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元珍先生（1908-1980），中国四川省安岳县城南乡人。1934年在武汉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孟森、钱穆致力于史学研究，七七事变后间关归至大后方。青年时代即以发表《三国食货志》《三国吴兵考》等著作知名于世。随后研究明清史特别是清大内档案，亦卓有成效。历任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台湾大学史学系教授。1980年6月终于台北。

陶先生的许多作品由于发表年代久远，不易找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出版物更是罕见，文章散失者众多。今日如小子辈者，知道陶先生者，已不多矣。小子也不过因为写作需要，而在搜寻有关《三国志》的食货志部分时与陶先生偶然邂逅，汗颜。

转贴几篇陶先生的文章，聊表敬意。

——老谌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七借荆州之非条，谓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並非当日情事。案孙权确曾以土地借与刘备，瓯北之说，实未尽当。据吴志孙权传及周瑜传，建安十四年曹仁退走，孙权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江陵遂为孙氏所有。刘备虽与周瑜程普同追曹操，（瑜传注引吴录）江陵下后，备仅得南郡江南地而立营於公安，（瑜传及先主传注引江表传）並未据有江陵也。厥后瑜诣京见权，建议取蜀，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道於巴丘病卒。（瑜传）时瑜部众犹在江陵，瑜虽卒，江陵固仍为孙氏所有也。瑜临卒，上书荐鲁肃自代，既卒，权以肃为奋武校尉领瑜士众屯江陵，（吴志鲁肃传）守将虽易，尚未放弃江陵也。肃传云：“后下屯陆口”，孙权传亦记建安十五年分长沙为汉昌郡，以鲁肃为太守，屯陆口，至是江陵始由备军屯驻。权何故弃江陵而不守？此必权於是年以江陵借与备也。江陵乃荆州大城，南郡首邑，后为州治，故吴人张大其辞有借荆州之说，非毫无根据也。以江陵借与刘备，自係鲁肃建议，肃为孙权方面主张联合刘备最力者，孙权谓肃劝借地与备为其一短，（吕蒙传）应即指肃劝借江陵与备事。备得江陵，南郡境内江陵以西诸地遂亦随而归备矣。其时长沙零陵桂阳武陵诸郡並无关大局，备得江陵以前，虽已独力收取此四郡，仍不足以自立，至得江陵，而至势不可侮，则鲁肃传所记曹操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事或可信，而权实大有造於备也。

江夏郡本属刘琦，赤壁战后，北部归曹操，南部归孙权，孙权首任江夏太守为程普，普卒，孙皎继之。（吴志程普传及孙皎传）孙权据有江夏南部，初未得刘备承认。厥后权备於建安十九年中分荆州，江夏属权，南郡属备，此含有相互承认性质，尚为平允，而备独立取得之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亦被权横分长沙桂阳二郡以去，是表面上权备各得三郡，实际则备独蒙损失也。权於此尚不满足，卒於建安二十四年乘关羽北伐之际，更袭夺南郡武陵零陵，此由权立国江东，不得不争上游以自固，是非曲直可不具论矣。

山越为越人之伏处深山者，殆无疑义，其体格颇具特点。梁书卷五十四记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於道病故，论乃径还本国。案诸葛恪讨丹阳，即嘉禾三年至六年间讨平丹阳山越事。梁书记秦论至吴年代有误，而所记孙权以黝歙短人男女各十人送论一节，则固可信。黝县即黟县黟本作黝。黟歙时並属新都郡，而新都本自丹阳分出，接壤密迩，同为山越巢穴所在，恪之讨丹阳山越，新都郡尉陈表即奉命与恪参势，（吴志陈武传）所谓黝歙短人，当即表所得二县山越，梁书以为恪事。由梁书所记，吾人可知山越人之体格，一般应均较短，黟歙二县如此，他地之山越亦可推知。更可知春秋时吴越之民体格亦必较短，身短则不惯用长兵，吴越人之喜用剑，与其体格固有关也。余曩撰三国食货志，曾引梁书此条以明吴海上交通之发达，而由所谓黝黟短人足知山越人之体格一点，则未指出，兹故论及。惜关於山越人体格之记载，余仅见此一条，诸家考山越者，前人如王鸣盛，近人如刘芝祥吕思勉叶国庆高亚伟诸氏，则並此亦未见。史文不详，有赖推测，虽山越往矣，不可复见，余所推测，自信当不其谬也。

