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文明本身并不是自然，而更加类似一种疾病。文明并不是自然，自然世界是没有文明概念的，或者说没有人类定义的文明概念，文明本身只是我们复杂而脆弱的社会维系品。

要解释清楚文明的脆弱性，就要引用王东岳先生的一个哲学概念：“递弱代偿原理”。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有一个总的方向，那就是打破知识领域的边界，你会慢慢发现大部分学科的边境并不是这么明确了，很多是相同并存的。

无论是138亿年的宇宙演化史，还是46亿年的地球形成史，还是38亿年的生物演化史，还是1万年的人类文明演化史，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总系统，它当中并没有我们过去分科治学的时候认为的那种牢不可破的边界。

人类任何思想结果，其实是观察这个世界尺度不同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几百年来现代知识的演化过程，其实就是人类的地位不断低落的过程，我们不断地发现世界，不断地发现自己的渺小。

这也就引出了我所引用的一个概念，王东岳先生的——“递弱代偿原理”。

这个哲学概念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虽然只是一个哲学概念，却可以套用到科学，热力学，物理学等领域，还可以解释文明为什么无法战胜野蛮。可能这就是所谓的通学概念吧。

“递弱代偿原理” 简单来说就是两句话：越简单的存在，其存在度越高。越复杂的存在，其存在度越低。

而且存在度呈一个递减趋势。随着存在度的递减，后代物种为了保证自身能够稳定繁殖，就会相应地增加和发展自己的繁殖能力，及使结构属性越来越复杂化。这种现象就是“代偿”。

宇宙的整个演化，其实有一个万物存在度不断下跌的趋势。但是万物在下跌的时候，它总要想一个办法来维持自己的存在。怎么办？

用一种代偿的方式，就是用越来越复杂的结构、越来越复杂的感应力、越来越高的自由度来代偿性地补足自己的存在度下降。

“代偿”是医学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当生命体某一个器官的功能衰竭或者损坏之后，想让这个器官本身修复不太可能，但是其他器官会在功能上补足这个损害的器官。

比如你是一个上班族，但是你没时间给自己做吃的，就只能叫外卖，那么久而久之你就不需要会做饭了，所以外卖的出现，不是人类进步，而是人类需要代偿性地补足自己的不足。

但是原始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的生活就是天天打猎吃睡。如果发生大规模社会动乱，我们文明人失去生活环境，根本活不下去，但是对于原始人毫无影响。

文明社会经过动乱之后虽然能够回补，但是并不能最终地补足。所以万物演化到最后，实际上是一个逐渐衰亡的过程。

本质上说文明社会不是在进步，只是在“代偿”而已。而进步越多，我们的存在度下降的就越多，需要的功能“代偿”也就越多，社会最后越来越复杂，脆弱。

社会的递弱代偿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观察：

万物一系演化，越演化到后来，它对外在条件的依存度就越高。

社会对外界环境的感受度越来越高，社会文化就越来越发达和精致，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强，社会对文化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相应地，整个社会的文化依赖焦虑就越来越大；

同理，经济分工越来越细，社会自由度就越来越高，社会经济对各种因素的依赖就越来越强，经济焦虑也就越来越强；

社会越发展，政治结构和组织就越复杂，影响政治的因素也越多，政治焦虑越大。

所谓的科技发展，也只不过是结构的复杂化，就是原来一个浑然自足的母体进行了分化之后，再进行媾和的结果。

如果把整个宇宙看做一个封闭的集合，那么从宇宙大爆炸开始，整个宇宙就不会不断的往熵逐渐增加的方向演化，最终达到热寂状态，也就是整个宇宙的能量和物质最终会均匀分布，从大爆炸开始的有序状态最终走向无序，整个宇宙最终会走向万物寂灭。

人其实是138亿年宇宙演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已极其复杂，或者说到目前看到的最后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已经濒临于衰亡，现在全世界文明世界的生育率大崩溃就是证据。

如果以人类存在为总目标的话，那所有我们近现代化以来搞出来的科技发明，我们现在在推动的经济发展，其实都是南辕北辙。我们越往前走，就越会沦入一个系统性的危机。

粗俗解释就是，我们越高级，需求越大，越依赖分工，越分工越细化复杂，越脆弱，越容易一触即溃。

因为文明本身的目的就不是延续，文明是一种享乐享受的结果，是为了让生活越来越舒适，而不是越来越能够广泛繁殖为目的。

如果我们真的把文明延续作为人类发展目标，那么这么看，我们就是在退化，微生物才是进化的最高方向，按照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和效率，是很难种族灭绝的。

这个理论模型把物质的演变运动放在了可以定量考查的基础上，并化解了既往进化论的深层困惑：

即在宇宙演运的进化过程中，为什么愈高级的物种，虽然它们的生存技巧越来越高强（亦即“衍存属性”越来越繁华），却不能改变它们的存在效力越来越衰微的总体趋势，比如蟑螂、老鼠，微生物很少灭绝，但是高级哺乳动物，却进了动物园。

所以这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越复杂（高级）的文明或者物种，对于分工的依赖性越大，也越脆弱。

