知敌军的情报。而间谍的类型主要是如下五种：乡间、内间、生间、死间与反间。

乡间是利用敌国人民来探知敌人的粗略信息，这样的间谍，一般来说都是军队行军过程的引路向导；内间是用金钱收买敌人的官吏，使其出卖自己国家的情报，以此充当我军的间谍；生间就是我方派出的间谍，不会因暴露身份而死亡，能安然回到我军之中回报敌军动向；死间就是故意向敌军统帅散播虚假信息，被发现以后处死而不能生还的间谍；反间就是我军收买敌人派向我军的间谍，或者我军统帅故意向敌方间谍传播虚假信息以导致敌军间谍上当受骗，使这虚假信息传播到敌方内部，让敌方指挥官做出错误的战术决策从而导致战争失败的间谍。

五种间谍之中，反间是最核心的间谍。因为如果我方指挥能收买到敌军间谍，就能充分掌握敌方内部的军事活动，同时反间又很难让敌军指挥官发现。同时，生间、死间、乡间与内间都可以在反间的基础上加以展开，使敌人防不胜放。就算我方指挥官不能收买到敌方间谍，我方指挥官也可以通过传播虚假信息，利用敌军间谍为渠道，把虚假信息传播给敌方指挥官，使其做出错误的决策，从而导致战争的失败。国共内战的时候，为什么国军会屡战屡败，就是因为共军的地下组织反正了不少国民党的军事将官，牢牢地把握住了国军的军情，从而屡次战胜国军，夺取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但是掌握了敌军的内部情报，并不等同于战争的胜利，因为夺取战争胜利是要通过最后的决战来决定的。对敌情的掌握只能是为最终的决战而服务，但并不代表其本身就是最终决战。因此，最终决战，还需要依靠指挥官的战争直觉性，敏锐地察觉敌军的排兵布阵与主攻意向。

现在有一款游戏叫《罗马全面战争》，里面敌军的排兵布阵我方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但是游戏里的派兵布阵只是一种“上帝视角”，而现实中的战争，指挥官是不能全盘看清楚敌军的动向的。这个时候只能通过指挥官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敏锐的战争直觉力去猜、甚至是赌，尔后快速地下达军事命令。这种“猜测”能力，西方国家叫“目测”，而我国则叫“相敌”。

但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目测”，只局限于决战当中正确地猜测出敌军的排兵布阵，而我国兵法所说的“相敌”，却涵盖了更为广阔的范畴。具体内容如下：

（一）自然参照法

通过某些自然物体为参照物来猜测敌军的动向，如：前方有许多树木在摇动，那是敌人在偷袭了；草丛中到处设置伪装与障碍，那是敌人布下的疑阵；林中的鸟惊飞而起，下面必有伏兵，敌人营寨上聚集着成群的鸟，这必是一座空营；野兽惊骇逃窜，那是敌人大举偷袭；前方的尘埃滚滚，飞扬地很高，那是敌人的战车驶来了；尘埃飞扬的低而广，那是敌人的步卒开来了；尘埃零散而丝丝缕缕，那是敌人在砍柴拖柴；尘埃飞扬的少且时起时落，那是敌军在察看地形，准备扎营。

（二）地理参照法

通过地理的远近、险易来推测敌军的意向：敌人离我方很近却很镇静，是他们依恃了险要的地形；敌人离我们很远而前来挑战的，是想诱使我军出击；敌人舍险而驻扎在平坦之地，一定是有利可图；见到明显的利益而不前来争取的，那是敌人已经疲劳。

（三）军阵考察法

通过敌军具体的排兵布阵来推知敌人的军事动向：敌人的战车先出动并且部署在两翼的，那是敌人在布阵；敌人往来奔跑且用战车摆开阵势的，那是敌人在紧急集合布阵以决战；敌人军队似进非进，半进半退，那是敌人意图诱使我军出战；敌兵倚靠着兵器站立，那是敌兵饥饿的表现；敌人旌旗摇动不整齐的，是敌人队伍已经混乱的表现。

（四）营盘考察法

通过敌人营盘内部的某些活动来推知敌军的状况：敌人营盘内供水的士兵打水自己先喝，是敌人干渴的表现；敌营内夜有惊叫声，那是敌军恐惧的表现；敌营内杀马食肉，用粮食喂马，收拾炊具不返回营房的，那是敌人要拼死突围的表现；敌人军官易怒的，是敌军疲劳了；敌营内部惊扰纷乱，那是敌将没有威严的表现；敌军将领低声下气的对士兵说话，屡次赏赐，那是敌军将领已经失去军心，士兵叛离的表现；敌军将领频繁的处罚部下，那是敌军陷入了窘境，敌军将领试图通过立威来挽回军心。

