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主张易子而教，父亲主要在家中以人格表率给子女做榜样，但要维护这种比母亲更脆弱的文化想象亲情。约翰·洛克，在其《教育漫话》中也认为如果非要体罚小孩，最好由仆人来操作，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维系亲情。（本文首发于2021年6月24日《南方周末》）

两性生殖的动物当然也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但这和人类和文明社会独有的父亲这一文化角色完全是两码事。一些鸟类的生物学“父亲”雄鸟也参与孵育幼鸟，但它既不会从文化上担任人格的表率，也不需要通过教育子女养成文化的积淀，当这一孵育过程结束，便相忘于江湖，因此动物没有人类这套发达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套价值系统只能是通过漫长积累才能产生和运转的。更常见的动物情况，是母兽带一群小兽，没有父亲的角色。

而人类文化创造了从父的姓氏，这姓氏既是对男性戴上的一朵小红花，鼓励他履行家庭责任，扮演好文化上父亲的表率，另一个角度看其实是给他套上个枷锁，因为母亲和子女之间的直接生育关系是不需要姓氏这样的文化抽象符号来象征、想象和表述，而姓氏这种抽象文化符号，是将履行文化义务的男方纳入到责任、义务状态。所以姓氏从父，恰恰是紧箍咒，将自然状态的求偶雄性，变为文化状态履行责任的父亲。

上古时代平民普遍没有姓氏，最早出现姓氏的都是贵族，因此平民更接近动物的混乱状态，而贵族拥有礼乐。《礼记·丧服》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

根据此说，自然动物状态没有文化的父亲角色，而殷周时期的平民，虽然知道了父亲角色，但觉得父亲、母亲扮演角色差不多，所以叫“父母何算”，都一回事。而住在城堡里的国人—士这一最低等级的贵族，则有姓氏和礼，知道尊崇自己父系的近祖，那么通过这个父系近祖凝聚起来的男性，数量和共同体组织优势就压倒了没有父系祖先想象和凝聚共同体的平民。而到了更高级的贵族“大夫”层面，不仅知道崇拜比较近的几代父系祖先，而且能追溯和崇拜更遥远的父系祖先，那么这些高级贵族能凝聚和组织的规模显然就更大。

所以不同的文化圈层，导致不同的组织结构，贵族有更强的共同体凝聚力，以毫无悬念的优势压倒平民，进行国野制度的统治。

从殷墟的考古来看，有明确夫妇合葬的坟墓，主要是贵族的，如大司空M303、M225夫妻并排合葬，均为殷墟四期，上层有夯土建筑共压（《考古学报》2008年3期），有明确对偶关系。但一般平民墓葬，却很少见到明确丈夫—父亲的角色，有些墓甚至就是一个单亲母亲和自己的婴儿葬在一起。孟宪武指出，殷墟有三分之二的墓主生前没有法定配偶，多数人还过着不稳定的对偶婚和乱婚状态，所以死后没有专一配偶一起埋葬（《中原文物》1986年3期）。

这就表明，有确定父亲角色的，最初是包括商王之类在内的贵族群体，而他们治理下的平民则没有父亲角色，更加的散乱而无序。显然，贵族子弟在明确父亲角色的保护和指引下，能够更好地继承其知识、技艺、人格训练，从各方面优势碾压自己统治下更为散沙和动物状态的平民。

儒学的本质是将过去古老贵族圈子专享的这套玩法，介绍给平民精英，鼓励他们模仿当贵族。所以汉儒向平民推广过去贵族专享的姓氏，宋儒向平民普及父系祖先古老谱系的家谱以及祭祀的祠堂，都是以父亲为纽带将一代代本应相忘于江湖的人凝聚起来。父亲角色区别了人和禽兽，所以子不教父之过，因为他代表了文化这一方向。

而正因为父子关系更依赖于抽象的文化想象凝聚，没有母子关系那种自然性的亲密，所以也更脆弱。孟子注意到这点，主张“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孟子·离娄上》），就是说父子之间不应该用善的标准来要求对方，要求严格了对方又有压力，便会激化俄狄浦斯情结，互相仇恨而分离，这种分离是最不祥的，会瓦解家庭和文明。

所以，儒家主张易子而教，父亲主要在家中以人格表率给子女做榜样，但要维护这种比母亲更脆弱的文化想象亲情。类似的，英格兰思想家约翰·洛克，在其《教育漫话》中也认为如果非要体罚小孩，最好由仆人来操作，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维系亲情。

可以说，父亲角色就是人类文明的隐喻，而俄狄浦斯杀父的潜意识，则是人类野蛮本能的隐喻。对父亲的恨意，往往上升为对传统共同体的敌视。（作者系大学教师、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