在历时五年的楚汉战争中，楚常胜而汉常败，但得到最后胜利的，却是汉而不是楚。“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终於在乌江自刎了。

项羽对他自己失败的原因，可说至死还不明白。他在垓下被围时，曾高歌致慨於“时”之“一利”。他突围到东城时，又曾对他的残部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天下。然今卒於此，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他在乌江自刎前，还对乌江亭长说他的失败是由於“天”。真的项羽之亡“非战之罪”吗？真的所谓“天”或“时”可以支配人事吗？

原来项羽之为人，能战而不善战，有战斗力而不知战略，这是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战斗力好比是财产，而战略则好比是理财的方法。有财产而不知理财，势必在用财之时，分配失当，终归是要贫困；有战斗力而不知战略，势必於用兵之际，调度失宜，结局又怎会不溃败呢？

项羽在少年时代，管说“愿学万人敌”，但他的叔父项梁教他兵法，他却又仅“略知其意”便了事，“不肯竟学”。后来因为累次打胜仗，他格外自负他的武勇而忽视战略的重要。他在临死前还亲杀汉军多人，证明他之败亡非战之罪，大概人心目中所谓战，不过是冲锋陷阵斩将★旗一类事而已。其实这些事都是偏裨小将的任务，主持战争全局的人，最需要的还是谋略。项羽之勇是“匹夫之勇”一点不错。

至於汉高祖，则与项羽大不相同。汉高祖的胜利，是最后的胜利，也就是战略的胜利。项羽曾要求与汉高祖单身决斗，汉高祖回答说：“吾甯斗智，不能斗力”。汉高祖何尝不能斗力？他斗智即是斗力。运用智慧以指挥千万人使各得其用，便是绝大的力量。他所谓“不能斗力”是不屑逞“匹夫之勇”，项羽则徒逞匹夫之勇而不能斗志智，宜乎在最后的一幕，刘胜而项败了。

当然目前的中日战争，与过去楚汉战争，性质并不相同，因为楚汉战争是国内战争，而目前的中日战争则是国际战争，不过汉高祖的对楚战略是可供我们现在参考的。据笔者的观察，汉高祖的战略，似已被我军事当局采用了。在这篇短文中对汉高祖的战略稍加分析并指明其在抗战中的应用，於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念一点也许不无帮助罢。

汉高祖的对楚战略，第一是师出有名。春秋时晋大夫狐偃曾说：“师直为壮，曲为老。”这两句话真是千古名言。如何为直？如何为曲？师出有名则直，师出无名则曲。换言之，作战得有作战的正当理由。有理的一方面，虽弱亦强；无理的一方面，虽强实弱。说到作战的理由，汉高祖是很充分的。汉高祖和项羽都是楚王的臣下。楚王约定：谁先入关，谁就做关中的王。汉高祖先入关，如约应王关中，项羽却远封汉高祖到汉中，这是项羽失信的地方。项羽阳尊楚王为义帝，自称西楚霸王，不久就派人将义帝害死，是於背信之外又犯了弑君的大罪。汉高祖出兵讨伐项羽的弑君和背信，名义是很正大的，项羽这边则毫无理由可言。当汉高祖和项羽在广武隔涧对语时，历数项羽的罪状，项羽除了放冷箭把汉高祖射伤之外，并不能答覆一句话，可见项羽只讲“力”，不讲“理”。只讲力不讲理，终归是要失败的。劝汉高祖为义帝发丧的新城三老董公曾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这几句话说得很透。澈，项羽之必失败，董公也许已先料着，因为项羽“放杀其主”，是“天下之贼”，一旦“明其为贼”，还愁他不败吗？

