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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撒:《重生帝国》下部

时间:2020-03-01 22:32来源:汉族网 作者:苏撤 点击: 小字中字大字汉典
宪政的前提是自治,英国和美国的实践都证实了这一点,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对此有精彩的阐述。在缺乏自治传统的法国,宪政的实践结果是革命与复辟的反复,经过大量的流血才最终使宪政在法国生根发芽……
第一章 宪政民主
第一节 对宪政民主的论证
一、晚清必亡

宪政的前提是自治,英国和美国的实践都证实了这一点,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对此有精彩的阐述。在缺乏自治传统的法国,宪政的实践结果是革命与复辟的反复,经过大量的流血才最终使宪政在法国生根发芽。

一战前的奥匈帝国,虽称帝国,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实行初步宪政的典范。匈牙利民族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争取到了与日耳曼奥地利民族同等的权力,并促使奥地利帝国改名为奥匈帝国,而帝国治下的斯拉夫诸民族,也取得了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自治权。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逐渐步入宪政的帝国,却在一战后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之一——“东欧人民按照民族自决原则建立独立国家”所瓦解。

而现在的欧盟,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在重复奥匈帝国的宪政路程。

英国谈宪政民主,是可以的,因为英国是一个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美国谈宪政民主,也是可以的,因为美国独立时的宪政民主,所涵盖的人群,只限于白人,而不包括当时属于奴隶的黑人。

国情不同,怎么能照搬他国的宪政模式?袁伟时是个造诣颇深的学者,虽然令人尊敬,但他在研究分析问题时,把宪政民主看得高于一切,从这个出发点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不能解释当时所发生的历史事实,有的只是惋惜。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是满清对汉族二百六十余年的野蛮统治——区区数百万的满族作为奴隶主阶层高寄生在广大汉族之中,这种类似于奴隶社会的黑暗社会,怎么能奢谈民主宪政?是汉族的还是满族的?皇帝怎么就不是大问题?满族对汉族二百六十余年的压迫怎能一笔注销?

辛亥革命首先是民族问题,之后才能谈宪政。慈禧所言“宁与外国,不与家奴”,如此直白的话,表明了满人寄生的心态,有这样的寄生族群,如何谈宪政?

对一个无可救药腐化沉沦的社会来说,采取什么改良措施更好呢?是彻底的革新,而不仅仅是立宪。至于对彻底革新的解释,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一堆臭狗屎,无论是你怎样加工,也不会变成面包,因为狗屎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

但是,当你对这对臭狗屎完全失望和丧失信心时,却没想到,有一天,在狗屎堆里,竟然有一粒种子,由于外界提供的温暖湿润的环境和狗屎提供的营养,竟然萌发成长、开枝落叶,最后长成了一株崭新的植物,而狗屎堆,早已化为营养,被这株新植物,吸收殆尽。

如果把无可救药的旧社会或腐败黑暗堕落的社会,比作狗屎堆,那就不要抱这样的幻想:对狗屎堆加以改良,就能使之变成香喷喷的面包。

相反,我们需要做的,即是在狗屎堆里放进那颗能以狗屎堆做营养并能发芽长大的种子,如此,才能彻底消化狗屎堆。

腐败之于国家肌体,犹如苹果上的溃疡,如果不加以切割与有效治疗,这个溃疡就会逐步蔓延,直到使整个苹果溃烂,成为一滩烂泥。

烂泥虽然不能吃,且对人体有害,但是,烂泥里面却可能包含纯洁的未受污染的苹果种子,这种子或可在适当条件下,利用烂泥提供的养分,萌发成长,扎根大地,成为一株苹果树苗。这个比喻,和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的性质,是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苹果已经溃烂到底,怎么做也保不住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溃烂苹果内的种子,因为种子不烂,还有希望,种子烂了,就彻底完了。

为什么君主立宪在英国和日本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英国和日本是两个推崇崇高精神的贵族国度,而不是狗屎堆。而晚清社会,不客气的说,比起狗屎堆来,还不如。

近代的土耳其是宪政成功的典型例子之一。如果把奥斯曼苏丹的土耳其帝国称作狗屎堆的话,那么凯末儿所领导的运动,则是狗屎堆里的那颗种子,而凯末儿所建立的近代土耳其共和国,则是这颗种子成长壮大的最后结果。

当一国或王朝的统治阶层腐化沉沦堕落、丧失自我更新能力时,这个国家或王朝的结局,要么被内部推翻,要么被外敌残灭。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鸡蛋为什么会变臭?如果国家治理的好,哪会有内乱的危险?如果国家团结强大,何惧外侵?

一个腐败沉沦国家的命运,已经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而是掌握在上天的手里,说白了,就是听天由命。至于说到社会成本,有时候该付的,你逃不掉,以前的罪恶有多深,以后的代价或成本,就有多大,这就是因果报应的道理。

晋国的赵氏,为什么能复兴(见赵氏孤儿的故事)?西晋的王室,为什么自相残杀?后赵的石虎,为什么举族灭亡?等等,这一系列蹊跷的事故,难道是偶然发生吗?