（五）敌使考察法

通过敌方使者的表现来推测敌军的动向：敌人使者言辞谦卑而敌军却加紧备战，那是敌人准备进攻了；敌人使者言辞嚣张而敌军正向我军逼进，那是敌人准备撤退了；敌军没有陷入困顿，而敌人使者却来请求和平的，那是敌人另有奸谋；敌军已经陷入困顿，而敌军统帅派来使者送礼言好，那是敌人想息兵休战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得知，西方的“目测”之法，其实就是中国兵法“相敌”之法中的军阵考察法，从而我们亦可得知，中国的“相敌”之法所涵盖的内容，远多于西方的“目测”之法。

“相敌”之法是通过长期的战争经验总结而成，但它并非是绝对的，面对不同的敌人，还是需要指挥官通过当时当地的环境与形势，通过个人的直觉力，加以正确判断并且下达战术指令。“相敌”之法只是提供了一些参考方案。孙子把这些参考方案总结出来，写在了《行军篇》里：

“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蘙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就是要在必备素质的基础上从严治军，使全军形成统一的力量；尔后再通过对敌人情报的探知与分析，通过指挥官个人的指挥艺术，下达正确的战术指令，从而夺取战争的胜利！正如孙子所说的：“兵非益多，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行军篇》）。”这同时也是国家统帅选拔战争指挥官的标准所在。

战争的目的是利益，那么战争的胜利就是力量。正如孙子所说的那样：“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形篇》）。兵力多的能战胜兵力少的，装备好的能战胜装备差的，后勤补及的充足能延长战争的时间，战争意志的强弱与指挥艺术的高低，则直接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而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力量的表现形式，因此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就是力量对比。

现在有许多军迷把力量单纯地理解认为硬实力，而从不考虑软实力。这就是常人所犯的错误，只关注事物的表面，而忽视了事物背后的本质。因此老子才说：“天下万物，有生于无。”有，是肉眼可以看到的表象；而无，则是肉眼无法看见的本质。这放到军事中来说就是一支军队的灵魂不在于人数与装备，而在于士气与军心。前秦以八十万之众攻晋，为什么大败而还，就在于军无战心，将帅离德。因此，军队是需要依靠组织力量以形成统一力量才能成其为军队的；否则，人数再多，装备再好，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所以，战力并不单纯只包括硬实力，它同时还包括软实力。因此，战争的力量，其基本构成要素在于：兵力、装备、后勤补及、以及统一的战争意志与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孙子把这些因素总结为那么一句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所以，战争的硬实力是一种数量化的概念，而战争的软实力则是一种组织化的概念——有组织的数量，才是真正的战争力量。所以，战力绝不是单纯的装备与兵力，而是有组织的装备与兵力。

力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战争的组织从来是一种变量的组织，而不是一种定量的组织。这种变量的组织会导致战争力量的强弱转换，而这种转换，就是古人所说的势。如果说水势是从高处往低处流，那么战争之势就是根据敌情来制定战术（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形而制胜——《虚实篇》）。所以战争的规律永远只有一条，就是根据敌情来组织与分配数量，从而争取战争力量朝有利于我方的趋势发展（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势篇》）。

这种抓住战争之势的艺术，就是我们所说的掌握战争主动权：敌方的战术受我方战术的牵制，从而导致战争力量的天枰逐渐朝我方倾斜（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一般而言，战争的主动权基本是抓在进攻方的手里，而不抓在防御方的手里。这是因为进攻方的战术意图是明确的，也是主动的；而防御方的战略意图则需通过进攻方的战略意图去加以制定，所以必然是被动的。这就是兵家所云的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的道理。 战争的力量是数量的组织与分配，这就充分说明战力在现实中是有限的；而从地理的角度来论，它相对于战争的数量却是无限的。那么这种相对有限与相对无限的辩证关系，就决定了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就是一种排列组合的艺术：怎么在无限的地理环境中，正确地组织与分配数量，从而导致战争力量的转换，以此为基础夺取战争的胜利。所以战术的第一要点就是“众寡”，即敌我双方在战争硬实力上的对比。而最直接的“众寡”之估就是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但是兵力对比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制胜之道，因为还必须考虑到装备的因素与后勤补给的因素。所以，“众寡”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也是制定战术的基础与原则，是一切战术的静点。