第二是利用地形。中国的地势，东部低，西部高，东部平坦，西部险峻。由军事的立场看来，西部的地形远较东部有利。特别在古代，人类征服天然的力量有限，险峻的地形对战事更有绝对的重要性。司马迁在六国表序面说：“夫作事者必於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故禹兴於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与自蜀汉。”这几句话特别指出中国西部地形之重要，并提到汉高祖成功与地形之关。兹就汉高祖所得到的地形方面的便利略为说明。汉高祖虽先入关，因为项羽随后亦到而兵力远较汉高祖为强，关中地方遂又归项羽支配。项羽并没有认识到关中地方的重要，韩生劝他建都关中，他却想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绵夜行，人谁见之。”仍还都彭城，把关中地方分给章邯董翳司马欣等三个降将，以为汉高祖既已远去汉中，此三人可以把他堵住，试问这三个人岂是汉高祖的敌手？果然项羽离开关中不久，汉高祖便出兵复取关中。汉高祖认识关中的重要，务必取为根据地，这是汉高祖的得着。项羽不能认识关中的重要，让汉高祖很容易地便再取得关中的地方，这是项羽的失着。汉高祖取得关中，悄就军事地形说，已立於不败之地。及他出关东伐在彭城大败之后，仍能据守★阳成★及京山索山一带险要地方，阻止楚军的西进。关中像一座大城，★阳成★一带无异是一道外郭。汉高祖据着这一道外郭，便可攻守裕如，随时予以项羽以莫大的威胁，这便是汉高祖的胜着。项羽与汉高祖在★阳成★一带相持达数年之久，始终不能长驱西进，这便是项羽的败着。

第三是确保饷源。关中不仅地形险固，中央的渭水平原，土壤也是很肥沃的，所以农产丰富，号称陆海。汉高祖在关东与项羽战，以关中作根据地，已不忧军粮的匮乏，再加上原有的巴蜀汉中等富饶地方，更可使给养优裕，而且★阳成★附近的敖仓，始终被汉军住，面有的是秦代遗留下的大宗粮食，可以就近取用，并无转运之劳，越发使汉军显得士饱马腾了。汉军之能作持久战，固由於据有优越的地形，而军粮充足，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反之，项羽对於军粮一层，似乎一向就没有十分注意，他后方的积聚常被彭越焚烧，以致运不继，他对汉军的饷源，却无法夺取或断绝。结果，汉军常饱，楚军日饥，并未战败的项羽，终不能不撤兵东归，这又是项羽的败着。至於汉高祖在百忙中还能举办新税“算赋”即人口税，以补助军用，更非项羽所能企及了。

第四是确保兵源。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士兵是不断有死伤的。欲军力之长期保持，必常有大批壮丁补充缺额。那来这许多壮丁呢？靠招募是不行的，必施行徵兵制。施行徵兵制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户口经过详密的调查，一是人民有安定的生活。户口未经过详密的调查，谁该服兵役，政府无从知道。人民无安定的生活，则多亡匿山泽，纵政府知道谁该服兵役也无从去找他。汉高祖入咸阳，萧何便自秦丞相府取得各项文册，户口册自必在内，有秦代的纪录作根据，无怪以后萧何在关中办徵兵办得很容易。汉高祖入关未久，便悉除秦苛法，仅与秦民约法三章，及他再取关中，更尽力安辑百姓，关中人民在汉高祖统治之下，算是能安居乐业了。人民安居乐业，推行徵兵制自很容易。汉高祖在前方作战，萧何能屡次发关中弟子补充前方，使汉军势常得由危复振，正因为当时对确保兵源一点很注意。反之项羽生性是喜欢烧杀的，他烧咸阳至火三月不绝，他在新安坑杀秦降卒，一下就是二十馀万，这样残暴的人，如何将境内治理得好，更说不上怎样施行徵兵制了。项羽大概没有行徵兵制，所以他与汉高祖相持数年的结果，不仅食尽，而且兵少，兵少食尽，如何不败？项羽因为手下江东子弟八千人都已死散，便无颜再回江东，其实徵兵制若行得好，八千人的损失真不算什麽，再补充八千人就是，何至没有办法？诚然项羽逃至乌江时已陷入绝境，即使渡江过去，也决不能保有江东，所以一死了事。诚然项羽损失的并不止江东的八千人。不过他在往时若能和汉高祖一样注意兵源，也许结局不会如此可悲罢。