非也,上辈积多大德,后辈享多大福;上辈造多大孽,后辈造多大殃,这就是命定的报应定律。上天是最公正的,时间是最好的裁判。

晚清政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就像一个得了不治之症、垂死挣扎的老人,或者像一具内部早已朽烂的大树,再或像一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其生命活力,已经逝去,说白了,早已没的救了。

至于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一针强心剂,只会加速其衰亡罢了,罗曼诺夫王朝的改革,和苏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结果都是如此。

晚清时面临的困局是:不玩宪政,亡国;玩宪政,亡己,说白了,反正玩与不玩,都是完蛋。所以,清廷采取的措施,是拖字诀,反正是将死之人,总想拖延死亡的时间,能活一会是一会,活着总比死了强。

清朝,从本质上上来说,是一个种族压迫政权,也是一个满人寄生政权,满人靠在汉人中间寄生来生存,这种政权要想实行宪政,首先要解决的是种族压迫和满人寄生问题,这可以拿近代的南非白人政权,来做很好的近似类比。

许多现象,就是一般人,根据常识,也是能够加以推测的。比如说,体弱多病的衰弱老人,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或可能支撑一阵,但是一遇到风吹草动,最早倒下的肯定是他们,这是生命的规律,谁也无法否认。

如果把国家或社会,比作生物有机体的肌体,来理解上面的观点,或可能明白:所谓的满清立宪不过是老人的垂死挣扎或回光返照,本来生命力已经衰竭了,指望靠打强心剂来挽回生命,是不可能的。

革命,是可以预知的,因为任何的社会动乱,都会有征兆的显现,就如同地震前的自然征兆现象一样。

按照荀子的天论观,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发生,是有某种对应关系的,而且,前者往往发生在后者之前,即天象表征预警社会现象、天灾先于人祸,所以,才有古代预测术的产生。

对于从社会成本/社会财富的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社会历史现象,一开始很是认同这种观点,但是,经过仔细思考,已经认清了这种观点的局限性。

在社会运作中,成本和代价,不是人所能控制得了的;社会运行的轨迹,也不是一般人所能驾驭得了的。

按照天道观的观点,社会成本或社会代价,是和自然成本或自然代价相对应的。换言之,人类的社会财富包括人类的生命本身,都是索取于自然,当人类社会向自然索取过渡时,自然会在适当时刻,向人类社会索回,以维持自然生态的平衡,这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定律。比如说,人类人口繁殖过度,超出了大地的承受能力,自然会派出天道四大杀手,来消灭多余的人口。

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代价或所遭受灾难的根源,都是由于人类人口的过度膨胀,造成对自然的过度物质索取所致。

再说社会成本,那是人道主义者的偏见,上天是不会考虑什么社会成本的,上天考虑的是自然和社会的平衡。

在很多时候,人类社会自我造孽太多,就需要付出很大的社会成本,来偿还自己的欠债,这里面,所谓的人命,在上天眼里,不过是大地的营养。

社会财富,其创造的目的,是用来消耗的,对历史时间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没有了,可以再创。然而,光积累财富,而不会花费,那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类社会如果自己不会有效使用自己创造的财富,那么,上天就会帮助人类去消耗它。

革命,一般是某个积重难返的社会,为了重新确立统治阶层和重新建立社会秩序,所必须经历的社会转变过程。革命,分温和革命和暴力革命,前者的社会成本较低,而后者的社会成本较高。所以,从人道主义和经济学角度来说,应该推崇英国式的温和革命,而不是法国式的暴力革命。

由于在宪政民主社会已经建立一套得到全体社会精英认同的、规范的政权更迭模式,所以,政府的更迭,已经不叫革命,而叫换届了。政府更迭的方式,也不是通过暴力手段,而是通过选举手段来实现。

当然,社会组织、社会财富流动机制、和社会精英选拔机制,这三大机制的构造,造就了相对稳定持久的社会机体。所以说,宪政民主社会,是符合明智开放时代要求的、合适的社会治理模式。

这里需要重点强调的是,革命的本质含义是什么?革命,不是指去掉谁的性命,而是指社会统治阶层的改变,和社会秩序的重建。换言之,革命,即是政治权力的转移和新秩序的构建。。

而现在,革命一词,已经被误解了,革命,本来是一个代表结果的名词,现在却在许多人眼里,变成了一个代表手段的名词,而且,在激进分子眼里,革命几乎和流血牺牲成为了同义词,这是对革命的一种严重误解。

二、宪政之路

研究过去和历史,是为了从过去和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并能从中抽提真知,这对我们将来的规划和行动来说,都是宝贵的知识和指导,以为我国现在和未来的行为,提供借鉴和参考。前人在过去做过的事情,自有他这样做的道理和理由,已经发生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作为有心探讨的我们来说,细致解剖前人行为的成败得失,以便从中汲取最大教益,是最主要的目的,而如果沦为为前人的行为或历史名誉辩护,那就走入歧路了。

事物是发展的,历史会有相似,但历史不会有重复,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只能提供参考和指导,而不能照搬,要想不犯甚至少犯错误,就得开动自己的脑筋,运用自己的灵感和创造性,去找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和办法。

自强、进取的聪明人,基本上不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如果第三次再犯同样的错误,那这个人就不是聪明人,而是蠢货。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为什么是成功之母?这是需要进行兵棋推演——前因后果的推导的。人,一般只有在失败的时候,才会反思自省,反思自省,才能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才会想办法去改正、弥补,只有在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过改正和弥补之后,自己才会有进步,才能称为自强不息,才能实现自我超越。

