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据2016年1月7日晚8-9点在“江右国学知行群”之演讲修订而成）

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一定会有各方面的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反思文化大革命。我们作为致力于复兴中国文化的一群读书人，作为儒者，当然最有理由、也最有责任认真地反思文化大革命。我想讲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反思一下近四十年来的文革叙事；

第二个问题，何以文化大革命叫做文化大革命？

第三个问题，何以当大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台湾海峡对岸有一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在大陆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其脉络是什么？

第五个、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如何彻底地走出文革？

我们首先需要回顾、反思一下过去四十年来关于文革的叙事，或者可以说，对文革反思之反思。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以后，各方面对文革都有所反思，这样的反思也构成整个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中思想学术的出发点。所以，我们只有理解当初各方面对文革的反思之内在逻辑，才能理解当代中国思想学术之问题意识及其内在机理。事实上，在政治领域，也同样如此。

关于对文革之反思，我们首先要注意反思的主体。略加观察即可发现这个反思主体之最大特征，就是当事人自己在反思。这一点非常关键。

在第一个层面上，可区分为两个反思主体，集体和个体。集体性主体就是执政党。文革与执政党关系非常密切，文革就是执政党发动的，当然，执政党在文革中也遭受巨大冲击，其声誉遭受巨大破坏，所以，执政党要拨乱反正，不能不迈过这个坎。八十年代末，文革构成变成中共走向新历史阶段的一个坎。中共确实在文革结束的最初几年，用很大功夫走出这个坎，所以就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另一拨反思主体，个体，在执政党之外。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也都是当事人。尽管他们是当事人，实际上分成两拨：第一拨是文革中的受迫害者，比如说一些老权威、老知识分子、老资本家，他们在文革中遭受非常严重的迫害，或者是执政党内一些老干部，他们靠边站了，很多人遭受过很严重的迫害。这些受迫害者当然会反思。执政党的很多领导人物也都有反思，所以，他们的政治观念因此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内一些知识分子的转型，就发生于此。包括八二宪法的制定，也基于对文革的反思，所以更加重视权利条款。

还有另一拨个体，他们其实是施害者，就是伤害他人的人，其中比较重要的群体是红卫兵，在文革中跟着毛闹革命的那群青年人。他们是文革的主体。当然，他们在1968年以后也遭受过一些伤害，比如上山下乡，作为知识青年来到完全陌生的乡村、边远地区，经历了从未经历的苦和难。他们返回城之后，当然会反思文革。实际上，当文革狂潮衰减、当他们被赶到乡村，已经有人开始反思了。

回顾一下刚才我提到的反思文革的这些主体，我们会看到，这些反思者都是当事人，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们的反思存在很大盲区。他们在运动中都有双面角色，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几乎所有人都是，即便那些受伤害最严重的人，在文革初或文革前，也曾经或多或少地伤害过其他人。这样的双面身份使他们的反思缺乏深度，因为，他们不敢深入地反思，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恶。

这就是七十年代末以来文革反思的限度所在，这些反思普遍存在很大缺陷，他们受制于自己的视野。我们观察一下比较流行的两种反思。

第一个出自执政党，官方的《决定》，反映了中共自身对文革的反思。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反思完全是政治性的，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一个纯粹的政治事件来对待；当然，在知识分子中，在思想学术界，也有很多人纯粹从政治角度理解文革。我印象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革那一卷，差不多也是从政治角度理解文革的。

这样的理解、反思，不能说不对，但存在严重偏差。我下面专门会解释，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为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叫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之类的名称？如果只从政治角度理解文革，反思文革，显然是失焦的，没有对准焦点，显然也无从全面准确地理解文革的内在逻辑。

另外一种反思，在七十年代末以来非常流行，主要出自红卫兵，当初跟着毛闹革命的那些青年人，他们的反思很怪异，转了一圈，在很大程度上回到反思的对象。我下面将要特别解释，文化大革命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一场大革命，但是，这些前红卫兵们经过反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的必然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缺乏，主导政治，必然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反思把受害者当成了施害者。

