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很多喜欢追思汉唐盛世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了。西汉时期，汉武帝为了解决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之患，决定招募使者出使西域，和西域诸国联合起来压制匈奴。一个叫张骞的郎官报了名，最终被选中。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以匈奴人堂邑父为助手和向导，带着一百多名随行人员从长安出发西行。他们才走到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人抓获，足足扣留了十年之久。直到元光六年（前129年），张骞和随从才乘机逃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西域。第二年，初步完成外交任务的张骞一行决定回国，在途中又被匈奴人截获，到元朔三年（前126年）才得以趁乱逃出，回到阔别十三年的长安。出行时的一百多人，回来时只剩下了张骞和堂邑父两人。

然而，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的是，自从张骞通西域之后，西域各国就面临了巨大的国际政治难题——是攀附遥远的汉朝，还是继续搞好和近邻匈奴的关系？西域很多国家，特别是位于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城邦小国国力薄弱，必须在强邻的夹缝中周旋求存。当西汉的力量遥不可及、而匈奴的威胁迫在眉睫之时，这些国家也只能背汉向匈。当然，汉武帝是不管这些的。你不和我通好，我就只能“虽远必诛”。

在塔里木盆地东缘有个楼兰国，扼守着“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向西的交通要道，这时便首当其冲，成为大国相争的牺牲品。元封三年（前109年），汉武帝派赵破奴向西域开战，先俘获了楼兰王，又攻破楼兰东边的姑师国。楼兰王无奈，只能派出一个儿子作为西汉的人质表示屈服，但同时又派出一个儿子作为匈奴的人质。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又派李广利远征大宛国，匈奴便让楼兰国在远征军主力过去之后截杀队尾的人马，结果被汉军发现，楼兰王再度被俘，押往长安。面对汉武帝，楼兰王直言不讳，说小国只能两头讨好，才能求得安宁，想要本国不屈从匈奴，那干脆将全国人迁徙中原内地好了。汉武帝佩服楼兰王的直率，便把他放返故国。

再说李广利，西征途中遭到各国消极抵抗，人困马乏，减员严重，最后不得不撤退。汉武帝大发雷霆，又调拨更多人马前往接济，要李广利必须攻下大宛。靠着人数优势，这一回李广利终于攻破大宛都城外城，掳获“汗血宝马”，于太初四年（前101年）凯旋长安。同时带回的，还有优良的饲料植物苜蓿（学名Medicago sativa），以及这篇文章的主角——葡萄。

赵破奴和李广利这两员张扬汉威的得力干将，后来一个因为“巫蛊案”被杀，一个也因为密谋废立太子的事情被满门抄斩。相比之下，张骞不仅是“凿空”西域第一人，又得善终，实在是完美的英雄形象，于是后世便不断拔高他的地位，把汉通西域之后陆续引入的作物全挂在他名下。即使是苜蓿、葡萄这样在史书上对引入时间和引入者均有明确记载的作物，都不免要被视为张骞的功劳，更不用说史无明文的亚麻（胡麻）、蚕豆（胡豆）、大蒜（胡蒜）、芫荽（胡荽）、胡桃（核桃）、石榴、红花、黄瓜（胡瓜）之类了[1]。这情形，就像古人把很多重要的技术创新都堆垒在汉民族祖先黄帝和帝后身上，于是黄帝本人不仅成了首创宫室、舟车、衣裳的大发明家，连帝后嫘祖也被尊为养蚕业之祖。

葡萄（Vitis vinifera）是葡萄科葡萄属植物。整个葡萄属有大约60种，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东亚地区（中国东部至日本），地中海至中亚地区，北美洲东南部。其中，东亚地区种类最多，达30种以上；北美洲东南部及其周边地区次之，有28种左右；相比之下，地中海至中亚地区仅有2种，从数目上看根本无法和另两个分布中心相提并论[2]。