同样,自尊自重的人,不会长时间让自己忍受屈辱,即使一时受辱,也会很快为自己洗刷,堂堂正正做人、有尊严的活着,才是正常人的本色。人,如此,国家如同人,亦如此。

我们看普鲁士德国,1806年,普鲁士遭受耶拿惨败,1807年,被迫签署屈辱的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遭受如此大辱,举国悲愤,因此痛下决心进行政治军事改革,解放农奴和建立总参谋部,即是两个标志性事件,改革之后,普鲁士脱胎换骨,不仅迅速从惨败中回复元气,而起更成为了德意志的领袖,具备了统一全德意志的声望和实力。1848年,欧洲革命,普鲁士很快就在政治上做了改革,由君主开明专制转向君主宪政制度,并订立宪法、建立议会,迅速完成了政治的转型。1870年,色当战役,法国皇帝投降,1871年,《法兰克福条约》签订,普鲁士通过战胜敌手,为自己洗刷了耻辱,堂堂正正、干干净净的成为了欧洲强国。

再看清政府,是怎么做的呢?有目共睹,权力不愿受到任何监督,也不愿放开民智,更不愿放弃自己的特权,最重要的是清政府已经完全僵化,顽固拒绝对自身的长远生存有利的改革。清政府的表现,就像是一个头脑僵化、抱残守缺、夜郎自大、愚顽不冥的蠢材,经历了再三失败的敲打,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致命缺陷,未做任何有效的改革,也从未为自己洗涮任何的耻辱,纯粹是死狗扶不上墙,蠢到家了,还说给它时间?给它时间玩宪政,结果又怎样?初期的民国,不就是清末宪政的后继版本吗?

清末玩预备宪政,是挥霍了太多时间、浪费太多机会之后,看到自己已经穷途末路为求苟活被迫不得不玩的权宜之计,因为它如果真想玩,早就玩了。不过,等到它想玩的时候,上帝已经不给它机会了。

对于清末立宪,其实,不用现代人再进行重复论证,因为清末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早已进行了论战,并决出了胜负。最终革命派的思想获胜,所以,辛亥革命发生了。

宪政的核心问题,是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划分问题,这种分配,需要本着契约精神来实施,而在现实中,则是在政治上各势力的角力,最终通过契约达成某种平衡。

立宪改革本身当然有益、是进步,但是更重要的还要看谁来搞、他搞立宪是出于什么目的、他如何操作,等等。

如果把各国政府,看作球队的球员,那么上帝,就是教练;球员在场上表现一直好,球员就会坐稳主力一直呆在场上;而如果表现不好,教练一般都会给他时间和机会去加以改进和适应,他如果还是表现不好,教练就会考虑换人。

政府的表现,与上边的描述,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教练,是冥冥中的上帝了。

对清廷来说,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速死。反正都是死,这不是说明这个人已经死定了没得救了?对于一个行将就木的人,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还对他抱有那么大的希望?还说,如果给他时间,他也许会完成宪政进程,那还不如说,如果给他时间,他还会活一万年。

宪政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谁适合推行宪政这个角色和重任。历史早已证明,满清政府,根本不配担当这个角色。所以,孙文才提出自己的三民主义和军政、训政、宪政主张,这也从侧面上表明,孙文已经对满清政府完全失望,并决心踢掉这个绊脚石了。

说晚清无动于衷,也不全对,晚清也是有想法有作为的,只不过想法和作为都是被动的应付。有外界刺激给力,才作出对应的反应和作为,如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而不是像日本那样主动调整自身去适应变化的内外部环境。

清廷自1840年战败签订辱国丧权条约之后,是败战和丧权辱国的接踵而至,被打一次,向前迈一小步,再被打一次,再向前迈一小步……直到被打到吐血,走不动了,倒地完蛋。就这种头脑僵化、不识时务的、顽固的蠢货,最适合被不断地吸血,直到被榨干吸净为止。

清廷的改革,是被动和不情愿的,是被外力推着走的,而不是自己主动进取的被动改革,这就决定了清朝的每一步改革,都不过是基于修补目的的权宜之计,而不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种保守且不彻底的改革,是治标不治本,注定会以失败而收场。

改革,分主动改革和被动改革。主动改革,内外部环境刺激,只是诱因和次要因素,而内在自强的意志,起主要作用,主动改革,是为了开拓和进取;被动改革,内外部环境刺激,只是诱因和次要因素,而内在自保的意志,起主要作用,被动改革,是为了维持和求存。

从历史上看,主动改革,如商鞅变法、胡服骑射,往往最有成效;而被动改革,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往往中途夭折。

作为统治阶层,一般都是不愿做任何的改革的,除非是生存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或想奋发图强、成就大业,前者属于被动的改革,后者属于主动的改革。不管改革的主动,还是被动,衡量改革进步与否的一条最重要的标准是: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国家和全体国民。

如果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持统治阶层的生存和统治地位,那么这种改革,就不会彻底和完备;而如果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家和全体国民,是为了民富国强,那么这种改革,就会彻底和完善。

为了位子自身统治地位的改革,一遇到关键的权力让渡和财富让渡步骤,就会打住,因为我们都知道守财奴,就是宁可死,也不远放弃自己的一丁点财富。对满清政府这类货色,可用守权奴来称呼,让满清政府让渡部分权力和废除八旗寄生特权的宪政改革,简直就是要满清的命,这就是满清宪政改革的死区。

所以,洋务运动——不政改,而是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最后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戊戌变法——有限的政改,在守旧派的政变中夭折;临死前的宪政改革已经控制不住局面,玩字面游戏,意图拖延死亡时间,欺骗世人。