令人奇怪而痛心的是，这样一种非常悖谬的反思从七十年代末以来就非常地流行。经由这样的反思，这群前红卫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了新启蒙，其实是温和版的新文革。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惨剧，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还没有被彻底地清理掉。略加观察即可发现，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清理、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现在认为，之所以爆发文革，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在起作用，所以，要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就必须进一步摧毁中国文化。于是，我们在文革结束以后看到了另一场温和版的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八十年代反传统的狂飙突进。最终结果是《河殇》的大爆发。《河殇》这部电视政论片的作者就是前红卫兵们，他们呼吁，中国人必须走出黄色的中国文明，走向蓝色的西方的海洋文明。

我们不能不说，七十年代以来对文革的各种反思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这一反思的缺陷、偏差、甚至严重扭曲，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走上一条歧途，不是告别文革，走向中国文化之复兴，而是在继续文革，继续破坏中国文化，当然，是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是温和的，而不再是那么激烈，也不是所有人都在这样做，但确实，很多当初在文革中活跃的青年，以反思文革的名义，在文革结束之后继续文革的事业，那就是批判、摧毁中国文化。这两者之间的连续性，是研究当代中国思想必须关注的。

所以，今天，在四十年后，我们反思文革，首先需要反思反思文革之立足点。我们站在什么立足点上反思文革。七十年代末以来关于文革的反思，都是当事人的反思。四十年后，我们完全可以超出当事人立场，站在一个更高、更超脱的立足点上反思文革。

至关重要的是，文革最严重而沉默的受害者，儒家，今天必须站出来反思文革。而儒家不仅要反思文革，还要反思过去四十年来关于文革的反思，当事人们的反思。或者换一种说法，今天，我们要从中国文化的立场，从儒家的立场，来重新审视文革。我想，这是儒家义不容辞的知识使命。我相信，也只有儒家的反思才是公正的。因为，儒家最痛切地感受到，文革的真正对象：文化，从文化角度反思。

我认为，我们今天完全有能力、有条件，站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反思文革，因为，第一，我们不是文革当事人，可以摆脱情感的纠缠，也可以避免其知识上的内在局限。第二，今天，中国文化的处境已经与文革刚刚结束之时完全不同。所以，今天，我们有时间视野上的优势，我们的时间视野可以更长。我们可以同时回观文革十年与文革之后的四十年。我想，我们反思文革，可以有两个框架、两个维度：

第一，我们需要把文革放到百年中国文化被抛弃、但又复生的历程中来考察。

第二，我们需要把在大中华范围中考察文革以及文革所引起的反应。

总之，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视野，也需要一个更广的空间结构。如果具备了，那我们就能够更准确地探究文革发生的根源，以及最为重要的是解释一个现象，那就是，尽管发生了文革，但中国文化没有如愿被毁灭；即便对文革的反思引来的是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和破坏，中国文化还是复兴了，为什么？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今日儒家来说，我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在文革之后会有中国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恰恰是这一问题意识，让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思考，而绝不能再在八十年代的反思中徘徊。

我已经反复说了文化，是的，我认为，我们的全部讨论应当从文化大革命的名号开始。这场运动何以叫做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循名责实。我们必须要重视名，因为通过名，尤其是运动主导者的自我命名，我们能探其究里，探究支配运动之核心观念，从而能够把握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的脉络。

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针对文化的大革命，就其发动者而言，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这场运动是以文化作为革命之对象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文化始终是革命最主要的对象。所以，我们在反思文革的时候，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一点。任何偏离文化来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努力，都不得要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甚至更糟糕，只会误导人。

