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在二战期间，受军方委托，研究日本的国情和文化性格，以供美军战后处理日本事务参考，写出迄今仍为畅销经典的《菊与刀》。她在书中提出“耻感文化”，作为日本文化性格的特征，以和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六十多年过去了，其论断始终未被颠覆，依然受到研究界和读书界的高度认同。

本氏拈出“菊”与“刀”（剑），原意在突显日本民族和文化的矛盾性格。根据商务印书馆的中文版，她在全书中八次提到“菊”，分别为“菊花栽培”、“刀与菊”、“赏菊”、“菊花盆栽”、“菊展”（金属线圈衬托）、“菊花上的细线圈”、“盆栽的菊花”以及“菊花可以摘除线圈”等。本氏未有一言提及许多书评作者所津津乐道之事：菊为日本皇族家纹，而主要着眼于日本人精心栽培“盆菊”，于此体现出日本民族纤细的“美意识”。“刀”则在全书中至少出现过四十七次，似乎和“菊”不成比例。本氏把“刀和菊”并列，作为书的主题意象，得出如下结论：

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商务版译文）

一个从未涉足日本的异邦人类学者，能对日本民族悖论式的（paradoxical）矛盾文化性格，做出如此淋漓尽致、甚至入木三分的刻绘，其眼光之敏锐透彻，让人叹服。本来樱花更能代表日本民族的“美意识”和集团“文化性格”，本氏当然不会不知道，她略过樱花而径取菊花，大概是想强调日本民族“美意识”的“文化”（人为）倾向，即非自然的“盆栽”性质。“倏忽陨落”的樱花，几乎不能“盆栽”，似乎也只能在野外“成林”时，才能被人欣赏，而不像菊花可以栽培出成百上千的各类品种，既可以成片远观，也可以单株近翫。

不像土生的樱花，菊的原产地在吾中土，《礼记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鞠（菊）有黄华”，最晚周时就有了菊花的栽培，而且周人似乎对金色的菊花情有独钟。屈原在《离骚》中吟咏“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将菊和他最为心仪的兰花并提，而且提及上古食用菊英的习俗。《本草》介绍“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的神奇功能，反映出古人对菊花具有“延年益寿”药性的认识。到了魏晋时代，文人为了躲避险恶血腥的政治生死场，洁身独善，纷纷遁入自然，把“雄心”消耗在阡陌林野之间。寒风料峭中“一花独放”的秋菊，于是有了“隐逸”的新形象，最为脍炙人口的便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采下的菊花是用来“服食”的，而其期待便是“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诗经·天保》）了。

菊花是什么时候传入日本的呢？成书于八世纪中叶的《万叶集》收录四千五百十六首和歌，其所歌咏的植物多达一百五十七种，就是不及菊花，也许可以说明此前菊花尚未传入日本，或者传入而并未受到注意。成书稍前的汉诗集《怀风藻》（751）却收录六首咏及菊花的汉诗，天武天皇的皇孙长屋王（684-729），神龟三年（726）在送别新罗国使的宴席上赋诗：“桂山下余景，菊浦鲜落霞”，同席的公卿安倍广庭和以“斯倾浮菊酒，愿慰转蓬忧”，其时似乎已传菊花。但汉诗在当时是贵族修养的标志，吟咏典故，未必是眼前实有之景物。估计是在八世纪末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之后，菊花作为药草和观赏植物，被人携来日本，开始在华族圈内栽培。《类聚国史》卷75“岁时部”记载延历十六年（797）十月，朝廷仿效大唐风习，在宫中举行“曲水宴”，桓武天皇曾经赋诗咏菊。“岁时部”还记载从大同二年（807）开始，每年重阳日宫中都举行“菊花宴”。其后嵯峨天皇（809-823在位）更对“唐风”亦步亦趋，在宫中大量栽培菊花，还仿效钟会，专门写过一篇“菊花赋”。其栽培之菊被称为“嵯峨菊”，是日本“古典菊”的代表品种，其茎高挺，花蕊细长，几十花瓣拥成一簇，上耸不下垂，白色为上品。