宪政的实行,非有深孚众望的强人以身作则推行并卫护之,方可成效,如美国、土耳其;或者,由外部的强国(战胜国)强行推行之,如战后德国、日本、伊战后的伊拉克、9•11之后的阿富汗等等。

20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台湾,确实社会危机重重,蒋经国能痛下决心、立定改革,从而将社会危机化解于未燃,确实需要莫大的智慧、勇气和魄力。

美国的独立,华盛顿功不可没,之后,脆弱的宪政靠华盛顿个人的威望得以生存;凯末尔,在争取土耳其独立地位、反对希腊军的侵略上建立的无与伦比的威望,所以,在他的的倡导护卫下,土耳其的宪政之路才得以实现。

西班牙、智利,都是在开明独裁的统治下,两国的经济又很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得较大提高之后,才逐步实行宪政的。

现在中国的普通民众,对生存的需要远远大于对自由民主的需要,更主要的是大部分人对自由民主是什么还没有一个起码的认识,再加上越来越猖獗的民族分裂势力,所以,开明宪政专制比较适合今天的国情,等到大部分国民中产阶级化之后再逐步过渡到宪政,或许是我国切实可行的宪政之路。

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宪政民主之路,都是在遵守共同认可的规则基础上,通过政治智慧的博弈,进行了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

将冲突最小化和避免流血牺牲,使社会变革的成本最小化,或许是宪政民主成功的标志。

第二节 对宪政民主的理解
一、民主制的本质

“精英民主论”的代表人物约瑟夫•熊彼特强调,“民主的方法是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

现在的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按精英民主论的理论来进行实践和运作的,无论是贵族政体还是精英民主政体,归根结底都是要实现所谓贤人政治的治国理念。

不过,由于现代社会民智的开启,需要更高级的牧民技巧和手段,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宪法、民意和选举,让人民虚幻的以为是自己在进行统治。而实际上,人民只是被统治的对象,人民也只是在备选统治者之间进行选择,一如美国人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做选择一样。

宪法虽然在字面上赋予了人民广泛的权利,但具体是否按宪法的规定运作和实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其中的关键是看对宪法解释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为什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大部分是律师呢?宪法的条文当然要突出人民了,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人民到底是由谁代表?宪法具体由谁解释?这其中是大有学问的,而且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说,所谓的民主国宪法,本质上说,即是一个文字游戏,谁要是真的相信,那就是白痴。

宪法文字背后的利益、和躲在宪法文字背后的统治势力,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

在民主国家,所谓的选举权,具体而言就是每个选民手中的那张选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你能获取多少选票。所以,对大众的影响力和个人的威望,才是最重要的,人们参与政治竞争的目的,就是获取这两者,以此作为进身权力之门的钥匙。

选举,只不过给人民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这种参与乃是在事先安排下的参与,而以前只涉及君主的任命。

选举,说白了是选战,是民主国家玩政治游戏的舞台,只有赢得了选战,才能登顶权力之门。任何游戏都有规则,也有取胜之道。选举的规则,就不用说了,各民主国都制定好了。

选战,说白了就是争夺选民、争取民意,如何做到这点?塑造形象、建立威望、掌控并引导舆论。舆论如何掌控引导?制造事件引导舆论、操控舆论的制造者——媒体。这里,建立威望对政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建立威望,说白了是出名,而是要求是好名声,而不是臭名声。

什么叫自由?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真有自由吗?只要有权力存在,就没有绝对的自由;只要不具备自己的思想,也就没有绝对的自由。

真相是永远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这实际上是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对待民众的最有效手段。

为自己的行为披上道义上的面纱,这是任何国家的政治家必须精通和具备的手段;为精英统治披上民主或全民统治的外衣,这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本质。

民主国家对人民的控制,实际上更为隐蔽和聪明,满足和诱导是两种最有效的手段。民主国家的公民,是高级的“畜群”,人民被在精神上洗脑还不自知。

天主教的主教曾经用替上帝放牧羊群来比喻自己统驭下的教众,我国先秦时代的《管子》也有牧民一说。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作为高级的“畜群”,享有充足的精神和身体营养,不发达专制国家的大部分国民是低级的“畜群”,享有不充足的精神和身体营养。

专制社会采用低级洗脑工具对人民进行洗脑,民主社会采用高级洗脑工具对人民进行洗脑,本质上一样,只是工具不同罢了。

低级洗脑采用强制灌输、精神隔离的办法进行操作;高级洗脑则采用多方诱导,精神迷惘的方式进行运作。

总之,不论在那种社会中,人民都是被愚弄的对象,只不过,在民主社会中,人民自以为自己在做选择罢了。

在民智开放和信息共享的时代,低级的洗脑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了,高级的洗脑方式,才顺应时代的潮流。

指望采用玩低级游戏、粗暴手段,来长久的维持自己的地位,在信息发达的民智开放时代,是不合时宜的,更不是与时俱进的,如果自我不提升或升级,被时代所淘汰,是必然的。

宪政,并不一定是医治我国政治困局的唯一的灵丹妙药,但是,披上宪政的面纱或遮羞布,倒是必要也是必须的,就像现在的俄罗斯那样。

毕竟,现在是信息高度发达的民智开放的社会,需要玩的是高级政治游戏,而不是低级政治游戏,这方面,美国是我们的楷模。

玩民主,需要高级的技术,这里的技术指的不是科学技术,确切讲是规则。说白了,玩民主,就是玩规则,权力躲在规则后面;玩专制,就是玩权力,权力站在规则前面。

目前世界政治实践没有任何一个模式,能够证明其比美国体制更伟大,更先进,但并不表示将来就没有。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以此作为我们现在行动的向导;更重要的一点是根据历史,我们可以推测未来。任何完美的机制,在其诞生之初就已经埋下了最终毁灭的种子,当罗马帝国在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谁又能想象帝国有一天会毁灭呢?