那么，为什么叫做文化大革命？我们必须拉长时间视野，理解百年中国之历史主题。在我看来，百年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化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不是政治、经济、军事问题，核心就是文化问题。是文化决定政治，政治是从属于文化的。政治上各种各样的变动，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解决文化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需要思考百年中国历史的主题究竟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追求富强”。十九世纪中期中国与西方相遇，接连遭遇失败，士大夫群体经过思考，很快就发现，中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富、不强。所谓的不富不强，主体指的都是国家。士大夫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国家不富，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能力低下；国家不强，也就是说，国家没有强大的力量，比如说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简而言之，士大夫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组织化程度太低，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太低。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大家读一下梁任公的《新民说》，马上能明白。《新民说》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建立一个具有高效率的资源动员能力的政府，为此，国家必须直接统治每一个人。所以，梁任公在《新民说》中反复申明的主题，其实就是国家主义。可以这样说，国家主义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线索，二十世纪中国几乎所有思想人物和几乎所有政治力量都是国家主义的。也可以说，他们都是新法家，因为他们重复了两千多年前法家的核心观念，追求福强。电视上正在放《芈月传》，好像里面在说商鞅变法之类。即便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恐怕也是国家主义者。

这样的国家主义政治构建，马上遇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障碍，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国家主义的要旨是，国家直接和每一个老百姓发生关系，把每一个老百姓整合到国家中，按国家所指定的方向发挥自己的作用。但现在，有一种力量，把民众和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隔离起来。这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文化，儒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所塑造的社会结构，比如家族、宗族。这就是构造现代国家的最大障碍所在。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基本上那些积极地追求现代化的社会精英，以及追求现代化的政府，都把中国文化当作障碍、当作最大的敌人。

所以，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文化激进主义就成型了，其创始人是康有为、梁启超。文化激进主义的主要诉求是，打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结构，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其基本逻辑是：中国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建立一个强国家，而儒家思想及其所支撑的传统社会结构是建立这样一个强国家的最大障碍。中国要建立一个强国家，必须摧毁儒家思想及其所支撑的社会结构。康有为的《大同书》要求破家，梁任公的《新民说》要求破家族，而这是中国社会秩序之基础，儒家思想则是其支撑力量。

接下来是新文化运动。各位，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其实也是国家主义。我们能够看到破家而出的主题，这是新文学最重要的主题，胡适先生讨论的问题也是，娜拉的出走。巴金先生的小说，最有名的就是《家》，巴金在文革为那本十分流行的连环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撰文，恐怕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各位，我们看到了“文化”两个字！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针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破坏性运动。其间，又发生过其他一些文化运动。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就有了文化大革命。

余英时先生曾和大陆的学者有过一次辩论，余先生的基本立场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脉相承。有些大陆学者不同意，而我同意余先生的看法。你看到，这两场运动都以文化作为革命的对象，不是以政治、经济作为革命的对象，就是文化。一前一后这两场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政治运动，都以文化作为自己的革命对象，由此我们应当能够明白现代中国历史的线索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摧毁自己的文化，这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前提，先进知识分子们和现代社会精英们大部分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和政治力量都是文化激进主义的。于是，当文化大革命在大陆如火如荼之际，在台湾，发生了针锋相对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各位，今天，我们从儒家的立场上反思文化大革命，必须立足于一个更大的文化政治空间，看看整个大中华地区在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场文化政治运动。而七八十年代的反思者完全对此无知，由此，他们也就根本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文化，结果又转回文革。

大家都知道，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几个月之后，在对岸台湾，就发生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就是针对文化大革命而发动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要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台湾，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会有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就是因为有这样一场运动，使得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不是一团漆黑。是的，我们看到了一点亮光，这亮光照耀海峡两岸，我们今天仍在台海两岸可看到其余晖。文化大革命之后大陆所发生的文化大变动，也即中国文化复兴，其实与这一点光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台湾为什么会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我们必须追溯中国国民党的文化渊源。我去年在《现代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大家可以参考。我在这里，念一下孙先生的一句话以说明他的道统自觉。他曾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而发扬光大。”