正是因为数量相对于地理而言是有限的，那么在无限的地理中，就有力量兵力充裕的地区，亦必然会有兵力薄弱的地区。因此，假如一个指挥官妄想写出一份“完美”的战术计划，以求任何地区都保持充裕的兵力，那么在实际的战争中只能走向相反的结果——他所防御与进攻的兵力，在任何地区都会呈现出兵力薄弱的颓势。这就决定了战术的取胜之道在于攻击敌人的薄弱地区，并消灭该地区的敌人的有生力。那么，这样一种以出其不意的态势，突然攻击敌人的薄弱地区，就是战术的第二个要点。而这第二个要点，就是孙子所说的“虚实之计”。

“虚实之计”孙子论述的非常清楚，其精髓就在以下我所罗列的三句话中：

“寡者，备人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虚实篇》）。”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一，则我众而敌寡（《虚实篇》）》。”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虚实篇》）。”

这三句话说的就是地理的无限性导致了兵力的有限性，而正是有这种有限性才导致了战争从不是必胜的趋势，而只是一种可争取胜利的态势。也正是因为这地理的无限性，使得指挥官的指挥艺术有了自身的生存空间，这种艺术的精髓就在于：尽可能地集中我军的兵力，重点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而薄弱的本质是由敌人的兵力与敌人的战争意志所决定的。因此，敌人若是对自身的战略要地没有做到重点防御，也是一种意志薄弱的表现。

战术的精髓就是那么两点：第一，合理的组织与分配数量；第二，集中力量攻击敌人的薄弱地带。而这两个要点，也就是孙子所说的“众寡”与“虚实”。但是又为什么战术除了“众寡”与“虚实”之外，还有“奇正”与“迂直”呢？是因为“众寡”与“虚实”是战术的本质，而“奇正”与“虚实”则是战术的形式。“奇正”表现在军阵方面，而“迂直”则表现在行军方面。

对于“奇正”，孙子解释的很简短：“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篇》）。”这看上去似乎是什么也没有解释，只是提出一个术语。因此，这就导致各家在对”奇正”的解释上也是莫衷一是：有人认为“先出为正，后出为奇”；有人认为“明战为正，暗攻为奇”；也有人认为“正面作战为正，侧翼或背后作战为奇”；还有人认为“静为正，动为奇”。

其实这些解释都是没有结合“众寡”与“虚实”加以考虑的片面性解释。何为奇？击敌于无备，是为奇；又何谓正？以有备之军相持于敌无备之军，是为正。因此，“奇正”的精髓就在于以正面之军相持敌正面之军，然后以奇兵突袭敌无备之地。它的要义就在于有备与无备的辩证关系。所以孙子并不是没有解释清楚，而是用最简略的术语解释了它的全部要义：“以正合”就是相持住敌人的有备之军，“以奇胜”就是另出一支奇军以击敌人的无备之地，说的就是根据战场形势正确地分配与使用兵力。

知道了“奇正”的内涵，还必须知道“迂直”的内涵。那又何谓是“迂直”呢？

两军之间的决战，表现在军阵上的分配兵力，这是战役的表现形式；而战争是由各种不同的大小战役所组成的，那么表现在地理上的分配兵力，就形成了“迂直”。山路最短的距离，永远是一条直线，但是人不可能由一条直线爬上山，必须经由曲线爬上山。战争也是如此，大多数情况下两军不可能开始就直接决战，而是需要通过不断行军的方式加以迂回，以引诱敌人进入不利的地点，才可以展开决战。因此，“迂直”亦可以说是“奇正”在行军中的表现形式，但它也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而这一特殊规律则是由后勤补给所形成的。

两军在战役层面的决战，是不必考虑后勤因素的；而对于战略层面而言，是必然要考虑到后勤因素的。“迂直”的目的是要夺取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代价就是牺牲后勤。所以它的特殊规律就在于：夺取战争主动权需要最大的行军速度，而行军速度与后勤补给是呈反比关系的。行军速度越快，所能补给的数量也就越少。这就可以得知毛为什么在长征路上要沉炮，就是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同时，行军速度越快，兵员损耗也会随之变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行军速度与战争主动权呈正比关系，而与后勤与兵员数量成反比关系。