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技术仅指自然科学所衍生的技术;而广义的技术则还包括社会人文领域所衍生的技术。政治制度、法律、会计、管理、金融等等从某一方面上说也是一种技术——一种组织、治理的技术。

现在的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帝国之一,美帝国的最大特征之一,是社会全面技术化,无论在物质领域,还是精神领域。山姆与其说玩的是民主政治,不如说是技术政治,因为山姆的政治制度,经过两百余年的不断进化,已经臻至完备,各种政治制度和运作,已经规则化和范式化,投身政治的人,只需按部就班,操纵这架复杂的国家机器就行了。

技术发展的极致就是人的彻底工具化,每个人都成为技术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这是人性的悲哀。在技术至上的社会中,人类生存的意义已经受到了质疑:既然机器人比我们人类更好更优秀,如同在《变形金刚》中表现的那样,我们人类已经微不足道,那么人类是不是就因此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呢?

在民智开放的信息时代,愚民政策是行不通的,而只能代之以宣传和诱导,让民众在汪洋的信息之海中迷失方向和丧失思考能力。所以,在民主国家,每一派政治势力,都力图影响民意,都致力于将自己的政治观点灌输给大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抓住了舆论的主流,也就抓住了这个国家。毕竟,政治精英要在政治上有所建树,最需要的还是选民的支持与选票。

在民主国家,媒体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愚民,倒不如说是在误导民众。民众大多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并容易受情绪的影响,给民众提供片面的信息并辅助所谓专家的论断,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民众的观点。

现在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和选举宣传操作技术都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和娴熟,有关政治和竞选基本上都是由专家来操作的,大众因为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和知识,所以很难对复杂的政治现象与浩瀚纷杂的信息作出合理的判断和认真的思考,大众只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重点关注。这是对西方民主国家技术政治的解读。

现在的西方的主流媒体如电视报纸等,可以说完全控制在私人手中,并受国家的监控。私人不等于大众,是私人就有倾向性,所以媒体的倾向性即是媒体控制者的倾向性。国家监控,是国家就有国家倾向性,因此媒体的倾向性又表现为国家倾向性。

二、民主和理性

说到人性,虽说人性是普遍性的,但是个性的差异,还是有的,体现在国家民族身上,是国家或民族差异性。民主不是人性,而是工具,不过是一套高级玩意,用来统治民智开放时代人民的高级工具,不过,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运行的机制。

人性文化和所谓的民主制度,是两码事,民主不一定会让国家更强大,也不一定更敢于维护自己的利益。民主不过是一种工具,国家治理的工具,工具从来不是万能的,工具,也没有必要将其吹捧上天。工具虽然先进,但使用的效果好不好,还要使用工具的人的操作水平高不高。同样是民主国家,为什么菲律宾和丹麦,差距就这么大呢?

民主是理性的产物,理性程度低,民主也就无从谈起。非洲的黑人,理性程度低,即使接手了西方人为其建立的民主制度,也玩不好,海地、津巴布韦和利比里亚,是最好的证明。

黑格尔对民主的论述最为精彩,民主的基础是理性,亚洲民族没有一个是像日耳曼民族那样具有充分理性的民族,所以自古及今,都没有真正的民主。至于现在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虽然复制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那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在内核与精神上,还是不民主。

总之,完全仿效西方的民主,那是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差异和国民的素质不同造就了同样的制度之花结出了迥异的果实。如同样采取美国民主制度的日本、菲律宾和利比里亚,我们就看到了差别巨大的结果!

民主制度就象一件衣服,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对民主的理解和实践,各个国家和民族是有很大差异的,民主制度最适合于具备充分理性的民族如日尔曼人。

民主的精神内涵是理性,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国人虽然不缺乏理性,但是经过两千年的儒教和愚民教育的熏陶,理性成分已经大大衰退了。

理性是人天生具有的,不是教育得来的,教育只能强化或弱化人的理性,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于先天理性的多少和后天的强化或弱化问题。

因为理性是民主的前提,而人或多或少都具有理性,所以,简单地说任何国家任何民主都可以实行民主,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民主实行的效果好与否,那要看理性的多少与强弱。理性少与弱的国家与民族,民主制并非最适合的制度,理性多与强的国家与民族,比较适合民主制。

举例来说,非洲黑人国家利比里亚,为什么实行民主制却搞得国家一塌糊涂?根本原因在于黑人的感性过于丰富,理性成分远较日耳曼人少。

很难讲清楚是有理性才有民主制度,还是民主制度让人更理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理性得不到强化,永远也搞不好民主。

只要是能创造文明的民族,都具有理性,文明程度越高,理性程度越高。当然,更不能排除后天教育的作用,所以,在下推崇在中学或大学,逻辑课为必须课程。

理性的强化要靠后天教育培养,我们的教育基本是在教人诡辩法术,很少讲逻辑。所以,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哲学和逻辑学,应该和语文数学并重。

三、对民主制的思考

一直在思考民主制度是否是根除腐败的灵丹妙药?此问题困扰许久而未得其解。因为普鲁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在西方人看来并不属于民主制度,但是却创造了及其高效的行政效率,就是民主国家也难以企及,这又如何解释?