各位，我们要注意，孙中山先生这段话是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说的，这个时候，孙先生正与苏俄革命党合作，恰恰是在与苏俄革命党合作过程中，孙中山先生有极为明确的道统自觉。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今天有很多人，因为孙先生与苏俄党合作而诋毁孙先生，抹黑孙先生，他们完全忽略了孙先生的道统自觉。恰恰是这一道统自觉，让孙先生虽与苏俄革命党合作，但始终能够保持国民党的中国主体性，孙先生所建立的革命党，始终有守护中国文化之自觉。

孙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决断，我想，孙先生以其革命建国者的视野，同时关照两个问题：第一，国家的重新组织。皇权崩解之后十年，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已然解体，必须重建国家秩序，为此非常任务，不能不借用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以党建军，以党、军治国；第二，但同时，一战充分暴露西方文明黑暗面，孙中山先生自然地关注中国文明之天命。所以，面对苏俄革命浪潮，孙中山先生始终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所以他坚守中国的道统。这就构成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基本架构，文化节制政治的复合结构，一方面引入苏式党制，另一方面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看起来相互矛盾，实际上是当时的不二之路。

蒋中正坚持了孙中山先生的这条道路。我们不能不说，这恐怕就是蒋中正在与共产党争雄中失败的原因所在。因为这样的道统意识构成了一个限制，对蒋的政治抉择构成约束，使得蒋的政治选项比中共要少。

但这一结构，最终发挥了其历史作用。就是这一文化政治传统，让蒋中正和国民政府在避居台海一隅时，能够坚守中国文化，尤其是在对岸发生毁灭中国文化的这场惨剧的时候，起而以中国文化的守护者的身份，张大、并自觉地传承中国文化，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国文化有天命在身啊，所以，尽管在大陆，中国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但中国文化另有托命之人。

这场运动在台湾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进而对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走势产生深远影响。在台湾，它的影响至少包括，强有力地去殖民地化。大家都知道，即便在今天，台湾仍有非常强烈的日本殖民地的文化残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没有这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现在的台湾文化政治领域，恐怕就是完全惨不忍睹，早就非中国化了。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殖民地文化观念的影响，在台湾重建了中国文化。

同时，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也有效地遏制了全盘西化派的文化霸权。我这儿用了文化霸权这个词，确实，胡适、傅斯年等全盘西化派在台湾享有文化霸权，比如一直把持中研院、台湾大学等最为重要的学术舞台，党同伐异，极大地损害了中国思想学术之传承和发展。比如，今天，谁都知道，港台新儒家诸贤达之思想和学问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界最为出色的，然而，五六十年代，他们基本上都未活动于台湾，而寄身于香港这个殖民地。想来，这来文化流亡者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在大陆，他们不能生存，在台湾，他们也没有机会。钱穆先生只能在香港办学，只是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后，才得以到台湾定居。这是很可耻的事情：钱穆先生被迫在港英殖民地守护中国文化。由此可见，全盘西化派在台湾的文化霸权是非常有效的。

但由钱穆先生的例子也可看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可以说，这是台湾当局的一次文化自觉。经由这样一场文化自觉，中国文化堂堂正正地进入政治、进入教育和社会的大门打开了。比如，从那之后，台湾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有了中国文化教育课程，比如，在大陆现在已经出版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而在1966/67年之前，是没有这个教材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教育，台湾才是今天的台湾。可以说，没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我们就看不到今天温文尔雅的台湾，我们也看不到曾经思想学术非常繁荣发达的台湾。这些都是拜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所赐。事实上，陈水扁上台之后，排斥中国文化，其结果，今日台湾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所以，中华文化在台湾，也不是自然而然地在那儿的。没有文化自觉，尤其是政治的文化自觉，中国文化就会流失。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蒋中正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台湾岛上守护中国文化？或者我们换一个问法：蒋为什么失败？这个问题也太复杂了，我们再换一个问法：中共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在成功之后要继续革命，从而有文化大革命？