日本的古典“菊文化”，发轫时是大唐“菊文化”的延伸。当时遣唐使携带回国的大唐类书《艺文类聚》，被奉为百科全书，成为引据的宝典。其81卷“菊”条引述《风俗通》：“南阳郦县，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水从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馀家，不复穿井，悉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百馀，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夭，菊华轻身益气故也。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尉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县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饮食，诸公多患风眩，皆得瘳。”这一则故事被日人称为“菊水传说”，据说最让平安以来的贵族和文士憧憬，成为诗歌和绘画的重要主题，有日版“桃花源”之称，今天还有成百上千的商品、商店和地方以“菊水”命名，可以窥见日本古典“菊文化”的核心内容。

平安时代流行“菊着绵”的风习，即在重阳节前夜，将棉布覆盖于菊花之上，翌日以浸透菊露的棉布拭身，据信有长寿之效，这是日本人的发明。生活于平安中期的贵族女流作家紫式部（约973-1014），曾经受到一位贵族友人馈赠“菊着绵”，她写了一首和歌答谢：“长袖浸淫菊朝露，永寿献赠花主人”（菊のつゆわかゆばかりに袖ぬれて花のあるじに千代はゆづらむ），相当有名。她在《源氏物语》“乙女”卷中，提出所谓“大和魂”，大概就是指这一类赋予外来文化以本地内容的创新吧。

平安末期的后鸟羽天皇（1180-1239），特别钟爱刀和菊，据说曾经亲自锻打刀剑，把十六花瓣的菊花镌刻为剑身铭纹，亲自烧冶，后世称其为“菊一文字”，其作品被尊为“御所烧”和“菊御作”。他还将菊花图案制成皇家服饰和车舆的纹样，穿着行旅，不离须臾，以呈吉祥。以后这一传统在皇室和贵族间流传，菊花纹饰为天皇家历代所爱用。笔者原先以为，本氏的《菊与刀》中，既然刀菊并列，一定会把后鸟羽天皇将刀菊“融会一体”的轶事写入，作为题解，可有“点睛”之效，结果查遍中日英各文本，惜乎皆所未及，是本氏未知其事？抑或知其事而未予采录？不得知之。

日本古时流传一句成语叫“借厢取屋”，意思是借用一侧“厢房”后，发现“全屋”更好，爽性一并取来，发展为自己的东西。“菊文化”传入日本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本地化”。菊花纹章是一例，日本中世以后逐渐发展、并成为和式园艺核心的菊花盆栽便是另一例。江户时代兴起“菊人形”，即以竹篾等编成人形框架，插上菊花，扎成各类历史人物和故事场景，争奇斗艳，成为江户园艺文化的“亮点”。至今每年金秋季节，武生、二本松和南阳三地的“菊人形”展祭活动，吸引成千上万人前去观览。江户时代还盛行“竞菊”，即由两队人马持盆菊亮相，逐一配上应题和歌，最后竞出优劣胜负，是当今每年除夕夜“红白对歌”的先河。菊文化在江户的“市井化”，产生了一大批所谓的“菊细工”，即菊花园艺“职人”，他们世代相传，形成各自的“菊艺”绝活。

江户人留下了多种菊花园艺书，如《菊谱》（1691）、《当世后之花》（1713）、《花坛养菊集》（1715）、《扶桑百菊谱》（1736）、《菊经》（1755）、《菊花坛养种》（1846）等，其中肥后武士秀岛七右卫门的《养菊指南车》（1819），被称为“秀岛流”的“手本”，成为古典菊谱的最高经典。江户武士因为无仗可打，便寄情于养花弄草，磨练武士精神，其中最出名的便是“肥后菊”。肥后藩主细川重贤（1721-1785）借“园艺”推行其修养文化政策，他在藩府制作菊花坛，指挥手下武士一年四季栽培菊花，一直维持了两百四十余年，使“肥后菊”成为日本古典菊文化的最高典范，堪称“菊道”。肥后菊坛列菊为后、中、前三排，花朵分大、中、小三轮，三位一体，体现“藩主”、“武士”和“庶民”三等系列，井然有序。花色分红、白、黄三彩，象征天、地、人的宇宙秩序。花蕊分平瓣、管瓣，一阴一阳，再配以左右高低，显示儒学“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精神。