然而，恰恰就在西亚地区，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人把野葡萄驯化成了如今栽培已经遍及全球的葡萄。应该说，这是一件颇有些幸运的事情。和葡萄属绝大多数种一样，野葡萄是雌雄异株植物，也就是说，一部分植株只开雄花，一部分植株只开雌花。农学家早就发现，野葡萄的性别基本只由其2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控制。这个基因有两种形式，一个是显性的雄性形式（M），一个是隐性的雌性形式（F）。遗传学告诉我们，显性和隐性形式相遇，植株的性状将由显性形式决定。所以，如果一株野葡萄藤的基因型是MM或MF，它都会是雄株，只有当它的基因型是FF时才是雌株。

但是，偏偏就在西亚地区，一个野葡萄居群变异出了这个基因的第三种形式——两性形式（H）。两性形式相对雄性形式是隐性，但相对雌性形式却是显性。于是，MH基因型的植株虽然仍为雄性，但HH和HF基因的植株却可以开出两性花——同一朵花中既有雄蕊又有雌蕊，既可以给别的花传粉，又可以接受花粉孕育出果实[3]。因为可以自花授粉，这样的变异植株可以结出多得多的果实，因而引发了早期农人的兴趣。接下来，漫长的引种驯化过程便顺理成章地展开了。

考古研究表明，葡萄最早由西亚高加索地区的野葡萄驯化而成，时间是大约8000–6000年前。这也得到了分子研究的支持[4]。人们利用和驯化葡萄的主要用途就是酿酒，在今伊朗扎格罗斯山区发现了年代为7000年前的葡萄酒遗存，一度被认作世界最古老的酒饮遗存。到5000年前时，栽培葡萄和葡萄酒酿造技术已经传入“新月沃地”的两河流域、约旦河谷和古埃及。此后，葡萄便向西、东两方向传播。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各国已经普遍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这得到了史书和考古的双重确证。

“葡萄”这个名字也是外来语，一般认为是古波斯语budawa的音译。起初，这个名字的用字并不固定，有“蒲陶”、“蒲桃”、“蒲萄”等多种写法。然而，它们都没有“葡萄”这个词形来得悦目——这两个字既有草字头，下边又有“勹”旁，可谓整饬美丽。时至今日，充满了汉字美感的“葡萄”一词便成为唯一规范写法。与此类似，苜蓿可能是大宛语buksuk的音译，一开始写法也不固定，有“目宿”、“牧宿”、“木粟”等异体，但最终也是带了草字头的“苜蓿”胜出。

尽管葡萄在中原地区已经有两千多年栽培史，但它对气候要求较苛刻，又不耐病虫害，所以难于推广种植。一直到唐代初年，葡萄都是一种十分珍贵的果品。唐高祖李渊有个大臣叫陈叔达，有一次得到了御赐的葡萄，却拿着不吃。李渊问他原因，他说自己的母亲一直有口干的毛病，想吃葡萄而不得，所以希望可以拿回去给母亲吃，让李渊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没过多久，唐代再次苦心经营西域，从高昌（今吐鲁番）等地获得了较为优质的葡萄品种，才让葡萄酒在中原一度成为流行的酒品。然而在西域地区以外，葡萄终归是一种较难栽培的果树，加上葡萄酒酿造方法和中国传统的加曲酿酒法差别很大，除了蒙据时期葡萄酒又曾昙花一现外，唐以后的大部分时期，葡萄酒在中国东部地区都难得一见。葡萄和葡萄酒在中国真正普及开来，已经是19世纪末以后的事情了。

不过，尽管葡萄是在西汉时传入中国的，但东亚的先民们恐怕并非没有想过利用本土野生的葡萄属植物。通过发掘遗址，考古学家发现葡萄属植物与中国历史的第一段缘分，很可能在9000年前就结下了。