为此我们必须要理解中共的复杂性。换言之，我们必须要理解中共与中国文化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敏感、也十分复杂的问题，我略谈一点。这样说吧，因为中共活动于中国，而且，中国文化深厚强劲，所以很自然地，它必定与中国文化发生关系，这个关系是高度复杂的。简单地说，因为文化，在中共党内形成两条路线的斗争。各位相必都知道，中共自成立以来，党内持续存在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我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路线斗争其实是党内不同派系对中国文化持有不同的立场而引发的。也就是说，中共党内对中国文化的立场分歧，导致了中共党内政治路线之分歧。

一条路线，可称之为原教旨共产主义、原教旨共产国际路线或者原教旨苏俄党纲领等等，总之，从苏俄那儿照搬识、纲领，以塑造中共，全盘改造中国社会。纲领如此，它当然无视中国文化，甚至致力于全盘破坏中国文化。说到这儿，我插一句，陈独秀，这位在新文化运动中非常活跃、主张全盘摧毁中国文化的人物，很快成为中共创始人，这本身就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年轻的毛当然也深受这场运动熏陶。

中共党内另一条路线，可简单地称之为中国化派。他们也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国际的纲领，但有中国化倾向。中国化倾向又非常复杂，我们从延安时代的中国化主张，大概可以看到上、下两种取向：刘少奇主要走上层士人路线，所以写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养，这可是马恩列斯都没有讲过的，纯正的儒家思想，运用《大学》讨论共产党人的养成，似乎主要针对党内有一定文化的人，尤其是当时大规模涌入延安的大城市青年知识分子。毛泽东大概更倾向于下层庶民路线，所以他提出群众路线，要让知识分子创作出人民群众、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用以动员底层民众。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两者其实都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共产主义的理论必须要让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些接受过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同样也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普通民众，能听得懂，能接受。这就是中国化。

我们回顾一下中共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你会看到，其实，两条路线的斗争持续不断，基本上就是原教旨主义与中国化派之间的斗争。在中共建政以前，毛和他的同志们之所以取胜，就是因为，他主张和坚持中国化道路。而他的那些政敌差不多都是原教旨主义者，所以他们失败了。

中共建政以后，毛和刘很快分裂。斯大林去世以后，毛希望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他本来就反对照搬苏联路线，为了成为领袖，他也放弃了中国化的一贯方针。他走向了哪儿？他走向了共产主义和中国传统基层新兴宗教之混合。传统中国的叛乱者经常借用新兴宗教，如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众所周知，毛非常重视《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其中精神与共产主义相合。人民公社制度，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思想构造之产物。

至于刘少奇，倒是一直延续着从延安以来的思想。经历了毛的人民公社狂想失败，他不愿意回到苏式体制，那他就只有一条路，回到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我这么说，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不靠谱，我给大家提供一个事实依据。1963年初，是八千人大会。结束之后，很快，全国范围内就有一次“孔子热”。冯友兰先生特别活跃，当时的《哲学研究》、《文史哲》、上海的《学术月刊》等最重要的学术期刊，都发表了一系列正面肯定孔子思想的文章。尤其是那一年的夏天，在济南召开了一个有数百人参加的讨论孔子思想的学术会议。大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有数百人到济南，讨论孔子思想，并且大部分学者正面肯定孔子，是不是很难设想？但，这事就那么发生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学术活动，而有非常深刻的政治背景。在当时的中国，所有的思想活动、学术活动，都是政治的附庸。没有政治上的强有力支持，怎么可能有这次“孔子热”？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了。文革是66年，孔子热是63年，其间只有短短两三年。从63年底、64年初，毛就布置反击了，由此一步一步走向了文化大革命。因为，实际上，从孔子热，从其所引发的观念骚动，毛看到，孔子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孔子又活过来了。孔子的思想在知识分子中、在普通民众中仍有非常巨大的号召力，孔子构成了他继续革命、建立自己乌托邦的最大障碍，所以，必须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必须要破四旧，必须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它在城乡基层社会所构造的种种有形的、看得见的遗迹，予以彻底摧毁。让所有人都遗忘中国文化，都放弃重新回到儒家社会的幻想。大家要知道，对传统文化那些象征性符号最彻底的破坏，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比如，祠堂、各种牌坊、庙宇基本上是在文革中被拆毁的。为什么不是在五十年代，为什么不是在六十年代初而是在66年？我认为，63年的孔子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与孔子热同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传统文化回潮的迹象。这样的文化复辟，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社会观念，以及刘的文化政治观念，让毛恐惧。