李渔（1611-1680）在《闲情偶寄》卷七里提到“艺菊”：“菊花之美全仗人力，微假天工。艺菊之家，当其未入土也，则有治种碎土之劳；既入土也，则有插标记种之事；是萌芽未发之先，已费人力几许矣。迨分秧植定之后，劳瘁万端，复从此始矣。防燥也，虑腐也，摘头也，芟蕊也，接枝也，捕虫掘蚓，以防害也。此皆花事未成之日，竭尽人力以俟天工者也。花之既开，亦有防雨避霜之患，缚枝系蕊之勤，置盏引水之烦，染色变容之苦，又皆以人力之有余补天工之不足者也。为此一花，自春徂秋，自朝迄暮，总无一刻之暇。必如是，其为花也，始能丰丽而美观。”可据以窥见从事其事之辛劳，不过肥后武士以“艺菊”为修心养性之道，就不能辞其劳了。此外，菊花之美是“人力”和“天工”的融汇，这是中日菊文化的共通点。

在江户时代，菊纹成为时髦饰物，开始流传民间，广为商家使用。到了明治初年，“十六花瓣八重表菊”（正面）和“十四花瓣一重里菊”（反面）被正式定为皇家御用纹章，作为“权威”和“高贵”的象征，禁止民间僭用。明治天皇的生辰是当今的“文化日”（十一月三日），正是菊花盛开时节，当时民众祝寿歌咏有“秋空清澄菊高香，佳日众祝寿无疆”（秋の空澄み菊の香高き、今日の佳き日をみな寿ぎて）之句，见证菊花与皇族的因缘。

明治政府将“十六花瓣表菊”纹样规定为皇家专用，作为“天皇”的政府，国家的徽章和印章也是菊纹，一直沿用到二战结束。盟军占领日本后，菊花纹章作为旧“军国”的象征，一度从官方的饰物中消形匿迹，直到1951年占领结束后，菊花纹章才恢复成为官方和民间的“显眼”饰物。日本在明治时代开始发行护照，其封面居中的图案既不是国旗的“日之丸”，也不是国花的樱花，而是十六花瓣的菊花。今天日本人海外旅行时所持的护照上，依然印着菊花纹章。因此，可以说菊花是日本的国花，本尼迪克特用“菊”来表征日本文化的一个侧面，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事了。

菊文化在日本，不仅有“世俗性”辉煌的一面，还有“宗教性”肃穆的另一面。自佛教传来日本之后，其象征花卉莲花逐渐被菊花代替，除了密教秉承《妙法莲华经》、继续以八瓣莲花作为“寺纹”之外，以延历寺为总本山的天台宗系统，和以大觉寺为总本山的真言宗系统，均以十六花瓣菊花为“寺纹”。本土的神道教管生，也管死后魂灵的祭祀，就是不管“超度”死者的葬礼，于是葬仪由佛门专管，而作为佛花的菊花，逐渐成了葬礼法事的首要供花，佛坛、祭坛和坟前献花来源，主要也是菊花。日本的丧事，有亲友以花纳棺的习俗，将花置于枕边，因此叫做“枕花”，而枕花只能是一支，因此也叫“一本花”，绝大多数为白色菊花。菊花因此蒙上了阴暗的色彩，这是中日菊文化的又一共通点。

菊花从中国传入日本，其栽培成了日本文化性格的一个写照，菊文化体现出日本民族纤细的审美意识。战后七十年以来的日本，“刀”被锁入库中，“菊”则依然年年璀璨。无“刀”可使的日本人，战后发扬光大其“细菊工”的“职人”精神，就像肥后武士一般，把满腔热情投入“日本制造”之中，将国家建成巨大的经济实体。不过总是还有不少“武士”的后裔，缅怀旧日的刀光剑影，试图开“锁”取“刀”，重新武装。笔者呼唤日本的有识之士，继踵鲁思·本尼迪克特氏，多写出一些如何抑“刀”扬“菊”之作，将民族文化中的“刀”基因永锁库中，而让“菊水”长流，把日本建成真正的现代“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