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问我今年多少岁了。我说十八岁。他说：有意思没？我是真的想知道你多少岁了。我说：三十一。儿子说：那还好，还有九年才到四十岁。我笑：我今年三十一，你今年十三岁，你算算我是多少岁生的你？“你十八岁就生了我？你太生猛了，不可能吧？！”儿子是满脸的惊诧和不屑。我笑过之后收敛到：你连你妈妈的年龄都不知道，还好意思问我，真是让人伤心。儿子说：“你现在说给我，我不就知道了，铭记于心，什么都可以忘，就是记着你的年龄。”我说了我的年龄，儿子自言自语：难怪，还有三年了。我问儿子说什么，什么还有三年。儿子看了我一眼怜惜地一笑，不肯回答。

第二天下班回家，大姐说：你儿子今天问我女人的更年期是多少岁，是不是四十岁就到了更年期？说难怪我妈冷不丁地就一声断喝，吓人一跳，原来我妈是快到更年期了，女人真到了更年期会不会比现在还神经？女人还是年轻万岁。

我还真想不起来对儿子我什么时候就突如其来的一声断喝。肯定会有这样的情景，我的儿，断然不会红口白牙地冤枉我。想起儿子那怜惜的一笑，有些伤心。我总以为他无论多大都是我的小屁孩儿，不承想，人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就怜惜起了我。

十五岁的儿子有一米八的个头了，我的头顶只能够着人家的下巴颏，他时不时就会促狭地问我：看着我这么大一个人站在你跟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恨自己海拔不高，还是会感叹时光不仅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更是催人老？

日子不好不坏一天一天地过着，除了身体偶尔跟自己捣乱，有小小的不安生，总觉得自己还年轻，离老也还远着呢。爸爸不在了，妈妈还在，妈妈的饭量比我大，劲头比我足，有这样一个铿锵的妈妈挡在前面我又怎么能老呢。

总是在某一刹那间，忽然就觉得自己老了，开始变得犹豫、迟疑起来，曾有的激情不知什么时候悄然离自己而去，空茫的心绪不知悬在前生或是后世。看镜子里的那个女人，看光影下那个或长或短的影子，“生活”两个字就会潜入我的心，情绪就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那曾对于疾病的仇恨，那曾对于生命易碎的绝望，那些不知面目结痂的伤疤又开始有了丝丝、难以觉察又难以忽略的疼痛。在这样的时候总是想哭，又因为想哭，渴望自己能真正的静下来，在记忆里搜寻一些温暖的片段，这样就会想起年少，想起那曾得到的最真、最温暖的抚摸。

美国的戏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在《关于面具的备忘录》中写道：“一个人的外部生活在别人的面具的缠绕下孤寂地度过了”。我无法忽略这样的语言给我心灵的冲击，我不想在别人面具的缠绕下伪善、小心地走过自己的人生，不想被夹裹在人群里随波逐流，我想要尽可能地做我自己。在纷繁、坚硬的物质世界里，我悲哀地看见，原来我也是那么容易被着色的人，生活不动声色的浸染力，慢慢地，那些艳色的，黑的，白的，强烈的色彩，都褪了，淡了，变色了，消失了。曾经的懵懂、轻狂、羞涩、简单的欢喜像是一副潦草的简笔画，如一个不着边际的梦。

杨绛在《我们仨》里写到“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担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的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同寻常的遇合……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归途中。”

阿瑗、钟书相继离世，杨绛呆在那个不知是客栈还是寓所的家里深居简出，92岁的高龄，又拿起了笔开启尘封的往事写《我们仨》，“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新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那不动声色酸楚的怀念里，亦是满满、缓缓的深情。

有些人是不会老的，就如杨绛，那样一腔温润、沉静、平和的心思，那样一种从容、优雅的气派，那不可说的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这样一个在尘世里过着自己的日子，又超然于尘世之上的人，她永远活在光阴里，散发着自己的微茫。

我活着，活着活着就老了，是我幸，有时间缓缓地从容地到老，于光阴里看心似莲花，缓缓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