在淮河上游流域，有个大名鼎鼎的遗址叫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1961年，一名下放此地劳动的“右派”分子偶然发现了这个遗址，但没有引起学界注意。1975年8月，一场罕见的台风暴雨给淮河流域造成了巨大灾害，许多水库漫顶垮坝，1万多平方千米的农田顿成泽国，贾湖村也惨遭淹没。洪水过后，贾湖村民重建家园，在掘土建造拦洪坝的时候恰巧掘穿了遗址中部，挖出了大量陶器、石器、人骨等遗存。尽管遗址因此遭到严重破坏，但也终于引发了学界关注。

1983–1987年，考古学家对遗址幸存的部分先后进行6次发掘，2001年和2013年又进行两次发掘，获得了丰硕成果。今天我们知道，贾湖遗址定年为9000–7500年前，属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早期。贾湖遗址有很多特色，比如这里出土了水稻遗存，在中原地区颇为少见，说明贾湖先民在从事狩猎–采集经济之余有可能已经开始小规模种植水稻；遗址出土了20多支音阶完备的骨笛，有的重见天日后仍可吹奏；遗址的房屋地基和墓葬中还常见龟鳖壳，说明贾湖人很可能具有龟灵崇拜，有的龟壳上甚至还有类似甲骨文的刻划符号。

然而，贾湖遗址最让世界震惊之处，在于其中竟然发现了酒饮遗存。200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考古学家麦克伽文（Patrick E. McGovern）和多次主持贾湖遗址发掘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考古学家张居中合作，研究了贾湖出土的一些陶器内壁上的附着物，发现贾湖人已经开始酿酒。这些9000年前的残迹比伊朗的同类遗存早了2000年，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化学分析表明，这些酒是用稻米、蜂蜜和一些水果混合酿造而成的。这些水果可能是野生葡萄属植物，或是野生山楂属植物，也可能是龙眼或山茱萸。几千年过去，可用来准确鉴定这些水果的标志性化学物质都降解殆尽了，只剩下器壁沉淀中的酒石酸，还能模模糊糊勾勒出它们的大致种类范围[5]。

尽管相关研究论文认为，考虑到在贾湖遗址中曾经发现过野生山楂的遗存（可能是山楂Crataegus pinnatifida或野山楂Crataegus cuneata），用来酿造这种酒的原料更有可能是野生山楂，但山楂酒显然不如葡萄酒更吸引眼球。麦克伽文是一个非常善于向公众进行科学传播的学者。他每分析出一种古酒的原料，便和美国一家叫“角鲨头”（Dogfish Head）的酿酒坊合作，推出一种现代仿制品。贾湖酒饮遗存的发现公布之后，“角鲨头”很快在2006年酿造了一款名为“贾湖城”（Chateau Jiahu）的啤酒新品。这款啤酒用大麦芽替换稻米，加上橙花蜜、麝香葡萄汁和山楂果酿造。酒名中的Chateau（城堡）一词明白无误地表明，葡萄成分是它的最大卖点，因为在闻名世界的法国葡萄酒中，有很多酒名都带这个词。

当然，就算贾湖人酿造酒饮时的确用了葡萄属植物，它也不可能是今天中国和世界栽培最广的葡萄，而是原产东亚的野生种类，最有可能是山葡萄（Vitis amurensis）或毛葡萄（Vitis heyneana）。

可惜的是，东亚先民在大约9000年前用这些野生水果酿酒的技术未能留存后世。麦克伽文和张居中还对商代饮器中的沉淀做了同样的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在以饮酒著称的商代，人们已经开始采用有东亚特色的加曲（酒曲）酿酒法，酒中虽然会加冷杉、蒿、菊花等调味品，却再也不加蜂蜜和野生水果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麦克伽文等人推测，这是因为蜂蜜和野生水果富含可溶解糖类，这些糖分可以直接被酵母发酵，提升酒饮中酒精的浓度。而当东亚先民驯化了可以直接把谷粒中的淀粉分解成可溶解糖类的曲霉等真菌之后，他们也就不需要蜂蜜和野生水果提供额外的糖分了。不仅如此，大约4000年前，大麦还从西亚传入东亚。大麦芽能把谷粒中的淀粉分解成麦芽糖，同样可以帮助完成这步名叫“糖化”的步骤。