第五是攻敌后方。汉高祖不仅在★阳成★一带对项羽作正面的抵抗，并尽力攻击项羽的后方。参加攻击项羽后方的军队，有正规军，也有当地的游击队。游击队的首领是彭越，彭越对破坏项羽后方的工作，做得很有效，几次使项羽不得不从前方抽身回来“扫荡”他，但他的声势，因项羽的扫荡却越来越浩大，项羽并不能消灭彭越，前方的军事反被耽误了。正规军分两枝，北边一枝由韩信率领，南边一枝由项羽部下投降在汉高祖方面的黥布率领。韩信真不愧为名将，他在很短期内攻下了项羽的与国魏赵齐诸国，以庞大的军容出现於项羽的背后。黥布也不弱，他颇能招集他的旧部，为项羽守淮南的周殷也归附了。有韩信黥布彭越三枝军队在项羽的背后，再加上汉高祖本人统率的大军，使项羽陷入罗网之中，他撤退到垓下时，便被汉军四面围困，而汉楚双方的胜负也就决定了。汉高祖能攻击项羽的后方，项羽则不能攻击汉高祖的后方，汉高祖的后方关中巴蜀等处始终是安若磐石的，这又是汉高祖的胜着。

第六是解散敌众。汉高祖不仅和项羽硬打，并且对楚军采用离间和招降的办法。黥布是项羽手下第一员勇将，便被汉高祖招降过去。~范增是项羽手下唯一的谋臣，因汉高祖采用陈平的反间计，使项羽对~范增怀疑，~范增一怒归去，项羽遂失掉了灵魂了。其他项羽臣下降汉的还很多，如大司马周殷就是很著名的一个，至於士兵更不用说。连项羽的叔父项伯也暗中附汉，项羽真可谓处於众叛亲离的境地了。不亡何待？当项羽在垓下被围时，听见汉军四面皆作楚歌，大惊说：“汉军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羽至此才明白他的部下已多投降汉军，只好突围出走，但项伯和汉高祖的关，也许项羽至死还不知道罢。汉高祖能招降项羽的部下，项羽则不能招降汉高祖的部下。韩信原在楚做过郎中，因项羽不用他，遂去楚归汉。及韩信平齐，项羽知道汉高祖和韩信夹攻之下自己的地位已很危险，乃派武涉去说韩信，劝他反汉归楚，或与楚连和，三分天下，韩信却谢绝武涉的劝告，不为所动，可见项羽连自己的旧部都招不回来，更说不上招降汉高祖的心腹亲信了。汉高祖豁达大度，用人不分界限，项羽则特别看重自己的本家或亲戚，一个得众心，一个失众心，不是偶然的。

汉高祖对楚战略，在此次对日战争中，可说都已采用，而且很成功。第一说到师出有名。我们对日作战，理由是很正大的。我们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生存而战，为保卫自己的领土而战，为保障世界的和平而战，为伸张人类的正义和公理而战，我们理直，所以气壮，理直气壮，便是绝大的力量。我们并不好战，我们之终不能不出於一战，是日本无理压迫的结果。日本此次作战则毫无理由可言。他们以武力侵犯中国，为的是妨碍中华民族的独立生存，为的是抢中国的领土，为的是扰乱世界的和平，为的是破坏人类的正义和公理，他们理曲，所以气馁，理曲气馁，便是绝大的弱点。日本可以不战，日本之务必穷兵一逞，是贪得无厌的表示。西汉时魏相曾说：“★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於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我们的兵，是义兵，也是应兵；日本的兵，是忿兵，是贪兵，也是骄兵。我们并不希望“王”，“胜”是有把握的。日本若不知改悔，岂但“破”“败”，“灭”也未尝无可能啊。