普鲁士乃致第二帝国的体制,是法治基础上的君主制,是法治和开明专制完美结合的体制,所以,既能保持国家的高效率,又能杜绝腐败产生的根源。

所以,应该强调法治的优先权,法治先于民主,为了寻找中国的法治传统,需要注重先秦时代法家的理论,和三代夏商周礼法共用中法的应用。

民主败坏的例子比比皆是,希腊民主制的没落是有目共睹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主国家的腐败也是根深蒂固的。制度从来都不是万应灵药,因为制度是人制定的,只要是人制定的,就不可能完美无缺。魏玛共和国曾经创制了一部有史以来从理论上来说最完备的宪法,可是民主的魏玛德国软弱的像个柿子。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制度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集权专制制度,这种制度也不是像很多人设想的那样因为腐败而崩溃的;相反普鲁士乃至以后的第二帝国的国家效率一直高于英美等民主国家,而且在社会公平上做的更到位。

是民主第一还是民生与强国第一?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内不能解决经济危机,防止德共的崛起;外不能砸碎凡尔赛枷锁,使国家摆脱西方列强的压榨,那么,请问:德国人民要民主何用?民主是为人民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和福祉服务的,脱离这个前提奢谈什么民主是没有意义的。

索尔仁尼琴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当爱国和民主冲突时,也就是所谓民主但卖国的叶利钦时代,索尔仁尼琴选择的是爱国。当民主与爱国相冲突时,即威权压制民主的普京时代,索尔仁尼琴选择的还是爱国,因为他知道:俄罗斯人不适合民主,俄罗斯人只适合做臣民而不是公民!

我们曾经看到,在民主的西班牙,大选中获胜的人民阵线政府给国家带来的是什么?内战!在民主国家菲律宾,民主给菲国带来的是什么?腐败和不能自立。民主只是一种外在制度,它必须和国情与民情结合起来才能产生作用。

任何一个国家,旧的积弊和不良的传统不是一下子就能根除的,而民主也不是立刻就能完全确立的,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中,民主的建立必须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是法制在先,强力保障,这样,民主制度才能打好根基。

英美两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能自然的成长、成熟并成功,一个最重要的外部前提是相对安全的国家安全环境,换言之,就是没有强大邻国的威胁,英美两国所处的地理区位可以说是决定性因素。在没有强邻环伺的安全条件下,美国的民主制度得以在国内顺利成长,国内各阶层、各利益团体得以展开自由搏奕,人民也才能以追求自由和面包为个人的自然权利。

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大陆,这种条件是不存在的。因为民族和国家间生存竞争是如此的激烈,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首先追求的是整体的自由和独立,之后才能轮到个人的自由,很多时候往往是为了前者的自由而牺牲后者的部分自由。第三帝国不仅追求本国本种族的自由,更进一步追求本国本种族的强大和统治地位,而民主制度恰恰妨碍了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因此希特勒摧毁了民主制度。可见,民主制度对国家和种族整体而言并非最好的一种制度。现在,民主的德国承诺放弃奥得——尼斯河以东的所有领土,这对德国和德意志人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只能时间来证明了。

民主制度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外部战略目标,不利于国家在危机时刻的生存,更不利于实现国家的长远战略目标,这已经得到了事实的证明,美国的罗斯福四次连任总统并拥有近乎独裁的权力即是最好的例子。而且,在很多时候,为了使国民全力支持战争,民主国家的政府不得不靠欺骗和谎言来达到这一目标,而这又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真是绝妙的讽刺。这方面的例子有罗斯福的花园浇水管演说,美国进攻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借口等等。

美国很伟大,这点应该承认,但是再伟大的国家也不是自己的祖国,也有其本国的利益,我们应该明白,没过的利益和我国的利益是不会完全相同的。

所以,主张与美国和平相处,但是要保持我国独立的外交地位,而且也不应受到美国的金融剥削。

关键是将来中国走哪条道路,如果完全照搬用英美的民主制度,而没有任何制度创新的话,中国将永远作小弟。在隋朝我国就发明了三省六部制,与现代的三权分立制原理相同,应该相信国人的创造力,德国的道路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

许多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医治中国的灵丹妙药,在下认为中国应该找到符合我国民情的国家制度。中山先生就是一个伟大的创见者,他发明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五院制政府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其军政、训政和宪政的三阶段过渡方案的确有先见之明。

为什么说政治是有钱人玩的游戏?因为,没钱人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糊口上,哪有什么余力玩政治?民主国家之所以难以产生对国家负责任的伟大领导人,是由于定期选举的制度造成的,为了拉选票和抬高自己的知名度和民意支持率,必须动用大量的资金进行宣传,资金来自哪里?来自捐助,是无偿捐助吗?商人的习性是投入必有产出,谁也不做赔本的买卖,政治捐助更是如此。

西方式“民主政治”发展有庸俗化的倾向,西方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已经走向民粹的异化政治发展方向,不负责任、一心讨好选民,不敢承担责任的政治人物比比皆是,大家只为了短期的政党、个人利益,不惜以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为代价,这样下去民主政治的未来实在让人忧心。