进入21世纪，曾经在9000年前和2000多年前两次和中国历史纠缠在一起的葡萄属植物，又第三次参与了中国历史的书写。

首先，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瞄上了葡萄酒，觉得葡萄酒比白酒更符合他们雍容华贵的气质。中国人一度大量购买欧洲（特别是法国）的葡萄酒，还有人大手笔地买下法国的酒庄。

其次，贾湖遗址酒饮遗存的学术论文发表之后，在国内也引发了很大反响。河南当地有人听说美国“角鲨头”蒸馏坊推出的“贾湖城”啤酒大获成功之后，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抓住这个弘扬传统酒文化的机会痛心疾首，对知识产权旁落他国愤愤不已。

然而，更多的人在兴奋。在一位学者看来，中国人不仅最早发明了葡萄酒，连葡萄烈酒（白兰地）的酿造技术和冰酒酿造技术的源头也在中国，因此，中国有世界上最多姿多彩的葡萄酒文化[6]。河南大学有一位叫张今的已故教授，本来从事英语研究和教学，退休之后却迷上《易经》和中国古史，提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学说——世界一切古文明都源自中国。在他看来，贾湖文化是神农族的伟大创造，神农族后来迁徙西亚，就成为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的祖先，所以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中处处都是贾湖文化的影子。在张今的指引下，他的一位私淑弟子进一步提出，既然古伊朗人和苏美尔人都是神农族后裔，那么他们的酿酒饮酒风俗自然都是从贾湖带过去的。贾湖人，是全世界饮酒文化的始祖！

也许你会觉得这些奇论都很可笑，不值一提，然而它们反映了老一辈中国学人热衷构建一个连续不断的古老中国文明，作为足以令国人自豪的民族叙事。可是，如果冷静下来想一想，9000年前的贾湖文化真的能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吗？他们那种酿酒方法真的和商代的加曲酿酒法一脉相承吗？贾湖龟甲上的刻划符号，真的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汉字的前身吗？即使是贾湖那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的骨笛，难道就真的和后世中国的笛箫有继承关系吗？这个创造了几项“世界第一”的贾湖遗址，真的并非仅是中华文明成形前的一个失落的发达文化吗……

如今，学界已经开始反思这种传统历史叙事方式的缺陷，但朴素的情感仍然激励着民众和一般知识分子按老路子竭力构建新的民族共同记忆。当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美国也指日可待的时候，未来定型的民族共同记忆会是什么面貌呢？

这是我们正在见证的中国历史。这也是葡萄属植物正在见证的中国历史。

石声汉 (1963). 试论中国从西域引入的植物与张骞的关系.科学史集刊, (4): 16–33.

Wan, Y., Schwaninger, H.R., Baldo, A.M., et al. (2013) A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the grape genus (Vitis L.) reveals broad reticulation and concurrent diversification during Neogene and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 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13: 141. (DOI:10.1186/1471-2148-13-141)

Battilana, J., Lorenzi, S., Moreira F.M., et al. (2014) Linkage Mapping and Molecular Diversity at the Flower Sex Locus in Wild and Cultivated Grapevine Reveal a Prominent SSR Haplotype in Hermaphrodite Plants. Molecular Biotechnology, 54(3) : 1031–1037.

Myles, S., Boyko, A.R., Owens, C.L., et al. (2010) Genetic structure and domestication history of the grap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9): 3530–3535.

McGovern, P.E., Zhang, J., Tang, J., et al. (2004) Fermented beverages of pre- and proto-historic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1(51): 17593–17598.

陈习刚 (2012). 中国古代的葡萄种植与葡萄文化拾零. 农业考古, (4): 12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