第二说到利用地形。第一期抗战是平原战，敌我在地形方面的机会是均等的。第二期抗战是山地战，我军在地形方面所得到的便利很大，反之，敌军在地形方面，却遇着很大的障碍。我军凭藉有利的地形，攻有建瓴之势，守有磐石之固，进退极为自如；敌军则扼於地形，难进易退，军行不免停滞。从汉至今，二千馀年，人事的改变虽很大，地形的改变却很小。山多路险的西部中国，依然是难攻易守，试比较武汉沦陷前和武汉沦陷后敌军进犯的速度，就可知道在第二期抗战中地形对我如何有利了。因经济中心的迁移，四川已代替了汉时关中的地位，今日的四川就是昔日的关中。四川周围多山，中有广大的沃野，形势正和关中一样，而规模却更为宏阔。以四川为复兴民族的根据地，复兴大业是不难完成的。

第三说到确保饷源。四川湖南都是有名的粮食出产地，自抗战以来每年告丰收。政府大量收买食粮，一方面使民间馀粮有销路，不至於贱伤农，他方面因而对军食有很充分的备。现在存储着的粮食有多少，我们虽不知道，大概供给数年军食总不成问题罢。再看日本日本的情形，日本正严重地感觉着食粮不足的恐慌，今年日本西部大旱，是百六十年来未有之奇灾，随年成之荒歉，米价已经高涨，预计日本明年不敷食米当在二千万石以上。这不仅使民食发生困难，就是军食也要受到重大的影响。也许不久的将来，中国是将士鼓腹，日本则士众饥馁，不必多打仗，胜负已决定了。

第四说到确保兵源。中国人口众多，兵员的供给，向来不感困难，自抗战发生，政府极积推行徵兵制度，各地均有大批壮丁待命出动，所以补充旧军的缺额或成立新军都很容易。我们的军队愈战愈强，兵源充足是重要原因之一。日本虽久行徵兵制，究竟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中家，生产分子多以个人为单位，而不以家庭为单位，如兵源徵发太多，立刻就要影响全国的生产事业，所以日本兵员的补充是有限的。几年来日本军在中国累次大批死伤，缺额无限，补充有限，连许多训练不够的人都被迫来华了。这充分表现出日本人力不足的恐慌，项羽兵少而疲的苦闷，日本军阀早已感觉到，我想日军总有无人补充的一天，现虽免强补充，因军队素质之变劣，伤亡必愈众，则缺额愈多，缺额愈多，愈不易补充了。

第五说到攻敌后方。七年来敌军号称领了中国许多地方，其实敌人所据的只是一些据点和交通线，离据点交通线稍为远一点的地方，依然是我们的。我们的地方政府在那有的是正规军，有的是游击队，随时在敌人后方予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就是在敌人已领的据点中或交通线旁，也埋伏得有我方不少的队伍，相机活动，使敌人防不胜防。敌人也曾努力所谓“扫荡工作”，但敌人除了疲於奔命之外，并无若何成绩，我们的军力反而更增强了。一旦我大军全线进攻，敌人在四面包围中一定崩溃的。

第六说到解散敌众。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事之时，满以为可以速战速决，谁知时逾七年，战事还是在无限期的进行中，不仅不能速决，好像已永远达不到所谓“解决”的目的。日本军队的伤亡率，一天一天的增加，日本军费的支出，一天一天的膨涨，为补充兵员，为筹措军费，日本政府已愈来愈没有办法。因胜利的渺茫，因战争的无意义，因负担的增重，因生活的困难，日本的兵士和一般人民之被胁从，我们是委能原谅的。对日本军民输诚来归的，我们尤为优待。我们的善意，大多数的日本兵士和人民必能默契。在日本军中，在日本国内，反战思想正★漫着，并已行动化了。骄暴的日本军阀，如还执迷不悟，日本必有总崩溃之一日。

我们在抗战中所用的战略，当然不限於汉高祖的对楚战略，但即此已足操胜算，只看我们是否能继续努力罢了。