而这一特殊规律，孙子在《孙子兵法·军争篇》里说得非常清楚：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迂直之计也”，这一句说的是“迂直”的目的就是夺取战争的主动权；“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这一句说的就是“迂直”的隐患在于牺牲后勤与兵员。那么，把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孙子说所的是“迂直”，有这样一个特殊规律，那就是：行军速度与后勤、兵员的数量之间呈反比关系，而与掌握战争主动权之间呈正比关系。

这世界上有很多谋略，有些谋略不好理解，因为它说的是用计的总原则，如《鬼谷子》；有些谋略却很好理解，因为它讲的是用计的实用方法，如《三十六计》。孙子所说的战术的四要素，对于常人而言不太好理解，因为他说的是战术的总原则；而我以下所说的战术的六字诀，就连姑娘都能很容易理解，因为我说的是战术的实用方法。但是这战术的六字诀，我有这样的自信，那就是它已经涵盖了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智慧。

在具体展开这六字诀前，我有必要说一说平常人的打架，因为这更容易使人理解战术的实用方法：平常人打架，基本是乱打，显得毫无章法。但是暴力的胜负，却取决于自然规律。一个疲惫的人打不过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一个饥饿的人打不过一个饱食的人；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别人突然袭击你，你肯定会被打倒，而一个意志强大的人也肯定能打倒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在群架之中，人数比对方多的时候，应该围着对方打，人数少的时候，要“走为上计”，分散对方的人数然后狠打落单之人。因此，打架的智慧与战争的智慧，它们之间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不同的形式都是由相同的本质所决定的。通过打架，我们就能很容易清楚所谓战争的六字诀就是：分与围、虚与拼、断与疲。

（一）分与围

“奇正”与“迂直”之术从通俗意义上来说就是“分围”之术：“分”是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围”是为了集中兵力从而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在古今中外的著名战例之中，有很多战例都是集中兵力，然后抓住战争的主动权以分散敌人的军队，尔后各个击破。弱军对强敌致胜的法宝就在于局部上集中优势兵力，分散强敌的兵力，局部上形成围势，再去各个击破，从而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以萨尔浒之战为例，明军为什么遭致惨败，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杨镐自分其兵，三路大军不能协同作战。而努尔哈赤本着“任他三路进军，我自一路而去”的原则，对明军形成局部上的兵力优势，包围明军，从而逐一歼灭；而在长平之战中，白起却是自分其兵，引诱赵国大军以攻秦军壁垒。然后派遣五千精骑以绝赵军粮道，再以二万五千奇兵从中间截断赵军。因此，努尔哈赤不分兵而白起分兵，看上去形式不同，但是两者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包围敌军。由此可见，分的目的，就在于一个围字。所以，明军分而不围，其战焉能不败。

（二）虚与拼

“虚”，是攻击敌人的薄弱地带，而薄弱地带一般来说都是敌人没有防备的地带。古今中外的绝大部分战例，都是避亢捣虚。如桂林之战，孙膑不进军邯郸，而是直接围困魏国的大梁。使得庞涓不得不回援大梁，齐军于桂林设伏大败魏军。 拼，是把我军的战斗意志提高到极点，最大化的把我军的战力凝聚为一个强点，再以这个非常态的强点去猛力攻击敌军。孙子曾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又说“死地，我将示之以不活”，就是把全军的战争意志提高到极点而战。

“拼”的最经典的战例就是巨鹿之战。在巨鹿之战前，巨鹿城被秦军所围困。章邯负责围城，王离负责运粮。当时的形势是巨鹿城旦夕且下，而诸侯军作壁上观。那么问题的核心就在于诸侯联军依然有畏秦之心，且他们的战争意志力不强。因此，项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提高诸侯联军的士气，从而达到合围秦军的目的。所以他先出一军以隔绝王离部与章邯部之间的联系，尔后破釜沉舟，九战章邯。楚军的死战，极大地调动了诸侯联军的积极性，导致赵军从城内杀出，诸侯联军从后围攻秦军，秦军因此大败。这之后的背水之战，其实就是对巨鹿之战的复制，其精髓就是极大地提高汉军新兵的战争意志：从兵法上来论，背水而阵是有违军事常识的；但是背水而阵，却是自入死地。人性之中，当人面对死亡时在本能上有能求活的心理，故能爆发出极大的战力。赵军长时间不能取胜于汉军，本军大营又被汉军的奇兵所占据，所以军心大溃，一败涂地。