民主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党争和个人利益的膨胀所导致的涣散状态,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个人主义极度发达的东方国家来说,民主制所导致的党争或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会更激烈,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在下对民主制不报有太多幻想,倒是对新加坡的威权制很感兴趣,新加坡的威权制实际上是披了民主面纱的精英制,其祖师还是普鲁士乃至第二帝国的开明专制制度。

民主就不应该为分裂分子所利用,像台湾的民进党那样,民主和统一也不应该矛盾,我们要统一下的民主,我们要排除分裂分子下的民主。

到底未来中国实行何种体制,实在是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是联邦制的典型国家,俄国则是中央集权制的典型国家,依在下看,中国兼而有之最好。

在华夏核心区内实行联邦制,有利于焕发地方的活力,而且也没有分裂之忧;在边疆少数民族区,实行直辖中央直辖制,可以有效保持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杜绝分裂势力的膨胀。

说到治国,新加坡令人赞赏,李光耀的治国理念、思路、策略,是非常有水平的,李显龙当总理,不也是父承子继,与北韩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吗?

但是,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美国没有指责新加坡搞独裁、搞封建接班呢?

善政和善治不是没有可能,只不过对执行者的素质要求比较高而已。

从本质上看同样是世袭制,为什么朝鲜和新加坡的差距这么大呢?如果说新加坡实行的是善政和善治,我想,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吧?我国如果转型为新加坡这种体制,或许,是我国最好的出路。

在下是赞许民主制度的,而且认为英美的民主制和普鲁士的国家主义体制有机地结合,才是对中国最有效的政治体制。因为中国人自从儒家独尊以来,经过两千年的人治社会,理性的成分大大降低,虽然经过现代西方文明的洗礼,但是积重难返,一时还达不到欧美人尤其是日耳曼人的理性程度,所以,在下是主张我国逐步过渡到民主制度的。

四、民主和民生

吃饭和说话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先后关系,先吃饭,后说话,而不能先说话,后吃饭。我们看见过许多一辈子不说话的人好好的活着,却从来没有见过半月不吃饭而能活下来的人,除非输入营养液或辟谷。

在民主国,不是谁掌握食物分配权的问题,而是谁真正掌握政府权力和社会财富的问题,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充分享有说话权力的美国公民,不是照样饿死吗?

还有一点,民主国通过施加痛苦于精神杀人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一种高明的施虐方式,前面早就说过,专制社会施加痛苦于肉体,民主社会施加痛苦于精神。

只有在最基本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人类才能转到更高层次的需求上去,说得一点没错。对下层大众来说,衣食住行、养儿育女、教育医疗养老永远都是最重要也是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情,说白了,就是一生为金钱而奔忙。而对中上层人士来讲,对智慧、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渴求往往在其内心中压倒一切,可是,他们却总是忽一件事,那就是支持他们体面生活和解放四肢、留给大脑更多时间的是什么?是金钱和地位。

当听到许多崇尚西方的所谓体面人士高谈只有自由民主,才是我国的唯一出路时,我感到有些惊讶,看来这些人是从来没有为吃饭而发愁过。如果他们没有体验过农民工的生活,他们是永远不能理解什么是下层劳苦大众的真正需求。

大众的基本诉求,首先是生存,之后才是对公平正义、良好秩序的需求。

所以,我一直强调,生存也就是吃饭,对人来说,永远处于第一位;第二才是对公平正义的需求,其中的公平就包括了自由民主,至于华夏本位主义,那只能占到第三位了。

换言之,民生、民主、民族三者是这样排序的,民生第一、民主第二、民族第三,但是最终都是为了民族。

即使有了宪政民主,也并不一定能保障个人的幸福,如菲律宾、利比里亚等国。因为宪政民主不等于一国的财富生产力。

国家的富强,才是个人幸福最有力的的保证!科威特的国民,个人非常幸福,但是,招来了伊拉克的入侵,多少人的幸福,一下子灰飞烟灭。

民富国强,是并行不悖的。民富而国不强,人民的幸福,也得不到根本保证,因为这样的国家是“奶牛国家”,会经常被强权国家“挤奶”,这样的国家,比如德国、日本。

管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要想完善宪政民主,国民过渡到中产,是必要条件,另一个是国民教育。国民过渡到中产,前提是经济的发展、个人与社会拥有财富的增加。改变社会财富分配方式,需要既得利益阶层的让步和妥协,更重要的是需要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因为现在不让步,到时候可能是玉石俱焚。

如果既得利益阶层,泯灭民众对公正的渴求,那么,他们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是一天也得不到安稳的。

一种新分配模式的建立,是两大阶层最终博弈的结果,要保证这种结果,就需要建立起一种大家都遵守和奉行的规则,并保证以后不推翻它。

五、宪政和法治

“宪政”虽然“限政”之意,但并不仅仅等于“限政”。“宪政”,从深层次讲是在法的基础上缔造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运行机制,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向前发展。

宪政,实际上是法治即以法治国的代名词,只不过现在比较时髦,才这样引用罢了。不过,宪政二字,确实也蕴含深意,因为法治中的法,需要追本溯源,这个源头,即是宪法。

所谓的宪政,通俗地说,是以宪法作为治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国家机关所有权力都来源于宪法,社会的所有法律制度,都遵从基本大法宪法,在一个国家中,宪法占据王位,是最高的,没有任何现实事物、任何人或团体,能够凌驾于宪法之上。美国新一届总统宣誓就任,左手按《圣经》,右手按《宪法》,表明了美国人在精神空间里信仰上帝,在物质空间里尊奉宪法。