而相反越原始的文明或者物种，对于分工的依赖性就极低，比如中东社会。

中东社会并不是落后的存在，而是先进的存在，是在生存方面极其优秀的存在。他们在文明方面落后我们，却在生存方面领先我们几十条街，我们的文明不能成为武器，反而束缚代偿分化了自己，加剧了自己结构的脆弱性。而中东的弱后并不会让其生存能力下降，反而导致他们的自我适应能力远胜我们，不依赖发达社会的环境，还可以通过我们自我的文明，来反制我们。

这也是历史上，为什么野蛮战胜文明的时候更多。比如代表草原文明的蒙古人战胜了南宋王朝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来自白山黑水的渔猎文明的满清，同样战胜了大明王朝文官制度发育很好的士大夫文明和资本主义已经萌芽的经济文明。

现在再来看，野蛮VS文明，到底是因为野蛮不讲规则？还是因为文明反被文明误（束缚）呢？

我前面说了，文明，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一种病。文明与其说是一种人类进步的演进，还不如说是人类在经年累月的安宁中流失了身上的野蛮后，所表现出来的无力与无奈的生存状态。

在野蛮不再的时候，人们为了论述自身的强大，便以文明（如“某种规则”）作为一种思想武器和表现形式，在残忍地愚弄世人的同时，又十分愉悦地愚弄自己，以便让自己时时感觉到安全和美好，最终成为规则的奴隶。

往往，在建立一个朝代之前，枪杆子一直是放在第一位的，但笔杆子有时候也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而在一旦建立新朝之后，则总会将笔杆子放在第一位，但没有人会轻易将枪杆子交给别人，这个历史过程实际上反映在改朝换代的时候，野蛮的作用明显重于文明的作用。

肌肉的强大作用，其实没有人会怀疑，只不过在文明的社会里，在文明的熏陶（愚化）下，很少有人愿意自己仅仅是一台装甲车，生存意志没有。

所谓智谋、智慧，很多时候在暴力面前，都是毫无意义的，其弱小的美丽，犹如刀口下的亚里士多德，正因为缺乏暴力，才需要智谋、智慧的分工弥补自己的存在度，再次验证“递弱代偿原理”。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的意思是必须将治下屁民一个个原子化的文化人。用暴力机器治理黑社会、治理杀人狂、治理强盗，本质上当然是野蛮行为，是暴力的胜利。但是在论述层面上，宣传的说法却是要让人相信文明是最为强大的，宣传不是暴力打败的黑社会、杀人狂、是正义胜利了，这其实就是一种欺骗。翻开杀伐惩治的背面，我们发现恰恰是军队和暴力机器才是其后盾。

正是这个野蛮的终极方式，才是促成将所有原本的野蛮人改造成文明人的前提。文明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文明是转基因，而不是纯天然；文明是疾病，而不是自然。

在和平时代，用野蛮的方式来御民，除了杀戮和惩治，最隐蔽的方式是要让屁民们成为一个个纯良的个体，遵从预先设定的规矩，这个原因就是防止屁民们残存的野蛮精神过于强大，以至于国家的军队和暴力机器失去终极的效力。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文明或者说文化，仅仅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措施而已。超越野蛮，其实不可能是文化，而只能是更大的野蛮。

换句话说要想战胜野蛮的敌人，我们也必须剥离文明的枷锁，否则毫无胜算。

教化可以欺骗一时，但欺骗不了暴力，即使是用知识分子来麻痹知识分子，用一种骗术来欺骗另一种骗术，面对真正的野蛮人和原始杀戮，终究也是要失灵的。

文明根本不可能战胜野蛮，野蛮是文明的奠基人。其无法战胜，就如同爱永远不可能战胜恨，软弱永远不可能战胜坚定一样。

野蛮在文明时代会有另外一种方式存在，这就是日常政治。对于大多数成功的政治家来说，其看上去较之一般人似乎要文明得多，可是，政治家的野蛮往往在于其内心，在于其根本不认同自己预先倡导的、在屁民心中扎根的所谓的文化或者文明，在必要的时候，法律随时是可以成为一纸空文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基雅维利思维。

统治者在要杀人或者要骗人、坑人时之所以看上去有一种悲悯的嘴脸，其实是因为有强大而野蛮的武力做后盾的文化表演。因为是表演，所以当你揭穿他的假象、谎言时，他绝对不会脸红心跳或者手足失措，因为他心中本来只有野蛮。

他会始终微笑着、平静地对待来自文化人各方面的批评和进攻，然后“很文明地”使用最野蛮的手段绞杀文化人的揭露、批判以及文化人以法律名义对他毫无作用的起诉——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政治正确，人们之所以害怕政治不正确，就是因为害怕背后的野蛮实力而已。

对于野蛮者来说，国家首脑如此，单位领导如此，群体头头如此，家庭暴力如此；对于文明人来说，面对野蛮的掠夺，保钓如此，保家如此，保护自己的老婆孩子的难处亦在此。

强者面对弱者并没有脸红一说，野蛮面对文明，绝对没有羞愧的表情。文明会，野蛮则会毫不犹豫的干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