“虚”是攻其无备，“拼”是极其所力。当人都坦然面对生死时，你又怎能说作好死战准备的军队，他们是无备的呢？所以，“虚”与“拼”的精髓就在于有备与无备之间，以有备而攻其无备，是战争中的制胜法宝。

（三）“断”与“疲”

“断”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断绝敌人的后勤，一个是断绝敌人的指挥中枢。人需要补充能量才能存活，人不能存活还怎么再战？战争的力量是对兵力的组织与分配，军队的指挥中枢被断，全军也肯定会不战自溃。

在三国时代，国家的动乱与气候变迁从而导致粮食生产的急剧衰减有关，所以当时的情况是粮重于兵。后勤所起的作用，在于持战争时间。因此，后勤一旦被断绝，如果不能求其速战，那么全军就会在很短时间内崩溃。袁曹之间的官渡之战，袁军之所以大败就在于乌巢被焚，导致后勤断绝；同时，袁军攻击曹军的大本营又不能攻下，故而使其袁军大败。

宋太宗赵光义灭北汉之后，转而攻击辽国，意图收复幽州。宋辽两军在高梁河决战，辽国猛将耶律沙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直冲宋军的中军，太宗皇帝吓的拔马而逃。如此行径就直接导致了辽军完全断绝了宋军的指挥中枢，从而导致宋军的军心大溃，因此各自为战，最终失败。

疲，是消耗敌人的能量与兵力，尔后一战而胜之。人有精力才能从事强体力的活动，而一个毫无精力的人是形同废人的，废人是谁都能打倒的。因此，一个人的力量再强，如果他过度消耗自身力量，那么在他尚未恢复力量之前，突然攻击他，那就能一击即溃。所以疲敌之法，往往是弱敌战胜强敌的制胜法宝。

汉取天下之法，就是运用了疲敌之法：项羽之强，古今罕见，巨鹿之战就是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精神击败秦军的。因此，在面对如此强手时，其最佳的办法不是与之硬拼，而是不断地消耗他的力量，在他力量消耗殆尽而尚未恢复的空隙之间，再去全力攻击他，方能战而胜之。所以，彭城之败就是因为刘邦选择的是与项羽硬拼，又因其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结果遭致惨败。

那么，我们再去看楚汉交雄的末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刘邦布正兵于荥阳、成皋之间与楚军对峙，楚军几次寻求决战而不得，急得项羽提出要与刘邦单挑。与此同时，汉军出其两支奇兵，一支由韩信经略北地，这不但能扩大汉军的地盘，还能加强汉军的实力，同时也极大地消耗了楚军的兵力（龙且就死在潍水之战）。另外一支奇兵由彭越带领，从背后骚扰楚军，从而截断楚军粮道，使项羽不得不往复奔跑在彭越所主持的战场与刘邦所主持的战场之间，这样的一来一去，如若长期为之，哪怕是楚军再强，也会变为强弩之末。最后，在时机完全成熟时，刘邦就公然撕毁和约，在项羽兵疲之时，全线出击，终于在东城击杀项羽，以此统一了天下。

唐取天下的虎牢之战也是运用了疲兵之计：洛阳被围困，王世充乞求窦建德派出援军。当时的洛阳城，粮食已基本上告磬，而唐军也成为了疲惫之师。在这一背景下，当李渊听闻窦建德举军十万救郑时，他要求李世民退兵。李世民在采纳郭孝恪之言以后，力排众议，留屈突通、李元吉继续围困洛阳，自带三千五百精骑抢占战略要地——虎牢关。唐军在一个月之内都不与夏军交战，就是为了待其夏军疲惫、将士思归、军阵已乱之时，再全线出击，以击灭窦建德部。之后的战事完全按照李世民的设想而进行，洛阳、虎牢之战覆灭了当时中原地区的两大强国，唐统一全国之势已成定局。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断”的目的是为了“疲”，我方以逸待劳，在敌方力量完全衰竭的时刻，突然发动攻击，从而战胜敌人。

当然，任何战例都是对战争的六字诀的综合运用，就比如说刘邦取天下的决战——东城决战就用到了“围”，但是这种包围是建立在疲敌的基础上的。所以战术的运用，首先要做到制其静点，然后再以其他战法加以配合，方能夺取战争的胜利。六点正好组成了一个圆环，而静点却是圆环的中心。因此，无论战事如何变化，只需抓住敌人的静点，就可以在千变万化的战争形势中，以不变应万变：我变自有静，知敌之静，亦知我之静；而这个静点，就是众人所不知的制胜之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