宪政的精髓在于遵守规则,重在维护程序正义而不是结果正义。民主的本质是自治,自治的本质也是遵守规则,规则的本质是理性,遵从理性和规则,是宪政和民主的前提条件。

宪政是民主得以施行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民主则是宪政得以施行的基础和保证。两者虽然都可以单独施行,却都难以持久,尤其是在民智开放时代,更是如此,两者有机结合、并行不悖,换言之,宪政民主,才是阳光大道。

宪法至上、精英治国、平民监国,是优良政体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特征。

在宪政民主社会里,对公民来说,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对官员来说,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都是不可以做的。

换言之,自由,是法律范围之内的自由,权力,是法律限制下的权力。

不过,这其中的关键是法律,法律是谁制定?法律又有谁来解释?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民主国的法律,是由精英,而不是大众制定的,也是由精英而不是大众,来解释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中,律师这个职业如此吃香的原因所在。

要想成功实现向宪政民主国家的转型,宪政要先于民主,或者宪政民主齐行并进,二者不可得兼,宁要宪政,不要民主。

民主有两种形式,直接民主制有倒向暴民统治的趋向,间接民主制有倾向政客统治的趋向,而暴民统治和政客统治,对国家社会来说,都是不幸的。古雅典后期的直接民主制,拉美东南亚的间接民主制,即是这两种民主形式的最好例子。

所以说,宁可不要民主,也不能不要宪政!

在现代社会中,宪政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是医治人治国家权大于法这一根本缺陷的唯一药方。

在我国,之所是人治社会,是因为宪法被虚位化,根本没有起其应有的作用,其地位,和日本战国时期的天皇类似。

所以说,如果我国想跟上时代的潮流(这个时代的潮流是民权高于君权),彻底实现现代化国家的转变,就需要把宪法从冷宫里放出来,重新坐到王位上,这样,才能打破变相的宗法分封制,回到法治国家的轨道上来。

宪政民主的本质,是精英民主,精英民主制的前身,是贵族民主制,其中最好的例子是古罗马共和国。古罗马从共和国到帝国的进化过程,也就是精贵族民主制向独裁制的转化过程。现在的美国,是新罗马帝国,美国的总统制,最终的走向,也可能是独裁制,到时候美国就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古罗马共和国的马略,可堪比美国的罗斯福。

说道我国宗法分封制和欧洲的封建制,我国的宗法制,与分封制,是两位一体,二者不能割离。我国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从本质意义上来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不过,二者的形式和过程,却有着巨大的区别。首先,欧洲的封建制是契约分封制,国王诸侯之间通过订立契约,分封领地,明确两者之间的责任和义务;西周则是靠宗法血缘制度,分封领地。简而言之,欧洲的有封建制依据的是“成文法”,西周的封建制(分茅裂土)依据的是“不成文法”(天子代天行权)。

其二,在欧洲的封建时代,教会介入世俗权力,并拥有领地,不受王权的制约,相反,王权受制于教会,因为上帝高于王权,教会是上帝的代言人。而在西周,没有独立的教会,祭司阶层完全转化为太史和太卜并依附于王权,周公制礼,将祖先崇拜的仪式格式化,从而为宗法制打下来基础。从此,祖先崇拜成为信仰的核心,而天地崇拜靠后,信天仰祖变成了仰祖信天。后来,师从周礼的儒家,推崇孝道和厚葬,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已经完全把天地信仰抛弃了。

西周的宗法制度,到了东周的春秋战国,逐渐趋于瓦解,即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列国为了强国,都重民、亲士、尚贤,重势力/实力而不是虚务/虚言,而后起的秦国,经商鞅变法,干脆只崇军功。为何发生如此变化?时代的变迁使然,民权高于君权(仲大军语),不得不顺势而为也。

现在的中国,权力和财富的结合,是一种变相的宗法分封制,只不过以前的封地,换做了现在的权力机关和国企。

诚心而论,这种变相的宗法分封制,缺乏法理和契约上的依据,是靠权力来维持的,和权力一样,不能持久,也是难以继承的。

实际上,我国法治的优良传统可以远溯到先秦时代,儒生出身的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第五十九》中,即有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的记载。

因为儒家崇礼轻法,因此,只强调周王朝礼法治国中的礼,而完全有意忽略了法。幸亏有以管子、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的存在,才是我国的法治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华夏先人信天仰祖,遵从祖宗之法,这就表明了华夏先人,是不缺乏法治传统和理性精神的。

华夏的古人信天仰祖,所谓仰祖,即是遵从祖宗之法,《吕氏春秋•直谏》中有如此记载,“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于王,毋抵罪于先王。』”其中的先王之令,即祖宗之法也。

后秦时代,我国历代王朝的腐败,儒家文化难脱其罪,因为韩非子早已有言:儒以文乱法!以文乱法的后果是什么?乱政和腐败的盛行!

孔子从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言治罪,诛少正茂,开后世莫须有和文字狱的先河,在孔子心里,哪有法治的观念?!

汉唐时代,杂王道霸道用之,也出了不少精通律令的吏,他们的出身,不是儒生。

儒家的经典,精确的说,儒家编纂的经典中,重点在于说明仁义,而不是道法。

只不过,当儒生面对具体的事务之时,不得不依据道法而不是仁义来评判,这是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所以说,宋赵普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腐儒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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