如果说，在63年之前，毛还是极有自信的，那么，63年的孔子热让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孔子。在此之前，毛对孔子虽然有批评、有调侃，但并不绝对否定，甚至颇有肯定。但这之后，毛的态度完全不同了。孔子热让他看到，孔子的生命力十分顽强。所以，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谭厚兰则受命到曲阜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对郭沫若同情孔子的立场，毛也一直耿耿于怀。

对孔子的恐惧非常深刻，所以，毛在临死之前又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林彪被打倒，却扯上了孔子。为什么毛把批林和批孔联系在一起？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一个令我信服的解释。63年的那场孔子热，或许有助于理解这一点。在林彪家中搜查出各种东西，引起毛最大关注的，正是林彪书写张贴、赠送给人的孔子格言。又是孔子。这触及了毛内心最大的痛点。我们可以说，在毛心目中，最后两次路线斗争，就是他与孔子的斗争。

最有意思的是，伴随着批林批孔，有“评法批儒运动”。前面已经说过现代中国的国家主义线索问题，差不多人人都是法家，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证据：他以法家自居，只是为了反孔子、反儒家。

文化，我们只有回到中共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复杂纠葛，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内在逻辑，及其整个走向。

那么，我们如何彻底走出文革？从文革刚结束，就有一直喊，走出文革。那么，我们是否走出文革？还有没有可能再次爆发文革？文革真正的后遗症何在？简单地说，文革结束之后，始终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并且此起彼伏，从而决定了我们过去四十年的文化政治的基本走向。

第一股力量是文革余波。可以这样说，文革真正塑造了一代从理智上和情感上都全面拒斥中国文化的一代人，也即红卫兵一代。此前的几代人，可能批判中国文化，但他们多少接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笔下、手下还是留情的。但红卫兵一代完全不同，而这一代人主宰了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思想学术文化领域，在商业领域和政治领域他们也都是主宰者。而他们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他们对中国文化完全无知，曾跟随毛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可笑的是，文革结束以后，他们一转身，就成为启蒙者，继续批判中国文化。可以说，文革结束以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一波又一波文革的余波，在各个领域。

但毕竟，最高权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所以，文化社会政治场域中都敞开了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力量，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第二股力量，与上面的力量正好相反。我们看到了，在民间社会比如说乡村社会，有传统习俗的复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结成的果实在八十年代之后回流大陆，比如，港台新儒家的学术成果进入大陆，极大地改变了大陆思想学术界的格局。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例证吧，我的思想基本上受钱穆先生的影响而完全了自我转身的。有不少读书人，也都经历过一个悔悟和自我转身，或者说自反，走出红卫兵一代所塑造的意识形态牢笼，也即反传统的意识形态牢笼，投入文化复兴事业。

也正是在民间社会自发回归，以及思想学术界自觉回归的大势之下，中共调整了其对中国文化的立场，最典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习近平近两年来表达的文化立场。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中共在其纲领中说，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就等于彻底否定文革了。道理非常简单，文化大革命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大革命，当执政党开始用自己的机制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他就走出文革了。执政党的这次转向与当年国民党主导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类似之处，虽然其深度、广度还差之甚远，受固有意识形态纠缠，还存在反复的危险。但不管怎样，肯定中国文化，这就是文化政治态度的大转变。

相反，文革后遗症最严重者，当属精英群体，也就是红卫兵一代及其所滋养的“河殇”一代。非常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些人，天天在担心文革会再次发生。那么，还会发生文革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会。因为，文革有其非常特殊的文化政治机理，那就是，具有魅力的最高领袖发动，一群对中国文化无知的青年为主力军，对文化、对社会进行全面革命。现在没有这样的领袖，也没有这样的青年，怎么可能有文化大革命？至于普通民众，他们可能有民粹主义倾向，但绝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意愿。相反，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其实都是中国文化不自觉的守护者。也正是普通民众，最早归向中国文化。

文革真正的后遗症，在我看来，其实是遗留到现在的六十岁上下的两代精英群体，而很不幸，过去三十年间，他们是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者。他们的精神的基底是反中国文化，所以，我们在今日中国社会看到了精英的溃烂。我认为，这是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来最大的危机，也是未来一段时间最大的危机。不是发生什么文革，而是精英的普遍溃烂。他们没有文化，但他们是精英，所以必然溃烂。在政治中腐败，在学术界腐败，在商业领域中胡作非为。精英的大面积溃烂造成导致社会的普遍失序和溃散。

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危机。对此要承担责任的，正是那些在参加过文革、在文革结束之后反向反思的精英们。他们中的很多人谈论再次发生文革的危险，其实，这跟他们当初反思文革一样失焦。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他们缺乏文化意识，或者说，只有反文化的意识，所以，他们最初不能正确反思文革，今天也不能正确地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自己就是问题本身，而他们从不反思自我。文革思维没有清除，就是因为他们作为最主要的当事人，根本没有自我反思。中共还反思自己了，但这群今日各领域的精英们没有。回想一下他们在文革结束之后的所谓反思，其实都是批判、怪罪，怪罪别人，怪罪政治，最后怪罪自己的老祖宗。反思的意思是反身而思，也即思考自我的选择是不是正当，但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没有责任。所以，他们理直气壮地继续批判中国文化。

正是这样的选择，让中国继续深陷于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政治思维中，而没有致力于收拾人心，没有进行文化建设，没有进行社会建设。结果，人心崩坏如斯，社会失序如斯。我们看到，这四十年来，红卫兵、红小兵成长起来的两代精英，永远在批判他者，而没有内自省；他们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一直放纵自己，从无自我约束。所以，谁是民粹主义者？正是这些精英。如果民众有那么一些，那也只是因为，“君子之德，风”，精英们在各个领域不断刮着邪风。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思文革，思考如何彻底走出文革。那么，中国怎么彻底地走出文革？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中国文化之全面复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主要针对中国文化的大革命，由于文化的这场大破坏，人心荒漠化，社会结构解体。那么，今天，我们要走出文革，避免未来再有文革，就应当反向而行，致力于复兴中国文化。惟有如此，才能收拾人心，重建社会，更化政治。那如同当初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到台湾旅游，可以看到这个效果，那为什么不在大陆来一次？

我们需要第二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五十年前，在台湾海峡对面，在小小的台湾岛上，针对文化大革命有一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风雨飘摇之中，中国文化得以振作，免于毁灭，塑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温文尔雅的台湾。本来，文革结束后，精英们若有文化意识，他们就应当立刻开展文化复兴运动，但他们没有，反而继续破坏中国文化。如果今天开展另一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然太晚，总比没有好太多。

今天在大陆，已有中国文化复兴的迹象。若你忧惧文革，你就应走出文革的观念牢笼，走出伪装在各种堂皇话语背后的温和版文革的观念牢笼，更自觉地复兴中国文化，因为，文革以中华国文化为敌人，造成是否严重的后果，今天惟有通过中国文化重建，可以医治文革在个人和国家身上留下的种种病症。复兴中国文化的努力就是文革思维真正的终结者。同时，想必大家也知道，近年来，港台两地都有“去中国化”的明显趋势，第二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于文化中国保持向心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因此，五十年后，基于各个理由，海峡两岸四地理应共同展开一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书院山长。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海南出版社2012年），《重新发现儒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国史纲目》（海南出版社2013年），《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儒生文丛”第二辑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为儒家鼓与呼》（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